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的妻子从她家住宅的一角转了过来，臂弯里抱着很多菊花。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满了肥沃的花园里的泥上，还有一些上居然沾在了她的鼻子上，但对于这一点她却一无所知。
　　她在开大门的时候稍微费了些力气，那扇门已经生锈了，半挂在铰链上。一阵风吹歪了她那顶本已破旧的毡帽。
　　“真讨厌！”邦奇骂了一句。
　　哈蒙夫人在很小的时候，由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被她那乐观的母亲黛安娜赐予教名邦奇。而她也就一直这样被人们称呼着。她紧紧地抱着那些菊花，穿过了大门、教堂的墓地，最后到了教堂门口。
　　十一月的空气温和而又湿润，云彩在天空中飞快地飘过，留下这一块那一块蓝色的天。教堂里面又暗又冷，因为只有在礼拜的时候才生火取暖。
　　“啊！”邦奇动情地说着，“我最好尽快把这事干完，我可不想被冻死。”
　　她用从平常的实践中得来的敏捷很快就找齐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花夹子。“要是我们有水仙花就好了。”邦奇默默地想，“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瘦弱的菊花。”她用那灵巧的手指把花安置在花夹子里。
　　这种装饰没有一点儿新奇或艺术感，因为邦奇(哈蒙本人就一点儿也不新奇和艺术，但这装饰却产生一种家的氛围，一种使人愉快的感觉。邦奇非常小心地拿着花瓶，走上甬道，向祭坛一步步走去，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太阳慢慢地升了起来。
　　东面的窗户上装的是简陋的有色玻璃，大部分是蓝色和红色的——这是一位富有的维多利亚时代常来教堂做礼拜的人的礼物。阳光就透过这些玻璃直射进来，一瞬间光芒四射。这种效果令人震惊。“就像珠宝一样。”邦奇这么想着。
　　突然间，她停住了脚步，两眼直视前方，在圣坛的台阶上有一个缩成一团的黑影。
　　邦奇小心地放下了花，走上前去弯下腰来。那是一个男人趴在那里，已缩成了一团。邦奇跪在了他的旁边，慢慢地、极其小心地将他翻了过来。她的手指触到了他的脉搏——它是那么的微弱，加上他那苍白的略显绿色的脸，一切都已不言而喻了。“毫无疑问，”邦奇想，“这个男人快要死了。”
　　他大约四十五岁的样子，穿了一套寒酸的黑色西服。她放下了刚才托起的那只无力的手，又看了看另外一只。这只手蜷成拳状放在他的胸脯上。再近一点儿看，她发现他的手紧握着一大块软软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手帕。他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上，在他紧握着的手周围布满了一种已干了的褐色液体溅的污点，邦奇想那大概是干了的血。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紧锁着眉头。
　　这个男人的眼睛一直是闭着的，但就在这一刻它们突然问睁开了，并且直盯着邦奇的脸。这双眼睛既不给人一种恍惚的感觉，也不使人觉得游移。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地充满活力而又机敏。他的嘴唇动了动，邦奇向前挪了挪以便听清他的话，更确切他说，是他说的一个词。他只说了一个词：“圣堂”。
　　她觉得在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个浅浅的微笑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圣堂。”
　　然后，伴着一声微弱的长长的叹息声他又闭上了眼睛。
　　邦奇又一次伸手去摸他的脉搏。它仍在跳动，但更加微弱，问隔的时间更长了。她站了起来，拿定了主意。
　　“不要动。”她说，“也别想去动，我这就去找帮手。”
　　这个男人的眼睛又一次睁开了，但他看起来正在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从东面的窗户射进来的彩色的光线上。他用低低的声音说了一些话，但邦奇没有完全听清。非常恐惧地，她感觉那可能是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说，“你是来找朱利安的吗？”但是没有回答。
　　他躺在那儿紧闭着双眼，他的呼吸已变得缓慢而微弱。
　　邦奇转身迅速离开了教堂。她看了看表，带着几分满足点了点头，格里菲斯医生现在应该仍在诊所里。诊所离教堂只几分钟的路程。她走了进去，既没等候，也没有敲门或是按铃，穿过候诊室直接就进了医生的诊所。
　　“你必须马上就去，”邦奇说，“教堂里有一个男人快要死了。”
　　几分钟后，经过一番简要的检查，格里菲斯医生站了起来。
　　“我们能他从这里移到您家里吗？在那儿我能更好地照顾他——这并不是说他有救。”
　　“当然可以，”邦奇说，“我一起去并把东西都准备好，我要把哈勃和琼斯叫来吗？来帮你抬他。”
　　“谢谢。我能从您家里打电话叫一辆救护车来，但是我担心——救护车来时……”他没有把话说完。
　　邦奇问：“内出血？”
　　格里菲斯医生点点头，问道：“他到底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我想他一定已经在这儿呆了一整夜了。”邦奇答道，“哈勃在早晨打开教堂的锁去工作，但他并不经常进里面来。”
　　五分钟以后，格里菲斯医生放下了电话的听筒回到了晨用起居室，那个受了伤的男人就躺在暂时铺在沙发上的一条毯子上。邦奇正在挪动一盆火，在医生检查过以后她要清洗一下。
　　“对，就是那样，”格里菲斯说，“我已叫了救护车并通知了警察。”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俯视着那个紧闭着双眼躺着的病人，他的左手在他的身边抽搐着。
　　“他是被人用枪打的，”格里菲斯说，“从相当近的距离被人射了一枪。他把他的手帕卷成了一个球堵住了伤口，以便止血。”
　　“在那发生以后他还能走远吗？”邦奇问。
　　“噢，当然。那很有可能。人们知道一个受了致命伤的人可以自己站起来沿着街道走，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然后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以后突然倒下。所以他并不一定是在教堂里被人用枪打伤的。噢，对，他可能被人在远一些的地方打伤。当然了，他也有可能自己给了自己一枪，然后丢下枪盲目地向教堂瞒珊而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教堂而不去牧师家。”
　　“噢，我知道那是为什么。”邦奇说，“他说了：‘圣堂’。”
　　医生盯着她：“圣堂？”
　　“朱利安来了，”邦奇说，一听到她丈夫在大厅里的脚步声，邦奇就转过头去，“朱利安，到这儿来。”
　　朱利安-哈蒙牧师进了房间。他身上隐约流露出来的学者气质总使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得多。“我的天哪！”朱利安-哈蒙说道，用一种温柔的、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些外科手术器械和俯卧在沙发上的那个人。
　　邦奇以她那惯有的简捷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正在教堂里，快要死了，他被人打了一枪。你认识他吗，朱利安？我想他提到了你的名字。”
　　牧师来到沙发前看了看这个快要死的人。“可怜的家伙，”他摇了摇头说，“不，我不认识他。我几乎能确信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就在这时，这个垂死的人眼睛又一次睁开了。目光从医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从他那儿移向他的妻子。目光就停在了那儿，这双眼睛直瞪着邦奇的脸。格里菲斯走上前来。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非常焦急地说。
　　但是双眼仍紧紧盯着邦奇，这个男人用微弱的声音说道：“请——请——”就在这一刻，随着一个轻微的颤动，他死了。
　　海斯警佐敌着他的铅笔，把笔记本翻过了一页。
　　“那么说这就是您所能告诉我的全部情况了，哈蒙夫人？”
　　“对，就这么多，”邦奇说，“这些是他大衣口袋里的东西。”
　　在海斯警佐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钱包，一块已经破旧的手表，上面有名字的缩写W.S，还有一张去伦敦的车票的票根。除了这些，再也没有其它的东西了。
　　“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是吗？”邦奇问。
　　“一对叫埃克尔斯的夫妇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他是埃克尔斯夫人的兄弟，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的名字叫桑德勃恩，他已经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近来他的健康状况又进一步恶化了。前天他从家里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去，出来”，他的身上带了一把左轮手枪。”
　　“那么是他来到这儿井给了自己一枪？”邦奇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噢，你知道，他一直感到很压抑……”邦奇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为什么单单选这儿？”
　　显然海斯警佐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因此他绕了个弯子：“他是乘五点十分的汽车到这儿的。”
　　“嗯，”邦奇又问了一句，“可是为什么呢？”
　　“我可不知道，哈蒙夫人，”海斯警佐说，“这可不好说，如果一个人的神经不正常——”邦奇替他说完了这句话：“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给自己一枪，但在我看来乘车到我们这样一个小乡村来了结一生仍有些多余。他在这儿没有任何熟人，不是吗？”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海斯警佐说。他一咳嗽起来就赶紧向邦奇摆手道歉。他站起来，说：“埃克尔斯先生和夫人有可能来拜访您，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是那样了。”
　　“当然不介意，”邦奇说，“那很合情理，我只希望我能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我这就走。”海斯警佐说。
　　邦奇一边陪着他向前门走去一边说：“如果这不是一桩谋杀案我就谢天谢地了。”
　　一辆汽车停在了牧师住宅的大门前，海斯警佐盯着它说了一句：“夫人，看起来埃克尔斯夫妇已经来拜访您了。”
　　邦奇强打起精神去承受她意料中就要到来的一段痛苦的经历。“可是，”她想，“我总能找朱利安来帮我。当人们悲伤的时候，牧师会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
　　尽管邦奇不能确切地描绘出她料想中的埃克尔斯夫妇究竟是什么样子，但当她迎接这对夫妇的时候，仍感到了一丝惊诧。埃克尔斯先生长得胖胖的，面色红润，他天生的性格应该是幽默而又乐观；埃克尔斯太太身上带着一股隐隐的俗丽之气，长着一张又瘦又小而且上翘的嘴，嗓音又细又尖。
　　“真是个天大的打击，哈蒙夫人。您能想象得到。”她说。
　　“噢，我知道。”邦奇说，“那一定是个天大的打击，快请坐，我能给你们——噢，可能现在喝茶还早了一点儿——”埃克尔斯先生摆了摆他短胖的小手，“不，不，我们什么也不要。”他说，“我相信您一定是位心地善良的夫人，我只是想……噢……可怜的威廉说了些什么，您知道吗？”
　　“他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埃克尔斯夫人说，“我总觉得他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经历。自打他回家来，他就一直显得很压抑，也不爱说话。他曾经说这个世界不适合人生活，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期望。可怜的比尔，他总是这样忧忧郁郁的。”
　　邦奇盯着这对夫妇看了有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偷了我丈夫的左轮手枪，”埃克尔斯夫人继续说道，“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是坐汽车到这儿的。我猜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他不会喜欢在我们的房子里自杀的。”
　　“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埃克尔斯夫人叹了口气说，“下判断已经无济于事了。”
　　又是一次短暂的沉默，然后埃克尔斯先生说：“他留下什么话了吗？临终遗言什么的，难道一句也没有吗？”
　　他那明亮的，更确切些说，像猪一样的眼睛谨慎地审视着邦奇。埃克尔斯夫人的身子也向前倾着，好像急切地要得到答复。
　　“没有。”邦奇平静地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就来到教堂寻求庇护。”
　　埃克尔斯夫人用一种疑惑的语气说：“庇护？我想我不是十分……”埃克尔斯先生打断了她的话：“圣所，我亲爱的，”他不耐烦地说，“那才是牧师夫人的意思，它是一种罪——自杀，你知道的。我认为他是想赎罪。”
　　“在他临死前他是很想说出一些东西的，”邦奇说，“但他只说了一个‘请’字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埃克尔斯夫人一边抽鼻子一边用手帕将眼睛盖祝“噢，亲爱的，”她说，“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不是吗”“好了好了，帕姆。”她丈夫说道，“别再难过了。这种事情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可怜的威利。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终于安息了。非常感谢您，哈蒙夫人。我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我们知道，牧师的妻子一定很忙。”
　　他们夫妇两人分别跟邦奇握了手。就在要出门时，他们又突然都转过身来，说：“噢，对了，我想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留下了他的大衣是吗？”
　　“他的大衣？”邦奇皱了皱眉头。
　　埃克尔斯夫人接着说：“您知道，我们想要他的所有东西，出于感伤的缘故。”
　　“他有一块手表，一个钱包，在他兜里还有一张火车票。”邦奇说，“我把它们都交给了海斯警佐。”
　　“那没关系，”埃克尔斯先生说，“我想，他会把这些东西转交给我们。他的私人信件应该在那个钱包里。”
　　“钱包里有一张一镑的钞票，”邦奇说，“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没有信？没有像那样的东西？”
　　邦奇摇了摇头。
　　“噢，再一次感谢您，哈蒙夫人。他穿的那件大衣——可能警佐也把它拿走了，对吗？”
　　邦奇皱着眉头尽力地回忆着。
　　“没有，”她说，“我想没有。让我想想，格里菲斯医生和我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检查伤口。”她大略地环顾了一下房间，“我一定把它和毛巾还有盆一起拿到楼上去了。”
　　“现在我想，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想要他的大衣，您知道，这是他的遗物。我太大对这件衣服相当动感情。”
　　“当然可以了，”邦奇说，“要我先让人把它洗一下吗？我恐怕它很——噢——很脏。”
　　“噢，不，不，不，那没关系。”
　　邦奇皱了皱眉，“现在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上了楼，过了几分钟才回来。
　　“真是抱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女佣人一定把它和其他要送去洗的衣服放在一起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我到它，在这儿呢，我用牛皮纸给你包起来吧。”
　　尽管埃克尔斯夫妇一再推辞，她还是把大衣包了起来。
　　然后他们夫妇俩带着千恩万谢再次与邦奇道别，便离开了。
　　邦奇慢慢地走过大厅，进了书房。朱利安-哈蒙牧师抬头看了看，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正在准备一场布道，可是老担心在赛鲁士国王的统治下，约旦与波斯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已将他引错了方向。
　　“一切都顺利吗，亲爱的？”他满怀希望地问道。
　　“朱利安，”邦奇说，“圣堂到底是什么？”
　　朱利安-哈蒙愉快地放下了布道的讲稿。
　　“噢，”他说，“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寺庙里圣堂指的就是内有神像的内殿，拉丁文的单词祭坛‘ara’也有保护的意思。”他带着学者气继续说道：“在公元三百九十九年，圣堂在基督教教堂里的地位才被最终确立下来。在英国，关于圣堂权利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六百年由艾思尔伯特制定的《法的章程》……”他又继续解释了一会儿，但和往常一样，被他妻子对他博学的讲解的反应搞得心神不定。
　　“亲爱的，”她说，“你真好。”
　　她弯下腰去在他的鼻尖儿上亲了一下。朱利安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因耍了聪明的把戏而受到奖赏的狗。
　　“埃克尔斯夫妇已经来过这儿了。”邦奇说。
　　牧师皱了皱眉：“埃克尔斯夫妇，我好像不记得……”“你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躺在教堂里的那个人的姐姐和姐夫。”
　　“亲爱的，你当时应该叫我一声。”
　　“一点儿也没有必要，”邦奇说，“他们并不需要安慰。我猜现在……”她皱起了眉头，“朱利安，如果明天我把饭菜都放在炉子上，你自己能做好吗？我想我该去伦敦看看这次展销。”
　　“展销？”她丈夫茫然地望着她，“你是说一艘游艇还是一条船，或是其它的什么东西？”
　　邦奇笑了：“不，亲爱的，在柏辽兹和宾特曼店有一次针织品的特别展销。你知道，有床单、桌布、毛巾，还有擦玻璃布——当擦玻璃布磨穿的时候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并且，”她慢条斯理地又加了一句，“我想我应该去看看简姨妈了。”
　　简-马普尔小姐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现在正独自一人安逸地住在她侄儿的小型公寓里，享受着伦敦这座大都市的欢乐，她可以享受两周呢。
　　“雷蒙德真是好极了，”她念叨着，“他和琼一起去美国了，要去两个星期呢。他们非要我到这儿来享受一下，邦奇宝贝儿，现在告诉我是什么使你忧心忡忡的？”
　　邦奇是马普尔小姐最喜欢的教女。邦奇把毡帽向脑后一推便开始讲述她自己的经历。这时老太太就用一种极其关切的目光望着她。
　　邦奇的叙述简单明了，当她讲完以后，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她说，“是的，我知道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来见您的原因。”邦奇说，“您知道，我不太聪明——”“谁说你不聪明，我的宝贝儿。”
　　“是的，我是不聪明，至少不像朱利安那样。”
　　“当然了，朱利安很有学问。”马普尔小姐说。
　　“事情就是这样，”邦奇说，“朱利安有学问，可我也不差，我有辨别力。”
　　“邦奇，你不光有很多常识，也很聪明。”
　　“您看，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也不能问朱利安，因为——噢，我的意思是朱利安太诚实了。”
　　看起来马普尔小姐完全理解了这番话，因为她说：“我懂你的意思，宝贝儿。我们女人——是不同的。”她接着说，“邦奇，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最好先告诉我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都乱了套了。”邦奇说，“在教堂里的那个要死的男人，他对圣堂是一清二楚的；他和朱利安讲话的方式一模一样，我是说，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果他真是给了自己一枪的话，那后来他就不会来到教堂还说什么‘圣堂’了。圣堂的意思就是当你被人追捕时，圣堂就是你的避难所。一旦你进入了教堂，追杀你的人就不能动你一根汗毛。曾经有一个时期即使是法律在教堂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
　　她用眼睛向马普尔小姐征求意见。老太太点了点头，她就继续讲下去：“埃克尔斯夫妇完全是另一种人，无知而又粗野。还有一件事，就是那块手表——那死了的人的手表。
　　在表的后盖上印有字母W-S；我打开它，发现里面用很小的字写着：‘爸爸送给华尔特’，上面还有一个日期。他叫华尔特，可埃克尔斯夫妇却一直叫他威廉还是比尔什么的。”
　　马普尔小姐看起来是想说点儿什么，可邦奇紧接着说道：“噢，我知道人们并不总是叫你的教名。我是说我能理解你被赐予教名威廉但人们却叫你‘宝吉’、‘胡萝卜’或其他什么东西。但如果你真叫华尔特，你的姐姐绝不应该叫你咸廉或比尔。”
　　“你是说她不是他的姐姐？”
　　“我敢肯定她不是。他们讨厌透顶——他们两个都是。
　　他们到我家来取回他的东西，并千方百计想知道他在临死前都说了些什么。当我告诉他们他什么也没说时，他们松了口气。至少我这么看。”邦奇以这样的话来结尾，“是埃克尔斯夫妇杀了他。”
　　“谋杀？”马普尔小姐问。
　　“对，就是谋杀。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来见您的缘故，亲爱的简姨。”邦奇答道。
　　邦奇的话对于一个愚蠢的听众来说可能是对牛弹琴，但马普尔小姐在附近却因处理过谋杀案而享有盛誉。
　　“他在临死前曾对我说‘请’，”邦奇说，“他想让我替他办一件事情，可这该死的事是什么我却一点头绪也没有。”
　　马普尔小姐考虑了一会儿，突然间问了一个邦奇曾想到过的问题，“可他为什么非要去你们的教堂呢？”
　　“你是说，”邦奇说，“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避难的地方，你可以去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教堂，根本就没有必要到我们这样一所一天只有四次班车来回的偏僻的教堂来。”
　　“他去你们那儿一定另有目的，”马普尔小姐说，“他一定是去看一个人的，奇平克里格霍恩可不是个大地方，邦奇，你一定知道他去看谁。”
　　邦奇把她的邻居一个一个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在某种意义上，”她说，“任何人都有可能。”
　　“他就没提到过一个名字？”
　　“他说过朱利安，我不敢肯定，不过我想是说过。不过也有可能是朱丽娅，可就我所知道的，在我们村子里可没有一个叫朱丽娅的。”
　　她闭上眼睛回想那天的情景：那个男人躺在圣坛的台阶上，阳光透过教堂的玻璃射进来，折射出珠宝般的红色与蓝色的光。
　　“珠宝。”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我要说最最重要的事了。”邦奇说，“这才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真正原因。您知道，埃克尔斯夫妇要回他的大衣完全是小题大作。医生检查他的伤口时我们把它脱了下来。
　　那大衣已经很旧了，简直有点儿寒酸——他们怎么会想要它呢？他们假装说它会使他们想起已死去的兄弟，可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不管怎样，我还是上楼去取它了。可就在我上楼时我清楚地回想起死者曾做了个从大衣中取东西的手势。所以我找到大衣时就仔细地看了看。还真发现了特别的地方：大衣的衬里有一处是用另一种线重新缝过的。我把它挑开，结果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我把那纸条取了出来，又用和原来做工一样的线把衬里缝了起来。我是非常小心的，埃克尔斯夫妇不可能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想是这样的，但我不能确定。我把大衣拿给他们，又为耽误的时间编了个借口。”
　　“那张纸条呢？”马普尔小姐问。
　　邦奇打开了提包，“我没给朱利安看，”她说，“要不然他就会劝我把它交给埃克尔斯夫妇了。但我宁愿把它交给您。”
　　“一张衣帽间的存物收据，”马普尔小姐看了看说，“帕丁顿车站。”
　　“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回帕丁顿的车票呢。”邦奇说。
　　她们两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了，”马普尔小姐欢快地说，“但是小心谨慎一点还是有必要的。邦奇宝贝儿，今天来伦敦时你有没有注意是否有人跟踪您？”
　　“被人跟踪！”邦奇叫了起来，“你不是以为——”“我想有这个可能，”马普尔小姐说，“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儿。”她轻快地站了起来，“你来这儿表面上是为了去展销会，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展销会。但在出发以前我们可以带上一两件东西。”马普尔小姐含糊地加了一句，“现在我想我还用不着那件旧的海狸领上有斑点的花呢大衣。”
　　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这两位衣着破旧，外表寒酸的女士在一家叫做“苹果枝”的僻静的小旅馆里坐了下来，每人手里都紧握着一些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手织床单、桌布之类的东西。为了补充体力，她们要了猪排、腰子布盯苹果馅饼还有牛奶蛋糊。
　　“真是一条好毛巾，质量就和战前的一样好。”马普尔小姐喘着气说，“上面还有一个字母‘J’，多巧雷蒙德的妻子就叫琼，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等我非用不可的时候再拿出来。这样如果我比自己预计的死得早的话，琼就可以用它们了。”
　　“我实在需要这些擦玻璃布，”邦奇说，“虽然那个有姜黄色头发的女人从我这儿偷走的那一块更便宜些，但它们还是够便宜的了。”
　　这时一个时髦的女郎进了“苹果枝”旅店，她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胭脂，嘴上的口红浓得有点儿吓人。她先是漫无目的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到了她们的桌前，把一个信封放在了马普尔小姐的肘边。
　　“这是给您的，老太太。”她的嗓音非常清脆。
　　“嗅，谢谢你，格拉迪斯，”马普尔小姐说，“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个好人。”
　　“愿意为您效劳。”格拉迪斯说，“艾妮总是对我说，‘你为马普尔小姐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使你受益匪浅的’。我也总是愿意为您效劳。”
　　“真是一个好姑娘，总是这么乐于助人，这么热心。”格拉迪斯离开的时候马普尔小姐又说了一遍。
　　她看了看信封里面就把它递给了邦奇。“亲爱的，现在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她说，“顺便问一下，我认识的那个挺不错的年轻检察官还在梅尔彻斯特工作吗？”
　　“我不知道，”邦奇说，“不过我想还在。”
　　“如果他不在的话，”马普尔小姐小心地说，“我可以给警长打电话，我想他应该还记得我。”
　　“当然了，”邦奇说，“每一个人都记得您，您是这么的与众不同。”说到这里她站了起来。
　　到了帕丁顿车站，邦奇取出了那张收据，过了一会儿她就拿到了一个破旧的手提箱，她拎着它向月台走去。
　　回家的路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当车抵达奇平克里格霍恩时邦奇站了起来，拿起了手提箱。她刚走出车厢，一个男人沿着月台发疯似地跑了过来，突然间一下子抢了她的手提箱跑开了。
　　“抓住他！”邦奇叫了起来，“抓住他，抓住他，他抢了我的手提箱。”
　　这个乡村小站的检票员是个慢性子，他刚说道：“你看在这儿你不能那么干。”那人就当胸一拳把他打到了一边，冲出了车站。他向一辆等候着的小轿车跑去。他先把箱子扔进了车里，当他要跟着上车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紧跟着是警士艾贝尔的声音：“这是干什么？”
　　邦奇也从车站追了过来，喘着粗气说：“他抢了我的箱子，我拿着它刚下火车。”
　　“胡说。”那个男人说，“我不知道这位小姐在说什么，这是我的箱子，我刚拿着它下火车。”
　　艾贝尔警士用一种局外人的眼神看了邦奇一眼，没人能猜到他曾和这位哈蒙夫人在下班时间里讨论了很多次肥料和骨粉对玫瑰花丛的好处。
　　“夫人，你说这箱子是你的，对吗？”警士艾贝尔问道。
　　“是的，”邦奇说，“一点儿没错。”
　　“您呢，先生？”
　　“我说这箱子是我的。”
　　那个男人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穿着很好，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说起话来就像在吵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车里传出来：“当然它是你的箱子，埃德温，我不明白这位女士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件事搞清楚。”艾贝尔警士说，“夫人，如果这箱子是你的，你说里面都有些什么？”
　　“衣服，”邦奇说，“一件海狸领有斑点的大衣，两件羊毛衫和一双鞋。”
　　“嗯，这够清楚了。”艾贝尔说道，然后转向那个男人。
　　“我是剧院的服装师，”那个黑皮肤的男人故弄玄虚地说，“这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为这儿的一次业余演出而买的道具。”
　　“好的，先生。”艾贝尔说，“嗯，那我们就把它打开看看怎么样？我们可以一起去警察局，如果你着急的话，我们可以把箱子拿回车站在那儿打开它。”
　　“我同意。”那个男人说，“我的名字叫摩斯，埃德温-摩斯。”
　　警士拿着箱子走回了车站，“乔治，把这个拿到行李办公室去。”他对检票员说。
　　警士艾贝尔把手提箱放在了行李办公室的柜台上，拉开了挂钩，这箱子居然没有上锁。邦奇和埃德温-摩斯先生分别站在艾贝尔警士的两侧，他们互相怒视着对方。
　　“啊！”艾贝尔警士打开箱子盖儿时叫了一声。
　　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件有些过时的海狸领花呢大衣，还有两件羊毛衫和一双乡下人穿的鞋。
　　“夫人，和您说的一模一样。”艾贝尔警士转过来对邦奇说。
　　没有人会说埃德温-摩斯先生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他的窘迫与惭愧是那样地真实。
　　“我向您道歉，”他说，“真是太对不起了。请相信我，夫人，我真的感到很抱歉。不可原谅一我的行为真是不可原谅。”他看了看表，“现在我必须走了，我的箱子可能还在火车上呢。”他举了一下帽子向邦奇表示友好，极温和地说：“一定要原谅我。”然后匆忙跑出了行李办公室。
　　“你是要放他走吗？”邦奇用一种同谋者之间说话的口气低声问艾贝尔警士。
　　艾贝尔警士慢慢眨了一下眼睛。
　　“他走不远的，夫人，”他说，“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是有人跟踪他的。”
　　“噢。”邦奇这才舒了一口气。
　　“那老太太打过一个电话来，”艾贝尔警士说，“她几年前曾来过这儿。现在她还那么精明是吗？今天编造的事我们干得太多了，看来检察官或是警佐只好明天早晨再见你了。”
　　来的正是马普尔小姐认识的克莱德克检察官。他对邦奇笑了笑，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
　　“奇平克里格霍恩的又一桩案子。”他兴奋地说，“你们这儿总也少不了引起轰动的事儿，是不是，哈蒙夫人？”
　　“我宁愿少一点儿这样的事儿。”邦奇说，“你来是问我问题还是告诉我一些事情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检察官说，“就从埃克尔斯夫妇开始吧，他们已经被我们监视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已有证据证明他们与本地区的几件抢劫案有关系。还有，埃克尔斯夫人是有个叫桑德伯恩的弟弟刚从国外回来，但昨天死在教堂里的那个人绝不是他。”
　　“我知道他不是，”邦奇说，“他叫华尔特，不叫威廉。”
　　检察官点了点头：“他的名字是华尔特-圣-约翰，四十八小时以前刚从查云顿监狱逃出来。”
　　“一定是这样，”邦奇轻声地自言自语，“他被法律追捕，所以才寻求避难所。”然后她问道，“他犯了什么罪？”
　　“那我就不得不从很久以前说起了。这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几年前曾有一个舞蹈演员在音乐厅里作巡回演出，我想你可能没听说过她，她跳的是‘阿拉伯之夜’那一类的，人们都叫它‘阿拉丁在珠宝的洞窟里’。她的身上挂了很多小钻石。
　　“她的舞跳得并不怎么好，但长得相当迷人。总之一个亚洲皇室成员大大为之倾倒，他送给她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件是一串极其精美的祖母绿项链。”
　　“一定是历史上某位王公的珠宝。”邦奇非常羡慕地低声说道。
　　克莱德克检察官咳嗽了一声：“那可是相当现代的式样，哈蒙夫人。可这段关系不久就结束了，我们这位王室成员又被一位电影明星给迷住了，她的胃口可比跳舞的大得多了。”
　　“卓贝达，就是那个跳舞的，这是她的艺名，不愿放弃那串项链。于是就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那串项链被人偷走了，是在剧院里她的化妆室里被人偷走的。当局怀疑是她自己导演了这出戏，人们管这种事叫宣传性的恶作剧，可是实际上却是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动机。
　　“这串项链就此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是在调查过程中，警方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个华尔特-圣-约翰的身上。
　　他是一个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但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一家不出名的公司雇用他做一名珠宝商。我们怀疑这家店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干的却是珠宝抢劫之类的事。
　　“有证据表明他曾经手过这串项链，但他却是因其它珠宝盗窃案而被判入狱的。他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释放的。
　　所以他的越狱有点儿让人不能理解。”
　　“可他为什么来这儿呢？”邦奇问。
　　“哈蒙夫人，我们也很想弄明白。据他的行踪，他好像先去了伦敦，以前的熟人他一个也没去看，而是去拜访了一位老太太——贾卡兹夫人，她过去曾经是一个剧院的发型师。
　　对于他去她那儿的目的，她守口如瓶。但据她的邻居们说他走的时候拿了一个手提箱。”
　　“我知道了，”邦奇说，“他把箱子放在帕丁顿的寄存处里，然后来了这里。”
　　“到那时，”克莱德克检察官说，“埃克尔斯夫妇和那个自称为埃德温-摩斯的男子已经跟踪上他了。他们想得到那只箱子。他们看着他上了汽车，然后他们一定开了一辆小轿车先到了这里。当他下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等着他了。”
　　“他是被谋杀的吗？”邦奇问。
　　“对。”克莱德克说，“他被打了一枪。那是埃克尔斯夫妇的枪，但是我更相信是摩斯开的枪。现在，哈蒙夫人，我们想知道的就是华尔特-圣-约翰存在帕丁顿车站的那只箱子到哪里去了。”
　　邦奇笑了，“我想简姨现在已经拿到它了，”她说，“我是说马普尔小姐，那是她的主意。她叫一个她以前的佣人把一只箱子存到了帕丁顿车站的寄存处，里面装的都是她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把票换了一下。我拿了她的箱子并坐火车把它带到这儿来了。看来她已预计到有人会抢我的箱子。”
　　现在轮到克莱德克检察官笑了：“所以她打电话来说了这件事。我现在就开车去伦敦看她，你不想跟着去吗，哈蒙夫人？”
　　“嗯，”邦奇想了想说，“好吧。实际上真是巧极了，昨天晚上我的牙就疼，我真应该去伦敦看看牙医，难道不是吗？”
　　“一点儿不假。”克莱德克检察官说。
　　马普尔小姐看了看克莱德克检察官的脸，又看了看邦奇-哈蒙那急切的表情。手提箱就放在桌子上，“当然了，我还没有打开过它，”老太太说道，“没有官方的人来，我连想都不敢想去这样做。还有，”她又加了一句，脸上带着一个矜持而又顽皮的维多利亚式的微笑，“它上了锁了。”
　　“马普尔小姐，愿不愿意猜猜里面是什么？”检察官问了一句。
　　“我猜嘛，你知道，”马普尔小姐说，“应该是卓贝达的演出服。您需要一把凿子吗，检察官先生？”
　　凿子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当盖子弹起来的时候两个女人都轻轻地嘘了一声，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着箱子里一笔无价的财富：全是红的、蓝的、绿的、橙色的闪闪发光的珠宝。
　　“阿拉丁的洞窟，”马普尔小姐说，“这些闪光的珠宝都是那个姑娘跳舞时戴的。”
　　“啊，”克莱德克检察官说，“现在你们看，一个被谋杀了的人拿到了它，可有什么用呢？”
　　“我想她是个精明的姑娘，”马普尔小姐想了一会儿说，“她已经死了是吗，检察官先生？”
　　“是的，三年前死的。”
　　“她有了这串贵重的祖母绿项链，”马普尔小姐沉思了一会儿说，“她让人把宝石一颗颗地从项链上取了下来，再固定在她的演出服上，人们以为那只是一些彩色的假钻石。然后她又让人做了一个真项链的仿制品，就是被盗的那串。很显然它从未在市场上出现过，因为窃贼不久就发现宝石都是假的。”
　　“这儿有一个信封。”邦奇说着把一些闪光的宝石推到了一边儿。
　　克莱德克检察官从她手里接过信封，从里面拿出两份官方文件。他大声地念了出来：“华尔特-艾德曼德-圣-约翰与玛丽-摩斯之结婚证明。”这是卓贝达的真名。
　　“那么他们是夫妻了，我懂了。”马普尔小姐说。
　　“另一个是什么？”邦奇问。
　　“一个女孩儿的出生证，名字是朱尔。”
　　“朱尔？”邦奇叫了起来，“为什么，当然，朱尔！吉尔！这就对了！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来奇平克里格霍恩了，‘朱尔’就是他想要告诉我的。曼迪夫妇，你知道，在拉伯那姆小屋。他们为别人照看一个小女孩儿，他们非常爱她，就像爱他们的亲孙女一样。是的，现在我记起来了，她的名字是朱尔，只是他们叫她吉尔罢了。
　　“曼迪夫人一周前得了中风，曼迪先生也有严重的肺炎。他们都要进医院的。我一直想帮吉尔找一个好的家庭。
　　我可不想让她去孤儿院。
　　“我猜一定是她的父亲在监狱里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就逃了出来，从那个老发型师那儿把他和他妻子当初放在那儿的箱子取了出来。我想这些宝石如果真的属于她母亲的话，现在就可以给这个孩子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们也会这样做的，哈蒙夫人”。
　　“噢，它们在这儿会安然元恙的。”马普尔小姐欢快地说。
　　“亲爱的，感谢上帝你终于回来了。”朱利安-哈蒙牧师满足地叹了口气，无限深情地说，“你不在的时候伯特夫人总是想尽力来帮我，午饭她给我吃非常奇特的鱼饼，我不想吃又不想伤她的心，所以就把它们都给了提格拉思，可它都不吃，我只好把它们从窗户扔了出去。”
　　“提格拉思，”邦奇一边抚摩趴在她膝边的猫一边说，“它吃鱼可是很挑剔的，我经常说它有一个了不起的胃口。”
　　“亲爱的，你的牙怎么样了？你去看牙医了吗？”
　　“去了，”邦奇说，“它不那么疼了，我就去看了简姨，还……”“可爱的老家伙，”朱利安说，“我希望她一点儿也没衰老。”
　　“一点儿也没有。”邦奇笑着说。
　　第二天早晨，邦奇给教堂新换了菊花，阳光又一次从东面的窗户射进来。邦奇就站在圣坛的台阶上，沐浴在这如珍似宝的阳光里。她非常轻柔地说：“你的小女孩儿会好的。我答应你照看她。”
　　她把教堂整理了一下，然后走到圣坛前，在作礼拜的凳子中间跪了下来，做了一会儿祷告，然后回到家里去干那两天没做已经成堆的家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