三、古龙“世俗英雄”反应的世界观与台湾资本主义化社会形态

　　就创作意图来说，通俗文学之所以下同于精英文学的原因，在于通俗文学的作者是为他的读者——一般的阅众而存在；与精英文学为自己的文学或艺术理念而存在，在本质上是不太一样。如果把这两者的创作意图对照以文学生产圈，埃斯卡皮所提出“出版商－作家－读者”的三环式机制概念。我们清楚看见，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来自于读者所反应的市场经济利益：而精英文学作家则决定于与出版商息息相关的文学批评社群（文人圈）。

　　古龙创作所置身的文学生产圈，在行销市场上，虽然已经开始有彼此混合或越界现象产生，但都未影响古龙武侠小说的通俗文学作家身份。事实上，古龙在精英文学社群中的“剩余人”心结（20），不失为一个反省文学场域权力运作的佳例。这并不是要去定位：古龙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创作者，而是希望从一个文学创作者的敏锐度，重新发现古龙的世俗英雄类型与其置身时代之间的联系。

　　古龙的“世俗英雄”对武侠小说侠客英雄类型传统性的质变，与读者在市场的痛快接受。两者拍合之下，除了古龙“名武侠小说家”地位的确定之外，这个事实，还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古龙是个很敏锐的创作者。这不是说他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事实上，这个部分是要等到出版之后，市场畅销了才能一一被检验出来。萧十一郎、李寻欢、楚留香、陆小凤等侠客人物的次次成功，显示古龙的自觉创新，从一开始，就是从一个敏锐的文学创作者为基础。这四个侠客人物之间的联系性，从带有自虐性的“孤独自我”精神困境到自恋性“绝对自我”的解决，以及随之而来愈发强化物质与世俗的实质性叙述，都不是偶然。英雄侠客的“自我”与物质世俗性的强化，反应了古龙如何经营——想象他的小说世界，读者的市场反应，证明了古龙自觉创新路径的成功。

　　法国文学理论家郭德曼、（Lucien Goldman）曾提出“内容之形式”（the form of content）的概念，来说明作家在作品中所创造的文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特性的反射。作家在作品所经营的想象世界，与其对这个想象世界的看法，来自于其所处社会或时代的集体意识。小说家的世界观，并不是单纯只是个人意识的产物，而可以反应社会阶级、群体意识与社会现实。因此，郭德曼又用了“异体同构”（homologous structure）概念，来说明社会群体、世界观、作品之间所形成的关联性结构。（21）郭德曼的世界观，连结了小说世界与社会事实之间彼此共存的关系。

　　因之，以郭德曼的“世界观”理论作为隐含前提，小说世界与社会事实的共存对应关系是成立的。以次看来，古龙小说中英雄侠客“自我”与物质世俗性的强化，显示古龙“质变武侠小说传统性”的世界观已逐渐成形，而逐渐成形的世界观，反应了一个终于的社会事实：古龙与他的读者，都正处于一个开始以自我与世俗物质摧毁传统性的环境。

　　先从检视古龙世俗英雄的世界观开始。关于这个部分，我仅仅从“侠之为侠者”角度来作说明，并选择金庸的郭靖与杨过，作为对照式的比较对象。之所以选择郭靖与杨过的原因，不仅是因为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的盟主地位，还包括郭靖在金庸武侠小说中，“侠之大者”特质所保留的传统性，以及杨过的反叛性最具代表性。我相望能从这两人对照古龙对传统的质变性歧出。以下简单列表归纳这些人物在小说的特征：

人物名称	出身（身份）	人格特质	行动表现	被视为大侠的原因
萧十一郎	大盗	自我中心	爱情、孤独	武功高超、带有传奇性
李寻欢	世家公子	自我中心	爱情、孤独→享受现实爱情	武功高超、带有传奇性
楚留香	世家公子	自我中心	情欲、冒险、享乐	武功高超、带有传奇性
陆小凤	世家公子	自我中心	情欲、冒险、享乐	武功高超、带有传奇性
郭靖	农村铁匠之子	质朴、利他性	爱情、保国为民	武功与人格的累积，抗金民族英雄
杨过	金国王子之子（遗孤）	激烈、自我、敢爱敢恨、不畏世俗礼教	不顾世俗礼教追求爱情（与师父小龙女恋爱结婚）、保国为民	武功的累积、除害安良、协助大宋抗金、带有传奇性

　　在这个列表中，我们清楚看到，古龙的英雄侠客，因为跳脱“侠客成长”的情节模式，所以在“侠之为侠者”的原因，看不到累积武功与成为大侠之间的因果逻辑。唯一能被检验的就是他们的出身、自我、理所当然的武功与传奇色彩。这可以说是古龙对英雄侠客认知的基本条件。

　　反观郭靖与杨过，两入之间即使有许多不同，他们在小说的发展，不管出身贵贱，都在命运的安排下，从零开始。透过“成长”的累积过程与具体作为，才能让他们变成“侠之大者”。而杨过以表现自我来叛离道统礼教的束缚，他的言行思想仍不会逾越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如钟情于小龙女、自我节制的风流、言出必践的行动力、尽忠或报孝的判断（杀郭靖以报父仇的矛盾挣扎）。

　　但是，杨过的矛盾，在古龙的世俗英雄的行动中，看不到足以交集的地方。郭靖、杨过的生命重心与行为能力，都被设限在一个稳定的精神结构与社会关系中，如坚持爱情的忠贞(非世俗性礼教的贞操)、民族大义的优先实践、具有实质意义的江湖道义。

　　古龙的英雄却反向而行，开始朝向一个物质化的世俗享乐与更个人化的生命形态。

　　如果从“侠之所以为侠者”，视为社会身份流动的指标，这个情况显示了一个吊诡现象。古龙世俗英雄指涉的“现代化都市社会”，看起来虽然多采多姿，充满了不可预期的未来，但隐含了一个危机：社会身份的流通性来自出身资源与自我中心的驱动力。前者显示身份流通可能性的匮乏；后者则说明如果没有出身资源，社会身份的流动，将来自于自我中心的趋利性格；而金庸笔下郭靖所指涉的“传统社会”世界观，虽然现实层面缺乏社会身份流动性，但在命运的安排下，仍隐含了一种合理的公平性可能：透过（不以自我为中心）“利他”与“努力”的结合与累积，还是有可能获得社会身份的流动。

　　古龙与金庸在台湾市场的成功，依照郭德曼的说法，这两种世界观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存在，各自有其反应的社会阶级与群体意识。显示了金庸与古龙各自呈现的世界观，除了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之外，同时还包含不同阶级或团体意识型态。陈晓林曾发现古龙的读者以社会大众为主，而金庸的读者以知识份子为多。（22）除了社会阶层的知识养成与文化品味外，这里还透露出武侠小说的文化生产，还存有精英知识份子与社会大众的界域。但这与其它类型的通俗小说，大多被视之为文学工业机制下的商品文学，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从文化生产的内容性来说，这个现象，反应武侠小说与不同社会阶层在文化接收度的落差。正如前文所言，武侠小说是最具传统性的通俗文类，古龙与金庸的书写表现，各自表现了两个对传统性的背驰向度——去除与保存。显然的，就读者群的知识养成与文化品味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文化生产能力上，是更胜于古龙的武侠小说。

　　有趣的是，这反应了武侠小说的“高级”文学品味，与中国传统性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以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世界观逻辑，作为其世界观的呈现。这个现象，显示出金庸的精英知识份子阶层读者，比古龙社会大众阶层读者，更为接近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以利他作为社会实践的动力；而社会大众则是直接置身于古龙所捕捉到的台湾社会现代化情境的世界观逻辑——出身资源的现实面向与自我中心的趋利性格。

　　古龙“世俗英雄”的出现，使得武侠小说文类的想象世界观，首次不再诉诸传统社会或文化历史范畴。“侠客成长”模式的舍弃，是重要关键。“侠客成长”的想象演绎，不仅维护传统社会的世界观，还可以作为调节出身决定社会阶级的公平匮乏作用。虽然看似静态，但以互利作为流动的平衡机制，个人还是具有一种合理性的存在意义。这与“世俗英雄”生成中，循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市场逻辑，所驱动的现代社会世界观，诉诸自我趋利性格的公平竞争原则，作为掩盖出身资源决定社会阶级现实层面的公平匮乏，大不相同。在这个现象中，个人存在的合理性，被取代以出身资源，生存动力也被导向自我趋利性格的人性贪婪，古龙“世俗英雄”以自我作为大侠之证明，成为这个世界观制造出来最大的幸福的“虚假意识”（fale consciousness）。

　　另一方面，透过“世俗英雄”对于物质性享乐的强化，显示传统社会人我之间，利他性的文化精神结构开始消解，诉诸自我趋利作为社会公平竞争的合理化原则，并以物质化的世俗享乐，作为直接的报酬代价。这两个面向，使得“世俗英雄”的想象世界观，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历史范畴，抽离出来。这使得古龙小说中，江湖世界所指涉的古代中国元素，都缺乏文化的意指功能，而仅是以符码功能存在。

　　最后检视萧十一郎、李寻欢、楚留香、陆小凤出现时期，以及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作为两者之间关联性的历史考察：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为古龙写作武侠小说的“创新时期”（23）：一九六三年，作为台湾进入工业社会的年度指标。

　　根据陈映真对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深入观察：

　　一九六三年，台湾的工业化产值才真正超越了农业产值，这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九六三年以后，台湾的经济高额、高速成长，成为一个陡坡直线的图形。这种情况到一九七四年达到了高峰。同一年因为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台湾战后资本土义发展遭逢第一次的挫折，向上的直线有了顿挫，变成锯齿状发展，可是方向还是向上的。到一九八○年代，台湾的资本主义企业体向巨大化、独占化、集团化，进入相当发达的独占资本主义时代。台湾终于成为一个高度成长、饱食、富裕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便进入“大众消费”（massconsumption）。(24)

　　这个观察显示，古龙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六年间的创新期，刚好是台湾经济工业化社会成长最快速的时期。古龙“世俗英雄”的产生与形成的世界观，有其既定现实社会上的历史条件。而工业社会型态的出现，同时意味着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在经济实体方面，已逐渐具有成熟的资本主义运作基础。这也说明台湾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生产关系与人际结构，都产生巨大的变化。前者的生产方式以机械量化为主；后者则停留在人力或兽力阶段。前者与人的生产关系，是一种抽象化流通转换的异化过程；后者则还保留人与自然界的实体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资本家以资本买下机器，以薪资报酬方式，雇用劳力操作机器，机器生产大量商品，流通市场，透过交易机制，商品价值被转换成资金，又成为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人与机器之间的生产关系，从人操作机器所产生的劳力价值，机器运转得以生产大量商品，大量商品流通市场后，因消费行为而产生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都是经由可量化计算的货币形式而彼此流通。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结构，能否形成循环，持续运作下去。这与不同形式的价值，能否顺利被转换成可流通的货币形式，有极密切的关联。因此，顺着这个生产逻辑推下去，货币流通的速度，将会决定经济价值利益的多寡。在此，马克思提出两个重要的观察：资本阶级对劳工阶级的剥削；人的欲望取代需要。前者使得资本家得以降低生产成本，而获得更高的商品利润，增加资本，再投入生产；后者则可刺激商品的被消费与再生产的机能。两者相辅相成。

　　就古龙的创作到八○年代来说，虽然情节与人物的设计创新度，已经呈现疲态。但在形式上，却相当能掌握住文学商业化之后的趋向。这个部分反应在他对短篇“新武侠世界”的构想上。详参陈康芬《古龙武侠小说研究》页26－27。

　　这种生产逻辑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型态，使得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在先天出身与社会性存有的剥削关系中，缺乏一种公平正义。这个批判意识，点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具有几个特征：一、出身资源决定社会阶级的公平性匮乏；二、不断被激起、难以满足的欲望；三、强化享乐与物质的世俗性生活环境。

　　传统农业社会则不然，劳力与农作物之间的生产条件，决定于自然环境，而非机器与人力的技术理性。这使得传统农业社会中，各个经济生产实体之间，并不存有可等而换之的形式条件（货币的量化形式），以作为流通之基础。反之，农业经济实体的持续运作，必须来自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关系，始终保持主体对主体：而非主体的客体化。

　　这些现象，显示古龙“世俗英雄”的创新，与当时台湾社会具有成熟资本主义运作基础的发展，息息相关。古龙武侠小说世界观的裂变性歧出，显示资本主义逻辑所渗透的社会语境，已经悄悄地改变一般武侠小说读者的文化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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