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皇陛下表明了他的愿望那一刻起，保罗-迪-西奥神父就一直悒悒不乐。迪-西奥神父甚至与至高无上的教皇争辩；这可是件不寻常的事，因为众所周知，教皇曾说过：“我似乎是我这个资深秘书拔不掉的眼中钉，肉中刺。”
    迪-西奥神父确实非常焦虑，其主要原因是教皇陛下的随行人员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改变了计划。教皇只住了一天——实际上还不到15个钟头——就要离开他在卡斯特尔甘多尔福的湖滨避暑别墅返回8月里简直像个大蒸笼一样的罗马。
    保罗-迪-西奥之所以烦恼，一方面是因为他忠于教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这次旅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要知道，将军本来可以很容易到卡斯特尔甘多尔福来谒见教皇。相反，教皇陛下却降尊纡贵，亲历不必要的艰辛，而且只是为一个军人亲历艰辛；在夏天这些讨厌的日子里，教皇赏脸，在梵蒂冈私下会见他，这无疑会大大助长他妄自尊大的气焰。
    教皇陛下对这件事的看法可有点不同。克劳迪奥-卡劳索将军不仅仅是个军人，因为在过去一年里这位将军已无可争辩地成为除了诺曼-施瓦茨科夫之外世界上最著名的军事家。
    卡劳索在海湾战争期间作战非常英勇，勇敢地率领意大利一个旋风中队对伊拉克的目标进行危险的低空袭击。
    将军从海湾归来后要求休假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写了《利用空中力量争取和平》一书，终于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单看书名就知道，以这样的素材写的书很难成为最畅销书。但是，卡劳索作为作家的天才，军事学者以及世俗之人立刻就看得出来。他的风格是汤姆-克兰西和耶-卡雷两人风格巧妙的结合。书评家很快指出，他填平了干巴巴的战略学素材与科技惊险小说扣人心弦的快速节奏之间的鸿沟，做了几乎办不到的事。《利用空中力量争取和平》一书的意大利语原文本问世才6个月就被译成11种语言出版，其销售量在许多国家位列非小说类书目的前茅。
    教皇陛下认为，这位将军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和鼓吹者，因此觉得教会应该公开承认这位军人是这个邪恶世界里宣传善良的特殊力量。
    因此，至高无上的教皇不顾其顾问们的种种指责在8月里一个炎热的上午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旅途，并在梵蒂冈罗马教皇的私邸与克劳迪奥-卡劳索将军会晤了整整一个钟头。
    下午2点30分钟刚过，将军走出梵蒂冈市中心马罗教皇私邸的门，与他的副官和梵蒂冈一位保安官员会合。
    将军一行数人是特意被领着从侧门进入圣彼得教堂后面拥挤的街上的；在那里只有特许的车辆才允许在这条狭窄的路上行驶。虽然他们等候将军的小轿车时，罗马正常的杂乱交通的喧闹声能清晰听到，但他们仿佛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置身于不同的城市。正如卡劳索说，在梵蒂冈的围墙内，时间仿佛静止不动。因此，当他们在这奇怪的时段中等车的时候，将军用敬畏的口吻谈到教皇的圣洁以及他惊人的军事知识。
    将军一行人只隐约听到机动自行车的砰砰声，可是将军本人一眼望去却看见一个样子有点令人发笑的修女穿着全套礼服，腰板笔挺地骑在一辆机动自行车上渐渐逼近，而将军本人的官方小轿车则在似乎不算短的距离后面跟着这辆机动自行车。
    将军拿起公文箱，眼神越过那个修女，望着他自己的轿车；他的轿车插着红蓝三角旗，在阳光下迎风飘扬。对他来说，这可是他一生中难忘的重大经历。
    只有梵蒂冈的保安官员突然关切地站着一动不动，注视着那个修女。很少有妇女宗教团体仍然穿着她们团体的全身漆黑的礼服了。这位保安官员意识到这个人穿着早已销声匿迹的衣服非常不合时宜。
    当他的大脑处理这一信息的时候，他突然惊骇地发现这个骑在机动自行车上的修女肯定不是她外表所显示的那种人。她的袍服的样式今天只有在历史片或女演员在戏台上扮演中世纪的修女时才能看见。
    他们几个人中谁也没有看见那个修女的脸，但机动自行车在这三个人旁边擦肩而过时，这位保安官员大叫一声，以示警告。修女在小小的鞍座上把身一旋，从她礼服的褶缝中扣动了自动手枪邪恶的扳机，几乎无法察觉。
    后来，法医专家认出，那支杀人的手枪是标准的乌齐式9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但到那时，对将军来说，这几乎已没什么意义了。那个修女开了短促、精确而致命的三枪。这证明她是技术高超的神枪手。乌齐式手枪上安装了消音器，因此，它的轻微爆破声几乎淹没在机动自行车砰砰的响声中。到她逃之夭夭时，将军已躺在地上一命呜呼了，他的两个同伴由于皮开肉绽而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滚，他们的鲜血在人行道上流淌。
    将军无疑是主要谋杀目标；他的副官和梵蒂冈的保安官员只是被弄得无法采取行动而没有受致命伤，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总之，杀害将军的事件是经过精心策划并巧妙执行的。
    对各家报社来说，这自然是大显身手的日子。各家报纸的头版醒目地出现了《梵蒂冈的谋杀》和《将军遇刺》之类的触目惊心的新闻，而研究恐怖行为的专家则至少列举了三个可能是亲伊拉克的恐怖集团为最理所当然的凶手。
    第二天，在伦敦发生了另一起谋杀事件。
    国会议员、尊敬的阿尔齐-肖是全国最令人喜爱的政治家之一，这可能是他从来没有获得任何有实权的政府要职的原因。然而，他是现任首相的内阁成员之一，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只是担任艺术大臣，这一工作使他十分了解如何为他的国家或政党的国内外政策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阿尔齐-肖由衷爱好艺术，为争取政府对他职权范围内的事投入更多经费而不遗余力地奋斗。这就使他成为演员、导演、音乐家、画家以及其他艺术家无与伦比的宠儿；他认为，戏剧、音乐、芭蕾舞、歌剧等等是联合王国的主要出口品。
    在那个8月的星期一，阿尔齐-肖在切尔西他所喜爱的饭店——“黑猫”进午餐。和他一起进餐的有他的夫人、风采照人的安吉拉-肖和两个国际著名的戏剧导演。后来公众获悉，此次非正式会谈是关于向该国目前尚未存在的电影工业注入巨额款项的计划的。阿尔齐在快吃完饭时说，曾是制片大国的英国现在竟然缺乏曾一度吸引全世界导演和演员的设备，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午餐3点整结束，宾主在饭店外的人行道上互相道别。“阿尔齐和安吉拉-肖”——报纸上谈到他们时总是这样相提并论的——慢慢向他们的轿车走去。轿车停放在步行5分钟路程的横街上。他们手携手，像年轻恋人一样。阿尔齐身材魁梧，肩膀宽阔，使人想起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的硬币上看到的那些贵族侧身像的英姿。安吉拉身段娇小玲珑，鼻子扁平，满头披肩的秀发红光闪烁。
    他们走到车前，阿尔齐开了车锁，飞快地绕车一圈，去打开乘客座位的侧门把他的夫人安全送入车内才回去安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他们打算驱车到他们在牛津以南大约10英里的乡间小别墅去。
    阿尔齐旋转发火器上的钥匙，突然一声爆炸，小轿车被炸毁，金属碎片四处乱飞，爆炸声5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得到。他和他的夫人以及三个无辜的路人均死于非命。死者之一是个路过的出租汽车司机，他的乘客从车里钻出来，倒是毫发无伤。“我看见血红的火焰。”这个幸运儿对电视新闻摄影师说，“听到爆炸声时的情形我记不起来了，但是，那火焰却似乎烧进我的记忆里。我发誓，我看见一只手臂从火焰中飞了出来，所以那火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后来证据表明，炸弹已安放了几乎48个钟头，由灵敏的装置控制；这个装置允许轿车发动和驾驶8次，然后才启动水银开关，引爆20磅重的森特斯炸弹。炸弹装在一个精致的包裹里，藏在挡泥板后面。
    伦敦警方一位指挥官、防爆队队长当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炸弹上有爱尔兰共和军的所有标志，对此没有人感到奇怪。人们对这种野蛮行为和完全不顾生命尊严的罪恶勾当啧有烦言。
    次日上午，爱尔兰共和军强烈否认放置了这枚炸弹。就在那个星期二的下午又发生了第三起谋杀事件，这一次发生在巴黎。
    帕维尔-格鲁斯科切夫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是冷战的幸存者，大约与另一个伟大的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时崭露头角。
    格鲁斯科切夫早在1964年就逃到西方政治避难，怀里揣着禁止在苏联出版的新作《半死不活》。他在克格勃的警犬紧紧追赶下仓皇逃出了俄国而幸免于难。
    《半死不活》这本小说1965年分别在伦敦和巴黎出版，1966年初又在美国出版。该书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3年后，《戳破葱皮纸》一书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两本小说运用小说家所掌握的一切手法——讽刺、浪漫、影射、恐怖和非常生动的描写，清除了人们心头的污垢。
    8月里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巴黎人在礼节上要把他们的城市让给旅游者。就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帕维尔-格鲁斯科切夫宣布举行记者招待会。众所周知，他对新闻界是毫无兴趣的，而且几乎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所以，世界上每家报纸和杂志均派人参加了招待会。
    这位作家的许多信徒以及报社和电视台的代表听到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就蜂拥而来，因此，这个伟大人物走到他法国的书籍出版商的办公室里放置扩音器的台前时，使挤满一室的人眼花缭乱，他自己也对来了这么多人而感到惊讶。
    他的讲话简短、精炼而有点动情，因此可以很容易作为书面文件发送出去。
    “我求求在场的各位先生，因为给我出主意的人觉得我有必要把我不得不告诉大家的在这里公开说出来，而不要像脱离躯体的声音那样，以书面的形式告诉你们。”他用结结巴巴、口音仍十分浓重的英语开始说道。
    “我觉得这有点像马儿逃跑了才把马厩的门关上一样，因为我的许多俄国朋友已经返回了他们的出生地。而我却踟蹰不决，然而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直到最近我仍然被官方视为‘非人’，‘非人’这个奇怪的名词是旧政权用来指讲真话的人的。好啦，我如今再也不是非人了。”他举起了一张小纸条和一张护照。
    “今天上午，我获悉我已重新被宣布为俄国公民了，因此我明天将非常自豪、非常愉快地返回我的出生地，返回我的故乡。哪怕我长期离乡背井，但我的故乡仍然完好无损。”
    接着，他感谢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他远离故乡这些岁月里对他的友好、帮助和谅解。然后招待会像它匆匆开始的那样匆匆结束了。
    人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记者们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种种问题；男人和妇女都把鲜花塞进他的手中；一个妇女交给他一个包装完好的包裹；她身段颀长，肤色黧黑，戴着一顶时髦的阔边女帽，几乎把脸都遮盖着。
    后来靠近帕维尔-格鲁斯科切夫的人发誓说，那个妇女用俄语和他说话，他向她微笑，紧紧捏住包裹，仿佛它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似的。那瞬间拍下的一张照片显示出，他好像以近乎敬畏的神色窥视着那个赠物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10分钟以后，当他独个儿坐在出租汽车后座时，包裹爆炸了，把这个伟大的小说家炸得粉身碎骨，仿佛他从来也没有在地球上存在过一样。他的司机受了重伤。埃利瑟田园堡周围的交通堵塞了几个钟头。
    星期三又发生了第四起谋杀事件，可是当时没有人把这些谋杀事件彼此联系起来。
    第四起谋杀事件是东部地区标准时间中午12点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
    对马克-菲什，大多数人一无所知。只有圈内的人和政治记者才对他了如指掌。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助理，他通常躲在幕后，因为中央情报局像座冰山。人人都知道它在哪里，但外界人只看见它的尖端，其余部分被笼罩着，看不见。在正常情况下，马克-菲什是不出头露面的。
    在这个星期三，中央情报局局长出了国，因此要由菲什从弗吉尼亚的朗利到宾夕法尼亚大街白宫去向总统送每周个人简报。以前也曾有过几次叫他这样做，因此，这并没有什么希奇。
    汇报时间比平时长了一点，恰恰在午前，他回到他的轿车。轿车载着他出了侧边的入口，然后驶入宾夕法尼亚大街。
    由于交通中断，司机不得不等候两分钟左右，因此轿车慢慢驶入右边的小巷里。正是在那一时刻，马克-菲什变换了位置，靠向近边的车窗，大概是要让更多的光线照在他正在研究的文件上。
    谁也没有看见有人放枪，谁也没有听见枪声。车窗被击碎；菲什被抛起撞在他的座位的后背上，他的天灵盖被击碎，血迹斑斑的头骨碎片散落在皮革和玻璃上，三颗“伊夸洛”子弹射进他的头里。伊夸洛子弹是圆形的，英国制造，现在几乎已被淘汰，但仍然可以弄到手。伊夸洛子弹设计得一击中目标就裂成碎片。它还具有现在的特种部队所要求的一切必要的非穿透性，因而把误杀旁人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伊夸洛子弹最初实验时只能穿透2.5英才厚的瑞典肥皂；瑞典肥皂是弹药设计师用以代替人体组织的物品。
    后来，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在联邦调查局和秘密情报局共同协助下测量和计算过子弹的轨道，大致弄清了子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
    在众多的旁观者之中有一个旅游者；当时他一直在拍照片。他的35毫米照相机拍下的一个镜头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线索，因为那个镜头显示出一个老年人恰恰站在他们估计子弹发射出来的地点，不偏不倚。
    他似乎是个七十八九岁或八十一二岁的男人，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着有花格纹的L．L．比恩衬衣，头戴一顶蓝色的鸭嘴帽，帽上有这样的题字：“托图，我想我们再也不在堪萨斯了”。调查人员称他为“老家伙”，他手握一根鸭头钢柄的手杖。在拍那帧照片的瞬间，他正把手杖提高，直指马克-菲什的轿车。将这帧照片放大并加工处理，即可看出“老家伙”就是刺客，他的手杖实际上是一种致命武器，这已经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没有人能解释马克-菲什之所以转移到车窗旁，从而使刺客的工作容易一千倍的原因。
    只有两个国际新闻记者偶然发现，那么短短的几天里，在好几个国家有三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个资深情报官员被谋杀。但是，有关的执法组织中没有一个组织把这些谋杀事件正式联系起来。然而，事实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有四个著名的受害者由于各种无情而野蛮的暴力行为而殒命。虽然没有人把这些谋杀事件联系起来，但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他们中每个人都是选定的目标；他们中每个人都是被追踪、被找到并经过策划而被小心翼翼地杀害的。虽然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曾提到过一些组织的名字，认为它们可能是这些谋杀行动的实施者，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挺身而出，声称对这些事件负责——连续发生了四起谋杀事件，竟无人声称对此负责，这确实是咄咄怪事；谁都知道，恐怖团体在实施了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以后迟迟不声称成功，这是极其罕见的。
    在同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又发生了一起谋杀事件。这一次事件发生在瑞士，而其受害者，任凭你怎么驰骋想象也不能称之为知名度高的人了。实际上，她恰恰相反。正是这第五起谋杀事件促使詹姆斯-邦德去弄清事实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