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建筑里到处是人质解救队和纽约市特警队的队员。楼里的地板上满是破碎的门窗碎片。“闯入然后大喊”的行动到此结束，不过在我看来，这个突袭计划进展得相当不错。只是没有抓住谢弗。那个混蛋跑哪儿去了？就像前几次一样，他又一次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
　　那个跳出顶楼窗户的女人已经死了。要知道，不管是谁，脑袋冲下从三楼跳到人行道上，都会是这个下场。我边挤过顶楼的人群，边向参与行动的人质解救队队员表示祝贺；他们
　　也向我表示祝贺。
　　我在楼梯上见到了迈克？安斯利。“华盛顿方面要你参与审讯，”他告诉我，看上去他不太高兴。“一共有6个人。你想怎么处置？”
　　“谢弗呢？”我问安斯利，“有他的消息吗？”
　　“他们说他不在这儿。我不敢肯定。我们还在找他。”
　　我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但我克服了这种沮丧。我走进一个半公寓式的工作间。木制地板上散布着一些睡袋和几块脏兮兮的垫子。5名男子和1名女子坐在一起，他们的双手就像战犯一样被铐了起来——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战犯。
　　起初，我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
　　然后，我指着一个面相最年轻的男子：又矮又瘦，戴着金边眼镜，胡子拉渣。“他，”我边说边往屋外走去，“我要那个人。把他带出来！”
　　那个年轻人被从主客厅带到隔壁的小卧室后，我又看了一眼客厅里的囚犯。
　　我指着另一个长着黑色卷发和大胡子的年轻男子。“那个人，”我说；于是，他也被带了出来。没有任何解释。
　　然后，有人向我介绍了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翻译，他叫瓦西德，会说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普什通语。我们一起进了隔壁的卧室。
　　“他可能是沙特人，他们可能都是，”翻译边走边告诉我。不管那个瘦小的年轻男子来自哪里，反正他看起来非常紧张。有时候，伊斯兰恐怖分子宁可去死，也不愿被捕，接受“恶魔”的审问。这是我对此的比喻：我就是那个恶魔。
　　我示意翻译跟那个恐怖分子聊聊他的家乡以及他在纽约这个魔窟的困难生活。我希望他能明白，我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联邦调查局的非恶魔特工之一。“告诉他，我看过《可兰经》。那是本精彩的书。”
　　与此同时，我坐了下来，试着模仿揣摩这个恐怖分子的动作。他向前躬着身坐在椅子上。我也一样。如果我能成为他相信的第一个美国人，也许慢慢地，他会透露出什么。
　　起初，这法子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他回答了几个关于他老家的问题；他坚持说他来美国时用的是学生护照，但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护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纽约任何一所大学的校址，更别说纽约大学了。
　　最后，我站起来，气愤地大踏步走了出去。我去看了第二个嫌疑犯，重复了刚才进行的这个程序。
　　然后，我又回到这个瘦小子面前。我把怀里的一堆报告扔到他面前的地上。文件落地时的声音着实吓了他一跳。
　　“告诉他，他在撒谎！”我大声对翻译说道，“告诉他，我相信他。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人不全是笨蛋，虽然他可能听过这种说法。不停地跟他说话。最好是大喊大叫。除非他有情报给我们，不然他不许开口。然后，不管他说什么，都对他大喊大叫。告诉他，他快死了，而且我们会在沙特找到他们全家人！”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来往于两个房间。我学过多年的心理学，所以很擅于读懂他人的心思，特别是在对方心绪混乱的情况下。我又挑选了第三名恐怖分子，把唯一的那名女犯人也拖进了这潭浑水。每次只要我离开一个房间，中情局的官员马上就去追问里面的囚犯。没有折磨，只有接连不断的审问。
　　在匡恩提科联邦调查局训练基地受训时，他们把审讯的原则称为RPM：R即阐述，P即影射，M即最小化。我的阐述就像是个疯子：“你是个好人，艾哈麦德。你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也希望自己能拥有你那样的坚定信仰。”我向他们影射责备：“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个年轻人。美国政府有时是有些邪恶。有时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我把后果最小化：“到目前为止，你还没在美国犯下任何实际罪行。我们脆弱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会保护你。”然后，我再谈到正事：“告诉我那个英国人的情况。我们知道他叫杰弗里。谢弗。他的绰号是‘鼬鼠’。他昨天来过这里。我们有录像、照片和录音。我们知道他来过。他现在在哪儿？他才是我们想要抓的人。”
　　我不停地重复着我的方法：“那个英国人想让你干什么？他是个罪人，可你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只需要帮我们填上一些空白。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我又重复那些关于“野狼”的同样问题。
　　然而，这些办法对这些恐怖分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起到作用，就连那些年轻的恐怖分子也是如此。他们很顽固；受过训练，经验丰富；聪明，而且很显然，动机很明确。
　　为什么不呢？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