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能娱乐别人，能令人愉快的电影，永远是有益的。因为“娱乐”本是人类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是极重要的一环。一个身心愉快的人，才能算是真正健全的人。一个国家中的人若都是愉快的。这个国家必定是富强兴盛，电影若人令人愉快，就已尽了它应尽的责任。

　　电影正也和小说一样，绝不是说教，人们走进电影院的心情，也绝对和走入课室和教室时不同。他希望能看到的是一部能令自己生活调剂，生活愉快的影片。有时甚至希望去流一流眼泪，以求发泄，一个电影制片家若不能帮助观众达到这目的，他就要失败。

　　 可是观众的素质有高有低，趣味也不同，所以电影制片家必需寻找各种各类不同的素材，以迎合观众，因为没有观众就没有电影，没有人能强迫观众去看一部他不喜欢的电影。

　　费里尼有权拍“八又二分之一”，观众也有权不看，我们绝不能期望所有观众都接受这类型影片，正如燕窝虽比肉珍贵，但有些人却偏不吃燕窝，那么，在他们眼中，燕窝的价值根本就不值一文，有些外国人甚至还将“吃鸟做的窝”这件事引为奇谈。

　　我们必需明了电影公司是一种商业机构，既不是学校，也不是浸信会，假如观众的兴趣在武侠电影，我们就不能强迫他走“健康写实”的路线，因为“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却没人做”，何况，什么叫“健康写实”呢？难道一定要描写一群人养鸭子才算健康，一定要描写一群被生活煎熬，为生活苦苦挣扎的人才算写实？

　　这类型电影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导演们所兴起的，因为那时意大利的社会情况的确是如此，但是现在这类素材也早已被意大利的制片与导演所摒弃，我们虽不能否认它的价值，但也不必将之奉为经典。

　　只要武侠电影能启发人性，令人愉快，我们就可以拍武侠电影。我们绝不能因为它是一部“武侠电影”，就完全否定它的价值。

　　因为武侠电影的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一些“有问题的武侠电影”。

　　这些“问题电影”是从那里来的呢？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有些所谓“制片家”，做了粥锅里的老鼠屎。

　　因为这些“制片家”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观众，他拍出的电影，根本不管是否能使观众愉快，因为他只要拍出一部电影，就已经达到他的目的──“赚钱”，至于这部影片是好是坏，他已完全不放在心上。

　　我们可以将这种事说得更详细些：

　　譬如说，某人是位“制片家”，但自己却不名一文，于是他就凭着他的两片嘴皮，说动了星马的制片商，付给他一百万（十五万港币），买了星马和香港地区的版权，又说动了台湾的影片商，付给他一百万，买了台湾的版权，这两百万就是他的资本，他若能只花一百五十万，就拍成一部电影，那么他就可以刁（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应为“叼”）着大雪茄，翘着二郎腿，坐在高级夜总会里享他的清福了。

　　他非但可以不管这部影片拍得是好是坏，甚至这部影片是否受观众欢迎，他也可以不闻不问，因为这部影片就算拍得再好，就算能赚进一千万，他也再不能到手一文，这部电影就算赔光，也和他全无关系，他赚进的五十万，反正再也不会飞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再选择好的素材，好的故事，好的导演，因为凡是好的东西，就一定是要多花钱的，而他却只想撙节成本。为了还想拍下一部电影，他只有以不合情理的残酷，流血场面来争取某一部分观众。

　　这些“制片家”们，自然和哪些以电影为事业的制片家不同，因为他制的是“骗”，而不是“片”，我们若要提高武侠电影的水准，就一定要扼断这些“制骗家”的咽喉，切断他的血脉，令他们不能活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成功的编剧和导演们，能认清一件事，那就是：电影的观众，并不如他们想像中那么喜欢流血。

　　大多数人去看“金燕子”是为了看王羽的英俊矫健，罗烈的沉稳剽悍，郑佩佩的妩媚明艳，是为了去看王羽和罗烈对峙时，那种扣人心弦的气氛，以及他们和郑佩佩之间，那种欲说还休，犹有回味的情意；并不是为了去看那些杀进杀出，血流成渠的场面。

　　在大多数观众心目中，流血、打斗的场面若太冗长，反而会变得枯燥无味──“大刺客”中最后一场杀伐若能减短些，故事岂非就更合理？

　　我们只希望看王羽的情感流露出来，并不希望看他的“肠子”流出来，假如武侠电影能将气氛制造得更感人，故事推动得更紧凑，主题刻画得更严正，我相信它一定会有更多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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