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另一场风暴又入侵了。星期一早晨天空白扑扑的，光线则显出棕褐色。我穿过紧密的不间歇的雨瀑直接开向特迪·费茵的房子。我没有选择绕到第二十街的依贝哈特的家宅或者第十二街的外公的老房子的弯路，而直接去走了主干道，圣维森特大街。虽然这里行进缓慢，交通拥挤，到处是被阻塞的车辆，许多棕榈树叶被吹到了大道中来，几棵脆弱的珊瑚树被风暴连根拔起，须根抓向天空，生命已彻底结束了。
　　在第七街我打了右转灯朝圣莫尼卡峡谷方向开去。下山的时候后置发动的福特几次打滑，失去牵引力好几秒钟，后来两只轮子都陷入了泥淖之中，只好搁下了一块“停车”的交通标志。我竭尽全力想把车子推回路上，但是我的手臂力量不够，撑着方向盘的手也酸痛不已。我站在那里，喘着气。如果我打电话叫一辆拖曳车可能会太麻烦，而且会费大量的时间。正在这时，我的脖梗后面一阵刺痛感，有什么东西从后边迅速地接近过来。但是，这辆兰奇罗威并没有减速停下来，相反，在它飞速经过的时候，故意转弯辗过一个小水坑，向我的车窗溅去一大片胆汁色的泥水，还伴有一声鹅卵石的脆响，那个司机，戴了顶棒球帽，没有回头看一眼。
　　一块碎石击中了刮水器，并且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令人寒心的弧形的刮痕，就像是谁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下的那样。我咬牙切齿地用鸡毛掸把蓝色挡风玻璃拾摄干净，回到车里轧住了调速档。
　　第一档和第二档之间进退都很容易，我增加了马力试图使汽车有所松动，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飞速旋转的轮胎上，小心地操纵着，最唇发觉轮胎重新咬住并拉回了路面。我快速穿过了峡谷弯道，一路咒骂着那辆该死的兰奇罗威。似乎当一个人驾驶一辆价值四万五千美元的机车时，他们就有这种癖好，要溅你一脸的泥。
　　圣莫尼卡峡谷是介于蒙塔娜之北一块升高的平台和太平洋岩壁的南段陡岸之间的一个小型峡谷，离依贝哈特的住屋两英里。峡谷口和海平面持平，但被沙滩所阻割。一年四季往谷口里灌着的海风，只是苦于被两侧的峡壁所束缚。于是在这里营造了自己的小气候，出现了难得的晴日、峡谷中深深的阴影和新鲜的带着盐味的空气。对律师们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抛头露面的人来说，这里就成了一处高级的住宅区，不过，这里最奢华的建筑却是特迪和安德鲁·费菌在圣罗伦佐街的尽头靠着山边修建的房屋。
　　它是一幢巨大的都铎时代的官邸，棕色方石饰面的木混结构，汽车入口是一个常春藤覆盖的拱顶，房屋是双披屋顶，有三个中世纪风格的烟囱，高大的凸窗全部镶着钻石形状的窗格玻璃，会使你不由自主地想到白雪公主会不会从里面飘行出来。实际上，如果你没有看到在这个雨天横在道口的几株瓜德罗普棕榈树，这幢房子完全会给你一种置身于英国来斯特郡的良好印象。
　　打开那扇熟铁大门，我沿着一条碎石路往里走，这条路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条急流通道。特迪·费首出现在短柱廊里，一个很有魅力的苗条的女人，穿着黄色的高跟鞋，拿着一个拖把。当我解释说是从联邦调查局来的，想问她几个关于她的熟人，依贝哈特先生和夫人的问题时，她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示意我进屋谈。就像那位兰奇罗威的司机一样，她似乎更不介意溅起泥浆，也许能把泥水溅向别人的机会确实是不多见的。
　　我跟着她走进厨房。
　　“你相信这个吗？你能不受它影响吗？”
　　我们涉水而过，在橡木地板上，竟然积起了半时深的雨水。这场令人吃惊的小洪灾的源泉是一间堆杂物的小房间，雨水或是从灯闸处灌入，或是从墙头像瀑布一样的流进来。一个穿着白色紧身短衬裤的年轻女孩正在有条不紊地把这个小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搬到别的房间去。扫帚、真空吸尘器，一堆湿的破旧衣服、清洁剂、花盆、网球拍，以及一个当女孩把东西一件件转移时堆在柜子上的幻灯片放映机。
　　有别于女孩细致缓慢的移动步伐，她的主人则以每分钟上千转的高速率奋力搏击。
　　“我看过这样的电影，谢天谢地，我不需要再看一遍。”
　　她脚踢着水，手上徒劳无功地把桶朝墙上掼去。
　　“去年的风暴中我们遇上了一场泥石流，凌晨三点钟整座山全塌了，我想我们都得完蛋了呢。”
　　透过宽大的窗户，穿过一块砖头铺砌的空场和许多胡乱塞在那边的植物丛，我能够看到一座小山被用混凝土在外层牢牢地包裹住。
　　“它像一台推土机一样势不可挡，一下把房屋的整个后部撕了过去，我们一个月以前才重新修好这个厨房。现在我简直要彻底地疯了。迪尔克到哪儿去了？”
　　她用拖把在水中搅着，拾到一个无线话筒，但她急着要求迪尔克立即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门这边来。
　　我无法想象一个糟糕的厨房是什么样子，如果真要想象，那么现在这个就是。待迪·费茵，仍然精力旺盛地扯着些无聊的话题。她示意我先坐到厨房里的一把有靠背的舒服的小椅子上。厨房有两个不锈钢的洗涤槽安放在打磨光亮的大理石台面上，房间很大，你甚至可以听到空气在一排白色的平滑的橱柜间流动的空响声。新鲜的油漆味、新色的壁灯，都很容易让人辨认出这是一间崭新的厨房——那些灯泡上，甚至连油烟都没来得及沾上一点。
　　她似乎也无事可干了，靠在大理石台面的边上，抓住这间隙，她却开始修剪起她原本就整齐漂亮的指甲来。（如果你要利用这个间隙，干吗非得剪指甲呢？）
　　“咖啡，”她突然醒悟道，“现在，你要么？”
　　“好极了。对于依贝哈特家你知道些什么？”
　　“我是他们理解西海岸神秘主义的精神向导。”
　　她摆动着手指，作了一个嘲弄的脸色。
　　“他们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谁也不认识。是我介绍给他们认识。我请他们吃晚饭。我公开邀请他们到我的网球场上玩。我甚至说过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我的房间——”
　　这个女人说起话来就像一枝AK—47一样，每秒钟嘴里能迸出更多的单词。
　　“我推荐病人给阮德尔，让他们的孩子在我的游泳池里游泳，尽管那时候游泳池还没有完全发挥功用——”
　　“我听说出了一次事故。”
　　她的说法十分简洁：“劳拉掉进去了。我不在家。她没事儿。”
　　她踌躇了一阵，没有把最后余下的一点和气也剥掉。
　　“我很厌倦但是并没有说要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你是相当了解他们的。”
　　“从内心深处了解，在他们和我断绝关系之前。但是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她打开橱柜门，用敏捷地动作摆弄着杯子、咖啡和茶匙。
　　“我理解在你和依贝哈特夫人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
　　“你怎么知道的？”
　　“这并不难找出。”
　　她好奇地看着我，似乎看不清楚，于是又把眼镜挂上了鼻子，虽然那副笨重的黑镜框看起来像是五十年代的破旧货，但是配在她秀美的脸上竟然是另一种风情。尽管她像快接近四十岁了，但扎在脑后的头发却像一丛淡黄色的针刺。她穿了一件黑色开士米汗衫，下身是一条紧绷绵黑色天鹅绒护腿衬裤。唯一打破整个这种阴沉肃穆的黑色基凋的是那一双光彩夺目的钻石耳环，每粒钻石都差不多有葡萄干大小。
　　“你是否认为依贝哈特家正陷于财务压力之下？”
　　“意外损失？你开玩笑？阮德尔的家底殷厚。”
　　“也许他开销也很大？”
　　她不屑一顾：“他开的可是一辆阿库拉。”
　　“你看见过他吸毒吗？”
　　“从来没有。”
　　“他曾经向你提供过毒品吗？”
　　“我不碰那东西。”
　　“也许他只是为了帮你们的忙，当作催眠药给你或你的丈夫开过某种药丸？”
　　“从来没有发生过。”
　　“给我讲讲他的个性特征。你是否能说他是那种追求个人成就的医生？”
　　“阮德尔？”
　　她笑了起来。她像饭店里那样，娴熟地调制着咖啡。
　　“我第一次遇见阮德尔·依贝哈特时，他只穿了一条长运动裤，沿着大街跑过来，手里晃着一块猪排。”
　　蒸汽从咖啡器里冒出来，她连忙把手缩回去，咕哝着：“差点儿烫死我。”然后，又继续去摆弄她的机器：“我正过去想带克莱诺出去吃午饭，刚刚下车，就看见一个英俊的男人举着一块很好的猪排沿着大街跑过来，跟在一条狗后面。那条狗曾在他们的后院出现过，是只可怜兮兮的小侏儒，阮德尔叫它‘无家可归的狗’，因为它眼睛里面那种空荡荡的神情就像你在无家可归者眼里看到的一样，他一直无法靠近，把排骨喂给它，到最后它还是跑掉了。旁边就是一位他不认识的女士，穿着一件阿玛尼礼服，从阿达姆来刚刚走出一辆麦西达斯，而他却赤着身子追赶一条流浪狗，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所以我那时就想，这是一个可爱的家伙。”
　　咖啡器发出咯咯的响声，随着黑咖啡倾倒到两个很大的白色咖啡杯里，一股浓郁热烈的芳香飘散开来。
　　“事实上．我无法想象阮德尔怎么会和你们FBI扯上瓜葛。”
　　“你说呢？”
　　“呀，那也许是因为他在六几年吸过毒吧。”
　　我给她一个伪善的微笑。
　　“你说过，在他妻子和你断绝关系之前你们俩非常亲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特迪·费茵皱着眉，她没有从我这儿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自己却重陷往事。看来她想把戏再演得久点。
　　“我第一次和克莱诺见面就是在那个堆放杂物的小房间里，就像现在一样那时候它就在漏水。”她用沾满了牛奶泡的茶匙很不满意地指指那边。
　　“泥石流经过以后天还在继续下雨，我们只得找了些塑料篷准备把那小山盖住，以免它继续坍塌下把房子给埋了。我们需要人手，那时是早晨六点钟，我让雷娜打电话找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甚至包括我女儿在学前班的同学。”
　　特迪·费茵穿着胶底鞋，走过溜滑的橡木地板，把冒着热气的咖啡杯放在了橱柜上。
　　“克莱诺·依贝哈特是唯—一个到这儿来的那个班的同学家长。”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丈夫的亲戚们都帮我们，还有一些是我丈夫从五金店前边那家酒吧里临时雇来的人。我回来给人们做饭时发现了一个陌生女人，长长的黑头发，扎着丝绒的束发带，穿着‘费尔埃尔’绒线衫，正在试图把那小房间里三英时的积水舀出去。我问她我们是否见过，她告诉我她是学前班同学的母亲。我们几乎打电话叫过笛德尔班上每个同学的父母，这些人我们在生日聚会听、游艺日呀、电影呀、晚餐呀什么的都见过面……”带着显而易见的某种痛惜，她继续说道，“我那时甚至不认识克莱诺·依贝哈特，但是却只有她一个人放下了自己手中的事情跑到这儿来帮助别人。我完全被她感动了，迷迷糊糊地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开始哭了。她是个护士，她能很好的安慰人。于是我们就坐在这儿，吃着热的五香熏牛肉三明治，成了朋友。”
　　我啜了一口咖啡，太淡了，又太甜。
　　“我真的是想帮助克莱诺，她到这里来以后有点不知所措。她的丈夫赚了许多钱，而她不知道怎样处理它们。我告诉她去找个佣人，对小孩子不要太操心。但事实是，她是被阮德尔拴住了。彻底地依靠他。护士和医生，彻头彻尾。”
　　“她顺从了你的建议？”
　　“噢，一切都结束了。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每天要给我打十次电话！连我们的佣人都是朋友，我们的孩子也在一起玩——但是现在我却对她如此恼火。”
　　“为什么？”
　　“她只是不再给我打电话了。就像蓦然打的冷枪，恰好就在笛笛的四岁生日之后。突然她开始制造借口，又四次跟我吵闹。你最好的朋友毫无理由就中断了与你的来往，那会是什么感觉？是伤害。”
　　“你问过她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说她很忙。”特迪·费茵摇着头说，“我也忙呀。我放弃我的星期六去和她一起逛商店。她在‘勒雪’买了大批的东西，几乎每一样都要买回家。现在抱怨什么？”
　　特迪·费茵像个小女孩一样用手托住下巴，仍然被抛弃所刺痛。
　　“克莱诺被阻止不能回马萨诸塞。阮德尔在加利福利亚已经是事业兴旺。”
　　“那又是为什么呢‘！”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她扬起了眉。我弄明白了什么？“我们谈话的时候少有顾忌。阮德尔离开时一直调子很低，但他是被逼迫的。我是指，你瞧：他们搬到这边来不到两年，他已经是这个城市的顶尖红人之一了。”
　　门转开了。待迪·费茵似乎紧张起来。她在自己的厨房里也被惊吓住了？
　　一个小女孩闯了进来。
　　“这是笛德尔。看着水，小心。”
　　笛德尔穿了一件宽大的罩衫和一双米老鼠鞋，有一头漂亮的齐肩短发，带着一点小小的派头。
　　“很高兴见到你。”她活泼地说，下巴微微朝上扬着，我在想，当她长到十五岁的时候，特迪·费茵在这个家里就不大会有发言权了。
　　笛德尔后面还跟着一个年岁稍大的女人。
　　“雷娜说我们可以到水坑里面玩。”小姑娘宣称道。
　　“嗨，那只是开玩笑。”特迪·费茵嚷了起来，轻轻摇晃着她的女儿把她弄笑了。她把我介绍给雷娜，雷娜握了握我的手。丰满，也许有六十岁，雷娜明显有比其他佣人更高的身份。她说话不带口音，穿着一件用腰带扎住的棕褐色外衣，低开领，头发染成棕色，戴着一副镀金镜框的时髦眼镜。
　　“雨都快停了，笛笛在屋里已经玩腻了。”
　　“好借口。”
　　我喜欢雷娜稳重的支配能力。我喜欢她抚摩笛笛的头发的方式。
　　“去拿一双我的鞋，”特笛·费茵建议说，“雷娜和我穿同一个码子。”她说话的时候嘴角轻轻往上挂，似乎在她们之前有一种不可显现的联接桥梁足可以消除她们间的所有隔阂和差距。
　　在雷娜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谢谢你。来吧，笛笛，我们去找一双雷娜能穿上的妈妈的鞋。”
　　她牵起孩子的手，帮她从母亲的膝上滑落下来，离开时对我们有礼貌的一笑。
　　我很高兴我的堂妹在美国曾有一个像雷娜这样的朋友。
　　雨已经变小了，轻得就像一层薄雾一样，只要有勇气的人，都可以钻去闹一通。空气的湿度已经达到了饱和，绿叶全都一动不动，只是因为承接着雨水的重量而低垂着。
　　顺着墙根流进杂物室的水流已经减退了，那个少女还有更多的湿盘子、碟子和餐用碗需要擦干净。
　　“依贝哈待和简娜·玛森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
　　“当简娜成为他的病人以后这就已经是个大新闻了。她很喜欢阮德尔，每件小事都听他的。这甚至使他没能来参加笛笛的派对——因为简娜得了流感他不得不赶到马里布去。”
　　“克莱诺妒嫉吗？”
　　“她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样的事。每次简娜一来电话她就浑身僵硬。我告诉她要运用关系，但她不知道怎样做。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
　　电话铃响了。
　　“嘿，宝贝儿，我呆会儿给你回话，”特迪·费茵如唱诗一般，充满了趾高气扬的神情，“我正跟FBI说话呢。”
　　出于调查局全部的庄严权威，我严厉地告诉她不要把我们的谈话传给全世界都知道。
　　“对不起，”她立即感到有些窘迫，她脆弱的自负很快破裂，“我保证我不会。”
　　怀着尴尬，她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个折迭着的信封。
　　“现在我得找个电工回来，把小房间里的电灯重新安好。”她抽出一张名片，“这就是：沃伦·思佩卡。”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名字？”
　　“这是克莱诺给我的。他们一起在高等学校读的书，又都回到波士顿。他和迪尔克一起干过改建的活儿。”特迪·费茵忽然又对那个无人接的电话表示起愤慨来，“迪尔克在哪儿？”
　　现在我才回想起凯茜·多诺万给我讲过克莱诺的旧男友的故事，他们如何当作一个玩笑一样给了她一个他搬到温尼斯后的电话号码。所以这是沃伦·思佩卡的名字第二次和克莱诺·依贝哈特联系起来了。在学校里，你所学到的技能之一就是怎样迅速地从一张卡片上记下一个地址，然后把卡片扔到一边。
　　屋外，我们能够看到笛德尔正把湿沙子堆在一个红木玩具建筑中的滑板池塘里，雷娜撑着一把伞注视着她，脚上穿了一双齐膝高的马靴。
　　“我叫她穿我的鞋的时候可并不是指那双价值四百美元的‘拉尔夫·劳伦斯’，耶稣基督啊。”
　　特迪·费茵叹息道。然后，又开始对被水损害了的墙和新崭崭的地板感到惋惜绝望：“我应该做什么？”
　　“等着迪尔克。”
　　从圣维森特大街回去的路全都被刮倒的树堵住了。一个紧急救助队正把车辆从住区街道疏散，我跟在长长地交通队伍后面，缓慢地经过了第十二街外公的旧房子。
　　那块“待售”的牌子仍然挂在门前，只是经过了这场风雨这块地方显得更加破烂不堪。这次我没有停下来，但是记忆仍追随着我。
　　我的双膝跪在起居室的硬木地板上。这是个黑暗的星期六的早晨，我透过门边狭小窗户上镶着白色花边的窗帘，可以看到外边正在下雨。昨天我从家里到学校去迟到了五分钟，我的外祖父惩罚我跪在电视机前，但电视却关着，这样我就看不到目己最喜欢的节目。我的母亲从门口经过了许多次，但是一句话都不说。我瞪着空空的电视屏幕。我的膝盖很痛。它们已经在这块硬木地板上压了很长时间。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驶入了在韦斯特伍德的总部的车库。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如何到达这里的，也不知道为何，我呆在干燥安全的汽车里，而我的面颊却如此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