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公开宣称他正在追查铁木尔·扬季耶夫的同谋及其俄罗斯人上司，请莫斯科刑侦局予以协助。谍报机关全体人员都接到了通知，对追查对象特征的描述十分有限，古罗夫补充说，这人在盗匪团伙中是个无人知晓的新成员。这种补充听起来虽然不很重要，但即使是那些相互敌对的盗匪也几乎都互相认识，而四十上下的人在他们中间简直寥寥无几。
　　古罗夫对格奥尔吉·图林寄予很大的希望。假如他能打进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身边，像古罗夫指点的那样建议那些团伙联合起来，那么这位昔日的侦察员就能见到一大批人。不管图林能否发现追查对象，盗匪们联合在一起也有助于尽快将他们捕获。
　　古罗夫勉为其难地开展工作。令他处境更为艰难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不相信追查对象会在盗匪团伙中藏身。克里亚奇科当着几个伙伴的面壮了壮胆子，公开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固执己见，不愿听听大伙的意见。可是我们也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我们也略懂一二。我们相信是有这么个人，完全有必要找到他。可是在形形色色的盗匪和恐吓勒索分子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这个人是毫无希望的。你自己也知道维尔丁不是傻瓜，不会拿自己的王牌去冒险。这个克格勃分子要么是以我们不了解的手段利用了恐怖分子，并且早已把他埋葬了，要么是把他稳稳当当藏了起来，至少可以把他藏在某个秘密联络点。”
　　“合情合理，”古罗夫表示同意，“可是假如恐怖分子已经死了，维尔丁就不用忙忙碌碌，不会寻找失踪的证人，他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要是没有具体的执行者，这种证人本身毫无价值。维尔丁不敢让执行者呆在自己身边，这我同意，这样做太危险。因此秘密联络点的想法也不能成立。那么我问你，一个人受到行家的追查，要是你的话，你把他藏在哪儿？”古罗夫是在跟斯坦尼斯拉夫谈话，但提问时不知为什么看了柯托夫一眼。“格里戈利，你得承认是你有这种聪明想法，对不对？”
　　谈话在古罗夫的住宅里进行，斯坦尼斯拉夫见长官的注意力转向别人，趁机溜进了厨房。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可惜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我也认为我们是在白费劲。我们追查的那个人不在刑事犯的圈子里，也不可能在那里。”
　　“那么他究竟在哪儿？众所周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沙粒藏在沙堆里，鱼儿放生往湖里扔……这个逃兵自己说的，”古罗夫转身看着从厨房里出来的斯坦尼斯拉夫，“他肯定地说，莫斯科的盗匪多得像汪洋大海。他是个聪明人，他不应该不发表意见。盗匪不呆在团伙里又能呆在哪儿呢？”
　　密探说到这里突然住了口，脸神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变化，目光变得生硬，像看得出了神似的。几位侦杏员明白了头头产生了有价值的想法，大伙儿都默不作声。跟往常一样，还是斯坦尼斯拉夫首先开口：
　　“别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们压根儿就不怀疑，您在我们当中是最聪明的。”
　　“你撒谎，你认为最聪明的是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古罗夫心里想着别的事，明显地在拖延时问。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可以发誓！”
　　“这就是说，你除了有种种缺点以外还是个违背誓言的人，”古罗夫说得很慢、很吃力。“我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暂时不说。”
　　电话铃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喂，我洗耳恭听。”
　　“爱说笑话的半吊子，叫一叫仓库保管员。”
　　“出去啦，”古罗夫对了暗号。
　　“正好迫切需要他，他却偏要喝酒！”对方生气地说，随即放下听筒。
　　打电话的是情报员米什卡·扎哈尔琴科，古罗夫三年多以前招募了他，却极少跟他会面。
　　“我马上赶去跟人见面。”古罗夫从衣架上取下风衣。“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莫斯科刑侦局的索博利上校，鉴于我们跟他之间关系紧张，你对他要极为客气。华连廷，你去找反间谍机关的库拉根上校，告诉他我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跟我见个面。格里戈利，”古罗夫看了柯托夫一眼，“你留在这儿守电话。”
　　古罗夫招募扎哈尔琴科时只打算用他一次，但他们的关系变得密切了，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地位也不同。古罗夫本来不想吸收扎哈尔琴科参加对那个未知人物的追查，但扎哈尔琴科是个善于交际的人，虽然层次不高，但在自己的圈子里享有威信，因此密探告诉他正在找这么个人，无非是为了以备万一。既然米什卡在电话里提到仓库保管员，那就意味着急需见面，电话里不好谈。
　　古罗夫从未邀请米什卡去秘密联络点，他们总是在列宁格勒公路“华沙”电影院附近会面，在汽车里谈话。
　　古罗夫把车开到电影院跟前，他没有下车，仔细观察停在附近的汽车，因为大约半年前经营一间售货亭的米什卡自己买了小汽车。一辆红色的“谢苗尔卡”车亮了一下车前小灯，开始驶出停车场，古罗夫尾随在后面。
　　他们一起把车开到附近的加油站跟前，停下车来。米什卡掀起发动机盖，古罗夫则掀起行李箱盖，两人谈了起来，这在小汽车司机之间是惯常的事，谈起来就没完没了。米什卡取出一只火花塞，细心地开始清洗。古罗夫一看小伙子的动作就明白了，这场谈话不会三言两语就完事。
　　“今天中午十二点我去了利亚列克的小酒馆，在别戈瓦亚街。昨天夜里那儿举行了什么庆祝活动，大厅里还没有清扫。我喝了五十克，本来想走，那儿有个长得很漂亮的臭娘们叫瓦里娅，她对我说……”米什卡吹了吹火花塞，把螺丝刀随手递给古罗夫。
　　密探微微一笑，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这个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的娃娃跟两个哥儿们一起，在卡拉什内胡同想对上校进行抢劫。古罗夫把那两个娃娃赶走了，却抓住了米什卡，随后他们开始交往。现在这小伙子要是挺直身子，不把背弯下来，个子比古罗夫还高，肩膀也变得宽阔了。瞧他充当耳目这个认真劲儿，全神贯注地在摆弄火花塞。
　　“那么这个瓦里娅说什么啦？”古罗夫提醒他说下去。
　　“她说我的朋友廖什卡躺在桌子底下，几个女人实在拖不动他。我爬到桌子底下，瓦里娅走了。廖什卡真的睡着了，口里在流口水，外衣口袋里露出一叠美元，是一百元一张的。廖什卡是个小人物，他没有什么地方能弄到这么多钱。我心里想，醉得这么厉害，会把钱弄丢的，这美元可是人家的，一辈子也还不清。我把那叠钱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塞到我身上，便动手想把他弄醒。就在这时我从桌子底下看见有两个汉子走过来坐下。一个是利亚列克，他一开口我就听出是他，另一个不认识。”利亚列克说：
　　“你这人对我挺合适，我一眼就看出了。”
　　“别人操心的事跟我不相干。利亚列克，咱们心平气和地分手吧，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帮你一把。”另一个人答道。他的话音很坚定，而且毫无顾忌。
　　“干吗要这样？”利亚列克问道。我觉得他开始激动了。“我可不是见人就要的。”
　　“你不是大姑娘，别神经紧张。等我在莫斯科稳稳地住下来，再来找你聊一聊。你这一帮子人太多了，这种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以为所有的民警全都买通了？我就知道总局的一个上校对你很关注。谁要是被他盯上了，离监狱可以说只差一步。”
　　“哪个上校？”我觉得利亚列克抓住陌生人的手，也许是西服上的翻领。啊不，那人穿的好像是皮茄克。“你从哪儿知道的？”
　　“你少喝点酒。你身边昨天傍晚有二十人，后来走了一半，又来了十五个。你以为他们中间有多少人会告密？可你却对我进行拷问，你这是干吗？你这人不稳重，利亚列克，只会装腔作势。”
　　米什卡住了口，把火花塞放回原位。
　　“这人我不认识，但他是个饱经世故的人。而且肯定不是我们这一伙的，因此才不了解利亚列克。利亚列克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跟他可不能那样谈话，他无缘无故就能开枪把人打死。您找的是这个人吗，列夫·伊凡诺维奇？”
　　“你见过他的面孔吗？”古罗夫问道。
　　“我差一点儿都给吓死了，”米什卡说道，“我抱着廖什卡，紧紧贴在一起，仿佛我们两个醉鬼在那儿睡了一天一宿似的。我能说的是那人年纪不轻，裤子是灰色的、熨过的，鞋子是棕色的，好像挺贵重，还有，那人看样子保养得很好，听他谈话不是盗贼一类人，多半是干您这一行或是别的公务。”
　　“这么说我们的人也会露马脚，”古罗夫喃喃说道。“后来呢？”
　　“他们站起来，好像喝了一杯，一块儿出去了。我把廖什卡从桌子底下拖出来，往他脸上淋了一瓶水。他醒了过来，我把他带回家。美元当然还给他了。”
　　“他哪儿来那么多钱？”
　　米什卡不乐意地看了他一眼，答道：
　　“那是我们的事，跟您沾不上边儿。”
　　“好吧，米什卡，我不想多管闲事。我问你，要是你见到那个人，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你能认出他来吗？”
　　“百分之百没问题！”
　　“太好了。尽可能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情况，再给我打电话。需要钱吗？”
　　“人人都需要钱，不过您的钱我不要。我参加少先队了，现在有崇高理想了。”米什卡关上发动机盖，坐进驾驶室，把车开走了。
　　米什卡描述的那个人像是格奥尔吉·图林，然而就古罗夫所知，图林没有棕色鞋子，再说他是个有经验的人，跟利亚列克谈话语气不会那么尖锐。
　　古罗夫把车开到列宁格勒大街，向部里驶去。尽管他得到的情报值得认真重视，但他不想去琢磨它。他的情绪糟透了，什么事都懒得干。古罗夫觉得自己一筹莫展，而且毫无用处，这种感觉正在使他变得古怪，甚至滑稽可笑。可以喋喋不休地重复说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他，一个民警警官，正在试图挽救一个被判有罪的无辜者的生命。追求这样的目标才无愧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必须开展工作。得保护人们，不让别人对他们无法无天……“而且应当干好，不能干坏。”整个工作都是无谓的奔忙。部长们当众互相指责，说对方收受成百上千万的贿赂。最高层的国家官员陷入贪污腐败之中。总统不论身体健康还是患病，总在颁布命令，这些命令谁也不打算执行。而且随后而来的每一道命令都跟前一道命令相矛盾。有那么一位上校把一些跟他一样着了迷的朋友召集在一起，试图整顿秩序，而部长却在竭尽全力，要把另一位大官淹死在抽水马桶里，而且他们二人都置别人的生命于不顾，就在他们明争暗斗，忙于私人琐事时，有一些人却丧失了性命。总统干吗需要这一切呢？既然当了总统，就该明白：新旧权力交接之际，当宫廷里的狗互相撕咬时，国内就连起码的秩序都无法恢复。因此他应该指定一位临时继承人。可是总统却一分一秒都不敢放权——放出去就无法收回。
　　古罗夫心潮起伏，思绪翻涌。他用手掌擦了擦汗，试图抑止内心的不安。或许该去看看医生，吃点讨厌的镇静剂？还是干自己份内的事吧，别变成国家杜马的代表，自认为无所不知。叶利钦又不会邀你去喝杯茶，那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别高谈阔论了。是木匠就该灵巧地钉钉子，而《思想者》则只有罗丹①才能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他必须好好走完这条路。我们这里思想家太多，卫生技术员却不够，因此我们才陷在粪堆里不能自拔。
　　①奥·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思想者》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他记起铁木尔·扬季耶夫那副年轻而又生硬的面容，记起他爷爷那张布满深深的、仿佛用利刃刻出的皱纹的面孔，突然感到心中释然。我必须干完这件工作，部长们彼此间恨不得咬断对方的喉咙，那不关我的事，让他们咬好了。
　　维尔丁开着车，金融家希什科夫坐在后座上，说话时声音平静，间或略作停顿：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谁也没有指责您。我不想重复说过多次的一句话：您对局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再说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不是局势的问题，而是大笔财富的问题。假如我们实施的行动能够成功，那么不仅是您，就连我后半辈子也根本不用为钱操心了。”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您办不到，”中校回答道。“您爱财如命，这是不治之症。”
　　希什科夫轻声笑了起来，说道：
　　“也许……也许吧。我基本上早已不需要钱了。咱们别岔开话题。我明白总统的病把您的牌打乱了。我只想知道一点：我们能不能指望格罗兹尼枪声再起？”
　　“不知道。眼下我已经一无所知。也许我估计错了，有人向我保证一定成功，他们只不过是在撒谎，这种情形也不能排除。咱们不能等到总统康复吗？”
　　“绝对不行。我们最多只有两三周时间，”希什科夫答道。
　　“好吧。我将采取一次行动。假如行不通，我就洗手不干。搞秘密活动您可比不上我。您别有什么愚蠢的想法：对我搞暗杀或制造不幸事件——这可不是您的活动范围。”
　　“您怎么会这样想？”希什科夫火了。
　　“这很寻常。一些人刚刚入门，却总认为没有学不会的事。我已经作好安排，万一我突然死亡，会有人把您干掉。”
　　“可是您是个活人，又没办人身意外保险。此外，您可能还有一些您想都想不到的敌人。”
　　“我已经事先警告您了，”维尔丁冷冷地答道。
　　典狱长奥加尔科夫上校今天回家比平时早一些，就在这时汽车里柔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奥加尔科夫拿起听筒，听见索尼亚柔和的男中音：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现在要上哪儿？”
　　“你是问我什么时候到家还是现在在哪儿？”上校感到惊讶了。
　　“您现在在哪儿？”那个巨人显然感到焦急不安。
　　“停车，”奥加尔科夫对司机说。“索尼亚，你可不是个娇小姐，别那么激动。你别急，平静地讲一讲，出什么事啦？我还在公路上，车子还没有转弯驶上乡间小路。”
　　“谢天谢地！”
　　“别激动，慢慢说。”
　　“有人想把豺狼毒死。桦树林里藏着一个人，也许是两个。”
　　“那你把豺狼放出去，它能弄清楚……等等！万一那儿是醉鬼或是一对姑娘小伙子呢？豺狼把他们撕成碎片可怎么办？”
　　“是吗？”索尼亚说着口里嘀咕起来。
　　“仔细听着。你带上步枪，小口径的。豺狼用链条拴着，缠在你手上，当心别让它挣脱了。明白了吗？别首先开枪，只能还击，只打腿部。”
　　“咱们看看吧，首长，”索尼亚答道，随即挂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奥加尔科夫的“伏尔加”车在栅栏门口停下来，索尼亚在这儿等他，黑暗中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豺狼把两只前爪搭在主人肩上，毛茸茸的头紧贴着他的秃顶。
　　“看得出敌人被打退了，逃跑了，”上校一本正经地说，他知道索尼亚不会开玩笑，不会平白无故打电话，再说豺狼虽然没有唔唔吼叫，却也威严地吼着牙。
　　两人进了屋，把豺狼留在院子里。上校点了点头，意思是：你讲吧。索尼亚看了墙上的简易挂钟一眼，咬着下嘴唇。
　　“大约五点钟豺狼冲着一个陌生人叫了起来，我走出去，听见有人在林子里奔跑。离栅栏门五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块肉。豺狼陡立起来，没有去动那块肉，我想把肉捡起来，狗就唔唔地吼叫起来。我把它用链条拴上，用玻璃纸把‘礼物’包起来。我们开始等候，我决定设个圈套，把豺狼带进屋里，命令它不许做声，我靠在窗子跟前。天黑了，听见了脚步声，豺狼又唔唔叫了起来。我这才给您打电话。”
　　“你们是真正的朋友，两位都很聪明。”奥加尔科夫看了看笔记本，取下电话听筒，拨了古罗夫的号码。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幸好您在家，”奥加尔科夫听见密探的声音，说道。“想听听您的主意，”他迅速讲了起来．但古罗夫打断他的话说：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这事儿不该在电话里说，我马上来。”
　　“你瞧，咱们打扰忙人了，”上校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开始往桌子上摆碗碟。他看见索尼亚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花楸露酒，说道：“拿走吧，他不喝酒，你把茶炊里的火吹旺，再到院子里去迎接客人，让豺狼别叫。”
　　虽然已是十月，天气一直晴朗，可是这天晚上偏偏下起了毛毛雨。古罗夫几乎一眨眼就到了，但桌上的茶炊已经发出咝咝的声音。密探在安乐椅上坐下来，用手掌捧住厚重的茶杯，点了点头，意思是：请讲吧。
　　主人简短地讲了讲发生的事情。古罗夫责备似的摇摇头，说道：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怎么不讲主要的呢？当您的伙伴带着枪和豺狼来到房外时，他看见了什么？”
　　主人看了一眼靠在门框上的索尼亚，点了点头。
　　“看见一片漆黑，有个地方白桦树在发亮，”巨人不满地答道。
　　“豺狼使劲挣扎，您带着它往林子里跑，”古罗夫提示说，“您听见什么啦？”
　　“那儿没法跑快，眼睛会刺穿的，我又没有带手电筒，怕招来子弹。”
　　“撒谎，手电筒您带了，可是从小路转弯时您跌了一交。随后的事很清楚，狗拽着您站起来，您摸到了手电筒……人已经跑了，您没有撵上。根据灌木树枝断裂的声音您听不出有几个人吗？两个还是三个？”
　　“好像是两个。”索尼亚偷偷查看了一下自己那身干净的、甚至熨得很平整的空降服。
　　“您就别胡乱猜谜了，”古罗夫笑了一笑。“您刚换了衣服，可是您左手手掌上有新擦破的痕迹。您最好告诉我，穿过树林笔直走，离公路很远吗？”
　　“就只一片树林和一块田地。”索尼亚心里显然不是滋味，因为民警揭破了他的谎话，而主要的是他未能抓住敌人，想瞒住谢苗诺维奇，也被民警揭穿了。
　　“要是换算成米呢？”古罗夫追问道。
　　“没有多远，”奥加尔科夫插嘴说，“二百米左右，也许还不到，站在门口台阶上就能听见公路上的动静。”
　　“那么您干吗心里不安呢？”古罗夫感到惊讶，“你没法赶上他们。”
　　“要是把豺狼放出去，马上就能把他们抓住，”索尼亚皱着眉头答道。
　　“把谁抓住？”主人生气了，“那样一来连救护车都来不及救人，你难道不了解咱们的狗？那是一对小青年……”
　　“请原谅，主人，”索尼亚打断他的话，“正常的人不会给狗扔肉。”
　　“你难道没注意到这是上好的煎牛排？说不定他们点着篝火烤肉，听见栅栏里面有狗就扔了过来。”
　　索尼亚挥了挥他那粗大的手，气恼地走了出去。
　　“天亮以后专家会给我们答案，”古罗夫说，“煎牛排我带走。照我看，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估计不足。咱们很走运，俄罗斯人天生有一种危险的习惯，一开始总把事情想得简单，直到后来碰了钉子，这才开始认真考虑。眼下我们已经受到了警告，因此有所防备了。他们是打算把狗毒死，等您走出汽车时再开枪打死您。”
　　“他们干吗要掀起这场风波呢？我主管监狱三十年了，听到的威胁数也数不清，真正动手的不过两次。而且那些人都是些跳梁小丑，根本不值得对付。”
　　“这么说您根本不明白我跟您谈话的意思，”古罗夫忧郁地说。
　　“我明白了。有人希望判处极刑的铁木尔·扬季耶夫快点死掉。我们国内到处排队的现象没有了，可是为等候开庭和执行判决排的队却长得看不见尽头。”
　　“不错。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赶紧把扬季耶夫的呈文递上去。可是有两件事一下子就让他们迟了一步。车臣已经停战了，眼下对车臣人执行死刑不合时宜，加上总统又生了病，今天谁也不敢把申请赦免的呈文塞给总统。”
　　“那么这跟奥加尔科夫上校，一个奉命行事的人有什么相干？”
　　“首先，您不食人间烟火，不收受贿赂。这是个百试不爽、令人惋惜的事实。您是个忠心耿耿、墨守成规的老管家，用歪门邪道无法买通。要是把奥加尔科夫除掉，换上另一个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别吓唬我，上校！”奥加尔科夫挺直身子，威武地扬起下巴。
　　“您知道我们的犯人称什么人为公子哥儿吗？饭桶？傻瓜？他们称为公子哥儿的是那种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我和您知道的东西很多，但远远不是无所不知。咱们可不是公子哥儿，因此您明天住院去，您的病是神经根炎，病情恶化。”
　　“神经根炎和盐沉积我都有，”奥加尔科夫笑了一笑。
　　“您的副手中哪一个最傻？”
　　“两人都不怎么样。这可以理解，谁会心甘情愿上监狱来？人事干部说得也对，有头脑的军官一个个打下去了。上哪儿找他们去？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些工作年限将满、快要退休的人。”
　　“找个胆子最小的代理您的工作，告诉他您很快就会出院，只要有人投诉他一次，他就得免职。”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是个冷酷的人吗？”主人问道。
　　“我尽力保持做人的本分，是非自有别人评论。”
　　两人沉默了一阵，随后主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呀，咱们何苦要陷进这种泥坑？也许到了另一个世界能有所补偿？”
　　“别作指望了，到了那里也会强迫我们去抓醉鬼。”古罗夫试图逗主人开开心，因为他还面临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古罗夫一班人徒劳无益地到处查找的伊万就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他租了一个颇为讲究的房间，装成养病的样子，举止彬彬有礼，给小费出手大方，因此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然而即使有维尔丁提供的无可挑剔的身份证，住旅馆也是危险的。女服务员们生来都很好奇，一个年轻的单身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跟姑娘们谈情说爱，对这样的人谈论一番是很有意思的。
　　恐怖事情发生以后，伊万当即乘飞机离开了莫斯科，但过了一个月他又被迫返回，因为维尔丁迟迟没有付钱给他。维尔丁并未赖账，不时给他一两千美元，同时推说银行暂时停止付款。有一天伊万终于按捺不住，当面宣称：墓地上再多一个死人也不会引人注意。维尔丁听了只是笑一笑，答道：
　　“伊万，你那作恶多端的尸体连找都不会有人找。我还欠你两万，你很快就能拿到。还有一件事你要是答应帮帮忙，那么你的钱口袋都装不下，得去买个皮包。”
　　伊万心里很清楚，这个克格勃分子既不是胆小鬼也不是傻瓜，不会为两万美元闹得不愉快。同时他也不会平白无故跟你谈话。还有件什么事，克格勃分子没有说，但他透露了一两句：没有任何危险，时间只需十分钟，钱预先付。
　　克格勃分子约好三点左右来跟他最后商谈，而在十二点房间里来了一个面容可爱的女人，伊万只好起身穿衣，定了午餐要人送到房间，随后他反复盘算……必须今天就离开旅馆，换个身份证，这件事他得完全依靠克格勃分子。
　　三点差两分有人敲门，维尔丁走进了房问。
　　桌上酒菜已经摆好。伊万握了握客人的手，做手势请他坐下。维尔丁的情绪坏透了。昨天晚上派去消灭老典狱长的两个家伙傻头健脑，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好不容易才逃脱。维尔丁早就咒骂自己不该跟伊万这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保持直接联系，可是今天又到旅馆来找他，而且是第二次，这对一位行家来说是完全不允许的，直至最近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行家。今天早晨刮脸时他重新估计了整个局势，对自己够不够得上行家产生了怀疑。假如有人把这样的事讲给他听，事情又是别人干的，那么维尔丁至少会对那人滔滔不绝地大加评论，而且不会有一句赞扬的话。
　　看见伊万没有躺在床上，而是起了床，穿了衣服，桌上摆着酒菜，而“病人”则看着一边，克格勃分子明白了，他知道的远非是全部细节。维尔丁是个意志坚强、精神专注的人，他在桌边坐下来。把酒杯斟满，冷冷地说：
　　“别心不在焉了，讲吧。”
　　“五年前我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女人家里住过。今天十二点找那心爱的人儿来到房间里。她不知为什么认为我是个间谍。我当初就因为她这种愚蠢的妄想才离开她。她说她今天要写封信给检察院，写好后交给他的女友。假如明天十二点不交给她五万美元的话，这封信就按地址寄出去。长官，我总不能就在这个房间里把她掐死吧？”
　　“真是祸不单行！”维尔丁把酒喝下去。“她知道你的哪个姓氏？”
　　“她的女友在这一层楼收拾房间，因此她知道我现在的姓。”
　　克格勃分子又喝了一杯，沉思起来。尽人皆知，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最近这一昼夜之间，一大堆狗屎猛地压在他头上，然而只要处理得当，仍然可以干净体面地脱身。
　　昨天两个笨蛋没有完成任务，眼下坐在那里全身发抖，听候发落。可以把他们召到这里来，派他们去找旅馆经理，把这段传奇故事演下去。对经理说，我们是反间谍机关的代表，对你们一位工作人员的行为感到惊讶。她把一个女友请到旅馆来，让她去看一个外人不该见到的人。这个姑娘认识我们的一个人，眼下威胁说要揭露他，并伸手要钱。马上把你们的工作人员及其女友叫到这儿来，我们要跟她们讲清楚：玩间谍游戏会有什么下场。
　　维尔丁看了看伊万那副忧郁的面孔，心想刚才来看他的那个女友念头如此古怪而又无法遏止，这女人来得倒正是时候。
　　“你的问题我来解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从上衣的内口袋里掏出银行包扎的两叠钱，每叠一万美元。“我稍微拖了一点时间，对不起。”
　　伊万小心翼翼地把钱接过来，仿佛生怕里面藏有炸弹似的。他把钱装进口袋，开始等候。这傻瓜心里明白，欠的债不会就这样还掉拉倒。“他同意息事宁人，也还了债，这就是说他想要我的命。我一个口袋里有钱，另一个口袋里有手枪，现在要我的命不那么容易了。”伊万下定决心，不管他提出什么建议，只能回答一句话：“让我想想。”反间谍机关不论提出要你干什么，哪怕最简单的事，你都不可能一下子明白过来；就算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也得想一想自己往后怎么过下去。
　　“我需要你在电视上露面讲讲话，”维尔丁说。
　　“什么？”伊万一时不知所措，摸了摸后脑勺，呵呵大笑。“这想法有意思，眼下所有的盗匪都上了电视。然而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我看不惯那些黑道头面人物，他们从早到晚在电视上高谈阔论，我是个小人物，不够格。”他越说越开心。“我甚至比不上部长，我没有偷过他妈的上百万美元，没有杀过上百人！谁对我感兴趣？”
　　维尔丁附和着伊万，开心地笑了起来，随后陡然止住笑声，说道：
　　“好好在电视上露个面，你杀死的就不止一百人！你还会一举成名，当上百万富翁。”
　　“好得过头了，长官，看来你是拿我当傻瓜，”伊万说道。
　　“那么，你是不想名利双收啰？”维尔丁问道。
　　“不，我想留一条命，”伊万答道。
　　“那么你至少也听我说一说，你只消干多大一点事儿就会给你这么大的好处。”
　　“你既然非说不可，那就说吧。不过我心里有数，长官，不付代价是尝不到甜头的。”
　　“谢谢你同意听我说完。”维尔丁明白酒不必再喝了，但还是干了一杯。“要在电视摄像机前详细讲一讲你是怎样炸掉那辆该死的公共汽车的。”
　　“什么？”伊万听糊涂了，“也许我最好是对着摄像机上吊？”
　　“别说傻话，你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珍贵，”维尔丁语气尖刻地答道，“叶利钦那帮人要枪毙一个车臣的毛孩子，而我们第二天却宣布恐怖活动是俄罗斯人干的。你想象一下，格罗兹尼会作何反应？”
　　“我才不管格罗兹尼会怎么样！”伊万叫了起来。“我怎么办？你也一样！”
　　“咱们根本不会出事，”克格勃分子笑了一笑。“摄像时我们给你罩上面网。这种情景你在电视上见过几十次，嗓音我们也会略作改变。领导这次行动的俄罗斯反间谍人员的姓名你就说不知道。描述我的特征时你也作些改变。只要你愿意的话，把大象说成长颈鹿也并不那么困难。”
　　“那么拿什么担保呢？”伊万急剧地绞着脑汁，只有一点他毫不怀疑：这种摄像他决不会同意，这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到头来他们会把他交出去让人撕成碎片。眼下重要的是要挺住这场谈话，要表示疑虑，讨价还价，拖延时问。
　　“我跟你的担保是一样的。你明白我不是这篇故事的主角。你我有的是头脑和经验，他们有的是自负和金钱。预付一百万美元，用我们的名字存入瑞士银行。”
　　“三百万，要现金，”伊万脱口说道。
　　“傻瓜。你懂不懂三百万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根本就搬不动，也没法带出国境，可是我们必须火速离开俄罗斯，必须抢在节目播出之前。”
　　“咱们两个都会被人干掉，这就是事情的结局。”
　　维尔丁责备地摇了摇头。
　　“我明白你现在心神不宁，你需要考虑考虑。我的事情太多，那咱们就暂停讨论。我必须把你那个娘们的事处理一下。”
　　“人家会打死我们的，”伊万说。“我是死定了，闹这种乱子谁也不会容许。”
　　“谁不容许？”维尔丁问道。“谁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只有一个民警在那儿转悠，不知抓哪一头好。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把他消灭掉，我已故的上司在世时就已经为他准备了意外的礼物。大人物需要大乱子……”
　　“只有我们谁也不需要，”伊万打断他的话。
　　“你错就错在这里，只要我们活在世上，乱子就有可能发生。比如说，给你录一段电视节目，然后把你杀掉，那只会令人觉得可笑。今天电视里已经很少见到尸体了，但还会见到一具，就是车臣那个小伙子，他是无罪的，这是俄罗斯人进行挑衅。要是这个俄罗斯人不在了，只有一具尸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空话。现在单凭空话任何人都说服不了。”
　　“我服了你了。”伊万苦笑了一下。“可是这几天我上哪儿住去？所有的旅馆都受到他们的检查，贼窝子我是不去的。”
　　“我给你准备了一间个人专用疗养所，哪个警察都不会上那儿去，”维尔丁答道。
　　“那么利亚里卡呢，就是今天来找我的那个娘们？你不了解她，这娘们真令人厌烦。”
　　“废话！”维尔丁生气了。“你那个利亚里卡今天晚上会上这儿来乞求宽恕。你在床上好好教训教训她，让她规矩一点。”
　　克格勃分子最后这句话不知怎么对伊万产生的影响最大。
　　“唔，你要能做到这一点，我或许会相信你。”
　　维尔丁口袋里的BP机吱吱响了起来，克格勃分子掏出小黑匣子，看了看上面显示的字母，高兴地笑了。
　　“典狱长神经根炎加剧，被送进了医院。伊万，咱们终于看到成功的希望了。让我核实一下，了解详细情况。”
　　维尔丁拨了电话号码。
　　在一个不算豪华、却也并不简陋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吉·图林和古罗夫上校正在喝咖啡。桌子上有一台电话。图林看了密探一眼，又看了看咖啡，皱了皱眉头，从餐具柜里取出一瓶威士忌。
　　“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打个赌，那个坏蛋要是不回电话，那么我就该这样过下去……”
　　“说话别含含糊糊。格奥尔吉。”古罗夫往自己的高脚杯里斟满矿泉水。“咱们拿什么打赌？他打电话来你喝一杯，不打电话你喝两杯不成？”
　　“你要是被人从民警局赶出来……”
　　“不错！”古罗夫打断他的话。“这些话我跟斯坦尼斯拉夫说过一百次。”
　　电话铃响了起来。图林和古罗夫对望了一眼。铃响过第二声以后图林拿起听筒。
　　“喂。”
　　“消息是从哪儿来的？”问话的是维尔丁。
　　“从彼得罗夫卡①一个朋友那儿来的。”
　　①指莫斯科刑侦局。
　　“他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你自己问他吧。我跟他谈别的事，他顺便冒出两句。”
　　“谈什么别的事？”
　　“这跟你无关。我要杀掉古罗夫，你别管。”
　　“别碰那个警察！”维尔丁叫了起来。“你一会儿发誓要离他远一点儿，一会儿又……”
　　“不错，改变主意了，可是我结识了一个极好的小伙子。他会把密探的一切情况都透露给我。说不定是两个人。你可别提前对那个娃娃下手，否则会把事情弄糟。”
　　“可是你自己干的什么？咱们有基本任务！那个警察只是个人恩怨。你把他杀了，一窝蜂都会惊动起来，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干得对。”
　　“那就放一放再说吧，”图林和解地说。“你的任务是解决那个小伙子，好让我们放手去干。”
　　“你放肆！”维尔丁粗鲁地骂了一句。“一个探子居然给我布置任务。”
　　“我不是探子，狗娘养的！你可要记住！”
　　“好啦！好啦！咱们友好地再见吧。”
　　“好吧，”图林放下听筒。
　　“你跟他说话干吗这么粗鲁？”古罗夫问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很清楚，这叫因人而异，跟他这种人说话就得这样。”图林往杯子里倒了一些威士忌。“我听说您不久前也是喝酒的。”
　　“我一生中有许多事情很可笑，”古罗夫说句笑话作为回答，“你知道吗，我发过誓，上班时和干重要事情的前一天不喝酒。这样一来双休日怎么都过不好。”
　　“我也有同感，”图林干了一杯说。
　　“你的心情太平静了，格奥尔吉。”古罗夫问到威士忌刺鼻的气味，皱了皱眉，点燃一支烟。“看来似乎一切正常，克格勃分子你接上头了，跟利亚列克也建立了接触，米什卡·扎哈尔琴科也联系上了，可是我们兴师动众查找的主要人物却杳无音信。恐怖分子在哪儿，我们还不知道。”
　　“只有克格勃分子一人跟他有联系，可是克格勃分子不傻，出言也谨慎。他的话倒是很多，却不会随口失言。我敢肯定他留着我就是为了消灭这个人。因此我一说打算对您下手他就慌了。他怕我还没到时候就丧了命，眼下我对一家旅馆有怀疑。”
　　“哪一家？”古罗夫赶紧问道。
　　“明天告诉您，要是他藏在那儿，那么他绝对跑不掉。而您呢，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原谅，您也不是上帝，也不应当提前掌握一切情况。”
　　“什么意思？”古罗夫的脸板了起来。他对图林的称呼换成了“您”，语凋也不再轻松随便。“您断定我能容许您用这种语气跟我谈话？”
　　“请原谅，列夫·伊凡诺维奇，局势太危急了，我神经紧张。”
　　“不要撒谎，您的神经完全正常。您在玩双重游戏？”
　　“那当然，我又不是蠢货。”图林伸手去拿酒瓶。古罗夫想拦住他，但没有来得及，只见他也不往酒杯里倒，对着瓶口喝了一口。“除了您的一句话，我还有什么本钱？跟您一起坐在您家里的那几个伙计活得好好的，是吧？要是他们明天去检察院作证，说我曾经对您下过手呢？”
　　“这我不想争辩，您有可能重新入狱。可是我一生中从不食言。”
　　“每个人都会有什么事情是生平头一次发生的。”图林拿起酒瓶又喝上一口，随后连人带椅子挪远一点。“您的话太尖刻了，上校。您难道没有想过，您的工作虽然平静，也可能被人杀死？到时候我格奥尔吉·图林该怎么办？您的将军和其他同事会把我撕成碎片。”
　　“所以你认为有可能玩双重游戏？”古罗夫问道。
　　“所有的人都在给自己保险，因为拿性命作赌注得有双重抵押。我但愿您永生不死，但即使没有您我也应该有自己的价值。您相信我，这我看得出来，可是斯坦尼斯拉夫却随时会对我开枪。他连手枪都从贴身皮套里拿出来，挪到了口袋里。”
　　“挺细心。”古罗夫站起身来。“谁也不会强迫您工作。可要是跟我玩游戏，有话不说完，我是不允许的。您有您的自由，那个执行者，克格勃的走卒，没有您我也会找到。愿意的话给我打电话。”
　　古罗夫能一天一夜不吃饭，仍然觉得自己能坚持工作，可要是破坏了睡眠规律那就糟糕得多。前天他陪同玛丽亚去参加一场稀里糊涂的演出，夜里三点钟演员们应邀去做客，当时只有古罗夫一人会开车。他们俩回到家里已将近早晨七点，九点钟奥尔洛夫又召他去。尽管古罗夫在休假，他可以向部长声明这一点，但是密探还是分秒不差，准时到了彼得的办公室。
　　白天里他未能睡上一会，晚上又得去会见奥加尔科夫上校。古罗夫到家时已是午夜十二点多钟，玛丽亚在厨房里招待索博利喝茶。人们都知道两位上校关系不和睦，而且还发现索博利跟反间谍机关合作。不同的特工部门军官之间的合作是个不稳固的概念。要是那样看的话，古罗夫跟库拉根上校也是在进行合作。有时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情报。有时也给对方提供情报，侦查员的工作过去和将来靠的就是这种关系。
　　密探见到维克托·索博利并不感到特别高兴，但他记得他曾经布置人找到索博利，他十分清楚，上校是硬着头皮上这儿来的。为了避免多费口舌，古罗夫装出一度十分亲密、但久未见面的同事重逢的那种语气。
　　“久违了，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古罗夫俯身吻了吻玛丽亚的鬓角。“维佳①，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事先没有料到我有事要出去。”
　　①维克托的小名。
　　“没关系，这种事也是有的，”索博利答道，随即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我可以告退吗？”玛丽亚站起来对客人点点头。“祝您一切顺利，维克托·谢苗诺维奇，您讲起故事来比这家伙有趣得多。”她踮起脚来亲了一下声罗夫的脸颊。“再见了，两位小男孩，请记住明天还有工作，”她指了指桌上的一瓶白兰地，转身走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有这么十全十美的夫人，能不招人嫉恨吗？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么个美人的？”
　　“告诉你你可得保密，维克托，我是个侦查员。”
　　“真的吗？”索博利竭力拖延时间，避而不谈正题。
　　但古罗夫太疲倦了，想去睡觉，因此单刀直入地问道：
　　“照你看来，维尔丁对你信任到什么程度？”
　　“我跟他不久前吵了一架，但在吵架之前他也不相信我。有时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一个垫背的。”
　　“不像话。但恐怕的确是这样。你一向是刑事侦查局十分得力的一名侦查员，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你知道他策划了一个案件诬陷了一个车臣青年，那青年人要被枪决吗？”
　　“我有这种猜测，维尔丁对我只字未提。但根据他布置工作的情况，情报部门已逐渐明白他的意图，不过我仍然蒙在鼓里。”
　　“他想把罪责推到咱们头上，说是我们俄罗斯人爆炸了公共汽车、炸死了孩子，却诬陷一个车臣人搞恐怖活动，并且枪毙了这个车臣人。”
　　“狗东西！”索博利把酒杯斟满，说道：“请原谅。”说着一饮而尽。
　　“格罗兹尼已经媾和，但维尔丁手中仍然掌握着火种。然而总统生了病，切尔诺梅尔金今天则不会签字拒绝特赦，因为这样做很不合时宜，再说这也不是总理的职责。可是维尔丁等不及。应当了解他会采取什么行动。”
　　“不管怎么说，他总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计划，”索博利答道。
　　“必须查明请求特赦的呈文放在哪个公文夹里，在谁的保险柜里，这个保险柜又放在哪儿。”
　　“你打算偷出来不成？”索博利笑了一笑。
　　“不，只不过严密监视那件公文通过什么途径从主管官员的保险柜传到典狱长的办公室。”
　　“判决在哪儿执行？怎样执行？”索博利问道。
　　“鬼知道！”古罗夫撒了个谎。典狱长曾对密探讲过公文如何传递，讲过判决执行的整个顺序，直至最后开枪。
　　“恐怕我跟他最近谈过那一次以后维尔丁会跟我断绝往来，”索博利说道。
　　“那你就把自尊心放到一边，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古罗夫已经迫使牢房里那个眼线招供，快要搞到你头上了。”
　　“类似的话我已经对他讲过了。”索博利又匆匆干了一杯。“有一点我弄不明白，我怎么变得这么混帐。”
　　“可你当时是被人家抛出来的！”古罗夫提高了嗓音说。“你以为我不记得那件事？所有的人都陷入那件肮脏勾当，你只不过稍微沾了一点边，可是你的上司不是公正地分清罪责，而是一古脑儿推到你头上。你别撕身上的衬衣，你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挺身掩护了几位满身臭狗屎的将军。”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自己的过错。我本来就该辞职不干。那么维尔丁怎么办？尽管我跟他吵了一顿，但收尾的话是我说的。有什么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极了！你打电话给这个……告诉他古罗夫在施加压力，要会见那个眼线，可是你把他藏了起来。把你的公文包亮给他看，就说你没有立任何字据，只是跟别的侦查员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对双方有利，但没有告诉领导，因此要共担风险。市场经济嘛，你给我好处，我也给你好处。你说你打算把古罗夫上校的意图告诉他维尔丁，但也不能白白告诉。你这儿有一位将军，愿意对有益的事情助一臂之力。但你必须知道为这件好事提供资金的人的名字，否则没法跟将军谈。就像做大买卖订契约一样，得有互相担保之类的条件。他要是不愿意，那就让他滚开。你提出这条建议，维尔丁这种人准会动心。万一他提到他手上掌握着有损于你索博利上校名誉的材料，你就淡淡地回答说：这个问题你跟领导已经谈过了，你们的结论是：看看是什么人写这种材料，是正经人就不去碰他们，你们只找那些寻常的刑事犯罪分子，那些人会高高兴兴地打维尔丁中校的耳光，要是冲动起来说不定还会打断他几根肋骨。”
　　“此话当真？”索博利简直惊呆了。
　　“一点不假，”古罗夫耸了耸肩，“我甚至不用找任何人。我跟斯坦尼斯拉夫会亲自动手，痛痛快快揍他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