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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杀楚”写我以前未曾写过的东西。在我的武侠小说作品里，“杀楚”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我没有刻意去追求突破，但当我的思想和生命情调有了很大的变易时，我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新的方式、新的形式，以求更精确切实地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变，是我的风格，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仍是我，我的风格仍是我的风格。
新派武侠小说到了古龙之后，又开始僵化了，而以武侠为题材的艺术形式，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闷局和困境。一年内竟无一部武侠电影上映（系指香港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中期间），到今天可说是一个新的记录。
我自应羡慕：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名家辈出，各擅胜场，如平江不肖生、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文公直，到还珠楼主、王度卢、白羽、郑证因、朱贞木，掀起了江湖传奇、民族侠义、剑仙斗法、诡异奇情、帮会技击、文艺哀情等各树一帜、百家争鸣的武侠天地。
也理应感慨：自一九五四起至一九八五年，曾经在港台两地，出现的武侠小说大师如梁羽生、金庸、卧龙生诸家，他们的作品更趋成熟、完整，表现手法更加卓越，尤以金庸集诸家之大成，使武侠小说更步入一个雅俗共赏的文学新境。唯近十年来，只有一个古龙独撑大局、力挽狂澜。一九八五年，古龙病逝台湾，在过去五六年里，他的作品已不如他中期作品光华四射、才华毕露，而渐有力不从心的现象。
“武侠”除了在电视剧偶尔还负隅顽抗、回光返照外，实在已进入了全面的低潮中。如果武侠小说只一味抄袭前人、模仿他人，不思求变，不求进取，那么，在可见的将来，武侠小说可能就成了过去式的名字，回天乏术了。
古龙在十年前就提出：“武侠小说要生存下去，必须求变！”不久之后，他“求新求变”时有佳著，但也偶尔走火入魔、空雷不雨，不过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到了今天，武侠小说岂止要变？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现代武侠小说”不但要吸取传统的养分，还要创造未来的茁壮。
“武侠小说”自汉司马迁“史记”以来，一直用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有时候成了水浒、三国，有时编为戏曲、说书，有时转为公案、传奇，到今天也成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单止电影一项，又演变为古代武侠技击、民初打斗、现代拳击、少林功夫、诙谐动作等不同的面貌出现，谁也不知道“武侠”会在什么时候扪一个脸来一个变，也不知道它会用甚么形式来扪一个脸来一个变，但它在历史里柳暗花明、绝处逢生，已证明它有亘存的素质，但需要有人来妙造乾坤。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也许有限，但它的可塑性则是无边的。
“杀楚”其实就是“方邪真的故事”，共分三部，第一部“杀楚”，第二部“破阵”，第三部“惊梦”，均以上下两部出版，约共五十余万字。分成三部，纯粹是为了比较方便在报刊杂志上连载发表，而且这样也更加段落分明。换句话说。连“杀楚”的结局，还不是真正的结局。“杀楚”的布局、伏线，也还未曾完全开展、应合，事实上，“杀楚”中最重要的“四大公子”里的“女公子”葛铃铃和“多情公子”游玉遮都尚未登场，当然不会便是全书的结束。不过，“杀楚”一篇，也可当作完全独立的故事来看，并无碍于故事的完整性。另外，因为故事里牵涉了那位四大名捕中的追命，所以也列为“四大名捕系列”之十四；其实，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一个写作的女孩子曾问过我：“方邪真到底是正是邪？他到底是谁？”答案是“方邪真”本来就又“邪”又“真”，正如这世上许多人一样，他就是方邪真。
稿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廿九日。
校于一九九零年一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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