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蒸气室里流汗的感觉应该不错，像个绿花椰菜一样。但这只是我的想像。那天我气了一天，健身房并不符合我的期望。运动虽让我稍微消了气，但还是感到心烦意乱。刚才我随着健身房的音乐，把地板当成克劳得尔，用力地踩着。克劳得尔果然是混蛋。猪头、智障，这两个字眼最适合他了。我虽然觉得这两件案子有关系，但就仅止于此。我脑子里一点头绪也没有，根本无法把杀人凶手揪出来。伊莉莎白·康诺、茵儿·托提尔，这两个名字不断在我脑中盘旋，就像在餐盘里滚动的豌豆。
　　我换了一条毛巾，让脑子重新回想一下今天的事件。克劳得尔离开后，我去找但尼斯，看伊莉莎白的骨骼处理好没有。我要一寸一寸检查，找出死者曾受过的伤害。不管是挫伤、割伤，什么伤都不能放过。然而，被害人尸体被切割的方式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我得再仔细看那些被肢解处的切口。然而，处理尸体有—定的程序，被害人的骨骼得等到明天才会处理好。
　　接着我到档案室去，找出茜儿的案情资料。我花一整个下午研读警方笔录、验尸报告、毒物报告和相片。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东西挥之不去、纠缠不休，坚持这两件案子有所关联。不需回想，上件案子的细节便自动浮现。然而，使我不由自主地把这两名被害人串连在一起的，除了同样是袋尸命案外，似乎还有别的原因。我想找出这两件案子的关联。
　　我拿起毛巾，擦拭脸上的汗水。我指尖的皮肤已开始起皱，显然我无法在蒸气室里待太久。尽管广告宣传蒸气浴的效果很好，但我最多只能待20分钟。其实5分钟就够了。
　　茵儿·托提尔是在我开始全职工作的那年秋天遇害的，至今不到一年，年仅16岁。今天下午，我把验尸照片散放在办公桌上，但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照片。她尸体的样子我仍记得清清楚楚，记得她被送进法医停尸间那天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去年的10月22日，法医室正好举办狂欢派对。那天是星期一，所有员工齐聚在会议室里，喝酒狂欢，这是我们每年秋天的传统。
　　当所有人都在会议室里时，我注意到拉蒙斯一个人在讲电话。他举起一只手遮住空着的耳朵，阻隔派对的噪音。我一直看着他。当他挂下电话，目光把会议室里的人都扫过一遍，随后停在我身上，招手要我过去。他还把伯格诺也一起叫来，然后告诉我们刚才电话里的消息。他说，在5分钟前，楼下的停尸间送进来一具尸体。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孩，身上有被痛殴的痕迹，并且被分尸成数块。由于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身分证明，因此他要伯格诺去勘验死者的牙齿，要我去检视死者骨头上的刀痕。
　　解剖室的氛围和楼上的欢乐气息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两个警察站得离尸体远远的，一个制服警员拿着相机在一旁拍照。技工一语不发地把尸体搬上解剖台，一旁的警探也沉默着，面色相当凝重。这次没有人敢开玩笑，解剖室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照相机拍摄解剖台上尸体的快门喀嚓声。
　　死者被肢解的尸块摆上验尸台，按照人形摆放着。摆放的位置都对，但是由于失去连接点，角度有点偏颇，使得死者看起来就像可让孩子任意扭曲的玩具洋娃娃。只不过，这洋娃娃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
　　她的头部被从脖子上处部分切断，切口的肌肉如罂粟般红。伤口附近苍白的皮肤稍稍卷起，像是不敢接触那腥红鲜活的肌肉。她的眼睛半张，右边鼻孔仍残留着干涸的血痕；金黄色的长发，如今湿漉漉地贴着头皮。
　　她的身体自腰部被一分为二，上半部的手肘弯曲，双手曾被反缚起来，成为典型的入殓姿态。她的右手仍依附着躯干，未被完全砍断，在切口部位的乳白色的肌腱突了出来，像一条断掉的电线。显然凶手砍第二次便成功了。技工把她的左手臂摆在头部旁边，与身体分离；手掌上的五根手指弯曲着，像一只大蜘蛛的脚，令人不寒而栗。
　　她的胸前被纵长地切开，从咽喉直到腹部。她的双乳垂在肋骨两旁，重量把切口的肌肉左右拉开。身体下半部是从腰部一直到膝盖，两只小腿并排摆在原来的位置上。由于失去膝盖关节的连系，摆在解剖台上的这两条小腿往外侧倒，脚趾头指向左右两侧。
　　在触目惊心下，我注意到她的脚趾甲涂了粉红色的指甲油。这个女性的相同点引发我心里的伤痛，很想拿白布把她盖起来，尖叫要所有人不要再骚扰她。然而，我却只能站在这里看着，等着对她再次侵犯。
　　就算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她头上锯齿状的伤痕，这显然是被钝器打伤的。我还记得她颈部的瘀青位置、仍能想见她眼球出血的情况。她眼球上有小微血管破裂的血痕，这是颈静脉受到强大压力下的结果，这是被勒死的人典型的症状。
　　我一想到她的悲惨遭遇，便让我感到一阵心惊。这个小女孩，是她母亲怀胎十月所生，在细心养育下长大，曾参加过女童军，去过夏令营，上过主日学。她的早逝使我满心伤痛，她还有许多未参加的舞会，还有许多未喝的美酒。我们自认为是文明社会中的一员，是20世纪最后10年的北美人，我们誓言旦旦要让所有人都过得幸福快乐。然而，她却只活了16年。
　　我擦掉脸上的汗水，把湿漉漉头发往后拨，停止思考，不再想解剖室里的伤痛记忆。然而，那些景象却在心里渐渐融化，使我无法把它们从自己的思绪里分离，像有生命一样。我一直怀疑，我有许多童年的回忆其实是从老相片看来的。相片混入记忆中，产生一种模糊的回忆，影响了现实中的我。然而，相片也许是回忆过往的最佳方式。至少，我们很少在悲伤的时候拍照片。
　　蒸气室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她对我笑了笑，点点头，解开浴巾在我左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拿起毛巾，起身向淋浴室走去。
　　博蒂一直等着我回家。当我进门时，它便在玄关看着我，白色的软毛在黑色的大理石地板上泛着柔和的光泽。它看起来似乎有点烦躁？难道它也体会到我的情绪？也许是我多想了。我检视它的食盆，猫食已经快没了。我觉得很惭愧，连忙把食盆装满。博蒂看我把食物装满，便满意地走开。它眯呜两声，翻滚了几下，便轻易地睡着了。它的要求并不多，而且非常容易满足。
　　离和戈碧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先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上完健身房和蒸气浴，使我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不过，完全发泄精力是它们的好处。我现在觉得很轻松，心理的状况不算，至少在生理上是如此。在过去这种时刻，我一定会想喝杯酒。
　　傍晚的阳光照进屋内，透过米白色的窗帘，屋内呈现一片柔和的光彩。这是我最喜欢这栋公寓的地方，在紧张现实的世界里，这里是我最爱的宁静港。
　　我住的公寓位在一楼，是这座U型建筑中的一栋，三排楼房围起来的区域，是共有的中庭花园。每排房舍每层只有一户人家，这样可以不受到邻居的干扰。在我的客厅里，有一扇法式落地窗可打开通往花园。在这扇门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小门，通往我自己的小花园。在城市里，这个花朵绿草繁茂的花园就像一颗罕有的珍珠，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能拥有像这样的花园。
　　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这么大的房子该不该一个人住。我从未独居过。大学毕业后我便回家，而后嫁给被得，生养凯蒂，从未一个人独占整栋房子。结果证明，我根本不必担心，而且还非常喜爱这样的生活。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半梦半醒间拉回现实，我在头痛昏沉中接起电话。话筒传来的却是电脑语音，是卖墓地的推销电话。
　　“可恶！”我边骂着，边把脚伸下地板，从沙发上坐起。这就是一个人独居的缺点。
　　另一个缺点是和我女儿分隔太远。一想到她，我便拨电话过去。铃声才响了一次，她就接起电话。
　　“妈，你好吗？很高兴你打电话来，但是我现在不能和你说太久，线上还有另一通电话在等着，我晚点再和你联络，好吗？”我笑了。这个凯蒂。她总是那么忙碌爱玩。
　　“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只是想和你打声招呼而已。晚上我要和戈碧去吃饭，明天再和你联络好了。”
　　“好，代我亲戈碧阿姨一下。对了，你不是很重视我的法文成绩吗？我今天考了一个A。”
　　“很好，”我笑着说：“明天再和你聊吧。”
　　20分钟后，我已把车子停在戈碧的屋子前。她屋子对面竟然奇迹似地有一个空车位。我把引擎熄火，下车。
　　戈碧住在圣路易广场旁，这个可爱的广场位于圣罗伦街和圣丹尼斯街间。在广场四周围绕着许多房子，这些房台的造型皆不相同，家家户户的树篱也别具特色，颇有旧日建筑的遗风。这些屋主把房子漆得五颜六色，在院子里种满茂密的夏日花朵，使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迪士尼卡通里的景致。
　　广场上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从广场中央的喷水池传来，有点像郁金香的味道。喷水池周围有铁制的栏杆，约膝盖高，上面饰有长钉和精美花边，把水池和四周的房舍给区隔开来。这里的房台很像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姿绰约而不失端庄，显然在肇建之时费了一番心力。走在这里，我感到十分舒服，觉得像这样优美的居家环境确实能放松忙碌一天后的心情。
　　我看着戈碧的房子。它矗立在广场北边，从亨利茱丽叶街数过来第三幢。凯蒂曾说这幢房子很俗气，就像那件我们不愿意在新春派对上穿的晚礼服。看来她的建筑师也无法阻止戈碧疯狂的想法，只好把她的点子融进设计图中。
　　这栋房子有三层楼，外观是棕色的石材。在一楼有往外凸出的大窗台，屋顶上方盖成六角形的塔楼。塔楼上铺有椭圆形磁砖，使塔楼看起来就像美人鱼的尾巴。塔楼上还开了一扇摩尔式的窗户，还用雕花铁栏杆做为装饰。房屋的基部是方形的，但上部却逐渐骤升为圆宫形。房子里每一扇木门都雕花刻饰。在一楼的凸窗左边，一个铁栏杆从一楼直通到二楼的走廊，栏杆所雕的花纹，倒有点像广场中央喷水池的栏杆。在走廊两侧的花盆里绽满早开的6月花朵，每朵都大得超过应有尺寸。
　　她一定在等我来。我还没走过对街，就看到她房间的窗帘拉上，随后大门便开了。她向我招招手，然后转身锁上大门，精力充沛地扭转两次门把，确定已把门锁好。她蹦蹦跳跳走下铁栏杆扶梯，身上长长的衬衣被风吹着，像一张大三角帆。她还没走近，我便先听到她身上首饰传来的声音。戈碧喜欢珠光宝气的东西，今晚她在足踝上套上一个小银环，每走一步，银环便发出叮当声响。她打扮得就像学生时代的嬉皮。这是她惯有的穿着方式。
　　“今天过得好吗？”
　　“很好。”我随口说。
　　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由衷之言，但我不想提谋杀案，不想提克劳得尔，不想提破灭的魁北克之旅，不想提碎裂的婚姻关系，不想提任何会影响今晚心情的事。
　　“你呢？”
　　“也很好。”
　　她摇着头，头上的发绺也随之晃动。尽管她也说过得很好，但我感觉到她也和我一样，不想提任何不愉快的事。我突然感到有点难过，但旋即把这情绪撇开，和戈碧一起刻意遗忘任何伤痛之事。
　　“那么，我们上哪吃饭呢？”
　　这不是刻意把话题转开，因为我们根本还没开始有话题。
　　“你想去哪呢？”
　　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我经常想食物就在眼前的样子，以此来选择餐厅。我的心志无疑喜欢实景，可以这么说，用食物来想像较为生动，而不是菜单或冲动。今晚，我想要来点红色够份量的食物。
　　“意大利菜？”
　　“好哇。”她想了一想：“亚瑟王街的‘韦瓦迪餐厅’如何？我们可以坐在户外吃。”
　　“太好了，这样我也不会浪费掉这个停车位。”
　　我们斜越过广场，走过草地从阔叶林中穿过。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凑在一起聊天。一个戴着浴帽的女人，拿了一大袋面包屑，一边喂鸽子一边对它们说话，好像把鸽子当成小孩，要它们不要抢，一个一个来。两个警员正走在广场中央的十字走道上，他们双手背在后面，边走边谈笑，不时还会停下来打闹。
　　我们经过广场西边的水泥凉亭。我看着凉亭入口上刻的“韦斯巴芗”这几个大字，心中再次感到奇怪，为什么这里要刻这位罗马皇帝的名字。
　　走出广场后，我们穿过拉弗街，经过亚瑟王街入口的一排水泥柱。一路上我们沉默不语，这并不寻常。戈碧不是沉默寡言型的人物，她总是会无厘头地冒出一推馊主意和鬼点子。然而，今晚她却完全赞同我的提议。
　　我用眼角偷瞄她，仔细观察。她并没有魂不守舍，只是有点焦躁地在人潮拥挤的大街上走着。
　　这是个温暖而潮湿的夜晚，亚瑟王街上挤满了逛街的人潮，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每家餐厅都是门窗敞开，桌椅杂乱，似乎总是来不及收拾。一些穿着棉衫的男人和裸露双肩的女人，坐在露天餐厅色彩鲜艳的遮阳伞下，谈笑风生。还有许多人在门口排着队，等待侍者带位。我加入韦瓦迪餐厅门口排队的人群，而戈碧则已迫不及待地跑去买红酒了。
　　待我们坐定后，戈碧点了阿尔弗雷多白脱奶油饭，而我则叫了一份嫩煎小牛肉片和意大利面，忠于我先前对红色的想像。在等沙拉送上来之前，我吸着沛绿雅矿泉水，默默地坐着。偶尔我们也会说几句话，动动嘴巴，但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默。尽管在一对已习惯彼此的老友身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寻常，但我们就是聊不起来。
　　我熟知戈碧心情的起伏，正如我熟知自己的月经周期。我感觉到她偶尔会露出紧张的神情。她的目光未直视我，不停漂移，从刚才在广场上就是这样。她明显有点心不在焉，不时举起杯中的红酒。每当她拿起高脚杯，光线映在她杯中的基安帝葡萄酒上，令人想起卡罗来纳州的黄昏。
　　我熟知这个讯息。她频频喝酒，试图压抑心中的焦虑。酒精，麻烦的最佳镇定剂。我熟知这种感觉，因为我过去也是如此。杯中的冰块正逐渐融化，我看着杯里的柠檬，看着它们慢慢苏醒，从杯底发出嘶嘶的声音。
　　“戈碧，怎么了？”
　　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她吓了一跳。
　　“什么？”
　　她发出一声短笑，有点神经质地，把掉在脸前的一卷发绺拨到脑后。眼神教人难以看透。
　　她的反应，使我把话题转到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如果她想说，自然会告诉我。我没有勇气追问她，以免冒失去亲密友谊的危险。
　　“最近有没有什么西北大学的消息？”
　　我们是在学校读书时认识的，那是70年代的事。当时我已结婚，也生下了凯蒂。那时，我总暗自羡慕戈碧和其他人的自由自在，羡慕她们能通宵跳舞，然后赶着上早上第一堂哲学课。我虽和她们同样年龄，却活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时戈碧是唯一与我亲近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异如此极端不同。那时我们的感情真的很好，她许是因为戈碧喜欢被得，或至少，假装她喜欢。我想起了彼得。他讨厌我的大学舞会，带着一脸的鄙视来掩盖他心中的不安。唯有戈碧能打破这个僵局。
　　除了少数几个同学外，我和大部分同学都已失去联络。毕业后大家散布北美各地，不过大部分都待在大学教书或在博物馆工作。这些年来，戈碧倒是较常和一些人联络。也许是那些人比较常与戈碧联络。
　　“我有乔伊的消息，听说他现在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教书，好像在爱荷华州……呢，也许是在爱达荷州。”戈碧说，她还是和以前一样，总是搞不清美国地理位置。
　　“是吗？”我故做惊讶说。
　　“维宁跑去拉斯维加斯搞房地产，前几个月还因公事来过这里。他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人类学了，快乐的不得了。”
　　她啜了一口酒。
　　“他应该还是那卷乌头发，一点都没变吧？”我说。
　　她笑了起来，总算恢复正常了。使她心情放松的原因，不知道是红酒还是我。
　　“对了，我收到珍妮寄给我的电子邮件，她说想回学校继续读书。你知道吗？她为了嫁给一个笨蛋，放弃罗特格公。司的职务，跟他到宝州去了。”戈碧说。
　　“是啊，她只要一答应求婚，为了得到一纸婚姻关系合约，就把她整个人生给毁了。”我说。
　　戈碧又喝了口酒。
　　“那也是她自找的。对了，彼得近况如何？”这突然冒出来的问题重击了我一拳。直到刚才，我还一直很小心避免不谈我失败的婚姻关系。
　　“她很好。我们谈过。”
　　“人总是会变的。”
　　“是啊。”
　　沙拉送来了，接下来几分钟我们忙着加酱和胡椒。当我再度抬起头时，发现她静静坐在那儿，手中叉起一堆苗芭停在碟子上。虽然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是在想自己的事，但她还是再度把目光溜开。
　　我换一个方式试探她。
　　“你的计划进行如何了？”我叉起一颗黑橄槛。
　　“啥？哦，那计划。很好。进行得不错。我终于得到他们的信任，有些人已开始对我敞开心胸了。”
　　她吃了一口沙拉。
　　“戈碧，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你计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她笑了起来，应该是想起我们学生时代所学不同的差异。我们班上人数虽不多，但是大家攻读的方向却大不相同：有人专研人种学，有人研究语言学、考古或生物人类学。我对解构主义的认识不深，就像戈碧对线粒体DNA认知不多一样。
　　“记得雷恩要我们看的人种学吗？雅诺马马人，桑马雅人，努埃尔人？对了，就和这主意相同。我们想要描述这个世界的娼妓现象，透过观察和与资料提供者访谈。田野工作。接近和个人性的。”她又吃了一口沙拉。“她们是谁？她们从哪里来？她们怎么会成为妓女？她们平日靠什么维生？她们的社会结构如何？她们怎样进行经济活动？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她们……”
　　“我懂了。”
　　也许红酒已发挥效力，也许我挑起她生命中最热衷的话题，她开始有了活力。虽然现在天已经全黑，但我却能看见她眼里闪动着耀眼的光芒。也许是街灯的反射，也许是酒精在燃烧。
　　“社会根本不关心这些妇女，没有人对她们感兴趣，除了那些觉得受到她们威胁，千方百计想赶走她们的人之外。”
　　我点点头。两人各吃了一口沙拉。
　　“大部分的人认为女孩会去卖婬 是因为她们自甘堕落，要不就是受到胁迫，或种种不得已的理由。事实上，她们大部分都是为了钱而做的。这是最不需要专业技术的就业市场，除此之外，她们找不到更好的谋生方法。她们决定为娼几年，好好赚一笔钱再说。卖屁股总比卖汉堡有利润多了。”
　　我们又吃了几口沙拉。
　　“和别的族群一样，她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她们架构起来的社会、心理状况和赖以维生的系统等，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侍者将主菜端上桌。
　　“那关于雇用她们的人呢？”
　　“什么？”她似乎不明白我的问题。
　　“那些出钱招募女人卖婬 的人啊？他们一定在这整件事里扮演重要角色。你有去和他们谈过吗？”我叉起一把意大利面。
　　“这……有啦，问过一些。”她为此语塞，显得有些狼狈。她稍停片刻才又开口。“我的事谈够了，唐普，来讲讲你工作的情况吧。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案子啊？”她看着盘中食物，头也不抬地说。
　　她突然把话题传向，在完全没有防备下，我不假思索便脱口回答。
　　“这些命案真是教人紧张。”我一说出口，便开始后悔。
　　“什么命案？”她的声音柔和下来，不再那么锐利。
　　“是上礼拜发生的一件麻烦案子。”我没有再往下说。戈碧从来就不想听有关我工作的事。
　　“哦？”她又拿了一块面包。她倒是满客气的，看我刚才听完她讲工作情况，现在换她听我讲了。
　　“奇怪的是，报纸居然没有大幅报导。这具无名尸是在圣米内大教堂附近发现的，遇害的时间大约是今年四月。”
　　“听起来和你过去的案子没有什么不同嘛，有什么好烦的？”
　　我坐直身子，看着她，犹豫着是否要再继续说下去。也许说出来会比较好。但是会对谁好呢？是我吗？除了她以外，没有人会愿意听我说。然而，她真的想听吗？
　　“被害人尸体被肢解，装在垃圾袋里，弃置在大教堂后的山谷中。”
　　她看着我，没有任何反应。
　　“我认为这犯罪手法和另一件案子很像。”
　　“什么意思？”
　　“我发现一些共同点，”我尽可能说得精确些。“共同现象。”
　　“例如说？”她伸手向红酒杯。
　　“野蛮殴打死者，又毁坏尸体。”
　　“这又不是很少见的事。我们女人不都一直扮演被害人的角色吗？头被敲破、脖子被勒、被用刀砍？在男性暴力申诉专线上，哪一点不常见？”
　　“没错，”我承认。“从她们被分尸到现在，我还真不知道她们致死的原因。”
　　从戈碧一脸病态的表情看来，也许我不该再讲下去。
　　“还有呢？”她举起杯子，但没有喝。
　　“切割尸体的方式很类似，同样割除某部分器官，还有……”我越讲越小声，想到了那根通条。我仍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你认为这两件案子是同一个混蛋做的？”
　　“是的。但是我没办法说服和我共事的那个白痴。他连比较一下两件案子都不肯。”
　　“凶手应该有肢解女性的倾向，习惯使用垃圾袋，对吧？”我头也没有抬便说：“没错。”
　　“你想，他会再度犯案吗？”
　　她的声音再度尖锐起来，刚才柔和的语调消失了。我放下叉子，抬头望着她。她直视着我，头部微向前倾，手上紧紧握着红酒杯的颈部。红酒杯正微微颤抖着，杯中的红酒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纹。
　　“戈碧，很抱歉，我不该对你说这些。你没事吧？”
　　她坐正身子，把红酒杯放在桌上，一时手还握得很紧，不肯袖走。她仍一直看着我。我挥手叫来侍者。
　　“你要咖啡吗？”
　　她点点头。
　　我们把晚餐吃完，继续放任自己享受咖啡和甜点。她似乎又恢复了幽默，我们聊起学生时代的往事，想起当年我们留着长长的直发、穿着捆染衬衫、低腰牛仔裤快包不住屁股、脚上总挂着一串铃当的模样，不时大笑起来。当我们离开餐厅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走在亚瑟王街上，她又提起了那两件命案。
　　“这凶手的长相如何？”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
　　“我是说，他会是神精病吗？还是正常人？你要如何把他指认出来？”我仍没开口，脑子有点混乱。
　　“你能把他揪出来吗？”
　　“你说凶手？”
　　“是的。”
　　“我不知道。”
　　她穷追猛打：“他会再度犯案吗？”
　　“我想很有可能。如果他真的杀了两个女人，就不能保证他不会再杀第三人。戈碧，他是有计划的，经过缜密思考过的。许多杀人狂在落网前，总会逍遥法外好一段时间。但是，我不是心理学家，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我们走到我停车的地方，我把车门打开。突然间，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走，我带你去看看那个地方。”
　　“去哪？”
　　“红灯区啊。你忘了我的研究计划吗？我们开车去那里，我指一些女孩给你看。”
　　一辆车子由远处驶来，车灯正对着戈碧，在灯光下，我发现她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对。从她身上流过的灯光，像手电筒发出的一柱光束，强化了她的轮廓，暗化了四周的背景。她的脸上流露着十分坚决的表情。我看了一下手表一一已经12点18分了。
　　“好吧。”我说，其实心理完全不愿意。看来明天一定会完蛋。不过，看她一脸焦虑的样子，我又不忍心让她失望。
　　她钻进车内，爬到后座的位置。这里的空间较大，可让她放腿，但还是稍嫌不够。
　　我们默默地开了几分钟的车、根据她的指示，走过几个街区，然后转向南边往圣厄本的方向开。我们沿着麦克基尔贫民区的东边，这里错乱地混合了低价学生住宅、高级出租公寓和有钱人的棕色石墙屋。往前不到六个街区，我们弯进圣凯萨琳街，置身在蒙特娄的市中心。
　　在蒙特娄，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东边越来越污秽。由圣凯萨琳街就可看得出来。发迹于丰裕的维斯蒙，跨过市中心，向东朝圣罗伦斯大道发展，缅思区便成为西方和东方的交界。沿着圣凯萨琳街，尽是高级房舍和旅馆，有戏院和购物中心。但是位在办公大楼和出租公寓后的圣罗伦大道，是妓女和嫖客交易之地。他们活动的范围向东伸展，这里也是毒贩出没和小太保鬼混之地。不管观光客或当地人闯进这里，都会目瞪口呆，目光不敢和他们接触。他们会把目光别开，保持自己和他们不同的特性，然后赶紧离开。
　　我们快驶离圣罗伦大道时，戈碧才示意我在路旁停车。我把车子停在一家情趣商品店前的车位，把引擎熄火。在对街，一群女人聚集在格兰纳达旅馆门外。旅馆的招牌上虽写着“观光套房”，但是我很怀疑有观光客敢住进去。
　　“在那里，”戈碧说：“她是茉莉。”
　　荣莉穿着一双快高至膝盖的红皮长靴，黑色的丝袜绷得很紧，勉强遮住臀部。在丝袜上方，是一条超迷你的短裤，上身则是一件聚酯纤维布料的短衫，把胸部高高推起。她耳上的塑胶耳环直垂至庸，在她黑得异常的头发衬托下，映耀着粉红色的光芒。她看起来和电影中常见的妓女简直就是一个样。
　　“那是坎蒂。”
　　戈碧指向一个穿着黄短裤和牛仔靴的年轻女郎。她化妆的技巧十分拙劣，更令人心痛的是她实在太年轻了。手中的香烟和脸上的化妆品掩盖不了她的年龄，她的年纪几乎和我女儿差不多。
　　“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她又指向另一个穿黑色运动鞋和短裤的女孩。
　　“那是玻瑞蒂。”
　　“她多大年纪？”我惊讶地说。
　　“她说她18岁，但可能不到15岁。”
　　我往后一倒，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戈碧一个个向我介绍她们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猩猩。就像那小猩猩一样，这些女人以特定的间隔散布着，把这个地方划分成一块块值钱的区域。她们的装扮，她们的性别特征，无一不是为了吸引异性。那些诱人的姿态，那些对过往行人的嘲弄和挪揄，就像一种仪式，一种求爱的仪式。然而，这些仪式的舞者，却是为了生育以外的目的。
　　我发现戈碧已闭口不语。她已经介绍完了。我转头看着她。她的脸虽朝向我这里，但目光却看着车窗外，越过了我。也许，她越过的是我的世界。
　　“走吧。”
　　她小声地说，我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什么？”
　　“走！”
　　她突然爆发的情绪把我吓了一跳。我正准备发作，但是一看到她的表情，使我决定最好不要再说什么。
　　我们又再度默默地驾车前进。戈碧深陷沉思，思绪好像已飞至另一个星球之上。当我把车子停在她屋前时，她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她们被强暴吗？”
　　我的头脑一时还转不过来，不知道她指的是谁。
　　“谁？”我说。
　　“那些女人。”
　　那些妓女？还是被谋杀的女人？
　　“哪些女人？”
　　她没有回答，沉默了几秒钟。
　　“我受够这些事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她就下了车，迳自走上屋前阶梯。她激烈的反应，使我觉得脸上好像被人重重甩了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