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的侦察员们正在从事一项必需而又令人很失望的工作。他们监视福金。有可能取得某种成果，假使古罗夫不发出坚决的命令：
　　“伙伴们，你们瞧瞧，你们正在监督我。一举一动不谨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变方针，急剧地转弯，那么你们马上放弃他，从出发阵地开始活动吧，每天都要调换汽车。”
　　在莫斯科，在街区汽车运行的条件下，侦察员们考虑到古罗夫的命令都能够坚持着监视福金，每昼夜长达三十分钟。他们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工作，更喜欢在哪些饭店用午膳，于是从这些地方对他进行监视。但很快就被迫放弃，因为福金机械地接受查验，未曾揣度他身后是否有人监视他。
　　“他反正会落到手上来，”古罗夫重复地说，“他一定有秘密约会，以后有一次他忙着去做事情，准会把您领到目的地去。”
　　伙伴们疲倦地、失望地点头，一面继续工作，忽然间——这类事情总是忽然间发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军医院。福金在这个地方毫无办法。但当第二天侦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还有一个人，比不上您，达卫多维奇，他很不简单，大概是一个高级首长。他的儿子也在格罗兹尼丢了性命，”与伊戈尔·斯美尔诺夫邻近的麻脸的人说。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为中寻找过失或好处，”柯托夫说道，他立刻明了，伙伴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身材高的干瘦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在这里丢失了什么或者想寻找什么。“什么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躯了。朋友们聚集起来，凑拢了钱，因为有些人身边还有钱，于是我们的基金会组织起来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们说，去把钱发到战士们手上，省得官吏们贪污盗窃。你瞧，我来发钱了，不过钱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将近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了。”
　　神秘的达卫多维奇如此简单的谈话似乎使得伙伴们有几分失望。但是和伊戈尔邻近的大眼睛的麻脸的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应该凑些钱，给达卫多维奇买双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来了。”
　　过了一天，当柯托夫坐在病房里给独臂的战士剥橘子皮时，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突然侧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开始切齿作声，并且喃喃地说。
　　“请你打电话！要不停地打电话，他的舌头可能转不动了。”
　　护士跑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医师也来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当大夫们离开以后，伊戈尔入睡了，侦察员已经回来，继续给他剥橘子皮。
　　“而我看，达卫多维奇，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伤员之中有一人充满敬意地说。
　　“靠锻炼，”柯托夫平淡地回答，“为什么，伊戈尔常有这种情况吗？”
　　“大约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数是少有的事。这使鲍里斯精神上受到极度折磨。”
　　“哪个鲍里斯？”密探听不懂。
　　“我们有一个统治全盘的鲍里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经垮了，自己人捕获了他的一连人，自己人杀害了他的母亲，他本应得到一枚奖章，可是人家不给他。总之，他周围有二十二人。铁片陷入了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疼痛，这里人人都害怕动手术，而在可以动手术的地方暂时还没有铺位。他爸爸应当是个将军或者是个毫无用处的代表；这个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为什么鲍里斯整个儿是他的血亲，这是事实。我根本不能容忍前执政党人，但是又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登上宝座——让我的手给烂掉。”
　　“你不要难受，应当扶谁登基，就扶谁登基，既不用问我，也不用问你。”
　　“伊戈柳克有进展吧！”麻脸的人在太阳穴边晃了晃指头，“他说，我要杀死那个下流东西，舍得一条命，我要杀死他。怪人，谁会让他走到总统面前去呢？如果杀死总统这么容易，那么各国的总统一下子都会给弄死。人坐在那个位子上是不会不流血的。我们的总统，出卖灵魂的家伙和毋须争论。但是我坚信，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别国人，孰能无过。”
　　傍晚柯托夫向古罗夫汇报了一切情况。
　　“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古罗夫问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在那里没有什么可想的，只有哭泣，不幸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充满愤恨的人，谁站立起来，能够从地上拾起砖头，谁就不仅能杀害叶利钦，而且也能杀害自己亲爱的父亲。”
　　“福金在那里寻找什么或者已经找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没有儿子，从来没有过儿子，他不因多愁善感而烦恼，他寻找什么，我无法了解。他强求、寻找执行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情形已经排除了。福金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也有可能消灭一个严肃的人。而在军医院的伙伴们都是一些喜怒无常、难以控制的人，一半是疯子。”
　　“你不比所罗门更聪明，”古罗夫生气了，“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否定是最简单的方式。福金常到军医院去，这是事实。护士或医师会使他感兴趣吗？不见得。他可在其他地方寻找和他们会面的机会。可见伤员们使他感兴趣，不是一般的伤员，而是具体的人。”
　　“那么是这个怀有杀害总统的丢不开的念头的伊戈尔·斯美尔诺夫。”
　　“我们不去猜测，请你根据家庭情况调查斯美尔诺夫。调查不会有什么成效，但是不得不这样做。”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取下听筒，听见上司奥尔洛夫中将的熟悉的声音：
　　“上校先生，顺路到我这里来。请费心从保险柜中取出那支在维特金负伤的地方没收的手枪和技术签定人的全部结论，送到这里来。”
　　“遵命，中将先生，”古罗夫回答，装出一副疑惑的鬼脸。他们同奥尔洛夫以“你”相称，说出他的父称，而将军索兴把上校叫做列瓦。这种称呼语会预告很不愉快的事情。
　　古罗夫叫柯托夫走开后穿过了三扇房门，忽然来到了将军接待室。维罗奇卡装出一副也不会预示吉祥的鬼脸，她向那沉重的房门点点头：
　　“请进来吧，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人在等您。”
　　“今日我整日待在办公室，干嘛要等我。吹一下哨子，我就走来了！”古罗夫不满地说，猛地拉开了沉重的房门，推开第二扇房门，走进办公室。
　　“中将同志……”
　　“停住！请坐，不要老站在窗口，不必用煎饼安慰我，”奥尔洛夫做了个鬼脸，很不满意地嘟哝了一阵，拉起那制服领子，他穿的这身制服可以证明他处在“上层”。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坐在一旁的小椅子上，皮肤发红，热得出汗，好像刚从蒸汽浴室中走出来似的。当古罗夫进来的时候，克里亚奇科站立起来，但是他没有看看上司的眼睛。
　　“把你自己的破烂儿放在桌上，帮助我扯下这件鬼皮，把那立柜里的上衣给我，也许我会变得更慈善。而你，上校，该怎样，就怎样，要我变得稍微慈善一点儿。”
　　“可你不要吓唬我！”古罗夫粗鲁地回答，他仔细看看朋友的眼睛，伸出一条雪白的手帕，“擦干净自己的脸，将军，要不然，您会像个小匪徒。”
　　奥尔洛夫顺从地擦干净自己的脸，把手帕扔给古罗夫，穿起斯坦尼斯拉夫递给他的上衣，轻松地叹一口气。
　　“啊，列夫·伊凡诺维奇，你给我说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奥尔洛夫指了指搁在桌上的手枪和技术鉴定人的结论记录。
　　“这是一支曾属于巴图林少校的手枪，他用这支手枪向根纳·维特金射击。一名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是，从维特金胸部取出的子弹正是从这支手枪中发射出来的，另一名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是，他已经发现手枪上的指纹和巴图林少校的指纹完全相同。”
　　奥尔洛夫拿起技术鉴定记录，翻阅一下便扔到桌上去。
　　“五个指纹。他留下了五个手指的印迹。您要我相信什么呢？上校。”
　　“我吗？”古罗夫把手掌按在胸口上。“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我不使任何人信服什么啊！有手枪、子弹、技术鉴定的结论，归根结底，我们还有两个尾随过巴图林的人。纸包不住火，我本人不使任何人信服什么，检察员和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
　　“你们这些朋友和敌人炮制这一切，可不是吗？只有神经失常的人才相信所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你的意图，列夫·伊凡诺维奇，很简单，对你来说很平常。你在锤炼什么人，你需要一个来自你周围的侦探，你把巴图林裹入襁褓。他向你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吗？”
　　“很少，”古罗夫承认，“我不愿意压迫他，而想把他变成一个同盟者。”
　　“你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脱口说出，“我向你说过，小偷永远变不成洗衣女工。应该快点儿把他榨干，恢复他的原形，让他跟在后面继续搞工作。现在你把一切白白地交给他，你以后手头上就没有王牌了。”
　　“我想花一个钟头从这个家伙身上榨出东西来，”奥尔洛夫向克里亚奇科点点头，“即使能榨出一句真话也行。但他却是个老刑事罪犯，只知道三句话：‘不知道’、‘没见过’、‘没有参加’。我不愿看见你丢人，列瓦。我只想流一点血就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件。但是您的执拗脾气把我赶进了死角。现在我被迫非把您赶进死角不可。作为朋友，我向您提出请求，作为上级，我向您下达命令。立刻把一切情况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古罗夫是要说话的。当然，他是这种肮脏的事儿的策动者和组织者。”
　　“是的，我需要一个侦探，我正在锤炼一个极端危险的犯人。我没有向您汇报，是因为除了猜测和假设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巴图林引颈送死，我们只得采取了某种补充措施。”
　　随后古罗夫叙述了有关靶场和手枪的情况。
　　“啊，我能够说些什么呢？”奥尔洛夫揩揩有疙瘩的前额，搓一阵原来就不成样子的鼻孔。“你的头脑很灵活，不过这不是新现象。我们共事期间，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为你害羞。你这个人有时候犯过错误，但没有做出一次下流勾当。”他从桌上拿起巴图林的手枪，用他的手帕仔细地拭净，然后撕碎了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把它扔进纸篓里。“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你必须仔细听完，默不作声。你这个上校，拿定了主意，变成了伟人，对你来说什么都是可行的。你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罪犯，比如说贪污分子呢？他贪污一个卢布并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他贪污三卢布金币，下一步怎样，不言而喻了。一个人或则诚实，或则不诚实，怀一点儿孕的人是不会有的。我对你这个密探——捕狼的大猎犬——说这些话，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怕。”
　　古罗夫的面色变得煞白，斯坦尼斯拉夫悄悄地揩了揩自己的脸。
　　“这是以道德为理由，现在是以问题的本质为理由。你有什么保证，能肯定罪犯没有对手，那次开枪的正是他，而那个被您尾随的人没有开枪，你使无罪的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可能性很少，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不打算把材料转交给检察机关，”古罗夫几乎要高喊一声，“这个巴图林对我很有用。”密探从口袋中掏出录音机，打开开关，开始传来了巴图林的声音：“不是为了记录，不过我是戴了手套的。”
　　“你是个职业侦察员，我对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怀疑，”奥尔洛夫冷淡地说，“你要在自己记忆中保留这次录音，而你心里明白，录音在法律上没有效力。那个人当时戴一双手套，这是不能禁止的。如果他们向我说你的坏话，他们就会把情况告诉检察机关，那么，古罗夫上校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而得坐在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某个不认识你的上层官吏会熟悉一下材料，并因延误侦查而将呈文提交内务部。如果他逮捕巴图林，这个人就要送进监狱里去。罪人却是无辜的，你永远不得而知。”
　　奥尔洛夫从桌上拿起那条经受许多苦难的手帕，拭净了眼角并且继续说：
　　“可能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他们会走到反贪斗争处去。内务部的上级军官在保险柜中存放着各种确凿的罪证，不提供渠道，索取赃款。怎么样？你要花多少时间洗掉污点，洗得干净吗？在任何场合你的前额上总留有烙印，而那些认识你的人都会说，真可惜，你可诚实地干了二十五年，他们以他为榜样，吃掉了肝脏，而他只不过是个和大家同样的人，甚至是更坏的人。”
　　古罗夫从座椅上站立起来，从奥尔洛夫的桌上拿回自己的手帕，揩了一下脸。
　　“我要递上报告吗？”
　　“你必须工作。我希望你能记住我们的谈话。军官先生们，你们没事了。”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今天以前我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古罗夫说，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我亟须知道谁把这件事告诉上司了。”
　　“他决不会说。”斯坦尼斯拉夫坚定地说。
　　“他决不会说，”古罗夫表示赞成，“但是我来打听一下。工作吧！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让我们研究一下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他和中校福金之间的奇怪的友谊，这个士兵出院了，福金送他回家去了。我不赞成这一套。”
　　电话铃响了。维罗奇卡汇报说，巴尔金副部长特急传唤古罗夫上校。巴尔金中将领导刑事侦查局。这样的传唤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若考虑到刚才他和彼得的交谈，古罗夫心中想必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斯坦尼斯拉夫从桌后走出来，一把抓住朋友的手，不知怎的低声地说起话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以上帝的名分祈求你，你只要不吭一声，用头指点，像骆驼似的，不吭一声吧，”斯坦尼斯拉夫绝望地看了朋友一眼，叹了一口气，“你走吧，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不过你得考虑到，你离开的话，我连一天都不干了，我的儿子在成长。总之，去你妈的呀！”
　　“好样的，斯坦尼斯拉夫，你很少有说实话的必要，”古罗夫走出办公室，经过那无鲜明特征的长廊迈开大步走起来。
　　彼得严厉斥责他，他并不觉得难过，他们没收巴图林的调查材料一事，甚至没有使他过分伤心。根据各种情况来推断，后者立刻向那个领导工作的福金招认了一切，在这种场合下，作为侦探的巴图林可谓为一文不值。古罗夫深受刺激的是，某人，甚至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已经指出了古罗夫的严重错误，原因是的确发生了错误，而且错误会导致难以预见的后果。想必福金也知道这些错误，因而他不畏惧古罗夫，而当他认为有必要时，他就会使得对方遭到打击。看来他不是直接地，而是借助于巴尔金副部长打击奥尔洛夫的。因此，副部长才召见古罗夫，他们之间又有一番不愉快的谈话，但是密探决不会向巴尔金承认错误，罪证消灭了，火车开走了。
　　尼古拉·伊里奇·巴尔金养尊处优，衣着讲究，有四十来岁，他从党中央调到内务部，但是他和民警机关里的许多类似自己的人有所不同，他已经习惯自己的工作，在部里供职两年多了，不再是门外汉了。手下人对他采取容让的态度，甚至对他表示同情。他未曾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亦未曾作出奇怪的指示，他不认为当众说话有失体面。有人说，请您原谅，我不了解这件事，您和奥尔洛夫将军一同决定吧。
　　古罗夫走进办公室并且这样说：
　　“您好，尼古拉·伊里奇，您和平素一样，总是穿一身制服，我妒忌您的香水。”
　　“谄媚好了，列夫·伊凡诺维奇，不过我和你到这个年纪去学习已经晚了。你的穿着不比我坏，你的香水不是来自马拉霍夫卡，而是来自巴黎市。”
　　巴尔金从桌后走出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
　　“七分钟以后部长等我们来。更准确地说，他在等候你，而我只是个陪伴的人。为什么部长邀请你，我晓得，但我不说给你听，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我知道，尼古拉·伊里奇，我应当保持沉默。既然都知道古罗夫是个爱讲话的人，为什么邀请他呢？要知道谁也不会想到邀请托多尔诺夫并且请他不做声？我保持沉默没有什么好处。部长不会对我说出什么有趣的新鲜事儿，我保持沉默，会形成一副优美的静物写生。”
　　“说完了，谢天谢地。”巴尔金在接待室门边滞留了一阵，把领带弄正，仔细地看看古罗夫，“总之去晋见部长是应该穿上制服的。”
　　“有人挂电话把我从开采地点撤回来，我可是在商人的传奇中干活的，”古罗夫回答。
　　部长从一张大桌子后面走出来，迈出一步去迎接客人们。部长也穿着一套远非俄国样式的便服，其他装束：衬衫、领带和皮鞋——都是商行的，但是这个男人却没有部长架子，他站在巴尔金旁边，而且也站在古罗夫身边，看起来像个穿化妆衣服的人。他向副部长点点头，太勇敢地握握古罗夫的手并且说：
　　“古罗夫上校，我们是熟人，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来？”
　　“很平常，部长先生，上校很多啊，”古罗夫面带微笑地回答，“我有两次在您那里开会，我消失在人群中。”
　　上校的无拘无束和自由言论使部长脸上流露出酸溜溜的微笑，他用手势请客人们在会议桌旁就座，这张桌子很像光滑的公路，可供五十人左右集会之用。部长在首席就座，客人们分置于两侧，就像拉边套的马匹，而古罗夫不是和主人并排而是相隔两把椅子坐下，他爱看人的正面而不是侧面。
　　主人给自己斟了波尔若米矿泉水，用手势提议客人们合在一起，喝完这杯矿泉水并且说：
　　“喂，犹豫不定是不合乎我的规矩的。列夫·伊凡诺维奇，请你告诉我，为侦察而奔波不感到厌烦吗？”
　　“厌烦极了，可是我不会干别的事情。”古罗夫回答。
　　“喂，如果我建议你领导总局行吗？”部长以审视的目光端详。
　　“我感到荣幸，部长先生，但是我生来不是领导人，而是执行者。”
　　“好吧，你是一个毫无虚荣心的人吗？”部长感到惊奇，“你不愿意当将军，享有个人的汽车、别墅并领取正规的工资吗？”
　　“我很慕虚荣，部长先生，论虚荣我一个人抵得上十个人，”古罗夫严肃地回答，“只不过我是什么人？就某一点上说，是独一无二的制造工具的钳工。有许多车间，你建议我当一个车间主任，每开一次会，俨如从我身上刨去一层车屑似的。不，我决不做这样的交易。而和现今的总局局长的地位相比，我只会使他人感到好笑。”
　　“我尊重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他是一个优秀的专家，但是年龄……”
　　“请您原谅，部长先生，但是我们正在选举那个不比奥尔洛夫更年轻的总统，而俄国，众所周知，不是部里面的总局，”古罗夫说道并且移开那巴尔金正想踩上去的脚。
　　部长像只猫头鹰不眨眼地望着古罗夫，望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
　　“您说得很对，上校，我们决不会协调地工作。您没事了。”
　　“谢谢，”古罗夫稍微垂下头。“您是一个真正的部长和心理学家。祝您一切顺利。”
　　当巴尔金在走廊里赶上古罗夫，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时，他问道：
　　“喂，你得到什么吗？你以为在你讲话后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会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再待一个钟头吗？”
　　“为了革除将领的职务，就连部长也要花时问。可是这个活动家没有时问。选举前差不多只剩下一个多月，任何总统首先要出让内务部长。这是一种犯罪现象，你要明白啊！”密探模仿叶利钦，两手一摊。
　　“你算得真快。”巴尔定表示惊讶。
　　“某人用力地踩了一下部长的脚，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日子里他竟会腾出时间来接见我这个小人物。他们希望收买我，并且威胁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办得到。我该生病了。医学科学院不能辨别神经末梢炎的发作。啊呀，”古罗夫拍击背脊，“乌鸦叫极凶啊！亲人老早就不在了，看来我已经决定去访问。”他扶着巴尔金的肩膀。“对不起，尼古拉·伊里奇，你必须把我送到办公室去。”
　　“哎，够了，别开玩笑。”巴尔金试图抽出肩膀肘说道。
　　“什么玩笑，见鬼去！”古罗夫从牙缝里含含糊糊地挤出话语，“一九八○年有个好心人想用一段管子砸伤我，我躲在一边，可是动作不很敏捷。从那时起我有时会遭疾病，脊柱骨间的圆盘受到了损伤，你要知道。”
　　斯坦尼斯拉夫看见巴尔金护送自己的朋友，于是急速地走近，帮着搀扶古罗夫，让他坐在安乐椅上。
　　“谢谢，尼古拉·伊里奇，”斯坦尼斯拉夫精神振作地说，“当敌人将来在战场上把你打伤时，侦察员们准会把你抬出来，就像抬一面团旗那样。我马上去喊紧急救护车，我们能够办好这件事。上校的这种病症不是头一次发作的。”
　　巴尔金不信任地看看并且说：
　　“祝你成功。”于是离开了。
　　古罗夫不再支撑着身子，就像在头上顶着一碗水似的，他打着唿哨，改坐到安乐椅上。
　　“你可以不喊运尸车，把我送回家去，你告诉彼得，说我快要散架的时候，巴尔金好不容易把我从部长那里送到办公室。我要给玛丽亚打个电话，请人服侍我，我亲自考虑一些事情，多多开动脑筋，请你抛弃办公事的拖拉作风，你来吧，把东西带来，我有个多月水米没沾牙，脑子干瘪了，应该润湿一下才好。”
　　玛丽亚在住宅里踱来踱去，不时看看躺在沙发上的古罗夫。
　　“也许还是要把医生请来？”
　　“我的这种病不是头一次发作的，我住过医院，那里的医生都无能为力，令人觉得太乏味了。按摩、揉搓、毛线绷带和安静，”古罗夫用手指指天花板，继续说：“小姑娘，帮帮忙，让我勉强走到浴盆跟前。我身上既粘滞，又污秽，没有什么力气了。”
　　“我试试。”玛丽亚说，她走到长沙发跟前，伸出一只手。
　　古罗夫轻松地站立起来，把指头贴在嘴唇上，声音嘶哑地说起话来：
　　“他娘的，请你原谅我这个罪人。”他走进浴室，放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