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货船，像一只漂在水面上的鞋盒，有30英尺长，8英尺宽，船底是平的。人们用它在潘特纳尔流域拖运货物。雅维曾驾驶过十几艘这样的船。他在河道的拐弯处先看见了一个亮点，然后听到了柴油机的震爆声。他马上知道了这是一艘什么船。
    他认识那个船长。当水手把船停下时，船长还在铺上睡觉。
    快是午夜3点了。雅维把小船系在货船的船头，然后跳上货船。他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船上的人让他吃了两根香蕉。水手还拿来了甜咖啡。他们正往北驶向印迪欧港，去那儿的一个军事基地出售货物。他们可以给雅维五加仑的油。雅维保证回科伦巴后付钱给他们，没问题，在河上人人都会帮忙的。
    又送来了咖啡和甜饼干。雅维问起了“圣洛拉”和韦利。
    “在卡比夏河的出口处，”他告诉他们说，“就停在原来的码头那儿，”
    他们摇了摇头。
    “不在那儿。”船长说。其他的水手也说没看见。他们认得“圣洛拉”，要是在那儿不可能看不见。
    “应该在那儿的。”雅维说。
    “没有！我们是昨天中午经过卡比夏河的，没有圣洛拉的影子。”
    也许韦利把船开进卡比夏河找他们去了。雅维会原谅他把船开走，但训斥几句是免不了的。
    船一定在那儿，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又喝了些咖啡，将内特和疟疾的事告诉了他们。最近在科伦巴又有传闻说，潘特纳尔正在流行这种疾病，这样的传闻雅维可听得多了。
    他们在货船的甲板上灌满油箱。按通常的情况，雨季时顺流航行的速度要比逆流快一倍，一条马力强劲的平底划船只要4个小时就能到达卡比夏河，10个小时到达贸易站，18个小时到达科伦巴，如果是驾驶“圣洛拉”的话，时间可能稍长些，但“圣洛拉”上至少有吊床和食品。
    雅维的计划是先在“圣洛拉”上稍作停留，把内特安置在床上，然后用卫星电话与科伦巴的瓦尔德联系，瓦尔德知道后会找个好的医生，一回到那里就可以进行治疗。
    船长又给了他一盒饼干和一杯咖啡。雅维保证下星期去科伦巴找他们。他道谢后解开了系船的绳索，内特还活着，但一动不动。第二轮高烧还没有开始。
    咖啡加快了雅维的心跳，使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拉动油门，直到引擎突突地发动起来。黑暗渐渐在消退，河面上聚起一层厚厚的雾。
    到达卡比夏河的河口时离拂晓还有一个小时。“圣洛拉”不在那里。雅维把船停靠在原来的旧码头，然后去找附近惟一幢住宅的主人。房主正在牛棚里挤牛奶。他记得雅维，他告诉他船在暴风雨中沉了。那是一场猛烈至极的风暴、是在半夜袭来的，所以他对详情也知之不多。风太猛了，他当时和妻子、孩子一起躲在床底下。
    “它沉在哪儿？”雅维问。
    “我不知道。”
    “那个男孩呢？”
    “韦利？我不清楚。”
    “你没有跟其他人说起过吗？有没有别人见到他了？”
    “没有。”自从韦利失踪后他还没有碰到过来往此地的船只。
    他对这一切感到难过，而且推断说韦利是凶多吉少。
    内特没有死。高烧退得很快，等醒来时他感到又冷又渴，他用手指掀开眼皮，看见的是水、岸上的灌木以及农庄的房子。
    “雅维！”他叫唤起来。他嗓音嘶哑，声音很微弱。他坐起来揉了半天眼睛。什么东西看出去都是模模糊糊的。
    雅维没有应答！他浑身疼痛——肌肉，关节，太阳穴处胀得厉害。他的脖子和胸口长出了热疹子，他拼命地搔，直到把皮肤搔破为止。他觉得身上的气味很难闻。
    农夫和他的妻子随雅维来到船上。他们连一滴汽油都没有，这使雅维有些失望。
    “你感觉如何，内特？”他跨上船问。
    “我要死了。”他吐着气说。
    雅维摸了摸他的额头。又轻轻地触摸了一下他身上的疹子。
    “你的烧退了。”
    “我们在哪儿？”
    “在卡比夏河。韦利不在。船在风暴中沉了。”
    “厄运仍跟着我们。”内特说。一阵头痛使他的脸扭歪了，“韦利呢？”
    “不知道。你能撑到科伦巴吗？”
    “我想还是死了的好。”
    “躺下，内特。”
    船离开了河岸，农夫和他的妻子站在齐膝深的泥浆水里向他们挥手道别。但雅维他们没有理会。
    内特坐了一会儿。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很不错，但没过多久他又感到冷了。他胸口一阵悸动，于是又慢慢地躺回到帐篷下面。
    他想为韦利祷告，但这个念头只持续了几秒钟而已。他不敢相信自己会染上疟疾。
    哈克精心计划了这次早午餐。用餐的地点在海－亚当斯饭店的一个私人餐厅，有牡蛎和鸡蛋、鱼子酱和三文鱼、香槟和鲜柠檬汁；11点，所有的人都到齐了。他们穿着便装，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鲜柠檬汁。
    哈克告诉他们这次会议很重要，而且必须保密。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帮他们打赢这场官司的证人。
    邀请的只有费伦子女们的律师。费伦的几个前妻还没有对遗嘱提出质疑，看来她们不太想卷入这场宫司。她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威克利夫法官已经对她们的一个律师暗示，他不希望看到她们轻率地提出起诉。
    不管轻率不轻率，六个子女早已迫不及待地对遗嘱提出了质疑。他们急于打这场官司。他们的理由是相同的——特罗伊·费伦在签这份遗嘱时不具备精神行为能力。
    每个继承人最多只能有两个律师参加今天的会议，最好是一个。哈克一个人到场，他代表雷克斯。沃利·布赖特也是一个人，代表利比盖尔；扬西是兰博惟一的律师；格里特是代表玛丽·露丝出席的。兰霍恩女士，这位前法律教授，代表的是基娜和科迪。
    小特罗伊自从他父亲死后已经换了三家律师事务所，目前受雇于他的两个律师来自一家有着400年历史的律师行。他们的名字叫亨巴和汉密尔顿。他们向这个临时凑合的同盟作了自我介绍。
    哈克关上门，开始主持会议。他先简单地介绍了马尔科姆·斯尼德其人，他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同他接触。
    “他在费伦先生身边工作了30年，”他神情严肃地说，“也许是他替费伦先生写了最后那份遗嘱。也许他打算作证，说那老头当时完全疯了。”
    律师们大感惊讶，哈克望着他们喜形于色的脸，过了片刻。
    “或者，他也可以说他对遗嘱一无所知，费伦先生那天神志非常清楚。”
    “他开价多少？”沃利·布赖特单刀直入地问。
    “500万，先给他50万，余下的事成后付清。”
    斯尼德开的价码没有让律师们担忧，这毕竟是笔大买卖。事实上，他的胃口并不大、
    “当然，我们的委托人没有这笔钱，”哈克说，“因此，是否想买下他的证词完全取决于我们。如果每个继承人的代理方拿出8万5千美元的话，我就可以和斯尼德先生签合同。我相信他的证词既能赢得这场官司，也能促成财产授予的合法化。”
    房间里这些事务所的实力差别很大。沃利·布赖特事务所的账户处于透支状况。他还拖欠着税款；而亨巴和汉密尔顿那家事务所的股东们每年能赚100万。
    “你是建议我们去买通一个说谎的证人？”汉密尔顿问。
    “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谎。”哈克回答说。他对每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都是有准备的，“没人知道，他一个人在费伦先生的身边。没有其他的证人。事情的真实性取决于斯尼德先生的说法。”
    “这有些靠不住。”亨巴说。
    “你有更好的建议吗？”格里特不满地咕哝道。他已经在喝第四杯柠檬汁了。
    亨巴和汉密尔顿来自大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不习惯这种街头的肮脏勾当。他们其实并不见得正直到哪儿去，只是他们的客户都是有钱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利用说客对议员或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和合法的贿赂，从而捞到有油水的政府合同，把外国暴君的大笔钱款藏进瑞士的银行。而这一切都由他们可靠的律师来办理。由于他们是大公司的律师，他们自然瞧不起由哈克提出并得到格里特·布赖特以及其他律师默认的这一不规范的行为。
    “我不知道我的当事人是否会同意这种说法。”汉密尔顿说。
    “你的当事人愿意还来不及呢。”哈克说。把道德规范硬套在了费伦身上简直有点幽默，“对他我要比你们了解得多。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想不想这么做？”
    “你是不是建议由我们律师拿出最初的50万？”亨巴带着轻蔑的口气问。
    “完全正确。”
    “那我们事务所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那么你们的事务所就会被别人取代。”格里特插嘴道，“别忘了，你们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四拨人马了。”
    事实上，小特罗伊已经在威胁着要解雇他们。他们闭上了嘴巴，哈克取得了发言权。
    “为了避免叫我们每一个人掏腰包，我已经找了一家愿意贷款50万的银行，为期一年。我需要做的只是在贷款合同上签字。我已经签了。”
    “我会签那该死的玩意儿。”布赖特爽快地说。他无所顾忌，因为他什么也不会失去。
    “先把事情弄弄清楚。”扬西说，“我们付钱给斯尼德，然后他开口，是这样吗？”
    “是的。”
    “我们要不要先听听他的证词？”
    “他的证词需要加工。这桩买卖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一旦付了钱，他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可以左右他的证词，使他的证词符合我们的利益。记住，除了他就没有其他的证人了。惟一的例外也许是一个秘书。”
    “她要多少钱？”格里特问。
    “免费。斯尼德的一揽子交易把她也包括了。”
    从这个国家排名第10的富翁那里拿按百分比提成的佣金，这种机会一生中能碰到几次？律师们在做加减法。现在冒一点风险，将来就有丰厚的回报。
    兰霍恩夫人出人意料地说：“我会建议我的事务所做这笔交易。但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要绝对保密。”扬西跟着说，“不然，我们都会被取消律师资格的，或许还会被起诉：收买伪证是重罪。”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格里特说，“不存在什么伪证，事实这个名词是由斯尼德一个人来下定义的。如果他说是他帮费伦写了那份遗嘱，老头儿那时候已经疯了，有谁能提出异议呢？这笔买卖划得来，我签字。”
    “我们有四个人同意了。”
    “我也签！”扬西说。
    亨巴和汉密尔顿有点坐立不安了：“我们得和事务所讨论一下。”汉密尔顿说。
    “我想不用再提醒你们这是机密了吧？”布赖特说。
    真是荒唐可笑，一个在读夜校的街头小混混居然教训起正儿八经的大律师来。
    “不，”亨巴说，“不用你提醒。”
    哈克会打电话给雷克斯，告诉他这笔交易，雷克斯接着会打电话给他弟弟小特罗伊，对他说他新雇的两个律师正在把事情搞砸。
    用不了48小时，亨巴和汉密尔顿就会成为历史人物了。
    “行动要快。”哈克提醒他们说，“斯尼德先生声称要豁出去了，他也愿意同我们的对手做这笔交易。”
    “说到对手，”兰霍恩说，“我们知道对手是谁吗？我们大家都在对遗嘱提出质疑。雷切尔·莱恩在哪儿？”
    “她显然躲起来了。”哈克说，“乔希始终对我说他们知道她在哪儿，而且正在与她接触，还说她会雇律师保护自己的利益的。”
    “为了110亿美元，她有理由这么做。”格里特说。
    他们对110亿美元沉思了片刻，盘算着每个人的份额。斯尼德要500万显得很公平。
    中午过后，雅维和内特乘的那条破船到了交易站。引擎老是熄火，油也快用完了。店铺老板费尔南多躺在门廊的吊床上，躲避着毒花花的日头。他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以前也干水手这一行，认识雅维的父亲。
    两人一起搀扶着内特上了岸，他又在发烧了。两条腿麻木得无法行走。两个人小心地沿着狭窄的突堤走上台阶，来到门廊。
    他们把内特扶上吊床，雅维简单地叙述了在过去一星期里发生的事情、河道上的事情都躲不过费尔南多的眼睛。
    “圣洛拉沉了，”他说，“一场大暴风雨。”
    “你看见韦利了吗？”雅维问。
    “看见了了他被一条贩牛的船救了起来。他们在这儿停过。他说了发生的一切，我肯定他现在在科伦巴。”
    听说韦利还活着，雅维的心头一宽。不过，船沉了仍是个坏消息。“圣洛拉”是潘特纳尔几艘像样的船中的一艘，它在他的手里沉了。
    谈话的时候费尔南多在观察内特。他几乎没听见他们的谈话。他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
    “这不是疟疾。”费尔南多摸着内特脖子上的疹子说。雅维走到吊床边。内特的头发湿漉漉地缠结在一起，眼睛仍肿得厉害。
    “是什么？”他问。
    “疟疾是不会出疹子的，是登革热。”
    “是登革热？”
    “是的。它的症状和疟疾很相似——高烧，浑身发冷，肌肉和关节疼痛，由蚊子传播。但疹子证明这是登革热。”
    “我父亲得过一次登革热。他当时极其虚弱。”
    “你得把他弄到科伦巴去，越快越好。”
    “我能借你的马达吗？“
    费尔南多的船停在破房子的下面。他的尾挂发动机不像雅维的那么旧，而且大五匹马力。他们一阵忙乱，换上了马达，灌满油箱，然后把在吊床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的内特又拖过突堤，放回船内，用帐篷盖好、他昏昏沉沉的，一点也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
    已经快两点了，到科伦巴还有九到十小时的路程。雅维把瓦尔德的电话号码留给了费尔南多。行驶在巴拉圭河的船只偶尔会有一艘装有电台，万一费尔南多遇上了，雅维要他与瓦尔德联系。
    他加足马力驶离了码头，他很得意又能驾船飞驶在河面上。船尾留下了一道水沫飞溅的尾流。
    登革热会致命，他的父亲重病了一个星期，被持续的头痛和高烧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的眼睛也疼得厉害，母亲不得不把他关在黑屋。他是身体强壮的水手，对小伤小痛习以为常。当雅维听见他像孩子一样在呻吟时。他知道父亲快不行了！医生每隔一天来看他一次，最后高烧终于退了下去。
    他只看得见内特在帐篷下面露出来的脚，他肯定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