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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思想对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 | |
作者:余晓栋 文章来源:理论与创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1/12 9:27:38 文章录入:凌妙颜 责任编辑:凌妙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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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古龙武侠小说的作品,其最突出的成就与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把西方现代文学的精神及其叙事规范引入武侠小说创作中。古龙对中西方现代叙事规范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手段。如《楚留香系列》与《陆小凤系列》,有明显的侦探小说的味道,《白玉老虎》则有间谍小说的叙事特征;《萧十一郎》表现了骑士精神,等等。而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精神的吸收,则进一步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档次和品味,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对存在主义思想的引入。他后期的几部重要代表作品中。都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他在吸收并融合了存在主义思想后,对传统的侠义理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对武侠小说的创作进行了彻底改造,突出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生活和追求探索,形成了古龙武侠小说的鲜明特色。 存在主义哲学主要有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能”在后。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所谓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即是“自我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其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认为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在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与痛苦。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其三是“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它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萨特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 忧虑与恐惧是存在主义作家共同的创作倾向。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始人海德格尔认为,“烦”和“畏”揭示了人“存在”的全部生存状态。“烦”揭示的是将来—过去—现在的整体结构,“烦”的整体结构中隐藏着“畏”,人如不胜其烦,就会感到畏惧,而“畏”之所畏归根到底是“死”,“畏”是非本真的“烦”。“烦”的本真状态、也是最后形态是:向死而生。就是说,人活着时就是在领会着死。他认为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正是忧虑和恐惧,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 古龙的成熟作品中多有存在主义思想的显现。他的创作之所以具有存在主义思想的倾向,与他的生平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成长几乎与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同步。古龙出生于1936年,大学就读于台湾有名的学府淡江大学,专业为英文。在这期间,古龙几乎手不释卷,但阅读的大都是欧美小说。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始于60年代,70年代进入创作的巅峰。从他的求学到创作,整个过程正是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世界的时候,酷爱欧美文学的古龙,肯定会接触到存在主义文学并受其影响。 古龙一生颠沛流离,过早地经历了忧虑和恐惧,品尝孤独的滋味,这为他在创作中渗入存在主义思想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他的童年正好在抗日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争与分离的动荡年代出生的人,无疑承受了人类史上最悲惨的巨变与大难。对幼年的古龙而言,这种恐怖的记忆对他未来的创作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4岁时,古龙随着他的父母迁居到台湾。经历了战争的噩梦后,少年古龙遇到了^生旅途上另一场灾难——父母离异。对于少年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父母的离异更让人感到寒心、感到绝望。他惶恐不安的目睹了亲人的分离,并将愤怒与怨恨发泄在父亲身上。于是,一场父子之间的争吵接踵而至,倔强的古龙离家出走,过早地承担了自食其力的艰辛。他四处漂泊,为求生存,帮人打工,食不果腹,困顿潦倒。对于这样的少年经历,使他过早地品尝了生存的艰难与孤独的恐惧,让他的创作与存在主义思潮又有了一个新的契合点。 二、古龙武侠小说中的荒谬感 《多情剑客无情剑》是古龙晚期的重要作品,也是他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在李寻欢身上,古龙就表现了他的荒谬感。李寻欢出身名门,生活优裕,并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情人林诗音。可是他却出于义气将自己深爱的女人让给了救过他一命的兄弟龙啸云。这一他自认为侠义的行为却将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逼入了痛苦的深渊。与起初的设想完全相反,龙啸云不仅没有感恩。最终还成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奸诈小人,并设计毒害李寻欢。然后,龙啸云的行为,却又不能让人过多指责。“我的确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你(李寻欢)一来就全都改变了”,这是龙啸云的辩白,但隐藏在深处的是他对李寻欢的复杂情感,委屈,嫉妒,厌恶,却又无法明说。林诗音虽然违心嫁给了龙啸云,并生了儿子龙小云,但她却念念不忘李寻欢。当李寻欢重返李园时,她责问李寻欢:“你这样做对得起兄弟,可对得起我吗?”李寻欢哑口无言。而龙小云因为父母与李寻欢之间的畸形恋情,导致了心理变态,成了一个十分阴毒的人,最终被李寻欢废了武功,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人。李寻欢自己则被这份感情纠缠了十年,思念成疾。他沉醉于对林诗音的无尽思念之中,并借酒浇愁,不断用小刀雕刻她的肖像以解心中之思念。十年前,他出于义气而做的事,酿成了十年后的苦果,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义”之一字,在这里成了痛苦的根源。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仁义礼智信”乃伦理“五常”,尤其是在江湖上,更是作为一名侠客的人生信条和价值尺度。 当某一观念得到过分的强调后。往往会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成为行动的束缚。李寻欢自认为出于义气的转让林诗音,表面看来有英雄气概,大侠风度,实则荒谬绝伦,违背人性。作者通过李寻欢这一悲剧人物十年前后行为与结果的比较,揭露了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义”的思想的异化与荒谬。古龙正是通过揭露江湖规矩的荒谬,进而揭示现实生活中一些观念对人的束缚和异化,从而展示这个社会的荒谬。江湖世界虽然是个虚拟的世界,但其同现实社会生活还是有密切联系的。李寻欢身上传统侠义价值的失落,与现代人身上传统精神的失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他的孤独和渴望体现了现代人生活的孤独和渴望,他生活的荒谬体现了现代人生活的荒谬。 傅红雪是古龙的另一代言人。他从小生活在仇恨与诅咒之中,童年、少年生活都是在苦练刀法的日子中度过的。这对常人来说绝对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黑暗生活,但他却忍了下来,目的只有一个——复仇。他复仇的过程艰险曲折,复仇的对象阴险残酷,但傅红雪都克服了。当复仇的目的就要达到,仇人就要授首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几位前辈高人告诉他,这个仇恨不应该由他承担,而应该由另外一个人——叶开承担,因为他根本不是白天羽的儿子,叶开才是。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傅红雪在想什么,心中巨大的落差无人能想象。 萨特说:“根本的荒谬证实了一道裂痕——人类对统一的渴求和意识与自然之间的断裂,人类对永生的渴求与存在有限性之间的绝缘,人类对其构成本体的‘忧郁’和奋斗的徒劳之间的破裂。偶然、死亡、生命和真理之难以证明的多元论,以及现实的无法理解——这些都是荒谬的极端。”傅红雪因为偶然被报错,复仇就成了一个“荒谬的极端”。坚持了十八年的复仇理念在一瞬间崩溃,十八年为复仇所付出的努力毫无价值,十八年生活在黑暗中的恐惧与忧虑刹那间瓦解。傅红雪为了他人的信念活了十八年,个体的生命价值被他人的信念淹没。这样的现实对他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也是荒谬透顶。他的生命本为复仇而活,希望自己的人生因此而有意义,但事实却让他感到世界的荒谬,人生的没有意义。 “浪子形象”是古龙小说荒谬感的集中体现。浪子的情怀中最明显的心理表现就是空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感与焦虑。“有的浪子多金,有的浪子多情,有的浪子爱笑,有的浪子爱哭,不过所有的浪子都有着相同的空虚”(《大地飞鹰》)。确实,浪子失去了天真,拒绝在虚妄的信念中生活,但又找不到应坚守的信念。没有理想的信念支撑自己生存的意义,拥有强大的生理能量和心理能量,却又感到自己难以去承担真正有意义的重任,于是。他空虚;并且由于缺乏建设性的勇气与情感,连与他人建立富有建设性的联系都难以做到,或者难以忍受这种联系,于是,他孤独。在空虚与孤独中,浪子开始了对生命的挣扎。一种是积极的,在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的潇洒中,获得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可。一如风流飘逸的楚留香,潇洒自在的陆小凤。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另一种是消极的,退缩的,绝顶高手谢晓峰便是如此。当极度风流江湖之后,他消失了,默默地去寻找并承当了一切对自己的各种蹂躏,无动于衷。浪子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切实的心灵与理想,当建设性的愿望趋向于灭亡时,就可能走向反面,放弃一切“有为”甚至企图使自我消失来抵抗空虚与焦点。这是一种既不尖叫也不抱怨的绝望,一种极度的心灵疲惫。 一般来讲,大侠都是些铁人,能够将外在的价值规范内化为情性。不屈不挠地去实行。但是这些信念、准则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生存层面,就有可能置自己于荒诞,悖谬之境。正如罗洛·梅所说:“空虚的时代往往是接着铁人的时代崩溃而来,掏出他们心中的罗盘,他们立刻变得空洞。”古龙笔下缺少传统意义上的侠士,更多的是侠士浪子化。他以自身的生存体验,看透了人世间诸多观念的虚妄性,看穿了附置于大侠身上的各类行为准则的荒谬性,塑造了大批的浪子形象来批驳和展露现代生活的荒谬,探索现代商品经济下人的焦虑、空虚、孤独的精神状态。 古龙对荒谬的反抗是综合式的或者说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强调入的自由意志,主张从内心角度解决;另一方面又如萨特所说,通过人的行动自主选择介入、干预和改变现状,使之成为人们可以“自由”生活的世界。这一矛盾突出表现在李寻欢这一人物的身上。李寻欢深陷世界的荒谬,但他却从未对生活丧失过信心和热情。他的生活看似萎靡,然而他的生命却热情似火,原因在于他对崇高道义的追求。古龙不只一次地在小李飞刀系列中提及,小李飞刀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例无虚发的威力,而在于他的爱与宽恕,在于他对人的尊重,在于他的一身正气。李寻欢从未因外界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过他的信念,相反却希望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感化了孤傲冷漠的阿飞,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友爱和温情。 以李寻欢为代表的浪子形象正是古龙反抗荒谬,探索个体人生价值道路的代言人,浪子的情怀承载了古龙对现代人生活的焦虑、空虚和荒谬的思考,浪子的行动体现了古龙突破空虚,反抗荒谬的挣扎。 比李寻欢更潇洒的是楚留香,他没有李寻欢切身的痛苦,却有李寻欢一样伟大的情怀,豁达宽容,机智风趣,对人类充满爱与信心,是他一生的追求。尊重对手,宽恕仇恨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楚留香的行为准则;追求独立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张扬生命意志则是楚留香的精神支柱。他四处奔波,用自己的爱去感化别人,改变世界,就如中原一点红在楚留香的影响下,从一个冷血杀手变为一名有情有义的男子,最终与所爱的人遁隐而去。《陆小凤》中的花满楼则昭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他是个瞎子,却从不自怨自怜,而是用一颗明亮的心去领略这个世界,用所有的力量去爱这个世界。他用内心的充实抵制着外界的荒谬,从内心世界去寻找继续存在的意志,从内心改变个人的意识,产生出一些积极的价值。这种无视现实功利的高尚的精神,闪动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 楚留香、花满楼是古龙笔下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一派人物,有别于其他人物的落寞和空虚,如浪子,如杀手。在这一类人物的身上,承载了古龙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体现了他反抗荒谬世界的思想武器,那就是爱与独立的个体生命价值及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这样的反抗方式,体现了萨特式的理念,却又有别于任何一位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家的观念,是纯粹古龙式的,是存在主义理念在极具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中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所产生的结果,也奠定了古龙小说鲜明独特的个性。 古龙对传统的侠的信念与原则的批判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三是对求胜强迫症者的批判。大侠李寻欢之孙李曼青强迫其独生子去与他的恋人“比武”,甚至杀死对方。他本人不去,不是因为怕死,而是担心有可能败。李家名誉使得他“活着一天,就只许胜。不许败”(《飞刀·又见飞刀》)。西门吹雪也称“我们这种人没有败,因为败就是死”。古龙评论道:“他要的是那一剑挥出的尊荣与荣耀,对他自己来说,那一瞬间已是永恒。”(《剑神一笑·序》)这种追求胜利,追求荣誉的偏执,来自于病态的“自我理想化”,是一种偏执狂的雄心。他们对狂热追求的内容与目标并没有清醒地反思,而只是满足于“优异”本身。这种情结,还常常带有内在的强迫性驱力,驱使他们去寻找一个又一个“胜”之荣誉,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真实愿望、情感和兴趣,不这样做,他们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与焦虑之中,终日沉溺在荣誉的幻想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从而感受着世界的荒诞。 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古龙武侠小说的侠义内涵是极为丰富的。爱情与友情,欢乐与痛苦,喧嚣与寂寞,恐惧与怜悯……杂揉在一起,组成多声部的主题。在这复杂的统一体中,对自由的崇尚和追求是最鲜明的乐章。主人公仗剑江湖,藐视权威,为人侠义,不守规范,我行我素。他们是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独立的一群,如江小鱼、李寻欢、楚留香、陆小凤、傅红雪、叶开,等等。这些“侠之风流”明显区别于陈家洛、郭靖、乔峰、令狐冲等金庸笔下“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古龙求新求变,对武侠小说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学类型进行了现代性的转换,使他对武侠小说做了从形式到内涵的彻底更新。这不仅在于叙事模式与语言风格的变化,更主要的还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化,在于对侠义形象的彻底解构和重新塑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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