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望着坐在眼前的这个男人红红的浮肿的面孔，不禁怒火中烧。他看起来比她年轻得多，虽然布满皱纹的枯瘦的脸和拔掉了半数的牙使他老了足有十岁。
    “拿来了没有？”他用嘶哑的男高音问道，眼睛一直盯着她的手提包。
    “拿来了，”她冷冰冰地回答，“帕维尔，你还是早点儿死了的好。我实在受不了了。”
    那男人恶狠狠地把嘴一撇，气呼呼地想大骂一通，可没了牙的嘴里却先飞出了唾沫，溅到图尔宾娜的袖子上。她厌恶至极，赶忙把衣服擦干净。
    “怎么，瞧着我不顺眼了，想甩开我，”帕维尔用令人厌恶的流氓腔调说，“我帮你生了个多好的小伙子，你现在倒翻脸不认人了。你怀上他的时候，可没说厌弃我。”
    “闭上你的臭嘴，”老太婆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先说说，星期六你在哪儿？”
    “怎么，你来过这里？没碰见我？我在家呀，不在这儿，我还能到哪儿去？我大概只是和几个大男人在小树林里坐坐，我总是这样的，这你是知道的。”
    “帕维尔，我怎么能相信你呢？”韦罗尼卡叹了口气，显得疲惫不堪，“你酗酒早就把良心也喝掉了，头脑也喝糊涂了。老实说，这事是你干的？”
    “干什么？”他真的吃了一惊，“你指什么事？”
    “星期六你去过莫斯科？”
    “没有，还要我说多少遍。你老找什么碴儿？星期六瓦列里结婚了，是吧？”
    “帕维尔，他没结成婚。谢天谢地，没结成。”
    “怎么会这样呢？未婚妻从婚礼上溜了？”
    “这不关你的事。我只告诉你：我不要有天生缺陷的孙子孙女。像你这样的，最好一个也不要。”
    “唉——呀——呀，”帕维尔拉着令人厌恶的长腔说，“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儿子嘛，长得端端正正，有了孙子也不会差。你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什么仙女，更不是什么聪颖过人的姑娘。我搞上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个42岁的老处女了，谁希罕你那副丑脸和那双罗圈腿。我可比你年轻20岁，身体特别棒。要说瓦列里身上有什么优点，那肯定是遗传我的，绝对不是从你那儿来的。难怪这么好的姑娘都看上了他。”
    “什么样的好姑娘？”她马上哑着嗓子问，“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见过几次，”帕维尔冷笑着，龇着稀疏的虫牙厚颜无耻地说，“她那屁股，多圆溜。两个奶头又匀称又结实，嘿，那身打扮就更别提了！我自己都想把她……”
    “帕维尔，你答应过我……得了，快别作孽了！……”图尔宾娜嘟哝起来，“你要的，我都给你办到了，一再给你送钱来，只求你别骚扰儿子。”
    “别骚扰？儿子是我的，我想找就找。老不死的，你管不着我。我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不定一下子就‘蹬腿’了，谁来养活我？儿子可是我的亲骨肉。”
    他坐在摇摇晃晃的破椅子上，身子往后一仰，得意地盯着韦罗尼卡。她痛苦万分，那不幸的一幕怎么也难从她脑子里抹去，当时……现在。她却只好千方百计不让儿子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她一再给他送钱，自己和瓦列里节衣缩食，从她娘俩那本来就入不敷出的收入中一点一滴地挤出来供他挥霍，还终日提心吊胆，惟恐这个罪孽深重、一文不值的酒鬼来找儿子。他既然看见过埃利娅，就说明他还是悄悄接近了瓦列里。要是儿子娶上一个家庭富裕的姑娘，那就大祸临头了，帕维尔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啊，老天爷呀，让他死了该多好！
    “好了，拿钱来，走你的路吧，”帕维尔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也许，你还想说点什么？”
    “我想，”韦罗尼卡突然声色俱厉地说，“我想说，但愿今生今世不再见到你这副讨人厌的嘴脸！”
    “你还是随和点吧，”他恼羞成怒地说，“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那副嘴脸……要真蹬了腿，可就再也看不见了。还是早点进坟墓吧，这样你就解脱了。”
    “恶棍，宁愿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你害了我一辈子！天哪，我作了什么孽，要受这样的惩罚！”
    老太太失声痛哭起来，她盼着快点儿死，可又怕死，若是她不在世上了，儿子会受不住这种打击的。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进去的那座楼房所在地段的民警，原来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睫毛淡淡的，面带稚气，笑眯眯的，很讨人喜欢。
    “科利亚，查一下户籍资料。”科罗特科夫递给民警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所有人的吗？”科利亚想明确一下，“那儿的单元房都是合住的，住户很多。”
    “一个叫图尔宾娜-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的老太太常去的那一套。我想了解一下她可能去谁家。也许你能马上知道是哪一户？”
    “图尔宾娜，图尔宾娜……”科利亚边思索边重复着，“不，这个姓我没有印象。得一户一户地查。”
    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档案夹，从中抽出一张他们要找的那幢楼房住户的长长的名单。名单上的姓没有值得注意的。
    “我们简单一点，”科利亚建议说，“马上挨户去摸摸底很快就能弄清楚。谁家今天来了客人，就到谁家去。你跟我一块去吧？”
    “不行，”科罗特科夫摇头说，“图尔宾娜和我见过面我今天刚和她谈过话。你还是一个人去，好吧？”
    “好的。她长什么样？”
    “上了年纪的老太太，70来岁，身材瘦小，头发灰白，梳个发髻，穿一件深蓝色连衣裙，灰色外套。还有，脖子上系一条三角围巾，颜色很浅。”
    年轻的地段民警出去了，他向这幢楼房的住户讲述今天街上发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个姑娘遭抢劫，罪犯正好蹿进了这幢住宅。一个半小时后，小伙子才回来，他告诉科罗特科夫说，那个老太太曾两次去找有前科的酒鬼帕维尔-斯米季延科。他们立即在公民证股拿到了斯米季延科的档案资料，但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同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有什么相干呢？
    “你对这家伙有什么印象？”科罗特科夫问道。
    “酗酒，”科利亚皱着眉说，“没有工作，天天烂醉。”
    “既然没工作，哪儿来的钱酗酒？”
    “嘿，您还问呢！”他笑了起来，“过去还有惩治不劳而获的法律条文，可以追究某人用什么钱酗酒，现如今，谁还过问这个，法律也不禁止。”
    “你别讲什么法律，这我比你清楚。作为地段民警，也该知道你的地段内谁靠什么生活。”
    “尤拉-维克托罗维奇，您说得倒轻巧，”科利亚气愤地说，“我管的事还少吗？连夫妻打架我都得过问，总不能让他们打出人命来吧。这个斯米季延科，还算守规矩，只是嗜酒如命，可没有惹是生非。”
    “你从哪儿知道他没有惹是生非的？你又没管他。”科罗特科夫挖苦说。
    “没人举报，就说明他很安分。”地段民警面带笑容地下着结论。
    “当然，谁也不会接你两下子，”尤拉叹了口气说，“不过你不挨打，是不会有什么进步的。记住：没被举报并不代表没有危险。好吧，回头见。”
    他回到彼得罗夫卡民警局已是深夜了。科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桌上摆着一份刚查询到的材料，上面写着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搬过几次家，什么时候搬的。这份材料使科罗特科夫困惑不解：她60岁以前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最近十年却换了四个住处，而且每次搬的新居都比原来住的差。真怪，这是为什么？
    马拉特-拉特舍夫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未婚夫，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神态自若，事业上一帆风顺。他结过一次婚，大约一年前离异，想与他结姻的女士不少。谢卢亚诺夫难以与他交谈，因为很遗憾，拉特舍夫是那种红尘中的人，认为有金钱作后盾，什么事都能对付。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弄明白，您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他傲慢地说。
    “上星期六，巴尔托什的女儿登记结婚的时候，出了一桩事。”
    “我与此事有什么关系？”
    谢卢亚诺夫耐心解释着，“我们认为有人企图破坏这桩婚事。您对巴尔托什先生本人，以及他的女儿及其周围的人都非常了解，所以我希望您能提供一些对破案有帮助的情况。”
    “请问，怎么个帮法？”
    “您可以讲一下埃利娅是否有其他的追求者，也想娶她为妻，或者巴尔托什本人是否有宿敌，会出于某种动机，阻止他女儿出嫁。”
    “您简直是在说梦话。”
    “我希望，您能采取合作态度。”
    “我未必能对您有所帮助，我对您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
    “未必吧？”谢卢亚诺夫冷冷一笑，脸上掠过了一丝疑惑，“我们可以试试，比如说，您是否知道，巴尔托什为什么拒绝与土耳其拿撒公司签订合同？”
    “天哪……怎么又扯上了拿撒公司？”
    “请说为什么？”
    “喂，您可是刑侦处的，不是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科的……”
    “那个科早就不存在了。现在改名为经济犯罪科。”谢卢亚诺夫纠正说。
    “反正都一样，就算是经济犯罪科吧。我没有得到授权同任何人讨论签订契约的条件问题。这属于商业秘密。”
    “您无须具体谈，”尼古拉心平气和地同意说，“只要说一下，条件对你们是否合适，就足够了。那么，为什么与拿撒公司的合同没谈成呢？”
    “您自己已经回答了您提出的问题：我们不满意他们的条件。”
    “怎么，拿撒公司改变了他们开始提出的条件？”
    “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暂时没什么依据。我是在问您。”
    “我不懂您的意思，”拉特舍夫掏出烟来恼火地说，“毫无根据的臆测。”
    “据我所知，同拿撒公司的谈判始于1月份，很快进展到签订合同，可到了4月底，事情突然搁浅了。那么，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得到授权……”
    “当然，”谢卢亚诺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是商业秘密，这话我已经听过多次了。不过我想，如果拿撒公司的条件你们一开始就觉得不能接受，就不会白白花费三个月的功夫去商谈了。那么这三个月期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与婚姻登记处事件有什么关系？”
    “也许什么关系都没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但我想弄明白。”
    “我向您保证，没有关系。”
    “好吧，我们往下谈。你们公司1993年签订了18个合同，1994年是21个。而今年已过了四个半月，却一个也没有签。您能对此作出解释吗？”
    “无可奉告，”拉特舍夫冷冰冰地说，“我已经向您解释过，这是商业秘密。”
    “那么，您认为这合乎常理吗？”
    “我认为，这与您无关。”
    “您可是公司的商务经理……”
    “是又怎么样？我不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不相干的人。”
    谢卢亚诺夫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落到了这种地步，堂堂一个刑侦干部，负责侦破两桩凶杀案，一出马就碰上了这号人。往下可怎么进行呢？”
    “我认为，‘蓝色多瑙河’公司正收缩在俄罗斯的业务。如果可能，您可以谈一谈看法，以正视听。”
    “我爱莫能助。即使您说的是正确的，公司也不会因此而触犯法律的。”
    “那么上个星期六您在什么地方？”
    “在家。”拉特舍夫毫不迟疑地随口答道。
    谢卢亚诺夫可不愿听到这种回答。
    “有谁可以证明？”
    “当然有。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可以告诉您她的名字，她会证实的。”
    由一个女人证明不在犯罪现场，谢卢亚诺夫更是不中意了。这种作证有多大价值，他是很清楚的。
    “有人说，有段时间您对埃利娅-巴尔托什追得很紧。是这样吗？”
    “怎么，这也违法吗？更何况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间早晚有什么差别呢。有过这事吗？”
    “就算有过吧。”
    “您当时有意娶她吗？”
    “您凭什么这样说？”
    “我只是随便问问。是有过打算吧？”
    “没有的事。我不过是向漂亮姑娘献献殷勤而已。”
    “对您老板的女儿献殷勤？”谢卢亚诺夫并无恶意地追问道，“这么说，您当时没有娶她之意？”
    “想都没想过。”
    “可塔米拉-沙尔科夫娜不这么看。”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怎么看，我不感兴趣。”
    “埃利娅怎么想，您也不感兴趣吗？”
    拉特舍夫张口结舌了，谢卢亚诺夫眼看着他的脸沉了下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问来问去，”马拉特终于慢吞吞地说，“我和埃利娅来往过，但与婚姻登记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这么说，埃利娅对您和她的关系的看法，您也不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
    “这就怪了，她可对您想娶她深信不疑。”
    “她凭什么对此深信不疑，真是傻话！”
    “凭您向她求过婚。顺便再说一句，她当时也接受了。您莫非把这事给忘了？”
    “喜欢炫耀的小姑娘想入非非的臆造值得一信吗？”
    “给她的戒指也是臆造出来的吗？”
    “什么戒指？”
    “你们一起在巴拉顿湖度假时，您亲手送给她的戒指。难道是埃利娅有幻想症？”
    “听我说，您不要无中生有，节外生枝！没错，我们一起到巴拉顿湖她奶奶那儿去过，并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确送过她戒指。可这又怎么样？我是个正常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要是一个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认为送她礼物是正常的。”
    “那么贵重的礼物？镶有三颗钻石的戒指？”
    “您对‘贵’与‘贱’的看法有点儿坐井观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复了他那高傲的神气，“以我的收入，卖这么个戒指算不了什么。”
    “这么说，埃利娅要嫁给别人，您一点儿也不感到痛心？”
    “一点儿不。”
    “好吧，”谢卢亚诺夫叹了口气，“让我记下和您度过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请吧！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我们公司的女职员，在广告部工作。”
    白与黑，黑与白……
    从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缩小成这两个概念。行还是不行。好还是不好。善还是恶。没有中庸之道，没有中间色调。不能模棱两可，只能有一种答案：“是”或“不是”。从来就没有“可能”。
    那时我五岁……父母为什么事大声叫嚷着，我觉得他们是在吵架。父亲叫妈妈为母狗，我马上学会了一个陌生的词，一个一念就上口的词。
    “母狗！妈妈——母狗！妈妈——母狗！”我高兴得大叫起来，因为这个新词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记住了。
    争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妈妈都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
    “这个词很粗野，”妈妈严肃地训斥我，“不能这么说，你表现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现不好？”我据理反驳。
    妈妈一时慌了神，答不上来了。这时，父亲亲自出马来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来。
    “猫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着我，却望着妈妈，“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岁，“从来就没法说清楚”的话，不可能令我满意。我是个小孩子，我要明确肯定的说法。我生性胆小，绝对相信妈妈爸爸永远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适的小床上，枕头旁边摆着那只长毛绒小兔，每天晚上听着童话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苹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馅饼。我想确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说“谢谢”和“请……”并且很听话，是否就能受到夸奖；我要是调皮淘气或弄坏了什么东西，是否一定会受到处罚。可要是听到“情况不同”、“凡事都没那么简单”、“从来就没法说清楚”这样的话，就能团表现好而受到处罚，因表现不好而受到夸奖吗？我这五岁的小脑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于是我就发起脾气来。
    我八岁了……父母带我去电影院，我和他们一起看着银幕上的罪犯从监狱里逃出来，舍命救了一个人。妈妈悄悄地擦着眼泪，可我却不懂，她为什么那么伤心。
    “妈妈，你怎么了，可怜他？”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已是傍晚时分，但春风暖洋洋的，飘着花香。
    “当然啦，亲爱的。”妈妈点点头。
    “可他是个罪犯，”我气得嚷起来，“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干吗要可怜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个腔调，“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没有绝对坏的人，也没有绝对好的人。不错，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个小姑娘，这说明他还算是个好人。事情不会总是一成不变……”
    可是这种说法，也不能令我满意。我想要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里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干什么会得到奖赏，干什么会受到惩罚。我在寻找答案，一点一滴地收集着，向父母问过成千上万个为什么，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明白我需要什么，总是那么含糊其辞、不清不楚地给我解释说：“凡事都没那么简单，情况不同……”
    日积月累，我终于开始对世界有了独立的见解，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书、看电影，什么都看：百万富翁与罪犯，侦查员与间谍，“红军”与“白军”，于是我把世界分成了这两种颜色。中间色调使我不安，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我感到害怕。我最讨厌这些了。
    11岁时，我被汽车撞了，因脑震荡住进了医院。生来头一回，晚上睡觉前妈妈没吻我，早晨没喝上家里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为，过去怎么样，将来还会怎么样的。我总是缠着大夫问：“什么时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疗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确切的回答：什么时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着眼镜的大胡子大夫对我说，“这取决子很多情况……”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话，和从父母口中听到的那些一模一样。我开始精神错乱，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们经不住我的纠缠，终于让我出了院，但仍要我严格卧床静养，要母亲向他们保证，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兴极啦，终于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自己的床上，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我盼着尽快恢复健康，决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里，放下窗帘，尽量少下床活动，不看书，不看电视，一天吃六次药。十一岁的我当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里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开窗帘，看起书来。到了下午，班上同学来了，我一跃而起，可没过多久就是一阵头晕，想吐。妈妈下班回来，关切地询问我的感觉，我骗她说挺好，我不敢说出真相，因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谎言终于露了馅，妈妈在上班时间突然回来了，正碰上我俯身冲着马桶痛苦万分地呕吐。妈妈要叫急救车，我却大哭起来，求她别叫，直到失去了知觉。妈妈心疼我，只好请了假，在家里照料我，并监督我按要求做。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果然好了起来。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只有春秋两季才犯脑震荡。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觉得难受，头痛得很厉害，情绪坏透了，动不动就发脾气，毫无来由地发火。但这种情况一会儿就会过去。
    防暴处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卢亚诺夫最讨厌女人，并因此而讨厌由女人作不在现场证明，特别是当作证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时。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爱撒谎的背叛者。妻子抛弃了他，夺走了两个孩子，跟新结婚的丈夫跑到沃罗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听不进那些劝他改变这一看法的话了。离异使他痛苦了很久，见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记恨妻子给他造成的苦楚，于是便将满腹怨恨发泄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当马拉特-拉特舍夫推说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可以为他作证时，谢卢亚诺夫丝毫不相信，他断定，年轻实业家的女友一定会按他的意愿为随便什么事作证的，更何况拉特舍夫是个非常可疑的人物。
    对不在现场证明信不过时，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总能得到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的赞同，而谢卢亚诺夫对领导经常不断的责难置若罔闻。他是只看重结果的那种人，对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非议，并不在乎。
    为实现自己的打算，他需要一个技术高明的摄影师，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打电话给安东-舍夫佐夫说：
    “我指给你看一个姑娘，你设法给她拍几张照片。然后我再给你几张照片，你给我剪辑拼凑成蒙太奇。能办到吧？”
    “没问题。”舍夫佐夫痛快地答应了。
    他没费周折就找到了“蓝色多瑙河”公司的女职员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暗中“护送”她到家，拍了近十张照片，有在大街上的、有在无轨电车站的、有在商店里的、有在林荫道上的、有在楼门口的……姑娘长得很亮丽，就是不怎么上相。舍夫佐夫那老练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尽可能选用仰拍，好让奥莉加在照片上显得更具魅力。他觉得有一张拍得特别成功：奥莉加向一个摊贩买香蕉，伸出手去接找回的零钱时，被安东抓拍了一张。她大概以为小贩存心骗她，心里默算着：香蕉的分量真的有小贩说的那么重，正好“够上”一万卢布？总之她当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甚至有点吃惊。
    当天晚上他就同谢卢亚诺夫见了面，又同他一起回家。谢卢亚诺夫在一间紧靠厨房的储藏室里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照片洗印室，在靠厨房的墙上凿了个洞接了水管。
    “哎呀。”安东不胜惊讶地打量着谢卢亚诺夫这些收拾得井井有条的简易设备。
    “得想想办法，”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不要点小聪明，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只有我们的娜斯佳破案不使诡计，老老实实，但她毕竟只代表她。”
    “娜斯佳，就是那个卡缅斯卡哑？”舍夫佐夫追问道。
    “嗯，就是她。”
    “她能行，为什么你就不行？莫非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天晓得，”谢卢亚诺夫微微一笑，“大概因为她是个天才演员，说实话说得跟撒谎一样，别人就不信她的话了。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又不致引起责怪。”
    “这是怎么回事？”摄影师感兴趣地问，“我有点儿不明白。”
    “再简单不过了。打个比方，你回到家里，妻子问：‘你吃过午饭了没有？’你根本不敢正眼看她，只含含糊糊地说：‘什么？啊，对啦……是的，吃过了……当然吃过了，你不用忙啦。’而实际上你是去会情人了。而你那位贤内助还一直坚信你这个可怜虫整天马不停蹄地顾不上吃喝呢。你说的既是实情，又对她有所隐瞒。懂了吗？”
    “真狡猾，”安东笑了起来，“你怎么就不行呢？”
    “不知道。也许是没有这根神经，想象力迟钝吧。娜斯佳能马上对事态作出反应并随机应变，我却在几小时之后，才能琢磨出如何转移话题……但我有我的高招。先给你弄点吃的还是马上开始工作？”
    “结合进行。要是不麻烦，可以在胶卷显影时先吃点儿东西。等底片晾干了，再休息一次。”
    照片洗出来棒极啦，只是谢卢亚诺夫给他看那几张要给奥莉加“剪辑”的照片时，安东才明白要干什么。按照侦查员的意图，他们最终要搞出几张奥莉加与几个不同的男人相会的照片。而她伸手接找的零钱的那个镜头是最恰当不过的。另外还得给奥莉加“换换装”。
    “这是什么馊主意？”舍夫佐夫疑惑不解地问，“我们搞这个干吗？”
    “除了迷惑人，还能为什么，”谢卢亚诺夫开玩笑地说，“干我们这行的，办事准则很简单：不骗人，就别想弄清事情真相。趁晾照片的功夫，咱们再喝点咖啡吧。”
    “不，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喝点茶，”安东说，“我一口咖啡也不能喝。”
    “你怎么啦，有病吗？”
    “缺血性心脏病。”
    “真的？你看起来还很年轻。”谢卢亚诺夫惊讶地说。
    “这病从小就有了。不过你可别把我当残疾人看，”摄影师笑了起来，“我也习以为常了，还带病参过军。工作几乎没有影响。我的病大约两个月犯一回，躺上三四天就好了。还要不了命。”
    谢卢亚诺夫沏好茶，切开夹肉面包，从橱子里取出一瓶白兰地，犹豫不决地看了摄影师一眼。
    “这个你大概也不能喝？”
    安东摇了摇头。
    “不行。不过，你想喝就喝吧，我不会嘴馋的。”
    “真的？”谢卢亚诺夫喜形于色，“让你看着我喝，真是不好意思。”
    “我已经习惯于在一旁看人家喝酒、通宵达旦地跳舞、和姑娘们说笑逗乐了。”
    “可你自己，绝对不行吗？”
    “我是担心呀，”舍夫佐夫坦白说，“这身体我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只爱抽抽烟。其他嗜好只能忍痛割爱了，我想再多活几年。”
    “这是对的，”谢卢亚诺夫赞许地点着头，拿过酒杯，倒上了白兰地，“祝你健康。”
    他喝干那杯浅褐色的酒时，透过酒杯看到了安东那奇异的目光。
    “你干吗盯着我看？把我当酒鬼了？”
    安东耸了耸肩，端起热腾腾的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
    “你一个人过？”他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问道。
    “妻子跑了，她忍受不了普通民警家庭生活的拖累。”
    谢卢亚诺夫很快又倒了第二杯，又是一下子灌下肚去。
    “你还没结婚吧？”
    “还没有。”安东微笑着说。
    “有打算吗？”
    “暂时没有。”
    “干吗拖着呢？”
    “创造物质基础呀。”摄影师诙谐地说，“结了婚。就得有孩子，妻子肯定指望同我白头偕老，帮她把孩子抚养成人。可我的心脏，要是突然一命呜呼，撇下她和孩子无依无靠，这与欺骗和背弃有什么两样。所以我必须攒些钱，一旦我死了，他们好不至于受穷。”
    “别考虑那么多了！”谢卢亚诺夫责怪他说，又喝下了第三杯，“也许，你能活到70岁呢。”
    “有可能，”安东同意说，“但也有可能活不到。结婚就意味着责任。心脏病人与一般人的心理状态是有很大差别的。健康人是不会理解我们的。”
    “好啦，别恶狠狠地盯着我，今天再也不喝了。三杯，这是我每天晚上的定额。不喝这三杯，睡不着。现在喝完了，我这就把杯子拿走。”
    他真的把酒瓶放回了橱子里。此时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了，满面红光，两眼发亮。
    “听我说，安东，咱们来谈谈你们洗印室被盗的事。据我所知，你们那儿的锁像玩具似的。”
    “谁会需要我们这些照片和底片？那儿从来就没用过什么锁，屋里只有几个铁柜，同事们十年九不遇地往里边放些器材。相机也都是自个儿挑的，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自己买自己修，从不借给别人。再说，照片是越新越好，所以我们总是‘机不离身’，一旦路上碰到个感兴趣的镜头，就能派上用场。只有把器材放在保险柜里时，才会加封上锁。屋子里东西很乱，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
    “嘿，你们的规章制度可够健全的。”谢卢亚诺夫摇了摇头。
    “那儿原本就没什么可保密的……”
    “今天没有，明天就被盗。还有其他底片丢失的情况吗？”
    “他们说还少了两卷胶卷，不过那两个胶卷和我的那些一样，无关紧要。其中一个是去年的，在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共青团日活动中拍的；另一个是新拍的，是在你们内务总局的新闻发布会上拍的。把你们的新领导都拍进去了，说不定小偷正好需要这卷底片。你以为如何？”
    “都有可能，安东，都有可能。现在去看看我们的成果。”
    他们小心地从绳子上取下夹着湿漉漉的相片的夹子。照片上显出奥莉加-叶梅利扬采娃和两个表情丰富的男子。他们正把小纸袋交给奥莉加，而紧张地微笑着的奥莉加正慌张地接过它们。
    明天，用这些相片，谢卢亚诺夫很快就会查明，两个新娘在婚姻登记处遇害时，马拉特-拉特舍夫究竟在什么地方。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刚一上楼梯，就听见电话铃响。她急忙掏出钥匙，打开门奔向铃声不停的电话机。
    “晚上好，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话筒里传来悦耳的男声。
    “你好，马拉特。”
    “您那儿情况如何？”
    “小声点儿，民警上我这儿来过。”
    “也到我这儿来过，问起星期六的事。”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在家，和奥莉加一起。问起过您吗？”
    “没有。谁对老太婆感兴趣？他们根本想不到怀疑我。而且也没有什么把柄。你就麻烦点了。”
    “您说得是，”马拉特朝话筒里冷笑了一下，“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也许我们会走运的。您不讲点我感兴趣事吗？”
    “好像明天下午，瓦列里和埃利娅动身去别墅。”
    “是吗？”马拉特兴奋起来，“这很好，值得高兴。”
    “有什么好？你以为要劝阻住他们，一个月就够了？”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我们可以试试嘛。我也到别墅去，坏他们的事。请原谅，只能让您的儿子在他心爱的姑娘面前丢脸了。现在还有时间，记着，不管事情朝什么方向发展，我都欠您的情。”
    “马拉特，谢谢你。”老太太叹了口气。
    “没什么，该谢谢您。”
    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不慌不忙地脱去外衣，给自己做了份简单的晚餐。给瓦列里留的是现成的，两块馋人的煎肉排配炸土豆片。她自己从来舍不得这么吃，好的肉食只买给儿子吃，平时她总是省吃俭用。她只给自己煮点便宜的通心粉，撒点糖，再加上一丁点儿抹着黄油的面包片。她一边用笊篱捞着开了锅的面条，一边盘算着：还算好，事情快要解决了，马拉特就会给钱的，他答应过。这笔钱可真不少，足够把帕维尔那个恶棍打发走，还能体面地养家糊口。天哪，这没完没了的苦日子，她早就过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