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母亲尼科尔再也不去波士顿看他了。她在巴哈马赁了所海滨小屋，带着本妮和新生的男孩，一个胖墩墩的名叫理奥的婴儿。理奥既不是中国名字，也不是法国名字，但尼科尔解释说，这使她觉得最能贴近“劳”这个音。
　　与此同时，尼基为自己找到一间俯瞰查尔斯河的阴冷的斗室，在那儿他可以保管他们的打字机、传真机和一些书籍。但是无论什么也不能消除他们的不安，更别用说那种孤立之感了。他没有收到他父亲、或是母亲和本妮的消息；自己也不曾抬手给他们打电话或发传真。这不是通讯过多常有的技术故障，厄基告诉自己。更多的话是诅咒，更多的问题是可憎，更多的真实会是他们全都死亡。几个月前他父亲提出的建议仍然使他夜不能眠。
　　那个中心问题已经加上了同样紧迫的其他一些问题。他现在该结婚吗？他该放弃上哈佛大学吗？尼基站立窗旁，注视着秋雨把河面变得像锤打过的白。他该成为他父亲的二把手吗？难道罪恶弥天了就不再是罪恶，而成了二十世纪之末的自然景色了吗？
　　自从他于理奥出生后，飞往巴哈马访问以来，就再没见过本妮。她大大变了，从一个他所了解的爱玩笑、性感、放肆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差不多像理奥这般年龄的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尼基猜想，在那儿与世隔绝，使她的心智降低到了胎儿的水平。
　　他该批评谁呢？他比她生活得高一个层次吗？至少，她在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而他却在逃避做一个父亲的责任。“责任”这个词用得妥当吗？他的角色呢？但是当然！随着角色而来的是服饰、姿势、嗓音、动作方式。没有什么东西会完全没有自己的装饰就这么走来的。如果他是理奥的父亲，随同的道具显而易见：他得在那儿，并有份实用的工作，而不是远在波士顿即兴写写文章。
　　他凝视着下方的查尔斯河，在沉思着。冷雨中，一艘双人小艇划过水面。两个划艇人都穿着鲜黄的塑料雨披，看上去像是条水虫，两个一模一样的荧光点就像是一双野性未驯的眼睛。这想法使他不安。本妮新的性格使他不安；他父亲的成熟使他不安；他在新闻业、在随笔写作方面的失败又使他灰心丧气，意志消沉。他对父亲这个角色的疏忽使他痛感羞愧，这好像台上的幕拉起了，而他却忘了全部台词。
　　他父亲很久之前便要求他作出决定，以后再没有要求过。他父亲不是那种唠叨的人。不过得说些什么，哪怕是给他父亲寄去他最近的文章来拖延应付一下也好，这文章与他不能有所行动有关。
　　亲爱的父亲：
　　这是一个轻率的年代。燃料早就完了，却说什么节约会有生机，这标志着“谨慎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人类”的死亡；过去那些人的座右铭是：“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世界就会开辟出一条通向你大门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人可以偷别的什么人的捕鼠器，把它降低为一种低劣的产品，加上适当的广告，仍然使得世界开辟出一条通向他大门的道路。
　　让笨伯们买一只捕鼠器只是做广告的一项工作。股票、债券、沙发、矮茶几上放的书籍、银行账户或者是他们选择的教派，这些都交由反复无常、机会和宣传工具的争吵来决定。轻率的人失去了他们过去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对一切事物的掌握。
　　从对安全市场的研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甚至“市场力量”也都受狂想支配。计算机操纵的探测器监视着市场动向，并对变化立即作出反应。一个经纪人的软件系统让甚至机器人也能制出连贯的市场利润率。
　　但如果没有非法的秘密信息输入计算机，谁也发不了大财。偷去那个情报，把输者的损失转卸到那些小笨伯身上，这是这个轻率时代的又一生活事实。
　　在我们跌跌绊绊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看来越来越清楚的是，当第三世界只是为了生存下去而斗争时，虚伪的西方却在不可思议地为无因之果增添燃料。
　　又及：是的，我知道这不是一种承诺，父亲。但其中有些问题构成了你要我作出决定的基础。我力图用你们方式看待事物，你我是在西方受的教育。我们东方是如此贫困，相比之下，西方的焦虑看来就像是孩子们的抱怨。
　　我确实接受你们的关于“有罪”的定义。我完全同意，“罪行”只不过是社会的统治者们通过法律来加以禁止的某种事情。知道这个可能会让你惊奇。
　　宣告贩毒为犯罪，在美国这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给了每个人他们最需要的东西：黑手党人拥有下作的有利可图的战时黑市商的替代物；美国统治者有了新的借口，建立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全国性执法机构。
　　这样，美国便正在成为实行军事管制法的一个武装兵营，那种墨索里尼于1922年或1923年首次称之为“组合国”的理想的受控国家。美国人在发展他们自己牌号的法西斯主义。然而我们仍然允许他们给犯罪命名，就像亚当给动物命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我算什么人，会假装我们中哪个比另一个人要好些？
　　一个最后期限会有助我作出决定。春天怎么样？那时的巴哈马是令人愉快的。我想举行一次三位申先生——劳、尼基和小理奥的最高级会议。三月份，怎么样？我是禁得够久了。就三月份吧。
　　爱你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