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泥瓦匠、一个卖鞋个体户、一个饭馆女服务员，这三位近乎是文盲的骗子，为了快速致富，竟冒充中央军委的“中将”、“少将”和“师长”，以处理飞机、坦克、轮船等部队退役废旧物资为由肆意诈骗，骗取浦发银行8200万元巨资，并豪掷6000多万挥霍。
　　2007年1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提讯审理了轰动京城的刘树林、王建国、廖梓宏诈骗案。王建国、廖梓宏在二审审理期间曾向法院提出，要求委托亲属代请辩护律师为他们辩护，但他们的亲属都表示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为他们请辩护人，加上他们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所以，在法庭上，这三个惊天巨骗只有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自行辩护了。
　　在此之前的200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匪夷所思的案子作出一审宣判，判处犯罪嫌疑人刘树林和王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廖梓宏有期徒刑13年。
　　随着案情的真相浮出水面，使人感到荒唐的是，这三位文盲骗子的博弈对手竟是精明绝顶、号称“小诸葛”的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副总经理。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甚至极其低劣，但他们又是怎样从各种监管制度十分完善的银行里骗出8200万元巨款的呢？
　　魔道联手，泥瓦匠巧遇“联合国主席”
　　现年51岁的刘树林小学二年级没读完便辍学在家干农活。1973年，他从老家到黑龙江找活干，并把户口落在了绥化当地农村。其妻因病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儿子现在四川成都上大学，女儿在重庆学裁缝。1991年，刘树林只身来到北京，在一家建筑工地当抹灰工、泥瓦工。他虽然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连一篇完整的文章都读不下来，但凭着多年在北京闯荡的经历，练就了一副好口才。
　　1998年前后，刘树林因长期租住在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附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这所大学一位著名的法语教授，并取得了教授的信任。1999年9月，这位教授注册了一家名为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地点在北戴河某部队所属的疗养院租来的房子里。刘树林听说后，多次对这位教授声称他能帮助引进资金，教授相信了他，并任命他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但刘树林自始至终也没能给海龙公司引进一分钱资金，所以海龙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公司。
　　2002年5月，刘树林经人介绍认识了来京打工的湖南离婚女子廖梓宏，双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2002年9月，廖梓宏带着自己挣来的十几万元随刘树林到了成都。不久，两人在那里开了一个小百货店。
　　在成都，刘树林认识了一个叫李勇的人。2004年夏天，李勇对刘树林说，他家有个亲戚叫邓德茂，是联合国主席，刚刚回国处理工作。他还是中央军委的将军，负责全军的退役物资处理，权力非常大。不管李勇是无意吹牛还是有意行骗，一向以忽悠别人见长的刘树林竟执意要李勇把他引见给邓德茂。
　　几天后，李勇说，邓德茂人在北京，最近要到江西和湖南走一走，可是手头有些紧，想让李勇借给他2万元钱当路费，但李勇手里却没有这么多钱。堂堂的“联合国主席”、“将军”，竟然拿不出从北京到江西的路费，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诈，但刘树林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凑足2万元现金，并亲手交给了李勇。
　　半个月后，李勇说邓德茂可以见一见刘树林。刘树林喜出望外，便带着廖梓宏回到了北京。在航天桥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刘、廖二人见到了邓德茂。邓德茂自称是“联合国主席”，最近回到国内处理一些事情，现在是军委301办公室主任。军委正准备成立退役物资管理局，主要负责处理建国以后军队退役物资。他能够搞到军委每年处理6000万吨废旧钢材的批文，只要刘树林能找到先期的保证金和违约金，就可以把这件事委托给刘树林办理。
　　刘树林问：“得多少资金？”邓德茂说：“得3个亿。”这足以让许多大公司都咂舌的数字，刘树林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看着刘树林犹豫的样子，邓德茂说：“最少也得1亿7千万。”
　　按照邓德茂的说法，每吨废旧钢材以不足1000元的价格购进，转手就可以数千元的价格卖出，每年6000万吨，加上其他方面的生意，至少能赚150亿。刘树林显然是看到了这笔“生意”的可观利益，但2万元的“见面礼”好拿，1亿7千万的巨资上哪里去找？
　　廖梓宏心里始终觉得邓德茂这人有问题，但就是想不出哪些地方不对劲，仅有初中文化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联合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应该称秘书长，而不是“主席”；她更没有想到诸如飞机、大炮、轮船这些装备，即使更新换代，又怎么能像收购废铁一样如此简单？这些在稍有生活常识的人眼里都会觉得荒唐可笑的问题却让她与刘树林上了钩，不仅如此，刘树林和廖梓宏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出荒诞剧的舞台中央。
　　几天后，邓德茂又找到刘树林，并带来一份盖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字样钢印的“授权委托书”。至此，刘树林对邓德茂的身份已深信不疑。他从心里想揽下这单生意，然而由于无法找到邓德茂所要的保证金，这事也就只能暂时搁置。邓德茂虽说时不时也还会和刘树林见面，但就此事的合作却始终没有任何实际的动作。
　　单凭刘树林自己，无论如何是筹不到1亿7千万元这笔天文数字的巨资，为了这笔生意，他必须寻找其他公司一起“合作”。刘树林很快就想起了自己曾任副董事长的那家“海龙公司”。他早知道海龙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但毕竟那位教授也从未说要罢免刘树林。就这样，刘树林再次打起海龙副董事长的招牌，廖梓宏摇身一变成了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
　　至此，一场荒诞无比的闹剧拉开了序幕。
　　空手套白狼，三个混混套牢银行高管
　　“海龙”仍然是过去的空壳，拿不出一分钱，他只能借这只空壳去继续行骗。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树林在一场聚会上认识了王建国。王是江苏人，52岁，初中肄业，1983年9月3日因犯流氓罪被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满释放后一直无业。2002年到北京开了一家皮鞋店，两年下来也挣了不少钱。言语中，刘树林见王建国也对这事感兴趣，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两人一拍即合，王建国当即请求“联合国主席”邓德茂约见。刘树林说，要想得到“邓老爷子”的信任，必须注册成立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怀着与刘树林同样的心理，2004年6月，王建国在方庄附近注册了一个名为博通广顺的商贸公司，以便接受邓德茂的“考察”。
　　不久，刘树林打电话告诉王建国中央军委的批文办下来了，并且告诉他邓德茂同意见他。
　　这次见面，邓德茂不仅带来了“中央军委”授权海龙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还带来了一份授权王建国负责处理军方退役废旧物资的委托书。邓德茂对王建国本人的“资历”、公司的实力均表示满意，他对王建国说：“中央军委退役物资管理局的事已经定了下来，但我不便出面，这方面的事将来都由老刘负责。你也好好干，我看这个局长到时候就由你来当。”邓德茂最后说，等公司成立之后，军委还会给公司派一个排的兵力负责勤务保障。这本是一个十分常识的问题，然而自称“曾任武警北方局局长”的王建国却并未发现一点破绽。
　　为了能让新成立的公司运作起来，王建国又托人向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蔡智平借钱，以作为启动资金。他对蔡智平谎称自己曾在武警部队服过役，原是武警北方局的局长，现在是“军队退役物资管理局局长”，他现在注册这家公司就是为了与海龙公司合作经营军队退役物资生意。同时，他还给蔡智平看了邓德茂、刘树林伪造的那两份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的委托书，称自己就可以代表已经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授权的海龙公司与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并大谈做退役物资生意的利润和前景，事成之后，利润均分。蔡智平没有表示怀疑，答应王建国签下协议，并在两天之后借给了王建国200万元。
　　邓德茂画了一张饼，刘树林与王建国望“饼”充饥，并且乐此不疲，把这张“饼”越画越大，让更多的人卷到了这场荒唐的骗局中，而且越套越深。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假只有邓德茂最清楚，而刘树林交给王建国的那些合作协议和合同又是由他口授廖梓宏打印伪造的，王建国不明真伪，他的“朋友”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更是不知真伪。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谚语：谎言重复了一千遍，连自己都认为是真理。
　　既然王建国这条鱼上钩，刘树林哪肯就此收竿。他一再催促王建国尽快把钱打到“海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账上，再由“海龙”把钱转入总后的结算中心，否则就会耽误大事。
　　王建国虽说已经注册了公司，并且得到了授权委托，可他同样拿不出那1亿7千万保证金和违约金。挖空心思的王建国再次想起了蔡智平。他觉得蔡智平上次在几天之内就能借给他200万，就证明蔡智平应该有钱。令王建国兴奋的是，通过蔡智平，他又认识了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而于天来恰巧在此时又是到蔡智平的公司来拉存款的。
　　按理说，作为一家银行的高管人员，即便是为了银行的利益到社会上去拉存款，于天来也本不该如此轻易上当。但没过两天，再次遇到王建国时，王建国不仅带来了蔡智平曾经看到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同时还带来了海龙公司授权给上海智盛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
　　“如果我们能给你提供贷款，你们将如何安排还贷计划？”于天来问王建国。
　　王建国似乎早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当即表示：“你放心，首先这个管理局一旦挂牌成立，立刻就会有专项拨款。再说，启动资金一到位，业务马上就会运转起来，我们甚至可以用客户付给我们的订金来还贷，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需要多长时间？”
　　“最多20天。你想想，不管是退役物资管理局的钱还是你们银行的钱，还不都是国家的钱？国家能赖自己的账吗？”乍一听这话，王建国说得也着实有些道理，军委既然要成立一个机构，哪能不拨给启动资金和相应的经费呢？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这个前提本来就子虚乌有。
　　至于王建国、刘树林等人是如何用他们精心酿造的“迷魂汤”把于天来灌晕的，这些细节的原本面貌已无可复原，因为刘树林与王建国等人在后来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相互推诿以解脱自身。但在厚达20多册的卷宗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纸类似“申请授权”之类的东西，看来不仅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为一个又一个“上当者”们感到可悲可叹：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为发展国防高科技项目，资金短缺，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利用部队退役的废钢铁、铜等的实际价购送钢厂加工成品，并解决项目投产所需资金的不足。
　　此产品对我国国防和民用都有超实际水平，值得重视和支持，我们在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致函的同时，给军委一并发函，具体管理事务由王建国同志负责主持全面工作，望四总部、军委办公厅所属全体人员给予方便及支持解决。有不从者军法从事，我们支持你们！
　　135全球指挥总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在这两个子虚乌有的落款下面是三枚硕大无比的朱印。第一枚为方形，刻有“地球一号军政委员会”和“世界联合基金会”、“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字样。另外两枚为圆形，除了中心处的图案有所差异，印文均为繁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两枚圆形印鉴上的印文全部是反字倒序。
　　骗子们的骗术实在拙劣至极，可恨的是，即使这样稍有一点社会常识的人都会看穿，然而一个又一个唯利是图者们还是在这些漏洞百出的“红头文件”面前当了名副其实的睁眼瞎。
　　于天来没想到这一点。他对什么“退役物资管理局”之类的事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果自己真的能帮王建国解决了这笔资金，等他们的业务运转起来，王建国所说的管理局每年几十个亿的资产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存在他所在的银行。如果王建国真的每年能给银行引来几十亿的储蓄量，这不仅能体现他的业绩，同时也极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于天来不禁动心了，并且将他带到了副行长的办公室。
　　副行长听了于天来的介绍后，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王建国的服役经历，没作任何表态。但等王建国走后，副行长对于天来说：“不要相信他们，我劝你也最好别再跟他们接触。”
　　作为下属，于天来本来也应该听进副行长的这句话，并且悬崖勒马，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王建国他们手里拿的不仅是红头文件，而且还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的钢印，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2004年9月22日上午，于天来再次到上海智盛公司北京办事处时，蔡智平与王建国再次跟他说他们急需要一笔保证金，一共是人民币8200万元，但公司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并且最后期限是9月23日。蔡、王二人问于天来能不能贷款给他们，如果能贷下这笔款，今后就会有150亿的存款存在该银行。急于在银行内部树立业绩的于天来就这样头脑一热，决定放贷给海龙公司。于天来明知海龙公司的贷款资质不够，他就用其他信誉好的公司名义作了虚假贷款，8200万巨资就这样在当天全部打进了海龙公司的账号。
　　泥瓦匠刘树林、打工女廖梓宏以及皮鞋贩子王建国这三个臭皮匠，最终把本来精于算计的“小诸葛”于天来死死套牢在手上。于天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把一条看似能帮自己成就事业建树甚至平步青云的绳索拴在自己的脖子上，最后还打了个死结。
　　机关算尽劫数亦尽，荒诞闹剧的背后警钟在敲响于天来私自从银行拆借了8200万资金打进海龙公司账户上之后，心里便立刻打起鼓来，他生怕副行长当初的话不幸言中，于是没过几天便开始盯着王建国还钱。令于天来没有想到的是，每次他一提起还钱的事，王建国和刘树林似乎早已准备好了推脱的理由。要么说，中央首长马上要到北戴河去开会，等会开过之后才能成立“退役物资管理局”，专款才能拨付到位，劝于天来不要着急；要么就说这事得中央七位首长全部签字才能生效，可现在有两位首长不在京，所以管理局暂时还不能挂牌成立。
　　一个多月之后，心里越想越打鼓的于天来找到王建国，要求给个明确的说法。王建国就带他找到了刘树林和廖梓宏。刘树林对他说：“这点钱还叫钱吗？再说钱是国家在用，中央军委把钱花了，你怕什么？关于退役物资管理局成立的事还要等一等，等中央首长研究定了，还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毕竟没有到最终的还款期，于天来也自知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者，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刘树林他们，心想军队的事应该不是儿戏。钱已经划给海龙公司了，可是刘树林他们却没有跑，天天还能见着，也证明他们不可能是骗子。于天来还在幼稚而天真地想着刘树林他们等业务运转起来后马上就会有150亿的资金存进他们银行的承诺。
　　就在海龙公司收到于天来划款后不久，刘树林便在邓德茂授意下，由廖梓宏分多次进行提现，总计1500万元分别打入邓德茂指定的三张银行卡上。紧接着，刘树林他们不仅并没用剩下的资金经营“退役物资”生意，而且可笑地是以此为本金，四处联系可以给他们提供融资的公司和单位，同时以廖梓宏的名义在北京西郊买下一套豪宅。
　　刘树林授意廖梓宏先后给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账上打了1100万元，给北京一家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打了1000万元，给海南一个石化公司打了1000万元。廖梓宏对这些资金的用途不明白。刘树林的解释是，这样做是为了引进更多的资金，这些钱是给对方提供的前期活动经费。廖梓宏知道打给海南那家石化公司的1000万元，是因为对方答应在15日之内能给海龙公司筹集10亿人民币，然而钱打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除此之外，刘树林还东给100万，西给200万，像往水塘里扔钢镚儿一样，说是为了让海龙的资产越滚越大，越来越雄厚，然而他竟连一声钢镚的响声都没听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最后，他到底给了多少家公司钱，哪家给了多少，刘树林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廖梓宏虽是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然而只有初中文化的她又如何懂得分工精细的会计原理及操作规程，又如何能够操作数额如此巨大并且往来如梭的资金？廖梓宏只有一个简单的记账本，但上面只是不分明细项目地记着某天进账多少钱，打出多少钱，并且还不完全。就这样，8200万元巨资，令人难以置信地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被刘树林等人挥霍了6600万元。
　　关于资金的流向，刘树林他们始终瞒着于天来。于天来多次找到王建国，问他们还钱和往浦发银行存进150亿人民币的事，王建国总是推诿。于天来又找到刘树林，刘树林拍着胸脯说：“小于，你不要怕，钱能到位。”为了稳住于天来，11月底，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三人还专门到于天来所在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刘树林对于天来说：“我马上就会往这个账户上打进300亿，要把浦发银行买下来。小于，你真的不用怕，等300亿到位后，浦发行就是你的了。”
　　一群连流水账都记不清楚的骗子竟要买下一个银行，如此荒唐可笑，滑天下之大稽的怪事，对于天来而言，已经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他最揪心的是他私自拆借给刘树林他们的8200万元如何尽快地平账。
　　就在于天来提心吊胆之中，转眼到了2004年12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的财务部门在进行年终资金结算时发现，当年9月的一笔高达8200万元的巨额贷款竟没有审批手续。在只有公司副总经理于天来个人签名的情况下，8200万元资金被转账到了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12月31日，警方将于天来抓获。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于天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起荒诞不经的巨额诈骗案最终浮出水面。不久，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等人也相继落网，狡猾的邓德茂在收到廖梓宏打入卡内的1500万元后，便“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了音讯。
　　2005年5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挪用资金罪依法判处于天来有期徒刑6年。200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诈骗罪判处刘树林和王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廖梓宏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
　　法网恢恢。就在刘、王、廖三人被判决的前三天，邓德茂在大连落网。等待他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
　　一场本不该上演的荒唐诈骗剧不仅上演了，而且还演得有声有色。据该案的承办法官讲，其实骗子的智商并不高，手段也极为拙劣，连私刻伪造的公章上的文字也不分反正，甚至是反字倒序，然而他们却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银行高管人员死死套牢，可悲可叹！
　　针对这起极为罕见的诈骗案中暴露出来的怪现象，该案的承办法官在表示无奈的同时，也提出了忠告。
　　首先，凡遇“帽子”戴得越高、来头越大的人，与其合作共事应格外审慎。这些年冒充中央领导亲属甚至国家干部进行诈骗的案子可谓花样翻新，但犯罪的目的最终是“换汤不换药”。高利益势必伴随着高风险，利益的背后时常就是骗子们早已设计好的阴谋和陷阱。
　　其次，国家机关，尤其是要害部门在向社会出租房屋，尤其是出租办公场所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杜绝极个别心术不正者借机搭车。公安局门口卖警灯、法院门口办律师事务所等等，极易给社会提供某种心理暗示。本案中的海龙公司就是这样，该公司办公地点在北戴河某部队的疗养院出租房内，刘树林等人在北京又时常出入各豪华饭店，坐着奔驰，扯大旗作虎皮，虽然是无业的文盲，但王建国等人还是相信了他。
　　第三，无论银行还是公司，资金的监管制度一定要切实落实，不可有丁点的盲区。单有监督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应有制约机制，不可把丝毫的特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本案中，于天来就是因为自己一人独有签字权，他才有机会擅自作主，最终造成巨额资金的无端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