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轻，无家室拖累，虽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满满一衣橱的好衣服，还没穿过。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们被吸引到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据传她们很愿意逢场作戏。
    我独自呆在家中，比萨饼佐以啤酒，观看电视中的大学篮球赛，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场所，保准会有人不客气地问我：“嗨，你不就是那个被抓的人吗？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登了。”
    我打电话给露比，看她有没有呆在室内。电话铃响了八次她才接，我差点吓坏了。她过得很好，冲了一个长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电视。她没离开过房问。
    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个小镇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处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我和她都不认识人，她没法得到毒品，我再次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
    在杜克-卡罗琳娜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在塑料储物箱上比萨饼旁的手提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道：“哈-，狱中鸟。”
    是克莱尔，语调平和。
    “哈。”我边答边拧小了电视的音量。
    “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笑脸啦，我正为你担心哩。”克莱尔只看星期天的报纸，现在她看到了那篇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转告她。也许正是上次接电话的那个热心的医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样独自一人吗？
    “这是一种体验。”我说，接着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加斯科开始，到我被释放为止。她想找个人讲话，当我缓慢地叙述我的遭遇时，我意识到她确实是独自一人，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寂寞难耐。也许她真的为我担心，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件事究竟有多严重？”她问。
    “严重盗窃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严肃地说。我喜欢被她牵挂。“但我不害怕。”
    “那只是一份文件，对吗？”
    “对，那不能算是盗窃。”当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认。
    “他们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吗？”
    “会，如果盗窃罪名成立的话。执照自然会被吊销。”
    “太可怕了，迈克。那你怎么办呢？”
    “坦率地讲，我还没想过。那不会发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目前无暇顾及。
    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家人的近况，我还记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恶性肿瘤病。他正接受治疗，她的家人感到乐观。
    我谢谢她打电话来，而且互相承诺要保持联系。我把电话放在原处，盯着没了声音的电视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想她。
    露比冲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给她的新衣，显得容光焕发。她住的旅馆房间在底层，房门正对停车场。她正等我。她走进阳光，紧紧地拥抱我。“我成功了！”她满面笑容地说，“二十四小时内我没吸毒！”我们再次拥抱。
    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从邻近的房间走出，愕然地看着我们。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我们返回市区，到“内奥米之家”去。梅甘和别的工作人员正等我们的消息。当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梅甘告诉过我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值得庆祝。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本地的牧师过来组织《圣经》学习。妇女们集中在大厅内唱圣歌，做祈祷。我和梅甘在花园里喝咖啡，计划着露比的下一个二十四小时。除了做祷告，露比还得经过两次大剂量的疗程。但我们并不十分乐观。梅甘生活在瘾君子中间，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头肯定会故态复萌，她见得太多了。
    让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车旅馆，我还能付得起账，而且我也愿意付这笔钱。但我下午四点要动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会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欢汽车旅馆，她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
    “二十四小时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匆匆告辞了。她邀我回来共进午餐，就在她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视之下，我只得应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总是坐头等舱，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住四星级宾馆，吃在豪华餐馆，在乘车上更挑剔、更讲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费用都摊在客户头上。既然客户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选择了经济舱，临登机前才订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间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个膝盖有篮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间过道的是一名十八九岁的浑身散发着气味的年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理成印第安人的发式，头上缀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色的皮革和闪亮的金属片。我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度过了两个小时，也不去想那些坐头等舱的不可一世的家伙们。以前我也享受过那样的待遇。
    这次出行直接违反了我的保释协议——如果没得到大法官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华盛顿。但我和莫迪凯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违反，只要我返回就不会有不良后果。
    在欧海尔机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我让车驶向闹市区的一家廉价旅馆。
    索菲亚没能找到帕尔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拥有一百零六名律师，在规模上仅次于华盛顿和纽约。房地产部尤其庞大，总共有十八名律师，比华盛顿分部还多。我猜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这里有足够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记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颇为兴旺的房地产公司。
    星期一早晨七点刚过，我来到了“联合生命大厦”。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从密执安湖面上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芝加哥，前两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阴冷。我要了咖啡和报纸，用报纸遮脸，我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那里是绝佳的观察点，自动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楼、三楼，在那里有许多部电梯再把人送到高层。
    七点三十分，一楼大厅里挤满了忙碌的人们。八点钟，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随时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自动扶梯上装满了上百名的经理、律师、秘书，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
    八点二十分，赫克托-帕尔马从大厦的南边走进大厅，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样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径直走向扶梯。我尽量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楼的脚步。我瞥见他拐过墙角，在等电梯。
    绝对没错，是他，我决定不再心存侥幸。我的猜想没错，他是连夜从华盛顿转移到芝加哥的，在这里他易于监视，用更多的钱收买他，如果必要，再威胁威胁他。
    我知道他办公的地点，也知道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他不会离开，在二楼大厅，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给梅甘打了电话。露比又成功地度过一夜，现在她已挨过了四十八小时了，还要继续观察。我也给莫迪凯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
    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册，芝加哥分部房地产部有三个合伙人。大厅中的大厦指南上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层，我随意挑了一个：迪克-海勒。
    九点钟，我乘电梯来到第五十一层，走下电梯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大理石铺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灯具、精致的地毯。
    我从容地走向迎宾台，目光四处搜寻着洗手间，可惜没发现。
    她戴着耳机正在接电话，我锁紧眉头，装出一副痛苦万状的样子。
    “先生？”在接电话的间隙她面带笑容地招呼我。
    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道：“我约了迪克-海勒九点钟见面，但我好像病了，可能我吃的东西有问题，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我捂住腹部，合拢双膝，我的样子使她相信我快吐出来了。
    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跳起来，指向一边：“就在那边，转过墙角，向右。”
    我已经挪动双脚，弯下腰来，好像随时都会吐出来，“谢谢。”我挤出两个字来。
    “你要帮忙吗？”她问。
    我摇摇头，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转过墙角，我低头进了男厕所，把自己锁进小隔间，在那里等着。
    看情形她的电话很多，她不会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师，外表不会露出破绽，十分钟后，我走出男厕所，离开迎宾台沿着大厅向前走去，在第一个空桌子上我随手从叠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张，边左边在上面胡乱地与着，装出一副有要事要办的样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门上的名字，办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头来的秘书，长着灰白头发只穿衬衫的律师，虚掩着门的正在打电话的年轻律师，敲键盘记下口授内容的打字员。
    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
    赫克托有一间小小的单独办公室，四处看不到他的名字。我从半掩着的门看到他，抢身而入，“砰”的一声关上门。
    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拿枪对着他。“怎么回事？”他叫道。
    “你好，赫克托。”
    没有枪，没有突袭，只有一段糟糕的回忆。他把双手放到办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问道。
    “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
    “我应该问你这个问题的。”
    “我来工作。”他说着搔了搔头皮。在离地向五百英尺的高处，被塞进一个没有标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被那么多大人物隔离开来，他还是被他唯一不想见的人找到了。“你是怎样找到我的？”他问。
    “这很容易，赫克托，我现在是一名贫民律师，既老练又聪明。你再躲一次，我还能找到你。”
    “我不想再躲了。”他移开目光。这不仅仅对我一人有好处。
    “我们明天就要起诉。”我说，“被告是河橡公司、TAG公司、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你无处藏身。”
    “谁是原告？”
    “朗蒂-伯顿和她的家人。随后，我们会找到其他的被驱逐户，把他们追加为原告。”
    他闭起双眼，使劲地压着自己的鼻梁。
    “你还记得朗蒂吧？她是那个与警察冲突的年轻母亲，当时你正执行公司的命令。你看到了一切，你也知道那样做是违法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她付房租给甘特利。你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备忘录，就是一月二十七日的那份。你把备忘录按顺序归档，你办妥了这一切，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布雷登-钱斯会瞅准机会把它抽走，他确实这么干了。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赫克托。我想要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那份文件的其余部分我都有，它即将被公开。现在我要那份备忘录。”
    “你怎么会认为我有呢？”
    “你要是不留一份才怪呢，你知道钱斯会抽走原件，以掩盖他的过失。现在他就要暴露了，别与他一起完蛋。”
    “那么我到哪里去呢？”
    “哪儿都去不了，”我说，“你无处可去。”
    他知道这个结果。既然他知道真相，他必须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作证，他的证词会毁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还有他自己。整个事件的发展会不出我和莫迪凯所料，我们手中已有几名证人。
    “如果你给我备忘录，”我说，“我不会说出它的来源，我也不会让你出庭作证除非迫不得已。”
    他摇摇头，“我可以不讲真话。”他说。
    “你当然可以那样，但你不会，因为你会因此而被捕，你的备忘录先归了档，然后才被抽出，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你不能否认你写过备忘录，我们会找到被你赶出的人，让他们作证，他们会在全由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前澄清事实。而且我们已经和一月二十七日陪你去执行任务的那名保镖谈过。”
    每一句话部像一记重拳正中他的下巴，赫克托堕入彀中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并未找到那名保镖，文件中也没提及他的名字。
    “别想说假话了，”我劝道，“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赫克托本是个至诚君子，毕竟是他暗中提供给我被驱逐者的名单，偷愉塞给我窃取文件的钥匙。他有灵魂和良心，躲在芝加哥，逃避过去也非他所愿。
    “钱斯告诉他们真相了吗？”我问。
    “不知道，”他答道，“不过我怀疑他没有。那样做需要勇气，而钱斯是个懦夫……他们会解雇我。”
    “有这个可能，但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告他们。我替你办妥这件事，我们会再次起诉他们，我不会收你一个子儿。”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吓了我俩一大跳，我们的谈话及时地改变了话题。“请进。”他说，一名秘书进来了。
    “派克先生在等您。”她说着上下打量着我。
    “我马上来。”赫克托道，她慢慢退出，让门半开着。
    “我得离开了。”他说。
    “没有备忘录的复印件我不会走。”
    “中午在楼前的喷泉边等我。”
    “好的。”
    我通过大厅时向那位接待小姐眨了眨眼，“谢谢，”我说，“我现在好多了。”
    “别客气。”她答道。
    从喷泉沿林阴大道向西走，我们来到一家犹太熟食店，排队买三明治时，赫克托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有四个孩子，”他说，“请保护我。”
    我接过信封正要开口，他后退，转身消失在人群中。我看见他挤出大门，从熟食店前经过，大衣领子竖起来罩着耳朵，几乎是跑着摆脱了我。
    我也顾不上吃午饭了。我步行通过四个街区，赶到宾馆，结账出门，把随身物品塞进一辆计程车，我压低身子在汽车后座上坐下，锁上车门，计程车司机昏昏欲睡，这世界上没人知道我此时身在何处。我打开了信封。
    备忘录的格式是典型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风格，在赫克托的电脑上打出，文件上有客户代号、文件号码，左下角用小号字体印着日期，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由赫克托，帕尔马呈交给布雷登-钱斯，是有关河橡/TAG公司清理非法住户和佛罗里达街仓库财产的备忘录。那天赫克托在一名武装保镖的陪同下去仓库执行任务。保镖名叫杰夫-麦凯尔，洛克-克里克保安公司派出，他们上午九点十五分到达，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离开。仓库共三层，赫克托注意到第一层有非法占住者，第二层无居住痕迹。在第三层，他看到了垃圾，旧衣服，还有几个月前火堆的残烬。
    在第一层的西端，他发现了十一间临时公寓，用胶合板和石板草草搭就，未经油漆，但明显系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所建，建房者也想使房子错落有效。从外面看每间公寓的面积大致相等，赫克托无法进入。每扇门也相同，由一种轻型的中空的合成材料也许是塑料制成，门上装有球形把手和暗锁。
    浴室很脏，有人用过，最近一段时间内没人修过。
    赫克托遇到过一个自称叫赫尔曼的男人，赫尔曼无意交谈。赫克托问他公寓的租金，他什么也没说，只说他是擅自占住的，有穿制服的武装保镖在场，他不敢多说。
    在仓库的东端发现了十间同样结构的公寓。孩子的哭闹声把赫克托吸引到其中一扇门前，他让保镖退后，不要让人注意他。听到敲门，一名年轻的母亲前来开了门，她抱着一名婴儿，还有三个围在她腿边。赫克托告诉她他为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座仓库已经易手，几天之内她就得搬离，她起初说自己是擅住的，但很快就破口大骂起来，这是她的公寓，她从一个名叫约翰尼的男人那里租下了它，他每月十五号左右来收一百美元，没有任何收据，她不知道谁拥有这座仓库，约翰尼是唯一的联络人。她已经住了三个月了，离开这个地方就无处可去，她在一家杂货店里工作，每周二十个小时。
    赫克托让她收拾收拾准备搬家，仓库十天内就会被夷为平地。她悲愤欲狂。赫克托进一步用言语激她，问她有没有付房租的证据。她从床下找出钱包，递给他一张纸条，那是一张杂货店收银台的清单，清单背后有一行潦草的字迹：今收到朗蒂-伯顿一百美元房租，一月十五号。
    备忘录的正文有两页，但附了一张几乎不可读的收据。那是赫克托从她那儿拿来的，复印后将原件附在备忘录后。虽然字迹潦草，拼写有错误，复印效果不佳，但这张收据足以作为证据。我一定是忘乎所以，弄出了一些声音，以至于司机扭头在后视镜中观察我，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份备忘录十分清楚地记录了赫克托的所见所闻。文件中没有结论，也没有对他上司的提醒，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前面就是火坑，看你们会不会往里跳。他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律师帮办，无权建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更无权阻止一桩交易。
    在欧海尔机场，我把备忘录通过传真发给莫迪凯，如果飞机失事，或者我受到袭击，或者文件被窃，我想在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保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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