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六○○办公大楼
　　一个丰满的墨西哥姑娘接起了电话，“晚上好。墨西哥一美国贸易联盟。”
　　还好，这个办公室的设备还没有升级到电视电话的程度。对方严峻的口吻让她的表情很难看。
　　“他正在开会，赞格瑞达先生。他说过不让打扰。”
　　曼纽尔-赞格瑞达的回答似乎是让她明白她必须把她的老板叫出会议室，这使她脸上又现出几次难看的表情。
　　“但是，赞格瑞达先生，我……”
　　电话里传来“啪嗒”一声，她把电话拿开，看着它，就好像这东西刚刚当众做了什么失雅的动作似的。
　　她身后的门开了。
　　“刚才是谁？”韦勒问道。韦努斯迪亚努-韦勒，这位联盟的经理是个矮胖的男人，穿裤子得用背带，省得肚子前面让腰带勒出鼓鼓囊囊的…圈肉来。他穿着黑衬衫，戴着褐色领带，裤子的背带却是黑色的，他的头发黑亮如炭，而且浓密均匀得像鞋刷，额头上的发际线低得很不自然。
　　“赞格瑞达先生，”她说，“他想让我把您从会议室叫出来，不过……”
　　“找他回来。他在哪儿？”
　　“在他办公室。他说他会在那儿再呆一个小时，然后就去参加艾普赖尔先生的聚会。”
　　“把他找来，就现在。”韦勒“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15分钟后，韦勒已跟曼纽尔-赞格瑞达谈过，他穿过过道，向右一拐，在相邻的一间办公室门口停住。门上木制的小标志上也烫着金字“墨西哥-美国贸易联盟。”他按了门铃，不耐烦地等了一会儿，门开了，他走了进去。套房的一部分放着各种高科技的通讯设备，他径直走进后面的小房间，一个年轻人正坐在桌后，他深思悲伤的脸庞就像是刚从男人时尚杂志上走下来的。他抬起头，往他的转椅上一靠，双手放在头后。
　　“墨西哥城有消息了吗？”韦勒问道，在房间里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还没有，”年轻人说，“你是了解他们的。他们说是要给个答复，可从不说到做到。”
　　“赞格瑞达已经等不及了。”
　　这句话给年轻人脸上挂上了一点笑意，“这不算什么新闻。”他说。
　　韦勒没有笑。他用西班牙语说：“我可不喜欢这样空等着。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问题往往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也无能为力呀。墨西哥城那边是了解情况的。从中午到现在我已经打了四次电话了，还发了电子邮件。每次他们都会说有答复的。要是你希望的话，我就再试试。”
　　“不用，不必了。”韦勒走向窗台，从那里可以俯视肯尼迪中心，参加多明哥音乐会的车辆陆陆续续地到了。他没有转身，说：“赞格瑞达今晚要参加那个募捐晚会。副总统本来不想邀请他，不过咱们的朋友算是劝服了他。这个副总统真是个白痴，琼斯。他真该跟总统先生好好学习，总统先生可是个实用主义的榜样。”看琼斯-坎帕斯没吱声，韦勒转过身来同情地看了看他年轻的同事，就像一位教授看看他可怜巴巴没听懂的学生，“一小时后你会在哪里？”
　　“就在这儿。”
　　“你工作这么晚，你的弗洛瑞斯小姐怎么说？”
　　“劳拉？她自己也工作得很晚。”
　　坎帕斯最近经常见劳拉-弗洛瑞斯，一个在华盛顿工作的年轻迷人的墨西哥姑娘。韦勒很了解劳拉在墨西哥城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她那有钱的做生意的父亲。正因为他十分了解这个家庭，所以弗洛瑞斯先生对他女儿的失望他也就更加理解。弗洛瑞斯小姐一直是个很倔强的女人，做学生的时候就在墨西哥领导过抗议活动，现在到了华盛顿又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者。
　　“我要回家了。”韦勒说，“一有消息你就告诉我。车里的电话、我家里的号码，你总能找到我的。”
　　“当然。”
　　韦勒回到他的办公室，整理好手提箱，穿上西服、雨衣，戴好帽子，走到前台跟露莎道晚安，露莎正在翻阅《墨西哥艺术》里面精美的照片。
　　“我刚才太暴躁了，真抱歉。”他微笑着说，“压力太大了。有时真让人烦。”
　　“用不着道歉。我也理解这段日子大家都不容易。”
　　“你们家里来信了吗？”
　　“对。他们都很好。我弟弟要上大学了。”
　　“UNAM？”
　　“对。他本想上私立学校，可费用……”
　　“是啊，上私立学校太贵了。”
　　UNAM是墨西哥国立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缩写，过去一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尤其是它的经济系。可是，从90年代起，随着它的国家开始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付诸行动后，宣讲更实用的市场经济理论与技术的私立大学招生几乎翻了两番，尽管其学费昂贵，但学生总数比UNAM少不了多少。初出茅庐的墨西哥领袖们预感到他们的国家正在走的道路，并为此准备着。许多招聘启事的后面都附有一条：“不要UNAM毕业生。”
　　“不知我能帮什么忙？”韦勒说。
　　给钱，露莎想。“谢谢。”她说。
　　“晚安。”
　　“晚安。”
　　韦勒把车子从办公楼下面的停车场倒出来；驶向他家所在的华盛顿的一个叫“亚当-摩根”的很有生机、文化多元的地区。
　　一年前，他被选为墨-美贸易联盟的新经理以代替患癌症死去的前任时，他们家才搬到那里。尽管这个职位代表着墨西哥城首脑的信任，可要他告别过去舒服的日子，心里还是很不情愿的。1982年，在政府接管墨西哥中央银行时，在那个有可能对墨西哥经济造成灾难的危机时刻，他就站对了政治立场，从而享受到了一系列的好处。由于他对墨西哥“轮流上台的独裁者”，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所表现出的忠诚，党赏给了他一连串在银行的合算差事，使得他一家都过上了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他曾经试着说服他的老板们别把他派到华盛顿来，可最终也只能乖乖地听话。美国下一届总统选举对墨西哥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贸易联盟将来的命运需要一个有着韦奴斯迪亚努-韦勒的见识和资历的人来指引。韦勒意识到给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一种适度的奉承；但他也了解，拒绝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他在家中权威的降低。“先干两年吧，”他被这样告知，“如果联盟的任务能出色地完成了，你会有好处的。”
　　如今，几乎是风平浪静的一年算是过去了。
　　第二年已经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