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前天我还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许多年、整个一辈子那样。而从昨天开始，我死了。鬼才知道如今我该怎么活好。况且，我还能活吗？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还算得上合情合理，尽管不能说称心如意。我曾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温暖的、组织严密的志同道合者集体中工作，挣的钱如果不能说多的话，至少也还算得上体面。我娶的女人曾经被我狂热地爱过，之后又被我温柔地爱过，到后来，我终于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致爱也好不爱也罢，欲也好无欲也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和她已经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诚相信，我还会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我有过诤友和腻友，还有过许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总之，一个有着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备的一切，其中包括虽非最贵但却好用的汽车和舒适的两人用的足够宽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当然，我的工作并非一切顺利而简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居然会有人不喜欢我们做节目的方式。他们竭力向我们施加压力。这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一周前，悲剧发生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编导维佳-安德烈耶夫和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死了。他们同坐的那辆车爆炸了。
    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的全体同事，受到长久审讯，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复询问同一类问题。对警察，我们大家说的全都是一套话，因为比那更多的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在那时，我还曾活着。即便难受、受苦，但毕竟还活着。
    可从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断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我懂得：留给我活着的时光已经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我根本就无法哪怕是大致弄清，留给我的时间究竟有多少。我还能苟延也不知是两小时、两天还是一个月。一切的一切，都随时可能终结。而我的妻子与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从奥克桑娜死时起，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在这一个礼拜里，她临死前准备的节目，全都播放完了。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别的记者来取代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活着的电波中的一个活死人……可笑吧？但愿没有人会发现这一点。
    娜斯佳每次走进局长办公室时，都会有一种十分喜悦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她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这可真是的，”她心里窃笑着想，“当你拥有时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几乎有十年之久，我来这里，每次都能见到科洛布克，便以为一切就该是这样，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可后来科洛布克走了，来了位新局长，而我的生活也变成了一连串的考验。如今科洛布克又回来了，又在这里和我们、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长，那该多么幸运啊。”
    她本不愿接手电视工作者谋杀案。她知道得很清楚，电视如果不是危险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钱，再不就是两者的相加。况且，即便问题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说，这信息反正也是与金钱有关的。有人拿了某人的钱，他把钱给偷走了，或转到瑞士银行自己的账户上了，或干脆以体面而又寻常的受贿方式拿走了。一说到“钱”这个词，娜斯佳就感到脸红。
    “素面朝天”既不是信息节目，也不是专以揭露丑闻为目的的节目，它的记者奥克桑娜从不追赶“热点”，也不“即时”采访那些刚刚散会的国家杜马议员。这些议员们往往还在为辩论而激动不已、愤愤不平，所以对自己所说的话控制不严，因此，嗣后从这类话里，往往不难膨胀出一个招人喜爱的小玩闹来，从而打破有关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与周围的人发生争吵。总的说来，这个节目是非常平静安详而又充满善意的：在节目编导和记者被暗杀后，娜斯佳特意看了几集这个节目，以便能对它形成一个总体印象。此节目的特邀嘉宾看上去也都既严肃又体面，主持人看来也并不想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难题从四面八方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甚至与此相反，他似乎总是竭力为嘉宾们能从最好的方面来展示自我、表达其观点的非规范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观点创造机会和可能。这里的问题不一定出在某种威胁性信息上。这么说，是与金钱有关喽。可娜斯佳对于与金钱有关的犯罪讨厌到了病态的地步。早在大学时代，经济学就是她极不喜欢的一门功课。她更感兴趣的是复仇、嫉妒和妒恨——总之，是人的情欲，而非经济上的贪欲。可遗憾的是，在刑事侦查这一行当里，当划分任务时，个人的趣味和嗜好从未被当做一种充足理由。
    唉，没办法呀，还是得搞电视案。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请求下，从家里拎来一大摞《电视园地》杂志，她母亲一份不拉地买了一大堆。这种杂志整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娜斯佳指望能从这里面找到哪怕一个足以成为推理之出发点的线索。而线索居然真的给她找到了。原来，“素面朝天”这一节目，居然从未进入“收视率最多”的数十个节目榜里。
    “有意思，那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问多岑科道，“如果说这并不是一个最普及的节目，那也就是说，它在播出时的广告费用不会很高。况且，要求插播广告的需求量也不会很大，根据意图，它至少应当存在三到四个月，而后就关闭，可它们已经存在了两年多了。”
    “说不定它们是靠预算支持的呢。”多岑科道。
    “怎么会呢？如果这是，比方说，政府观点的传声筒，或公然支持总统的话，我倒还能理解。而这……这节目不赖、很好、很专业，不刺激观众，可就是——该怎么说好呢——也许，该说没劲儿吧。它缺乏一种特殊风味，为了这种风味一个人会一下班就往家跑，为的是一定能来得及观看它。况且，这节目播放的时间也不太好，15点40到18点。上班族还没回到家呢。”
    “或许，这场凶杀案完全出于个人动机？”
    “要那样就好了，”娜斯佳叹口气道，“我就喜欢个人动机。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这类动机。至于为了金钱，那可就无聊透顶，叫人头疼了。米沙，咱俩分下工好吗？”
    “以老实人方式还是以哥们儿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着说，“如果以老实人方式，那您接金钱案，我接情杀案。因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经验。我太小，还没长到能调查金钱案的地步。”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扑哧一笑说，“让我们以绅士方式分好了。女士应与情感打交道，而男士当然是和钱啦。这是您我有幸生于其间的社会主义的法则。您敢说我年龄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几岁。您也别指望您，米尤卡，顽固地不愿与我以‘你’相称这一点会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的确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本人，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严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对之以“您”和本名父称相称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领导以外的同事，他的这种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对局领导表示应有的礼貌。而此二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并不很大，大约相差六岁吧，娜斯佳警衔也只比多岑科高一级罢了，喏，你就瞧着吧……
    工作日将近结束时，娜斯佳桌上的内部电话发出了蜂鸣音。
    “寂寞了吧？”话筒里响起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打趣的声音。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动小组值班。
    “你不在总这样呗，”娜斯佳反应很快，“正等你用什么让我开心呢。”
    “那好，既然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一个心理分析医师那里，究竟什么东西会被盗？”
    “在哪儿？”她惊奇地问道。
    “心理分析医师。”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耐心地重复道。
    “什么样的心理分析医师呢？”
    “这有什么区别吗……任何一位。比方在一个抽象的心理分析医师那里。”
    “私人开业的吗？”
    “差不多是吧。”
    “那八成是钱。这类医师的咨询费高得很。可你怎么想起这个的？”
    “是出警中看到的，我们刚回来。你想的范围太窄，娜斯佳。珍宝一件没丢。”
    “那主人是怎么说的？”
    “他什么也不说。东西一件没丢。”
    “这么说，他在撒谎？”
    “他当然是在撒谎。他很清楚人家偷走的是什么，只是不说而已。这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罪犯很感兴趣，而主人又不愿对他的来自警察局的好叔叔们承认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
    “让我想想，”娜斯佳答应道，“而在这段时间里，管区里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没有？”
    “我会都告诉你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咕哝道，“给我一杯咖啡？”
    “这你就错了，伊戈列克，当代男士通常要就要一杯酒的。”
    “值班时只能喝咖啡。给不给喝？要不，咱另找个地方？”
    “你来吧，我这就烧水。”
    所有同事，只要他不犯懒，都喜欢找娜斯佳喝杯咖啡、抽支烟。第一，娜斯佳几乎总是呆在办公室，这对一个侦查员来说一般并不正常。第二，她那里总是备有上等咖啡，因为尽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挣的工资微薄得可笑，可她总是只买上等好咖啡，为此而不惜在其他许多方面，比方说吃饭，有时甚至在连裤袜方面节省开支。第三，在她那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抽支烟，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发泄一番对局长瞎指挥的不满，心情愉快地侃一会儿。不十分喜欢交际而喜欢独处的娜斯佳，有时对同事的这种做法很恼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彻底改变这种处境，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会出现好多与她为敌的和潜在的“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把人家给推开，更不能把人家都给得罪了吧，即使你很想这么做也不能。
    伊戈尔几乎是一转眼工夫就到了——至少按娜斯佳的概念说是这样。如果是她，从值班室到办公室这段路，至少要花三倍的时间。娜斯佳每次见到列斯尼科夫就会止不住在心里感到惊讶，一般说最“狡猾”的猎色之徒往往都是那些外表出众的男士，而像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这样的美男子难能可贵地成为用情专一的模范丈夫——你根本不可能诱惑他使他偏离夫妻恩爱的正道。许多在彼得罗夫卡工作的年轻姑娘，都对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暗自倾慕，可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以从他那里得到些许青睐而炫耀。列斯尼科夫对人并不十分热情，平常总是少言寡语，脸上总是很严肃，有时甚至阴沉沉的，跟谁都不套近乎，不套交情。有关他的私生活，同事们所知道的，就只是他是二婚，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他具有很强的自制力，而且，如果他想使交谈继续下去的话，他会变得非常可爱迷人，以至谈话对手会觉得无论如何无法对他撒谎。他居然会从“值班室”打电话过来，据此可以判断，那位心理分析医师家里发生的盗窃案，某些地方使他很感兴趣，如若不然，他是不会向娜斯佳提任何问题的。医师的诊所可不是什么特列季亚科画廊或珠宝库，而行窃案也自有管片民警，或至少如果判明丢失的是贵重金属、宝石或古董的话——也会有行窃科的同事管，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凶杀”组的头上。而列斯尼科夫，根据娜斯佳的印象，也不是一个好奇心重、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极少对别人的秘密感兴趣，因此，推断他只是出于一个值班员的好奇心是没有根据的。这么说，这件窃案有些蹊跷了……
    “别兜圈子了，伊戈列克，”娜斯佳给他倒满一杯浓咖啡，说，“你怎么对这桩窃案这么上心？”
    “窃案本身倒没什么，很正常，”他含糊地说，“只是那主人我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十分惊恐。而且，矢口否认有任何东西失窃。”
    “或许是你有点夸大了？看见自己的屋子被人翻过，任何人都会害怕的。即使什么东西都没丢，总归不好受，总归会惊慌的。万一那窃贼明天又来了呢？况且，一般说，对别人财产失窃的事感兴趣，这不是你固有的性格。还有什么，为什么不都吐出来呢？”
    “不，没有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懒洋洋地耸了耸肩，“今天不知怎么有点累。往常这时我还精神饱满，情绪愉快，像个婴儿，可今天却觉得，好像我已经值班值了两昼夜多了。您那件电视狂的案子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很难啊。收集了一些材料，受害人在临终前的十天当中，什么时候，在哪儿跟谁在一块儿，喏，这不，翻跟头打滚儿地，正想拟出一份准确的所有事件发生顺序表来。顺便问一句，你以前看过这个节目吗？”
    “什么节目？”
    “素面朝天。”
    “不，没看过。”
    娜斯佳瞥了一眼手表。
    “想看吗？巧得很，这节目三分钟后开始。为了能了解这个节目，我特意跟科洛布克要了一台小电视。不然，节目播放时，我还在班上。”
    “好吧，”列斯尼科夫点头道，“趁现在没人叫我。”
    可是，跟往常一样，他的话又招了邪了。娜斯佳刚把一台老旧的“希利亚利斯”牌黑白电视机从立柜里端出来，插上电源，中校库金就从值班室打来电话。“娜斯佳，给我把列斯尼科夫快撵走，我知道他到你那儿去了。让他给我快点儿跑，发现一具死尸。”
    伊戈尔一口气把剩下的咖啡喝尽，气喘吁吁上楼去保卫纳税人的安宁去了。娜斯佳只得一个人测览新的一期“素面朝天”。
    可从第一分钟起她就开始警觉起来。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主持人好像换了个人儿似的，就连特邀嘉宾的样子，也不敢恭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朋友和同事的死居然令亚历山大-乌兰诺夫如此失常，以致面对镜头也把握不住自己了？噢，不，不像，悲剧发生后已经又播放了五期，每次娜斯佳从荧屏上看到的都是一个平静安详、充满善意、聪明睿智、全然不带任何刻薄和做作的、机智的主持人呀。
    这次的特邀嘉宾是一位名气不大的电影制片人。至于他制作的那些影片的标题，娜斯佳连听都没听说过。制片人在咕哝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话，不时在脱口说出一两句明显的蠢话时打个结巴，而乌兰诺夫却根本就不帮他的忙，而是表情有些漠然地看着这位电影工作者如何笨拙地想要使自己显得聪明而又独特。当然尽管我们得承认，他也并未妨碍这位制片人。看起来，主持人作为一个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坐在那儿，好像是一台没心肝的机器人，机械地提出头脑里随便想到的头一个问题，然后便开始表情漠然地等待谈话对手马马虎虎地回答问题。
    在主持人和嘉宾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巨杯，上面写着广告词“别拉因”。制片人端起杯子，颤颤巍巍地啜了一口，不小心呛了一下，于是，便开始长久而艰难地咳嗽起来。镜头知趣地挪到了一边，于是，整个荧屏立刻被乌兰诺夫的脸给占满了。这张脸正以冰冷的好奇心关注着咳嗽不已的对谈者。娜斯佳恍然大悟：这是在直播。如果是录像带的话，那么，一些冗长而又与信息完全无关的场面早就会被剪掉的。那么，在此之前也是这样？
    一切都清楚不过。以前的节目都已上了录像带。如今，在编导和记者死去后，工作方式不得不改变了。以前剪辑过的片子都已放过了，上礼拜新拍的录像带根本来不及剪辑。在那辆被炸毁的车里，人和录音带录像带一起都烧光了……以后节目备用的全部素材，统统被毁掉了。如今乌兰诺夫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从事直播，直到新材料准备好为止。
    然而，即使考虑到是为了应急，他的表现也还是很反常。的确，他肯定很难过，或许还很痛苦，可这首先理应对他的反应和运动机能产生影响，而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技巧和这个节目的整个精神呀。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技巧这玩艺儿不会因酗酒而挥霍。而且，显然，任何人都未改变这个节目的理念。那他为什么根本不帮自己的嘉宾，好让他们的样子多少能比较体面一些呢？
    节目播放完了，荧光屏上闪烁着一组彩色广告的画面，娜斯佳在自己那堆文件里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演播室的电话号码，沉吟了几分钟后，毅然拨了号码。
    “我是卡敏斯卡桠，”当她听到话筒里传来乌兰诺夫的声音时，便自我介绍道，“看来咱们还是得谈一谈。您什么时候方便呢？”
    “非今天不可吗？”
    “是的。当然，明天也行，如果您很忙的话。”
    “好吧，就今天吧。您该不会非要我到您的彼得罗夫卡去吧？”
    “不必。我们可以在中间地带，比方说，从市中心到奥斯坦基诺中间的某个地方。”
    “那审讯笔录怎么办？”乌兰诺夫嘿嘿一笑，而娜斯佳却从这笑声里捕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该不会蹲在地上写吧？”
    “我们不做笔录，通常只有侦查才做笔录。我和您就只是随便聊聊，看能不能找到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
    “可形形色色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不止一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我跟您说不出任何新鲜的了。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您不去寻找罪犯，反倒问题提个没完，这是什么，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这不过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耍嘴皮上，”娜斯佳轻声细语道，“说到工作作风问题，等见了面我再跟您说吧。那么，什么时候，在哪儿？”
    乌兰诺夫说定了时间和地点。从他的声音里，娜斯佳听出他并不情愿，但公正地说，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自然了无意趣。这是怎么回事，是精神负担过重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她想弄清这个问题。就让多岑科调查金钱动机吧，而她要研究感情问题。她对此类动机更感兴趣。
    “依我看，您的计谋太复杂。您就不能想个简单的吗？”
    “可以。这当然可以。但计谋只有复杂才有意义。不能让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呐。您说的这都是老生常谈！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
    “您没听我说完。一个人，当他感到用以形成完整画面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对所发生的事虚拟和构想出自己的方案。你我想出的这条妙计，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一种哪怕多少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会饱受折磨，会绞尽脑汁儿，可还是想不出任何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解释，于是，他会对自己思维是否正常产生怀疑。而这会使他日常行为反常。这，将起到销毁金属的腐蚀和锈蚀作用。”
    “可假如他终于想出了答案，而他又觉得这种解释理由充足了呢？观察表明，他远非什么蠢货，而且，他有一定的想像力。”
    “要的就是想像力。如果他对所发生的事有其自己的解释，那么，他必定会把臆想当做十足的痴人说梦。迫害狂，物质化了的绝对恶的理念，黑暗的势力，外来人——一切的一切，无奇不有。就让他任意构想好了。反正这会以某种方式在他的行为上反映出来，从而破坏他与他人的关系。他的每个举动都会被人当做是疯子的举动，因而他周围的人会有相应的反应。请你相信我，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他的生活，并且描绘了这个对象的心理肖像，您已经有过多次机会来确证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的高度职业水准了。”
    “那好吧，就算您暂时打消了我的疑心吧。但我还是要请您牢记，在我们生存的全部岁月中，这是一次最大的行动。这事涉及到很大一笔钱，假如我们搞不到这笔钱，那我就不得不认为，正是您使这一行动破产的。请您不要忘记我的话。”
    “不会的……”
    我并不是十分想与这位来自刑侦科的娜斯佳会面，可这次会面毕竟也有一些值得答应的因素。第一，有她在场，他们未必敢杀我，假定他们不会提前动手，那么，我肯定能及时赶到会面地点。那么，至少在与这位奇特的女士谈话时，我可以不必精神紧张，而能够全身放松，像军队里人们常说的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抽支烟了”。第二，这次会面必然会拖延回家的时间，而这同样基于如果回家是必不可免的假设。在家我当然生命无虞，维卡不会动手杀我，更不会往茶里下毒药。她专门雇了个人来杀我，现在，她正在等那人履行合同。可无论如何和她呆在一起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考验了。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这是冲什么来的？天呐，要知道我是那么爱她，一点儿都不愿得罪她，一点儿都不愿意剥夺她。可我也并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她已经这样决定了，这也就说，她认为这么做对。而我丝毫也不愿弄清我与她的这层关系。我愿意承受来自她手中的一切，哪怕是死亡也罢。
    我约定在地铁口旁边的农庄广场与那位女士会面。如果下雨，我们就在车里坐一会儿；而假如天气没变化，那我们可以在露天咖啡馆里喝杯咖啡。不知道她得迟到几分钟？能够准时前往事务性会面地点的女人，显然还尚未降生呢。
    可使我吃惊的是，娜斯佳没有迟到，而且，当我走近农庄广场时，她已经等在约好的地方了，尽管离约会的时间还有大约十分钟。而我之所以为自己预留了十分钟，正是为了防止万一在里日区发生“交通堵塞”的，雨没下起来，我下了车，提议和她在路边那十分洁净，但桌腿儿稍有些弯的桌前坐一会儿。
    在此之前我曾经见过娜斯侄三四次，跟她说过话，可我以前居然没发觉，她的穿戴好不奇特呀。她身上惟一贵重一点的就是脚上这双旅游鞋。这双旅游鞋或许和她手上那枚订婚戒指一样值钱。其余衣服——牛仔裤、短上衣和脖子上的围巾——都是毫不起眼的暗色调的廉价货。我听说警察们工资微薄，凭那点儿工资能穿什么好衣服？说不定她为了买这双“旅游鞋”攒了整整一年钱呢。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的节目是怎么回事？”她问。
    “没什么，”我一耸肩，“又能出什么事儿呢？”
    “我看了今天的节目，跟以往大不一样。”
    “这是直播，”我解释道，“它跟预先录制剪辑的片子比，总是不大一样。”
    “从今往后将总是那样？”
    “我不知道，一切取决于能够取代奥克桑娜做节目的记者究竟什么时候能来。”
    “我不明白，亚历山大-尤里那维奇，”她问道，“我想弄清的是，既然您能十分出色地搞直播，那您又何必非得要有一位记者不可呢？”
    我不喜欢她的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我能出色地搞”呀？今天的直播简直糟透了，根本不符合这一节目的一贯宗旨。假使我们的编导维佳还活着的话，他会为我做出这样的活儿而把我的脖子拧断的。我把与电影制片人的谈话弄得那么糟糕，即使非专业人员也看得出来，对此，任何以压力和心情抑郁为由进行辩解都是徒劳的。我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没必要在直播过程中进行任何修正。有何必要着急呢，既然没了维佳和奥克桑娜，这节目最晚再过一星期使会完蛋，而我本人呢，也会在此之前就死掉的。因此“在那之前”怎么样，又有什么要紧，反正我人已经都死了。别看我现在还能活动，还在出气，还能进食，还喝带酒精的饮料，我还在说话，还能给人以一个正常男子的印象，可是，如果说对一个人来说，“明天”甚或“过一小时”这类概念压根儿就不存在的话，这样的人难道你还能说他是活人吗？
    “您瞧，”我十分客气而又不耐烦地说，“一个主持人应对自己的交谈者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使公众对他的谈话产生兴趣。假如这节目一周只有一次的话，那我就有足够时间深入了解这位嘉宾，预先想好转播的步骤。可是，由于这节目天天有，所以，在一周之内与五位嘉宾认识并准备好谈话，这在我来说从体力上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之所以要有一位记者也还是为此。记者的职责是与未来节目的嘉宾见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趣味和习惯、观点和问题。在此之后，在汇集了必要的材料以后，与导演一起坐下来准备节目。谈话的步骤都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没意思的话题被删掉，而对有趣的问题加以突出和强调。主持人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开始介入。奥克桑娜是个难得的天才，她能及时准备好所有必要的材料。至于她是怎么做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事实总归是事实。要想取代她，仅有一个人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有三个人。这事不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因此，在新记者的工作尚未上路以前，我就只能搞直播。”
    我觉得我的样子已足以令人信任了，尽管维卡总是说我连撒谎都不会。可我是不会对这位来自彼得罗夫卡的女士讲我们节目的真实情况的……
    “我正在力图汇总维佳和奥克桑娜在临终前几天内的所有活动，”娜斯佳说道，“我这里还有几个空白点。对您的同事，您或许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吧？”
    “不，我所知道的和能想起来的，已经都告诉您了。”
    “这么说，您无可补充了？”
    “您瞧，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无法推测，这些日子里他俩究竟在哪儿。他们都以为他俩是在班儿上。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根本不在演播室，而他们，比方说，奥克桑娜吧，离开是为了执行什么任务，这一点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这一点安德烈耶夫应该知道。”
    “可您现在怎么去问他？”她叹口气道。
    “那是没法儿问了，”我迟钝地肯定道，“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维克多曾经有个单独的速记本，上面记载和收集了和材料有关的所有信息，那本上肯定有记载，能告诉我们记者到哪儿去、为什么。”
    “对奥克桑娜居然会有这么严格的监督吗？”娜斯佳惊讶地问道。
    “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能以此准确反映依据具体内容收集材料的各个环节。倒是对司机应该实施监督，其目的是为了能准确了解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您跟司机谈过了吗？”
    “当然谈过。可在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间里，他根本就不在场。但他既没跟维佳，也没跟奥克桑娜在一起。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您的那几位同事，除了与您的节目有关的工作外，还对某一别的问题感兴趣。说不定是商务？”
    “很可能，”我同意道，“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谈话进行得毫无成效，萎靡不振。娜斯佳显然不急于到哪儿去，至于我吗，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又能有什么急事呢？急着到坟墓里去吗？有意思，我的维卡究竟订了个什么约定？说不定，她已要人在三天之内把我给干掉，公墓里人家已经判我缺勤了吧？
    我努力不引人注意地扫视着周围，说不定受雇的杀手就躲在附近某个角落里，等着我和刑侦科的女侦探分手吧？周围人很多，而我又不知道那受雇的杀手长什么样。嗨，算了吧，叫他见鬼去吧。要知道或迟或早，他总会找到我的。人们还不曾想出过摆脱杀手的虾办法呢，这个，甚至连高官显贵直到总统也难免不被人刺杀。
    “您住的地方远吗？”我忽然问道。
    “您住的地方远吗？”乌兰诺夫忽然问道。
    “很远，”娜斯佳道，“在谢尔科夫路。怎么？”
    “您如果愿意，我送您回家？”
    “那好吧，”她诚恳地说，“可这多不好意思。这不会使您为难吧？”
    “不会，”乌兰诺夫不知为何开心起来，甚至他的脸色也开朗了，“我反正要到那个区去一趟。两人做伴路上更快乐一些。”
    娜斯佳惊奇地瞥了他一眼。这个乌兰诺夫好不奇怪呀。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突然又客气起来，笑意盈盈，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还装出一副需要有伴儿的样子。他的样子绝对不像是独处时会寂寞的人。再不，他不过是采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好转换话题？也罢，不妨顺着他，反正从他那儿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在看过今天那一期“素面朝天”以后，断定乌兰诺夫一定有什么心事，自信她能要他说出来，可显然，她失算了，不但白白耗费了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徒然地打扰了另一个人。
    “谢谢，”她点头道，“我十分感激您。”
    一上车，乌兰诺夫又沉默寡言、郁悒不安起来。刚才那活跃的表情连一点儿踪迹也不剩了。不，他实际根本不需要什么旅伴和谈话对象，这是确切无疑的。既然如此，那他干吗还要送她呢？
    “乌兰诺夫，您难道从未感觉到您的节目并非一切正常吗？”娜斯佳试探着问。
    “不，”乌兰诺夫又疾速地说，“我的节目能有什么不正常呢？请您把话挑明了说吧。”
    “那好吧，您的两位同事死啦。这不是什么病态的想象，而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爆炸装置放在了安德烈耶夫的车上，是他私人的车，而不是您的‘跑车’上。换句话说，罪犯的目标，极有可能正是安德烈耶夫——‘素面朝天’的编导。我认为那些人之所以希望他死，不一定与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有关，可如果这样一来，那我们就得承认，他除此之外肯定还在从事某种活动，尽管有关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不知为什么，无论是您还是您这个组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要不就是即使有人知道也不说，而这，您得承认，也是不可理解和值得怀疑的。假如那些罪犯想要杀死的，不光是安德烈耶夫，而且还有邦达连科的话，那他们就必须知道，编导和记者此时乘此车一块儿出行。这样一来，我就得推论，在您身边，在您的演播室里，一定有人或是与维佳的车打过交道，或是向有心者透露过有关维克多和奥克桑娜的信息。您更倾向于以上哪种推测？”
    乌兰诺夫没有马上作答，娜斯佳感到他在心里重复着她说的话，力图周密思考和理解他听到的话。
    “哪个都不喜欢，”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最后终于开口了，“我看不出什么人会有必要非把维克多和奥克桑娜杀死不可，无论是单独杀死他们中间的某一个，还是把他俩一块儿都干掉。您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罪犯自己搞错了呢？维佳的那辆车再普通不过了，日古利七型，连颜色也是最流行的——白色。或许爆炸装置不过是搁错了车罢了？”
    “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考虑的。此刻，当时在附近的所有车主都正在接受审查。乌兰诺夫，您能否告诉我，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
    乌兰诺夫阴沉地笑了。
    “是啊，可那又怎么样？奥克桑娜未婚，而维克多则刚离了婚。他们亲近一点儿又能碍着什么人呢？”
    “哦，这您可就错了，”娜斯佳笑了，“身份证上的钢印与嫉妒权之间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老实说，嫉妒，一般说也与任何权力无关。一个合法丈夫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着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如果他喜欢这样的话；而一个被抛弃的露水情人，可能直至死都为嫉妒和绝望所折磨。”
    “也许吧，”他冷淡地说，“您喜欢运动吗？”
    “我？”娜斯佳吃惊地瞥了乌兰诺夫一眼，“不，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我见您的旅游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十分贵重，可不是随便弄到的。一个现代警察买得起这玩艺儿吗？”
    “瞧您说的，这是丈夫从美国带来的，是给我的礼物。要是我才不会买这东西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的确太贵了。”
    她不光是不会买这么“扎眼”的旅游鞋，而且，连穿都不会穿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的话。娜斯佳喜欢穿廉价而又舒适的衣服，不要什么名牌，只要能不妨碍运动，可是或许只有她的一双脚，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脚每到傍晚，尤其是热天，就会肿胀，而要是穿着带有精致鞋带和高跟的皮鞋过一天，那对她更会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了身体的舒适，她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违反常规。她坚决不穿阿列克赛给她带来的旅游鞋，理由是它们贵得太扎眼，总是固执地只穿运动鞋。这双运动鞋是她亲手挑选的，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经穿惯了，况且，它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遗憾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其极限，而她喜欢的这双鞋也难逃劫运。前天，这双鞋穿帮了，而且，要穿帮就一块儿穿帮，破得不能再穿了。那双鞋经受不住每天每日的-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过大量的雨加雪之后，这样的积水到处都是。娜斯佳沮丧了半小时后，不得不叹口气，从衣橱里拿出装新旅游鞋的红蓝色的纸盒。
    但是，乌兰诺夫先生有点不大愿意继续讨论其两位同事被杀的原因。在他看来旅游鞋倒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话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兴许马上会把话题转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问。
    她竭力压制住笑意。
    “不，是个学者。出国讲学去了。”
    “讲政治学？”
    “讲数学。”
    “真的？我还以为外国人之所以看重俄国学者仅仅是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俄国学者到国外，只会讲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只会空转，讲从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多么艰难。”
    娜斯佳再也憋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来。而乌兰诺夫甚至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他的表情仍然阴沉沉的，还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他故意继续谈话，以便不至于显得忧心忡忡。那么，乌兰诺夫先生，您究竟在为什么而忧心忡忡呢？莫不是在为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的死而忧虑吗？啊，是的，如若不然，那您肯定会心境怡然地继续讨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件事的。那么，使您忧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急着赶路，可我们终于还是开到娜斯佳的家了。遗憾的是，任何道路都有终点，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在新闻系读大四时，在冬天坐车去赶考的事，那时我患了考试恐惧症。那天天气奇冷，电车吃力地行驶在赫尔岑大街上，我坐在电车后门口，执著地凝视着玻璃上冰霜结成的花纹，在幻想这辆车也许会永远驶下去，而我就永远也不必走到街上，跨入大学教学楼进教室，拿考卷，回答考官的提问了。顺便说说，那一次，我的预感并未欺骗我，我真的只得了三分，那是我在大学整整五年当中得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个三分。甚至就连记分册上那五光十色的全优评语也未能拯救我。
    随着门啪嗒一声，娜斯佳走进了单元门，而我又形单影只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把她给送到家了。一路上我没有察觉任何汽车曾尾随我们从农庄广场直到谢尔科夫路，尽管这一路上我对身后的汽车加倍留意。在家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在我家附近，亦复如此。维卡未必会同意那帮人把我在她住处的附近给干掉。尽管这一点无从得知……在我与她共同度过的所有岁月中，我都天真地相信自己是了解妻子的，可如今我不得不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又过了50分钟后，我走进了家门。此前我已在这套房里住了六年，它在我的一生中不能算是最糟的房子。天呐，仅仅在几天之前，一切的一切还曾是那么美妙，我和维卡出门选购英式餐具，计划如何庆祝她的生日，憧憬九月份到地中海旅游。我们总算从暗无天日的赤贫中摆脱出来了，它使我们整个青年时代蒙上了阴影。我们在一切方面克制自己，为了买房而积攒每一枚戈比，咬紧牙关忍受我那发了疯的，酷爱折磨维卡的，想要做我们这套小小的、年久失修的住房之全权女主人的我的母亲。我们憧憬有自己的住房，我们推迟要孩子，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努了最后一把力，借了一部分钱，给自己买了住房。这套住房的到手令我们多么欢欣啊！最初一段时间我们睡在地板上，从同一只碟子里吃饭，慢慢地，随着每一笔工资，每一笔酬金，我们逐渐添置了家具、餐具、毛巾被和床单。两年前，我们的爱巢终于建成了，在花钱上我们的自由度大多了，我们买了一部车，穿上了讲究的衣服。今天，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妄自尊大，我们的所有痛苦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从长期债务中解脱出来了，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过上了人所应有的生活。
    可突然间却发现，维卡对这一切并不满意。我成了她的障碍，而她的愿望就是我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离婚呢？这要简单合算得多。可她并不愿离婚。也罢，我理解她。一旦离婚就得分割财产——从住房到英式餐具中的每一只碗。她不愿分割，她清楚地记得，所有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她想一步到位。或许每天晚上她得怀着惊恐听着我开门的响声。我又回来了，那帮人没把我给干掉。可怜的人……或许她都等累了吧。
    “萨沙？”屋里传来了她的声音，“怎么回得这么晚？”
    她穿着睡衣来到门厅，也许，她已准备上床就寝了。她走到我身边，习惯地把脸贴上来要吻我，而我也同样习惯地俯身吻了她。她身上的香水味令人不快地刺激着我的鼻膜。洗澡之后洒香水，这是多么愚蠢的习惯啊！见鬼，要知道这可是我一直都喜欢的呀。是的，从前我喜欢这样，从前我喜欢她身上的香水味儿，而我们的床上也洋溢着这种香水的气息。
    “萨沙，出什么事儿了？”她担心地问道，“电话一晚上响个不停，都在问今天演播的事。”
    “没什么。”我无法压制自己的怒气，或许我的话说得太严厉了点儿。
    “可人们都说，这事是不可思议的！可惜我没看见，演播时我正在回家路上。你倒是给我说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别管了，只不过是因为今天被迫搞直播，而且嘉宾的样子也不太雅观罢了。如此而已。”
    她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恼恨得掉头就走。或许她生气了。当然是的，从前我可从未用这么冷淡的口气和她说话。而且一般说来，凡是与我和她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们总会热烈而又关切地讨论一番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今天，无论有过什么不愉快，我也愿意和维卡交流与电影制片人谈话中的每个详情细节的，可我明白她要听的不是这些。而她的生气纯粹是装出来的。她其实一点儿都不气。无论在我的演播室发生什么，她都应绝对保持无动于衷。她如今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还需要多久，她雇的那个杀手才能令她摆脱我那令她感到压抑的在场。
    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当然啦，我的兴趣与她的在色彩上略有差异，但我同样也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