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华盛顿
　　拉蒙-凯利——墨西哥力量组织的主席嘟囔着走出警察局，向他询问的侦探们似乎十分确定劳拉-弗洛里斯是由代表墨西哥政府的墨西哥人杀害的。有一会儿，他曾把拳头砸在桌子上，大叫他们无能。
　　“镇静些，凯利先生，”文德尔-杰肯森侦探说，“告诉我们你了解的事实，我们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再调查。”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凯利说，“你们只是把它当做偶发案件了，以为是哪个着了魔的家伙碰巧把劳拉选作了牺牲品。我告诉你，其实……”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小时，凯利并没有把它看成问询，那些问题大失水准了。凯利觉得去警察局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穿得跟平时一样。旧牛仔裤、牛仔靴、一扣到底的衬衫、毛衣（这样的衣服他衣柜里还有一打），这种组合也代表了一种风格。他也有几件西装，甚至还有晚礼服，这些他都要用于很正式的场合。不过，他的脸比他的衣服更能留住人们的目光。他的美国祖先和阿兹特克血统的母亲赋予他红色的卷发、宽阔的下额和黄铜色的皮肤，还有在他脸的上半部，尤其是在脸颊、鼻子和蓝眼周围云河般分布的褐色雀斑。要猜出拉蒙-凯利的血统不是件容易事。
　　凯利出来的时候向侦探们道了歉，向他们解释说劳拉-弗洛瑞斯是他的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用不着不安，”彼得森侦探送他从他们办公室出来到大门，“我理解。”
　　“谢谢。”凯利说。
　　“不过有件事你知道吗？”
　　“什么？”
　　“我们并非无能，只不过干得太多，工资却太少。”
　　凯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要是想起什么来，给我们打电话。祝你今天愉快，凯利先生。”
　　他回到墨西哥力量组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叫接线员不要转进任何电话。他在一个小记事本上花了一小时作了笔记。到了中午，他说他下午要出去，“我不能接电话，晚上打给我录音电话，告诉我这一天都是谁打过电话。我会从墨西哥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回电话。几天后见。”
　　他走过两个街区，到了停车场，交了钱，放上了一盘号称墨西哥麦当娜的艾斯特瑞德-哈达的磁带，慢慢地把他灰色的1992宏达车开出来，沿着第十七大街向南驶去，又拐到通往乔治-麦森纪念桥的路上。最后到了乔治-华盛顿和罗伯特-李的故乡、历史名港重镇亚历山大。他在联合大街上找了个停车位，下了车，走进联合大街公益厅。弗古森已经在酒吧等他了。凯利在他身边的高脚凳上坐下。
　　“交通不便吗？”吉姆-弗古森问。
　　“我来晚了吗？”
　　“没有。只想了解一下交通状况。”
　　凯利笑了，“你在喝什么？”
　　“弗吉尼亚土人。他们专门为这里酿制的。”
　　“噢？”跟吧台侍者说，“来一杯弗吉尼亚土人。”
　　“饿了吧？”弗古森问。
　　“不饿。有一点。今天早晨在警察局呆了一小时。”
　　“一次颇受鼓舞的经历吧。”
　　“对。”
　　“这样吧，我们先说再点菜，还是先点菜再谈？”
　　凯利四下看了看。酒吧和整个房间都渐渐坐满了人，“我们先找个桌子。”
　　“上楼吧。”
　　他们端着啤酒杯上了二楼，找了个僻静舒服的角落坐下。弗古森叫了蟹肉蛋糕，凯利要了一个俱乐部三明治。
　　“跟我说说吧。”女招待走后，弗古森说。
　　凯利参考着他的记事本，向弗古森介绍了今天早晨在警察局的情形，又把他了解的关于劳拉-弗洛瑞斯和莫林-沙被杀的情况也告诉了弗古森。弗古森一直挺直地坐着，静静地倾听。他二十年海军情报官员的经历全写在他的身上：他的盐和胡椒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紧贴着太阳穴，眼睛明亮，很少会眨一下，他的皮肤对于一个45岁男人来说显得年轻无暇，不过要是了解一下他生活规律，这也并没有惊人的——他每天都要运动，从不抽烟，偶尔才喝点啤酒，通常还会剩下半杯。
　　他的穿着风格也跟拉蒙-凯利不同。他曾骄做地20年四季都穿着军装。现在退休了，他也几乎总是穿着他的民用制服：纯蓝色运动上衣、白衬衫、领带、灰色宽松裤、亮得可以照见影儿的皮鞋。
　　他们的午饭来了，暂时打断了凯利的独白。喝咖啡的时候，凯利又继续讲，弗古森很少说话，静等着凯利讲话停顿时偶尔问上一两个问题。
　　“我想就是这些了。”凯利最后说。
　　弗古森在消化凯利的话和他的蟹肉蛋糕时，嘴唇紧抿成一条线。
　　“那么，”凯利问，“下一步怎么办？”
　　“这我可没法说，”弗古森答道，“我会把你所说的一切都传到上面。他们会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我担心他们什么也不做。”
　　“只要涉及到政治，这就非常可能了。”
　　“我昨晚跟劳拉的父亲说了。”
　　“很艰巨的任务。你怎么告诉他的？”
　　“只是说我对他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到很遗憾，告诉他我们是朋友。”
　　“有没有说你告诉我的这些？”
　　“没有。考虑到他和革命制度党的联系，我觉得那样做是不合适的。他的女儿是被他自己的朋友杀死的。”
　　“这真是有些残酷，是吧？革命制度党里的人并不都是杀手啊。”
　　“吉姆，每个革命制度党人都是，至少每个会因这个党下台而有损失的人都会不惜一切手段来保住他们的地位。”
　　弗古森明亮的绿眼睛一点也没透露他的想法。
　　凯利说：“我今晚要飞到墨西哥去见她父亲。”
　　“你肯定你应该去吗？”
　　“为什么不该去？”
　　弗古森皱了皱眉算是回答。
　　“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凯利说。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不习惯这样对此无能为力。这就是那些墨西哥领袖们和大肥猫们希望看到的。我们就这样沉默，任由毒品和毒钱滚进滚出，任由他们来奸婬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直到……”
　　弗古森举起一只手。“想听句忠告吗？”
　　“什么？”
　　“退后，拉蒙。只继续做你一直做的工作，继续收集情报，得出些结论以帮助他制定出可行的政策。”
　　“而且，闭上我的嘴。”
　　“对，这也很必要。我会把你说的报告上去，而且我会随时把我所了解的下一步的行动通知你。”
　　“那劳拉怎么办？还有加沙？他们成了战争中倒下的大兵，就这么算了？葬在无名的墓里？就这样牺牲了？”
　　弗古森摆了摆手要结账。他付钱的当口，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弗古森还给了小费，点点头，站起身来。他们下了楼，底下的酒吧的人比一小时前多多了。
　　“你几点的航班？”弗古森问。
　　“10点。”
　　“祝你一路平安，拉蒙。”
　　“谢谢。”
　　他们从酒吧往外走时，弗古森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一位顾客和酒吧侍者玩的掷骰子的游戏。那位顾客滚了个骰子，结果他输了。吧台上其他人大笑。
　　那位顾客摇摇头，伸手捋了捋他长长的淡黄色的头发，跟弗古森和凯利说：“今天不是我的幸运日。”
　　凯利开车回家打点去墨西哥的行李，吉姆-弗古森则到了雾底，走进威斯康星大道上的一家狭窄的店面。这家店面旁边是家法国餐馆，再过一个街区就是安娜贝尔的里德-史密斯艺术馆。橱窗上贴着一个临时通知，上面写着：即将到货：适合有品味的女性选择的服装。一道匆匆建起来的墙把前面一小块地方跟后面一个大一些的房间分隔开来。
　　“嗨。”弗古森跟坐在桌旁的一个年轻女人招呼，桌上摆着电话、电脑、传真机和复印机。
　　“嗨。”
　　“能给我们来点咖啡吗？”
　　“当然。”
　　她走开了。弗古森坐在她的位子上，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没通。他又试了一下，还是不通。他又拨了第三次，这次行了。
　　“贵雅饭店。”一个带着浓重西班牙语口音的女人说。
　　弗古森用标准的西班牙语说：“请接海德斯先生的房间，克里斯-海德斯。”
　　海德斯拿起电话。
　　“是吉姆。”
　　“嗨，什么事？”
　　“我今天跟拉蒙一起吃的午饭。”
　　“噢？”
　　“警察局今天早晨就弗洛瑞斯小姐之死跟他谈了话。”
　　“怎么样呢？”
　　“没什么特别的。他向我报告了一下过去几天来的情况。”弗古森参考着他在离开亚历山大之前在车里做的记录，跟海德斯讲了在饭店里拉蒙说的那些话。
　　“就这些？”海德斯说。
　　“是的，就是这些。”
　　“谢谢你打电话来，吉姆。”
　　“我答应过我要打的，拉蒙今天晚上会飞往墨西哥城去见弗洛瑞斯小姐的父亲。”
　　“是吗？他会住哪儿？”
　　“这个他没说。”
　　“我会设法找到他的。多保重。”
　　弗古森挂上电话，那个年轻女子也端着两杯咖啡回来了。
　　“你不介意帮我们送咖啡的，是吗？”弗古森问道。
　　“不，当然不。而且，我知道你其实并不想要咖啡，只是想单独跟电话机呆上一会儿。”
　　弗古森露出顽皮的笑容，像个干坏事时被抓住的坏男孩。
　　“早晨再见，”他说，“我会带咖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