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从台湾返抵横滨的孙文住进了尤列在横滨的租屋处。
　　尤列在香港被称为四大寇（四大造反者）之一，是个生龙活虎的名人。当然，与同是四大寇之一的孙文交情甚好。
　　在惠州起义时，他协助郑士良与长江的会党进行联络。当时不知何故，清朝方面竟然公布了逮获尤列并已在武昌处决的消息。此事是以湖广总督之名发布的。
　　“哦，那他岂不是成了无法升天的孤魂野鬼了？真可怜！……”
　　有友人如此揶揄他。
　　尤列的身边围绕着许多年轻学生。
　　前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终于开始增多。一九○○年时，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人数仅约百名。一九○二年达六百名，鼎盛时期是从一九○五年起至翌年间，人数一时高达八千名以上。
　　孙文冷眼观察此一状况。
　　不论自费或公费，留学生皆是精英分子。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士大夫阶级出身，也就是孙文不太想拉拢其参与革命运动的人。因为这些人属于会因革命而丧失许多拥有之物的阶级。
　　一九○○年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守旧派溃灭，科举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最后一次的科举会试（最终考试）是在一九○四年举行。
　　取代科举的将是往后的“学校”时代，任谁都如此认为。留学生人数的急遽增加应该也是跟科举的废止有关。
　　驻日公使裕庚曾招募十三名留学生，即所谓的第一批留学生。因系政府所招募的学生，革命派当然不会对其展开活动。
　　然而，这十三人当中却出了一个热烈支持革命的戢翼翚。他在自立军起义之际九死一生，后来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立《国民报》。
　　一###五年的革命派首次起义被称为乙未广州之役，或以纪念起义之日而称为重阳起义。
　　孙文等人的团体和辅仁文社这一排满意识极强的集团合作，以兴中会之名起事。从一开始该会就有分裂的危机，因孙文自愿屈就副会长一职而暂时解除了危机。
　　然而，之后因伦敦蒙难事件孙文之名举世皆知，此外对外的活动也有孙文派人士（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屡仆屡起而甚受瞩目。一###九年，三派（哥老会、天地会、兴中会）联合起来共推孙文为首领，改称“兴汉会”，因而兴中会的会长一职亦由孙文取代杨衢云。
　　清朝当局深知革命派内部存有矛盾，欲乘机进行劝降工作。惠州起义可说仅进行了一半，革命军战死者也仅四人，若将山田良政这一失踪者计算在内也不过五人。清朝当局甚感焦灼。
　　此时有一原是兴中会会员但中途叛节转投清朝者，名叫陈廷威，自愿对杨衢云进行说服工作。陈廷威与杨衢云是姻亲。
　　杨衢云出身福建澄海县，在香港并无太多同乡。若对其进行说服工作，则在保密方面并无太多顾虑。
　　杨衢云对陈廷威的活动想来个将计就计。
　　——斩肉断骨。
　　杨考虑及此，便将陈廷威所开出的条件告知孙文。
　　该条件是革命党的首领获任命为道府的副将，统领五千军队并可支应数万费用。杨衢云认为，既然可公然领军并支应费用，那应可以此为基础扩大党的组织规模。
　　——此岂非投降？你想设计对方，但反中对方的圈套，对方比你更精。
　　孙文拍回电坚决反对此一佯装归顺计划。同时他又指示在香港的陈少白警戒杨衢云的动向。
　　贼军归顺而成为官军并非罕见之事。在那个时代，亦有从贼转而成为官的军队头子。刘永福即曾是贼党太平天国的部将，后来转而成为官军。之前###刘永福的冯子材也曾经是让官军感到头痛的土匪头目。劝降工作原本就是战略的一环。
　　孙文之所以指示陈少白警戒杨衢云的动向，乃因担心清朝方面若劝降失败恐有杀害杨之虞。
　　孙文等人劝杨衢云赴日本避难。杨的脑袋有悬红三万两。为悬红而想取杨项上人头的恐怕非仅职业杀手而已。
　　“香港还是有危险。就连传闻中的刺客也能大摇大摆走在街头。说起来还是日本的治安最好，更何况又有自己的同伴。”
　　众友人劝他赴日本。
　　“又是日本吗？……”
　　杨衢云不大睬理这一忠告。在惠州起义之前，他曾去过日本，当时在芝的红叶馆由犬养毅和头山满等人举办了一场“孙文、杨衢云、郑士良归国壮行会”。前一次的日本之行，杨衢云将兴中会的会长一职转让给了孙文，此事对他而言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孙文劝杨衢云前来日本，并在兴中会的会议中通过一项支付前会长赴日旅费的决议案。
　　“男子汉死有何惧？我在此地教英语足可养妻育子。我不愿亡命而使用会里的费用。”
　　杨坚决不受。
　　其祖父杨福康曾任官职，后弃官赴外国。其父杨清河生于当时的英属槟城。杨衢云也是出生在槟城，十六岁时归国方始读了五年汉文。他回到福建后又移居香港，在造船所工作时因事故而失去右手三根指头。之后他学会英语而任教职，后来又进入招商局和外国公司工作。
　　他眼见外国人轻侮自己的同胞，兴起“种族思想”而与友人创立辅仁文社。后来与孙文等人的团体合并而成为兴中会的母体。两者合并的关键人物便是杨衢云的友人尤列，也是“四大寇”之一。
　　反叛清朝的人可在相距咫尺之遥的香港漫步街头，但也受到香港政府的警察的监护。
　　郑士良和杨衢云遭查明是惠州起义的主谋，让清朝当局对他们燃起莫大敌意。
　　当然，遭通缉者时时都保持着戒心，而且他们也约莫清楚杀手是谁。
　　杀手是个名叫陈林的男子。陈林放弃了精心策划的刺杀方式，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发动突袭的方法。
　　杨衢云的英语教室设在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杀手陈林突然闯进教室，掏出手枪射击后立即离去。因平常熟练射击，仅一枪便让杨身受重伤。
　　陈林仔细调查过现场，行凶后在瞬间便逃逸，急奔广州。
　　友人劝他，纵然你动了手，但当局为杜悠悠众口，可能会杀你灭口。
　　——什么？不冒险行事焉能发大财？我打算将获得的赏金分一半给某个人。哈哈，那样就等于买了保险。你大可不必担心我的性命安全。哈哈。
　　陈林一笑置之。
　　杨衢云的首级悬红三万两，外加“千总”一职。千总是武职，乃一哨（小队）之长，约相当于日本的陆军少尉。而且非仅虚衔，清朝政府又保证授予一个守卫南石头炮台的实缺。
　　陈林果然获得这份赏赐。杨衢云并未当场死亡，而是到翌晨才去世。暗杀日期用当时清朝的旧历算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下午六时，依新历则已是年后的一九○一年一月十日。
　　但不到一个月后，陈林的住处即遭到搜索，搜出意图造反的证物。显然是清朝当局唆使牢里的小偷将造反的信函证物藏放在陈林家中。
　　可怜的陈林就在自己奉命任职的炮台门外遭枪杀处决。
　　接到杨衢云遇害的消息后，待在东京的孙文便赴横滨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悼会，并募集一千二百元捐款给遗族。
　　孙文等人的革命派是由两派合并而成，一是以孙文为中心的孙文派，一是原以辅仁文社为名而聚集的杨衢云派。因皆欲得兴中会的会长之职，两派之间不免有些小争执。
　　一开始是孙文礼让，由年长五岁的杨衢云当会长。杨自年轻时便富侠义精神又无野心，故适合任会长一职。然而，秘密结社三派合并后，孙文被选为总会长，而孙文派人士的活动又甚受瞩目，因而杨衢云便引退，但之后仍不时为兴中会尽力。有一度他想要将计就计利用清朝劝降的机会从事活动，但在和孙文商量过后打消了念头。孙文衷心哀悼杨氏之死。
　　在七个月后，孙文又丧失了一位盟友郑士良。
　　惠州起义一役的现场全由郑士良指挥，或许是过于劳累了。到香港打电报虽是短距离，但仍须通过敌方地盘，难免每天紧张异常。郑士良后来撤退至香港，肉 體与精神上一定还继续蓄积着压力。
　　有一天，他和《中国日报》的记者们在琼林酒楼饮酒毕，返回永乐街的中国日报社，同行的记者正在开门之际，他已倒在人力车上。人立刻被送往警局，未发现任何外伤，被鉴定为脑溢血。
　　但因时局敏感，有传闻说是友人在赠送给郑士良的食品中下了毒。此一友人的姓名是郑梦唐，被以真名刊载出来，一时之间在香港蔚为话题。
　　《中国日报》是香港知名的革命派报纸，由陈少白担任主笔展开论战，亦称《中国报》。相对于此，保皇派则以《商报》与之抗衡。
　　在此之前，海外的唐人基于交际考虑，大多数人都同时加入革命派与保皇会两团体。例如在夏威夷的孙文之兄孙眉，便是保皇会的干部。
　　但以一九○○年为界，之后不准脚踩两条船的气氛便越来越浓。
　　在郑士良死后的翌月（一九○一年九月），义和团事件以签订《辛丑和约》作为善后。
　　连同死刑在内受处分者达一百数十名，赔偿金则高达四亿五千万两。大清国的岁入当时尚不满一亿两，不可能一次支付如此巨额的赔偿金，因此商定以三十九年的年赋抵算，外加百分之四的年利息。依专家的计算，这四亿五千万两加计利息，实际上已超过九亿八千两。
　　即使大清国覆亡，中华民国仍须承当此一债务。因有关税做担保，赔偿金的支付确实无误。直到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中国仍在继续付款，最后总算付清了。
　　依该和约所载，清朝须进行改革。改革岂不就是变法吗？
　　在不久前才处死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等六人，如今清朝当局却又急转直下要进行变法。
　　若认为这样就该赦免康有为，那可就想错了。康有为仍旧被称为“康逆”，即是逆贼康有为之意。
　　——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此话出自由西安发出的《变法诏书》。
　　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是“乱法”，并非是真正的变法，这简直是莫名其妙的歪论。
　　中央的高官因未能阻止义和团作乱，如今权势大不如前。清朝的当权者换成了外放地方的汉人总督。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折启奏变法事宜。湖广之地自古被称为“楚”，故此一奏折又称为《江楚会奏》。最初的奏折日期是一九○一年七月十二日，提出三项建议：
　　尽废科举。
　　设立学校。
　　派遣留学生。
　　“今后将是学校和留学生的时代。起义尚需准备的时间，学生之事就暂且托付给弼臣（郑士良）吧……”
　　在报上阅知《江楚会奏》一事后，孙文自言自语道。那是在接到郑士良的讣闻前不久的事。
　　一九○一年是二十世纪的开始，但当时却没什么人意识到这一点。
　　这年的正月初（旧历是前一年），杨衢云遭暗杀，对孙文而言又是一记打击。
　　“南方先生既有邀请之意，何不赴和歌山一游？”
　　开口说这话的是在横滨负责照料孙文的华侨温炳臣。温炳臣是天祥洋行（Dodwell）的买办。
　　在当时若非拥有绝佳信誉就不可能当买办，在香港为革命派提供巨资的李纪堂也是日本邮船的买办。外国公司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只以买办为对象，因其他人的信用不佳。任何公司都会付佣金给买办，然后利用买办之名进行交易。
　　买办一词就等同于信用。
　　天祥洋行的买办温炳臣邀孙文前去探访南方。去年自伦敦归国的南方熊楠已将自己归国的消息通知了孙文。
　　南方一家在他游学外国期间便倾注所有钱财，归国后他在财务上又接受弟弟常楠的资助，因而若要熊楠前来横滨，可说不可能之事。
　　“我想见见南方先生。温先生，请你代为安排好吗？”
　　孙文说道。
　　令人怀念的伦敦时代的友人。有些像是怪人，还曾做出咬英国人的鼻子等怪事。这些回忆一一浮上脑海，令孙文心中顿觉宽慰。
　　“先通报警察一声比较好吧？”
　　温炳臣说道。他与孙文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即使不通报，也会在后面跟踪吧！可是时局如此，还是通报一声吧！”
　　孙文说道。
　　时局如此是指在杨衢云遭暗杀后不久之意。清朝当局对孙文首级悬赏巨资。随时都可能会有人暗下杀手。
　　此次探访南方熊楠的详情经由外务省的数据得到确认。孙文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日本政府的掌握之中。
　　因杨衢云之死而感到沮丧的孙文想利用与南方熊楠再会，恢复自己消逝久矣的高昂斗志。
　　跟伦敦时期一样，两人用英语进行沟通。同行的温炳臣是英国天祥洋行的买办，偶尔也会加入两人之间的对话。
　　跟伦敦时期的友人见面，让熊楠最感高兴的是碰到一个了解植物尤其是菌类话题的对象。温炳臣一碰到这话题，便闭上嘴巴，光在一旁微笑。
　　熊楠号称记忆力超强，但其实只对关心的事如此，对其余则马马虎虎。他有时称温炳臣为黄先生，有时又称陈先生。
　　“我是一贫如洗。”
　　这是他的口头禅。
　　“难道不想找个工作吗？”
　　一听孙文这么问，他大笑道：“当然想。不过很少人有这个度量敢雇用我。哈哈哈。”
　　孙文抱着胳膊。
　　的确熊楠不适合在别人底下做事。就算是大英博物馆这般研究机构，他也是在短期内就数度受到惩处。
　　“那就只好尽力找个有这种度量的人了。世界如此之大，应该会有这样的人吧！”
　　孙文合上双眼沉思。
　　在从事这趟和歌山之旅时，孙文写了一封信给犬养毅拜托代南方熊楠谋一职位。
　　连招待远来客人时，熊楠也正如自己所称的一贫如洗，身上分文全无。
　　熊楠在和歌浦一间名为芦边屋的料理店设宴待客，这是他的总角之交小笠原誉至夫所开设的店。
　　“请笑纳！就当做是今日的纪念吧！”
　　孙文说完这话，脱掉自己所戴的白色巴拿马草帽送给熊楠。
　　“咱们的友情永远也不会变。”
　　南方熊楠举杯说道。
　　在和歌山之旅后的一个月余，孙文便又返回第二故乡夏威夷。对他而言，夏威夷是疗伤之地。
　　在夏威夷停留了二个月左右，他才在六月中旬回到横滨。他未忘记和南方熊楠谈过的话，特地采集了只有在夏威夷才有的植物标本，带回日本送给南方。《江楚会奏》出现在一九○一年七月，是在孙文从夏威夷返回日本之后的事。
　　在建议尽废科举的同时，又提到留学国度以日本为佳。其理由是文字相近，另外经费也只需欧美的三分之一，来回所需的日数亦短云云。
　　“今后留学生会大幅增加。任公（梁启超的号）大概早已迫不及待了。可惜我方阵营并无可与其匹敌的人才。”
　　孙文卷起袖子说道。
　　“连少白先生也不行吗？”
　　温炳臣说道。
　　“依我之见，少白的文笔不亚于任公，只是过于正派。任公的文章能令人沉醉，少白则过度认真，无法令人沉醉。再说善辩一项，也不得不承认任公略胜一筹。”
　　孙文叹气说道。
　　“我这边的唐人也无这般人才。若说经商倒是不输人。”
　　温炳臣像是被孙文的叹气传染般，也不由自主叹了一口气。
　　“哈哈，若说经商，任公可能也相当有一套呢！……”
　　孙文考虑半晌。他心想，梁启超是个可怕的人物，若是能将其拉拢至我方阵营，那会如何？
　　梁此刻即使是在夏威夷或澳洲，也持续地强化保皇会的组织。对不同阵营之人，他会毫无愧色地压低音量说：
　　——我是革命派，只是暂时戴上保皇会的假面具罢了。
　　即使是对孙文，他也是这样说。
　　孙文倒不认为这是梁启超的诈欺言行。梁内心里对革命怀着期望，但身为康有为的大弟子却又不能表现出来。
　　——梁启超！你这样岂非太狡猾！
　　孙文真想如此大骂。
　　此刻尚被称为“康逆”的老师康有为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会获赦免。
　　顶着勤王这块招牌走遍天下，突显出保皇会第二号人物的重要性，纵然革命成功，孙文也会说“其实梁启超一直都是革命派”来替他辩解。
　　虽不知会有多少留学生到来，但不难猜想到，这些留学生应该会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随着科举废止，今后留学生将蜂拥而至，而且是以孙文之前一直不愿拉拢的士大夫阶级居多。
　　话虽如此，总也不能将这些人都逼进保皇派的阵营里。
　　此时（一九○一）留学生人数仅不过百名。除驻日公使馆所招募的十三名外，浙江省有四名，后又追加八名，湖广总督派遣二十四名，南北洋大臣各派遣二十名，几乎全是“武备学生”。因为在日清战争中失利，派人赴日本学习军事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这些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名为“励志会”的敦睦团体。该会现有会员约四十人，包括在汉口之役战死的自立军黎科，也包括宗室（准皇族）良弼，由此可知该会并无特定的政治主张，其性质仅属于同乡会组织。
　　来年的一九○二年，该会内部有人组成“青年会”，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导致稳健派分子退出该会的骚动。
　　另外，在同年的四月二十六日预定举行一项：
　　###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为留学生的革命运动点燃了火苗。
　　筹划此项活动者是著名的国学大师章炳麟。若往前推算，明朝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擒是在辛丑之年（一六六一），而四月二十六日（旧历三月十九日）则是崇祯帝自缢于景山之日。基于以上种种意义，章炳麟才发起纪念明朝亡国的活动。
　　章炳麟比孙文年轻三岁，很早以前就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国学大师。他是个中国的国粹主义者，曾参与《时务报》的编辑工作，但跟公羊学派（不依史实而着重其内含之义理）的梁启超不合，有段期间担任张之洞的幕僚。为避戊戌政变之祸而亡命台湾，接着又转赴日本。
　　今恰值汉民族最后王朝“明”灭亡后的二百四十二年，他为此打算召开一场纪念会。
　　获知此事后，大清国驻日公使蔡钧便赴外务省拜会，并提出解散该会的请求。会名定为“亡国”，究竟灭亡之国是指哪一国呢？
　　大清国公使的请求获许，日本政府下令警视总监制止开会。在开会的前一天，该会的十名发起人被传唤至神乐坂警察署。发起人之一的冯自由记录下署长和章炳麟之间的对话：
　　署长：你是清国的哪一省人？
　　章：我们都是###人。不是清国人。
　　署长：阶级为何？士族或平民？
　　章：是遗民。
　　因警视总监下达禁止命令，虽经抗议亦无效果，一行只得怅然返回。但开会通知已经寄发出去，当日在会场的上野精养轩附近，有数百名留学生遭警官拦阻。
　　孙文亦伙同数名横滨华侨赴会场，到达后方知活动遭取消。亡国纪念会虽取消，但精养轩仍照常营业，所以孙文等人便在那里用餐。用餐毕又返回横滨，紧急联络同志，改在横滨永乐楼“补行”纪念会。此一补行纪念会除发起人代表章炳麟之外，自立军的幸存者秦力山等人也皆与会。
　　此一纪念会系经过包括孙文与梁启超在内的留日重要###人同意而举行，但梁之后又来函表明不愿具名。
　　民族意识强烈的中国人并不喜欢使用“清”这一国号，而偏爱使用佛经中的“###”一词。此典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三藏法师被印度王问道“###国何若”（###国如何？）。
　　“###”一词后来成为含有侮蔑意味，那是跟往后的日中关系有关。
　　十九世纪末的赴日留学生中，除公使馆招募的十三名外，几乎全都是“武备学生”，亦即为学习军事而来的学生。
　　中国古代是日本派遣遣唐使前去求学之国，如今反过来要赴日本学习，不少人因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然而，在日清战争失败是事实，军事上的劣势显而易见。
　　——只因军事一项，真是遗憾……
　　就在这种气氛中，武备学生大批前去日本。
　　日本的陆军省委托成城学校训练他们，当做是进入士官学校之前的预备教育。之前原有五年制的学校设有留学生部，后于一九○三年改名“振武学校”。此校不归文部省管辖而隶属于参谋本部，首任校长是以横越西伯利亚而闻名的福岛安正少将。修业年限原为十九个月，但在一九○七年后改为三年。从振武学校毕业后，先在各连队实习，然后才能进入士官学校本科就读。
　　北洋大臣裕禄曾在一###八年有意派遣六名海军学生，但日本的海军兵学校拒绝外国人入学。经交涉后，议定先让其在日本的商船学校接受一般教育，然后再赴海军的各学校参加实习。然而，经由此一制度就读者不满百名。
　　除了日本海军排外气氛浓厚的原因外，在海军方面，也因大清国的福州船政学堂从一八七五年起开辟了可赴英国海军大学就读的课程。翻译赫胥黎、斯宾塞（HerbertSpencer）、史密斯（AdamSmith）等人著作而闻名的严复，便是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宏文学院是一间专为想进大学、高专就读之留学生教授日语的学校。鲁迅也是先进入宏文学院后才进入仙台医专（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就读。
　　其他尚有高楠顺次郎创立的日华学堂，那是间奉行少数精英主义的学校，曾将遭海军兵学校拒绝入学的三名海军学生送至东京帝大就读。
　　东斌学堂、明治大学开设的经纬学堂，还有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实践女学校等皆设有清国留学生部。
　　自一九○二年起，留学生便暴增，在此之前任何活动皆未将留学生放在眼里，但如今革命派与保皇派都不得不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