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住过小镇的人都知道，小镇居民都有好记性。
　　我妈妈遇害时，镇上的人很自然地先怀疑爸爸。因为没有证据，案子成了悬案，一直没有解决，爸爸只能背着黑锅度过余生。
　　那时候我刚刚十一岁，姐姐露西十四岁，我们住在镇南端一幢又脏又破的小木屋里。
　　我们惟一取暖的东西是一个火炉，它虽然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但对我们没有起到多少保暖作用。
　　爸爸是个油漆匠，即使在经济恐慌的时候，他仍可养家糊口。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是有了上顿没下顿。
　　爸爸和一般人都处得不错，尤其是女人。他长得不英俊，不过，我猜他一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个子高高的，四肢瘦长，头颅大得不相称——头顶宽宽，下巴尖尖，浓厚的棕色头发，密密的眉毛卷曲着。我小时候，他那对从不整齐的眉毛下向外窥伺的黑色小眼睛，常常使我惊恐不已。
　　我不太记得妈妈。他们镶在银色镜框的结婚照就放在收音机上，但我从不能把那位苗条、漂亮的女子和我认识的妈妈联系在一起。她必定是胖了许多，因为我记得那枚细细的金质结婚戒指几乎嵌进她的指头。
　　妈妈被谋害的时候是三月初——是那种大地开始融化的春天。
　　那晚我和姐姐去看电影，我没想到我们可以去，因为爸爸总说他没有钱去浪费在那类事情上。
　　但那晚，他比平时宽容了许多，我们一开口，他就答应了。那是一部叫《勇敢的船长》的电影，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再领教史班塞-崔西的电影，不过姐姐一点儿也不在乎。
　　十点还差几分的时候，我们看完电影回家。从镇中心徒步走了一里路——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寒夜，刮着南风。姐姐和我每走几步，便转过身，用带手套的双手遮住脸，背着风走。
　　我们一转进拐角，就发现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像是唐-金家。”姐姐说，“他一定又喝醉了回来，不过，他妻子平常不报警的。”
　　我脑海里挤满了不祥的前兆。那一闪一闪的红灯，围观的人群，使我感到恐惧。
　　在微弱的星光下，我可以看见人群中每一个头都转向我们这个方向，姐姐和我开始加快脚步跑了起来。
　　当我们跑近的时候，他们正把她抬出来，送上救护车，邻居的胖太太搂住我，把我的脸挡在她宽大、柔软的胸前。
　　我听见一声尖叫，是姐姐，她试图挣脱胖太太家的双胞胎男孩儿，他们在阻止她扑向妈妈——妈妈正被抬走。
　　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胖太太敲门，来我们家里借糖，准备做巧克力软糖。她发现妈妈躺在卧室门边，当她看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尖叫得房屋都要塌下来。几分钟后爸爸回家时，救护车已经到了，街坊已开始议论。
　　爸爸有所谓的“不在场证明”。整晚有人看见他在蓓蕾咖啡厅喝咖啡；井且在阿福撞球场进进出出的打撞球，还在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两杯啤酒。
　　但这之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回家下手。人们甚至谈论说，那晚他让我们姐弟看电影，是为了赶走我们，免得碍事。但他们也不十分肯定。
　　在我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认为不是爸爸下的手。他是新来的警察。但同意他看法的人并不多。
　　凶案现场，人们发现妈妈的一只手被切掉，这只手后来一直没有找到，谁都想不透为什么。只有那个新警察除外。他说凶手可能是性变态，不论是谁杀死妈妈，切除了她的手，那人一定是个“崇拜手的人”。
　　“你一定听说过崇拜脚的人，”我听见他在对警长说，“还有崇拜女人内衣的人。”
　　警长没有听说过，别人也没有听说过，大概多少年后也不会听说。
　　“凶手肯定是个崇拜手的人！”新警察断言。
　　雪地上没有任何足迹；祖父做的一把木柄切肉刀不见了，他们也没有找到。
　　没有任何线索，案子逐渐平息下来，没有人被提出指控。
　　不过，如果爸爸被警方审问，然后再被宣判无罪，也许结果会好些。人们当着爸爸的面不说什么，但是，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妈妈一去，我和姐姐的生活更糟了。我们俩尽量避开爸爸，但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可不容易。夜晚我和姐姐做功课，爸爸就发牢骚，说人们在街上给他眼色看。
　　“他们认为是我干的。”他说，“可你们知道我没有干，你们知道的；不是吗？我怎么能对你们的妈妈做那种事，我为什么要做？”
　　真奇怪，爸爸从不在乎别人，竟会因为别人的眼色而烦恼。他不会喝烈性酒，而现在他竟会闷坐一旁，自斟自饮。夜深时我们会听见他倒在床上的声音，虽然他不打我和姐姐，但是他喝醉时的样子，更让我们受不了。
　　起初，姐姐和我以为爸爸可能再婚，附近每个人都知道爸爸有点色迷迷的追朱迪小姐，她是教四年级的老师，“色迷迷”是我们牧师用的词。
　　妈妈在世的时候，一切正常。我们偶尔参加集会，爸爸也渴望参与不适合他的游戏。这时候朱迪小姐总会皱着眉头，对爸爸摇摇头，还对他微笑，好像她不在意一样。
　　妈妈过世后，爸爸有几次邀请朱迪小姐参加舞会，甚至还花钱请她看电影。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
　　我猜想，也许她有点儿发怵，因为爸爸的嫌疑一直没有洗清。不论什么理由，反正一年后，她嫁给了一个经营加油站的人，和爸爸的关系就结束了。
　　姐姐和我的生活每况愈下。姐姐中学毕业后，到一家矿工医院接受护士训练，等候我毕业。很早以前，我们就决定尽可能早离开这个家。但姐姐决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十七岁那年中学毕业。几星期前，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收拾在一只破袋子里，那是我十三岁时在垃圾堆捡的。毕业那天晚上，我将妈妈的结婚照片塞进袋子里，没有跟爸爸告别，径自到汽车站，我们的校长给我安排在一所乡下学校教书，第二年夏天，我上了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我要当个老师。
　　在我取得资格之前，姐姐也完成了护士培训，不久她结了婚。三年之后，我自己也成了家，与姐姐家相距五十里。
　　我们都没有再见到爸爸——直到他去世。
　　姐姐和我回去埋葬他。他已被抬到家具店后面的一个殡仪馆。有几位镇上的居民来送葬，我们没有停留多久。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不尊敬爸爸，但是，爸爸也不会尊重我们。
　　姐姐和我住在旅馆里。就是给我一百元钱，我们也不愿再睡在那房子里。不过，下葬后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回到镇南边的老屋，清理爸爸的东西。
　　房屋比记忆中更破烂，墙上还残留着灰色的漆，院子满目荒芜，只有野草。
　　屋里的腐臭味，几乎令我窒息。姐姐打开窗户，我们俩着手清理。最大的一堆送往垃圾站，另一堆可以给“救世军”，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姐姐在一个妈妈结婚时买的柜子顶上发现它——一个破旧的香烟罐，小型的，扁平的那种。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姐姐拿起它，在耳边摇着说，“有东西在响。”
　　她打开盖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手掌中。
　　我们俩都盯着她手中的东西瞧。
　　它们躺在那儿，五根指头的骸骨，其中一根末端还有我看见过的、几乎嵌进妈妈肉里的金质结婚戒指。
　　可怜的爸爸，他总是要物尽其用，但那只戒指，他再也没有用过。我们知道，爸爸是想把那戒指送给一个女人，而做了这件惨无人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