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8时，尼可拉斯·伊斯特尔走在早晨的阳光下，环顾着停车场的四周时，费奇本人正坐在监视他的面包车后座上。这辆车的车门上饰有管子工的标志，并且印着一个绿色的假电话号码。
    “那就是他，”多伊尔一叫，车上的人全都跳了起来。费奇一把抓过望远镜，调好了焦距，看了一下立即骂道：“他妈的。”
    “怎么啦？”潘问道。昨天跟在伊斯特尔后面盯梢的就是这位高丽技术员。
    费奇上身倚在圆窗上，张大着嘴巴，上唇向上翘：“我真该死，灰色套头衫，卡其裤，白袜子，棕色皮鞋。”
    “就是照片里那件衬衫？”多伊尔问道。
    “嗯。”
    潘按了一下无线电对讲机上的按钮向两个街区以外的另一条尾巴发去了警报。伊斯特尔正安步当车，大概是朝法院的方向走去。
    他在同一家拐角商店买了一大杯清咖啡和一张报纸，又在昨天那同一个小公园里坐了20分钟读着新闻。他戴着墨镜，在附近走动的每个人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费奇离开法院后直接回到位于大街尽头的办公室，和多伊尔、潘以及一个名叫斯旺森的前联邦调查局侦探挤在一起商议。
    “一定要找到那个女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派一个人守在法庭的后排，一个人守在法庭外面的楼梯口，一个人守在一楼软饮料自动售货机的附近，再派一个人带着对讲机守在法院外面。每休庭一次，这4个人的岗位就轮换一次。而费奇本人就坐在昨天原来的那个位置上，一成不变地干着同样的事。警卫描述的那个女人的模样，他们又相互重复了一遍。
    斯旺森是个盯梢专家，对这样的安排不由地嗤之以鼻：“这用不着，”他说。
    “为什么？”费奇问道。
    “因为她会主动找你。她有事要跟你谈。所以一定会再次采取主动。”
    “这有可能。不过，我一定得弄清楚她是个什么人。”
    “别着急嘛。她会来找你的。”
    费奇一直跟他商量到差不多快到9点钟，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步行去法院。多伊尔找到了那名警卫，软缠硬磨地请他指出那个女人——假如她再次露面的话。
    星期五早晨喝着咖啡吃着羊角面包的当儿，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挑中了莉基·科尔曼作为聊天的伙伴。莉基年方30，是个楚楚动人、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妇女，在湾区一家私人医院管理病历。她把个人的健康置于一切之上，凡是含有咖啡因或者酒精的饮料决不碰一口，至于尼古丁，那当然更是别提了。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那双本来就很漂亮的蓝眼睛，架上一副名牌眼镜，显得更加迷人。她此刻正坐在一个角落上，吸着橙汁，读着《今日美国》。
    伊斯特尔走到她身边说：“早上好！我想我们昨天彼此并没有作过正式介绍。”
    她嫣然一笑，这在她是轻而易举，同时伸出了一只小手：“莉基·科尔曼。”
    “尼可拉斯·伊斯特尔。认识你很高兴。”
    “谢谢你昨天的那顿午饭。”她咯咯一笑说
    “不客气。我可以坐下吗？”他朝她身边的一张折叠椅点点头，问道。
    “当然。”她把正在读的报纸搁在膝盖上。
    12位陪审员这时全都在场，大多在捉对儿悄悄地闲聊。只有霍尔曼·格里姆斯独自一人坐在桌子头上他心爱的那张团长专座里，双手捧着咖啡，显然在凝神倾听有没有人越轨私自谈论有关案子的事。隆尼·谢弗也是一个人坐在桌子边，眼睛盯着计算机打出的他的超市的报表。杰里·费尔南德斯和鬈毛狗早就溜到外面的大厅上，抓紧时间抽上一支烟。
    “担任陪审员，感觉怎么样呀？”伊斯特尔问。
    “很妙。”
    “昨儿晚上有没有谁想贿赂你呀？”
    “没有呀。你呢？”
    “也没有。这真是糟糕。要是没有人想贿赂我们，哈金法官准会失望死了！”
    “他干吗要对这种未经授权的接触反复唠叨个没完没了呀？”
    伊斯特尔的上身向她靠了靠，但又靠得不是太近；她也做了一个相同的动作，一边警惕地瞟着陪审团团长霍尔曼，好像生怕这位双目失明的先生万一会睁开眼睛。这样亲近这样悄悄地聊天，使他们二人都很愉快。两个外表富有吸引力的年轻人，有时候往往会这样相互接近起来。不过是无伤大雅地调调情而已。
    “这种事以前曾经发生过，发生过好几次呢。”他像耳语一般轻声说。这时，咖啡壶边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原来是格拉迪斯·卡德和斯泰拉·赫利克这两位太太在当地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新闻。
    “以前出过什么事呀？”莉基问。
    “在香烟官司中腐蚀陪审员。实际上，这种事一直都有，而且通常都是被告干的活。”
    “我不明白，”她说。她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还想从这位在法学院喝过两年墨水的年轻人口里听到更多的消息。
    “这样的香烟官司在全国已经打过好多起，可是，烟草公司迄今还没有受到陪审团作出的裁决的打击。他们为了打赢官司，不惜花上几百万美金，因为只要有一次败诉，他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一个陪审团作出了给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闸门就会打开，同样的裁决就会接踵而至。”他停了一下，眼睛朝四面看了看，喝了口咖啡，又接着说，“所以他们才不惜使用一切卑鄙馥靛的手段。例如给陪审员的家属进贡。例如在社区内散布流言蜚语，不管死者是谁，他们都可以说他有4个情妇，说他打老婆偷朋友，只是在逢到葬礼时才去教堂，而且儿子还是个同性恋。”
    她不信地皱了皱眉头，因而他又继续道：“这一点儿都不假。法律界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敢肯定，哈金法官对此一清二楚，所以才会那样不断向我们发出警告。”
    “没有法子阻止他们吗？”
    “目前还没有。他们都很精明能干，而且非常狡猾，办事决不留下任何痕迹。再说呢，他们又有的是钱。”他停顿了一下，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在挑选陪审员之前他们一直在监视你。”
    “不！”
    “他们确实是这么干的。在事关重大的案件当中，这是他们的标准做法。法律禁止他们在陪审团选定之前，与任何候选人发生直接接触，可是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他们可能已经拍了你家的房子车子和你的孩子丈夫以及工作地点的照片；他们或许已经和你的同事谈过话，偷听过你在办公室或在饭店吃中饭时的讲话，而你却一无所知。”
    她把橙汁放在窗台上：“可这是非法的，违背职业道德的呀，不对的呀。”
    “是不对。可他们照样逍遥法外，因为你并不知道他们干的勾当。”
    “但是你不是知道？”
    “我确实知道。我看见有人在我寓所外面，坐在汽车里偷拍照片。他们还派了一个女人，到我工作的店里，就我们禁止吸烟的规定向我挑衅。他们玩了些什么把戏，我一清二楚。”
    “可你刚才还说过，和陪审员直接接触是法律禁止的呀。”
    “是的，不过我可没有说他们会遵守游戏规则啊。恰恰相反，只要能打赢官司，不管什么规则，他们都是会违犯的。”
    “那你干吗不去报告法官？”
    “因为他们的行动还没有造成危害，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现在我成了陪审团的一员，我就可以密切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
    伊斯特尔看到对方的好奇心已经被他激起，便决定及时煞车，把其余的垃圾留到以后再向她倾泻他看了一下手表，突然站了起来：“我得立即去趟洗手间，马上就要开庭啦。”
    露·戴尔风风火火地冲进陪审员室，房门在她身后吱吱咯咯地响个不停。
    “出庭的时间到了，”她大声吼道。那口气就像一个权力不大架子不小的夏令营里的辅导员。
    法庭里旁听者的人数比昨天已减少了将近一半。陪审员们在那破旧的座垫上调整自己坐姿的当儿，伊斯特尔的目光在旁听席上搜索了一番。不出所料，费奇仍坐在他原来的那个位子上，用一张报纸半遮半掩地盖住脸，仿佛他对陪审团已毫无兴趣，伊斯特尔穿的是什么衣服，他更是不管。等一会儿，他准会盯着伊斯特尔的。记者们差不多都还没有露面，再过一阵子他们才会一个个悄悄溜进来。华尔街的那几个毛头小伙子，脸上已经露出了百无聊赖的模样，他们全是嘴上没毛刚从大学毕业的雏儿，派他们来到这偏远的南方，就因为他们是刚刚出道的新手，他们的上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
    霍尔曼·格里姆斯太太还坐在老位子上，伊斯特尔心里充满了好奇，不知道她是否每天都会来此，听清一字一句时刻准备帮助她丈夫投下那至关重要的一票。
    伊斯特尔料定他准会在法庭上看见那个私自潜入他寓所的人。也许不是今天，但在审判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此人准会露面。但目前他不在。
    “早上好，”人们坐定以后，哈金法官热情地向陪审团致意道。
    人人都在微笑。法官在微笑，书记员们在微笑，甚至那些律师也在微笑，他们早就不再挤在一起叽叽咕咕，而是带着一脸的假笑望着陪审团。
    “我相信诸位今天一定是情绪饱满身体健康。”他顿了一下，等着陪审席上的15个人别别扭扭地点点头，“好！办事员女士告诉我说，诸位已经为在此度过整整一天作好了充分准备。”把露·戴尔称为什么女士，真叫入难以想象。
    法官大人接着举起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一系列问题。陪审员们一听完这些问题，是准会感到莫大的不快的。他清了清嗓子，收起微笑板起了脸：“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将向诸位提出一系列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有谁觉得有最最起码的作出回答的需要，我要求他立即回答。同时我还要提醒诸位，对于应该回答而拒不回答者，本庭可以将其作为蔑视法庭论处，判以徒刑。”
    他让这一严重的警告在法庭里反复回荡；陪审员们仅仅听到这样的警告，就已感到惴惴不安。在确信发出的警告已给陪审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法官开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是否有人企图与你讨论本案？昨天下午休庭后，你有无接到任伺奇特的电话？你有无发现有陌生人在监视你或你的家人？你有无听见有关本案任何一方的谣传或流言蜚语？或与任何一位律师有关的遥传或流言蜚语？或与某位证人有关的遥传或流言蜚语？是否有人与你的朋友或家人接触，试图讨论本案？昨天下午休庭后，你的朋友或家人当中是否有谁企图与你讨论本案？你有无看到或收到以任何方式提及与本案有关之任何事或任何人的任何文字材料？
    每读完一个问题，法官都要故意停顿一下，用满含希望的目光依次看着每一位陪审员，然后又似乎颇为失望地继续宣读下一个问题。
    使陪审员们感到奇怪的是，提出这些问题时在法庭里弥漫的那种期待的气氛。律师们一字不漏地凝神倾听着，对于就要从陪审席上蹦出那该死的回答深信不疑。法院里的那些女书记员，通常不是忙着翻动文件，就是抓首弄姿，干着与审案丝毫无关的事，如今却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陪审席，等着瞧哪位陪审员会立起忏悔。法官每问完一个问题，脸色就变得更红，眉头就皱得更紧，他把陪宙员们的沉默看成是十足的欺骗。
    问完全部问题后，他平平静静地说了一声“谢谢诸位。”这时，整个的法庭才似乎恢复了呼吸。但陪审员们却觉得是遭受了一场袭击。法官从一只高高的杯子里吸了一口咖啡，微微笑着对温德尔·罗尔说道：“传你的第二位证人出庭吧，律师。”
    罗尔大律师应声站了起来，他那件皱皱巴巴的白衬衫中央，有一块大大的棕色斑点；蝶式领结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歪歪扭扭；脚上拖着的鞋子比前一天更加肮脏。他朝陪审员们点点头，热情地笑着，他们也只好朝他笑笑。
    罗尔手下有位陪审员咨询顾问。奉命记下陪审员们每天的穿着打扮。假如5位男陪审员中有一人碰巧穿了一双牛仔靴，那么他手头就有一双旧的牛仔靴随时可以供他替换。实际上他有两双，一双是尖头，另一双是圆头。要是机会适当他还准备穿一双运动鞋。
    从前有一次，陪审席上曾经出现过一双运动鞋，他当时就曾这么干过。审案的那位法官（并非哈金）为此在办公室里对他大加埋怨，可他解释说，他有脚气病，并且当场掏出了医生的证明。他可以穿烫得笔挺的卡其裤，打上丝织领带，配上涤纶运动上装，束一条牛仔皮带，脚上着一双白色短袜和一双三文不值二文的平跟鞋。他穿这一套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行头，目的在于和那些被迫坐在陪审席上一天要听他宣讲6个钟头的人们形成沟通。
    “我们请密尔顿·佛里克博士上堂，”他宣布道。
    佛里克博士宣了誓，在证人席上坐下，法警调好了他面前的话筒。人们很快就得知，这位先生的履历表可以用磅为单位来衡量。
    从各种各样的学校获得的许许多多学位，发表的论文成百上千；出版的著作多达17部，多年的教学经验；而且还对吸烟的影响进行过长达数十年的科学研究。他身材矮小，面孔滚圆，配上一副黑色的角质框架的眼镜，看上去活脱脱一位天才。
    罗尔几乎花了整整1个小时，才把他那惊人的经历勉勉强强介绍完。当佛里克作为一位大专家被推到众人面前时，道伍德·凯布尔却根本不买他的账。
    “我们就假定佛里克博士在他这一行中是合格的吧。”凯布尔用显然是冷嘲热讽的口气说
    佛里克博士研究的领域在过去若干年中已变得越来越窄，目前每天花10小时集中研究吸烟对人体的影响。他是位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戒烟研究所的所长。
    陪审团过了一会儿便从证词中得知，他在雅各布·伍德去世以前，已经受雇于温德尔·罗尔在伍德先生归天后4小时进行尸体解剖时，他当时就在现场，而且还拍过几张照片。
    罗尔特别强调那几张照片目前依然存在，陪审员们最后显然可以亲自目睹一番。但目前罗尔还不想打出这张牌，他要在这位精通吸烟化学和药理学的杰出专家身上消磨更多时间。佛里克不愧是个货真价实的教授。他小心谨慎地谈论着那些枯燥无味的药学研究，避开了专业词汇，尽量使用陪审员们能够听懂的语言。他显得轻松自如，充满信心。
    在法官大人宣布暂时休庭，让人们吃午饭时，罗尔通知法庭说，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佛里克博士都将不辞辛劳继续作证。陪审员们回到休息室，发现午饭早已准备就绪。饭店老板奥赖利先生亲自前来送饭，并且为昨天中午发生的不偷快的事一个劲儿地陪笑道歉。
    “这全是些纸盆子和塑料叉子嘛。”大伙围着桌子坐定后，尼可拉斯·伊斯特尔不满地说。他没有坐下。
    奥赖利先生望着露·戴尔，露·戴尔说：“那又怎么啦？”
    “怎么啦？我们曾经明确地说过，我们要用真正的瓷盘子、真正的刀叉吃饭，难道我们没有说过吗？”他越说嗓门越大，有几位陪审员仰面望天，他们只想吃饭，用什么餐具那倒没有关系。
    “纸盆子究竟有什么不好？”露·戴尔激动地问，额上的刘海在抖动
    “纸盆子吸油，不是吗？它们上面有小孔，把桌子弄得油溃斑斑，这你不知道吗？这就是我明确要求使用真正的餐具的原因。”他拿起一把白色的塑料叉子，一折两段，朝废物箱里一丢，“你知道吗，露·戴尔，真正让我生气的是，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的法官大人和双方所有的律师以及他们的委托人、他们的证人，还有法院的办事员和旁听的观众以及与本案审讯有关的每一个人全都坐在一个漂漂亮亮的饭店里，用真正的盆子真正的杯子和所不断的真正的刀叉，享用着一顿美味的午餐！他们正从厚厚的菜谱上点着美酒佳肴。是这一切让我生气万而我们陪审员，是这场该死的官司中最最重要的人物，却像一年级小学生一样钉在这里，等人家喂我们饼干和柠檬汁。”
    “这个饭菜还是挺不错的嘛。”奥赖利先生为自己辩护道，“我看你做得有点儿过分了，”白发苍苍、声音悦耳、娇小玲珑的格拉迪斯·卡德太太一本正经地说。
    “那你就去吃你那块淡而无味的三明治好了，别来多嘴多舌。”尼司拉斯·伊斯特尔粗暴地冲她喊道。
    “你是不是打算每天吃中饭的时候都要来胡搅蛮缠一通？”佛兰克赫雷拉问道。他是从北方其个地方退休回来的陆军上校，五短身材，长着一双小手，却又是大腹便便，肥肥胖胖，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几乎对每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在12名陪审员当中，由子没有当上陪审团的头儿而真正感到失望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杰里·费尔南德斯已经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尊称他为拿破仑。有时候又简而化之，叫他拿破。或者换个花徉，称之为迟钝上校。
    “昨天可是谁也没有埋怨嘛，”伊斯特尔顶他道，“我们吃饭吧，我饿了。”赫雷拉边说边剥开一个三明治的包装，还有几个人也和他一致行动。
    烤鸡和油炸土豆条的香味从桌上升起。奥赖利解下一罐意大利面食色拉后说：“下周一我将非常高兴地拿一些盆子和刀叉来这没有问题。”
    伊斯特尔平静地说了一声：“谢谢，”接着就坐了下来。
    这场交易进行得十分顺利。两位老朋友在52号街上的21点俱乐部吃了一顿长达3小时的午餐，便谈妥了所有的细节。特雷科公司的总裁卢瑟·范德米尔，和他以前的被保护人、现今担任列斯廷食品公司总裁的拉里·泽尔，早就在电话上讨论出了基本的条款，只是为了不让消息透露出去，这才决定在品尝美酒佳肴的时候再当面谈一谈。范德米尔介绍了比洛克西案件的背景，谈了烟草公司近来受到的严重威胁，对自己担心的事丝毫未加隐瞒。的确，特雷科公司并未列入被告名单，但整个烟草行业已经到处起火，因而4位烟草大王决不愿后退一步。这一切泽尔全都清楚。他曾为特雷科工作了17年，早就学会了憎恨出庭辩护律师。
    在潘沙科拉有一家名叫哈德莱兄弟的规模不大的食品连锁店。在密西西比沿岸地区，它碰巧开着几家分店，其中的一家正好就在比洛克西，经理是一位精明的年轻黑人男子，名叫隆尼·谢弗。而隆尼·谢弗又偏偏碰巧成了陪审团的一员。范德米尔想让设在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林纳的名叫超级之家的那一家规模大得多的食品连锁店，不惜一切代价，买下哈德莱兄弟超级之家是列斯廷食品公司下属的二十几个分部中的一个。这笔业务的交易额为数很小，范德米尔的手下已经作过计算，列斯廷公司要掏的腰包不会超过600万美元。
    哈德莱兄弟公司是一家私人商店，因而这笔收购的买卖不会引人注意。列斯廷食品公司去年的毛收入高达20个亿，对它来说，600万不过是小菜一碟。而且它的现钞储存就有8千万，欠别人的债务又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为了给这场交易增加一点儿甜头，范德米尔还进一步作出保证：两年后特雷科烟草公司将不声不响地买下哈德莱兄弟公司，假如届时泽尔想卸掉这个包袱的话。
    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的。列斯廷和特雷科是完全互不相关的两家公司。列斯廷早就拥有了食品连锁商店，而特雷科又与目前这场官司没有直接的牵连。这只不过是两个老朋友之间拉拉手就成交的一笔买卖而已。
    当然，以后还需要在哈德莱兄弟公司内部作一番人事方面的调整，这是任何一次收购或者兼并或者你乐意叫它什么都成的这类买卖中固有的惯例。范德米尔将会通过泽尔传达必要的指示，对隆尼·谢弗施加恰如其分的压力。
    但这一切必须火速进行根据计划，这场官司的审理将会持续4个星期。而再过几个小时，第一周的审理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打了一会儿盹以后，卢瑟·范德米尔叫通了比洛克西的电话，给兰金·费奇留下了一条口信，让他在周末打电话到汉普敦酒店找他。
    费奇的办事处设在一家几年前就已关门大吉的廉价零售店的后部。租金很低，停车场十分宽敞，普普通通丝毫不引人注目，而且离法院又很近，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办事处有5个大房间，全是用没有油漆过的胶合板匆匆忙忙隔成，至今地板上还可以看到锯木屑。室内的廉价家具全是租来的，大多是折叠桌、塑料椅。荧光灯把里面照得通明外面的门都有严密的安全装置，由两名带枪的彪形大汉24小时不停地守卫。
    虽然在办事处的装修布置上是精打细算，锢锋必较，但安装电讯设备却是慷慨大方，不计工本。到处都是计算机和监视器地板上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明线，通向一台台传真机、复印机和电话机。费奇掌握着最新的技术设备，而且他有足够的人手进行操作。
    一个房间的四壁上，挂满了那个陪审员的大幅照片。一面墙七钉着计算机打印出的材料。另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陪审员的座位图，费奇的一个部下正在格拉迪斯·卡德太太的名字下方的框框中增添新的资料。
    在5个房间中，后面的那一个面积最小，尽管所有的雇员都知道它的功能，但都严格禁止进入这个房间。门从里面自动锁定，而费奇本人掌管着那唯一的一把钥匙。这个房间专门用于监视法庭上的情况，没有一扇窗户，墙上挂着一个大的屏幕，室内放着五六张舒舒服服的坐椅。就在这个周五的下午，费奇和两名陪审员咨询顾问正坐在黑暗中盯着屏幕。两位专家和费奇在一起时宁愿闭紧嘴巴，而费奇自然也不会费劲去讨他们喜欢。沉默。
    他们使用的是玉玛拉XLT-2型摄像机，体积极小，镜头直径只有半英寸，重量不到一磅，但却到处都能适用。费奇的一个手下小心谨慎地把它安装好了之后，此刻它就安安静静地呆在法庭被告律师席下面的地板上，藏在一只旧的棕色皮包中，由奥列佛·麦克阿多悄悄地操纵。麦克阿多是来自首都华盛顿的一名律师，也是由费奇亲自挑中协助凯布尔等人工作的唯一的外国人。他公开的任务是提出战略性的建议，不断地朝陪审员们微笑，并为凯布尔提供文件材料。但他真正干的工作却只有费奇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每天走进法庭坐在被告律师席几乎是同一张椅子上，他带的作战武器是两只一模一样的棕色皮包，其中一只放的就是这台摄像机。每夭早晨，他都是第一个到场的被告律师，将皮包放置停当以后，便把摄像机对准陪审席，然后立即通过纽扣话筒呼叫费寄。
    审理案件的任何一个时刻，在法庭里都可看到散放着20多个皮包，多数放在律师们的桌上或桌下，但也有一些搁在法庭工作人员席位附近。或者放在忙忙碌碌的低级律师们的坐椅下面，有几个皮包甚至就靠着围栏，看上去好像已被人丢弃。这些皮包尽管尺寸和颜色各异，但作为一个整体，外表并无太大的不同。即使麦克阿多的两只包也没有什么待别。有一只包他会偶然打开，从中取出一份文件，但装着摄像机的那一只，却始终锁得紧紧的，不用炸药，谁也别想把它打开。
    费奇的战略很简单：万一由于某种无法想象的原因，摄像机引起了人们注意，在随后引起的乱哄哄的情况下，麦克阿多只要乘机把两只包调换一下，然后再随机应变，力争不出麻烦。
    但这架摄像机被人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工作时没有任何声音，发出的信息谁也不可能听见。装它的那只皮包附近还有别的皮包，虽说偶尔也会被人碰一下甚至踢一脚，但调整不费吹灰之力，麦克阿多只耍找一个僻静的地点，通知一下费奇就成。去年在阿伦敦市辛明诺一案的审理过程中，他们已将这一联络系统调理得尽善尽美。
    这架摄像机的功能实在惊人。小小的镜头，可以将整个的陪审席尽收眼底，将15个陪审员的面孔，用彩色图像发至费奇那间小小的监视室，让整天坐在那里的两位陪审员咨询顾问，仔细研究陪审员脸部表倩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研究他们打的每一个呵欠而费奇则根据陪审席上的动态，向凯布尔发出指示，把派驻在法庭上的手下人搜集到的信息告诉他但无论是凯布尔，还是当地的任何一位辩护律师，对这架摄像机的存在都一无所知星期五下午，这台摄像机拍下了陪审员们的强烈反应遗憾的是，它摄下的画面仅仅限于陪审席。日本人尚未设计出一只放在锁得紧紧的皮包中，却能扫视全场拍下其他重要镜头的摄像机，因而稚各布·伍德那两张萎缩的为烟熏黑了的肺部照片，虽然已经放得很大，这台摄像机却未能看见。但是，陪审员们却是眼睁睁地见着啦。当罗尔律师和佛里克博士流畅地背诵着他们的讲稿时，陪审员们个个都带着无法抑制的恐怖表情，呆呆地凝望着在长达35年的漫长岁月中，吸烟给雅各布·伍德的肺部慢慢留下的可怕的伤痕。
    罗尔把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两幅照片放在证人席前的两只巨大的三角架上，佛里克博士于5时15分结束自己的证词时，已经是周末休庭的时间。留在陪审员心目中的最后的形象，便是从伍德尸体上切下，摊在一张白布上的他那个焦黑色的肺在今后的两天中，他们将无法忘记它。他们将时时刻刻想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