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几乎有五年没见过面了。在这五年中，德米特里-扎哈洛夫略有些发福，两鬓已经全白了。可他的眼睛仍然透着狡黠，似乎总是在想向谈话对方透露某种……耸人听闻的事。而这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娜斯佳在这双目光的注视下感到很不自在，尽管她知道得很清楚，季姆卡看所有人都是这种眼神，并不单单是对她。
    “这么说，你还在侦探事务所？”
    “在搞保卫，”扎哈洛夫纠正道，“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得不婉拒可爱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我告诉她我只能组织对她丈夫和她家的私人昼夜保护，可我们不搞跟踪，这不是我们的专业。”
    “她告没告诉你她为什么要跟踪自己的丈夫吗？”娜斯佳关切地问。
    “没有。她一见面就问我们能否对她丈夫及其往来人员实施昼夜监视，而我也同样刚听完就打断她的话，建议她去找一下别的公司。我给了她几个电话号码，说如果这几家公司也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帮助拟订别的方案。喏，实在说，就这些。”
    “你昨天给她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
    “想推荐我的一个朋友来为她提供服务。我和他曾经在一个科室工作过，后来相互失去了联系，前些天他突然又出现了，原来他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恰好以跟踪不忠实的丈夫为业。他的事务所刚刚开办，急需要客户。于是我就想，如果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还没找到人的话，我会把侦探界的精华推荐给她。那么，她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
    “前天。季姆，行行好，再给我点咖啡，”娜斯佳祈求道，“不然我怎么也醒不过神来。”
    “随便你！”扎哈洛夫打了个呼哨，瞥了手表一眼，“时间是——10点半。”
    “唉呀，季马，对我来说这和早上5点没什么区别。一般说在白天3点以前我还不能算个人，而是一个睡眼惺忪、性别不明的家伙。一过午夜1点我的生活才算开始。按说是该睡觉的。可脑袋却像上紧了发条一般闲不住，各种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念头此起彼伏，我身上甚至会有一种类似于捕猎狂的东西油然苏醒。”
    “噢，假设我也同样知道，在你身上有时恰好是在早上5点开始苏醒的话，那会……”他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起身去给娜斯佳又端来一杯咖啡。
    他俩坐在红色普列斯涅一家安静而又舒适的中式咖啡馆里。此时此刻，娜斯佳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是这里惟一的顾客，其余五张桌子都空着，桌子周围孤零零地摆放着几把椅子。好在没有此类场合下典型的、震耳欲聋的音乐，使娜斯佳最喜欢的恰恰是这一点。
    “喝吧，咖啡癣。”季马把在他们谈话过程中的第三杯咖啡放在娜斯佳面前，然后坐在她对面，说。
    娜斯佳不慌不忙地搅拌着糖。她放下匙子，用手抚摸着扎哈洛夫的手。
    “季莫奇卡，我不喜欢别人明显暗示我那件不够理智的往事，因此，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说定了吧：没有过这种事儿。对此事今后不予讨论。好吗？”
    “这怎么没有过呢？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连我都记得很清楚。”他把另一只手放在娜斯佳的手心，笑着说。
    “有过，但不是和我，我求你了，季马……求求你。你不过是善于捕捉能把我拖上床的时机罢了。”
    “我不明白，”扎哈洛夫非常严肃地说，“怎么，回忆这事令你不高兴了？你对发生的事害羞了？后悔了？”
    “不后悔也不害羞。这件事是美妙的。但它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今后不会再有的。因此，一般说谈论此事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真可笑，娜斯佳，”他笑了，“你还没结婚？”
    “得了吧，”她夸张地叹了口气，把手抽了回来，“我结婚了。到五月份我成为已婚太太就满两周年了。”
    “而且，你当然会对丈夫忠贞不渝了？”
    “那是当然啦，”娜斯佳快活地笑了，“可幸运的是，他对此有所怀疑。”
    “我还是不明白，”德米特里拖着长声道，“为什么说‘幸运的是’呢？”
    “因为他怀疑我背叛了他，所以，昨天给我安排了一场醋海风波，而只是由于这一场醋海风波，我才想起来，戈托夫齐茨口述给我的电话号码，从前正是我给你打电话时拨过的。我坐在那儿心里想呀想，或许我真的为列什卡的吃醋提供了什么口实？于是，就想起了你。好啦，季穆利亚，让我们回头谈谈死去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吧。你对她印象如何？”
    “是个女强人，很有个性。”
    “你是不是说她脾气古怪？”她追问道。
    “那倒不是，我不这么看。她的确很有个性。强悍、意志坚强、敢于直面难题，是遇事不会躲着走的那种人，我甚至觉得她似乎有意寻找反面信息。”
    “确切地说是什么？”娜斯佳开始警觉起来。
    “就是……”扎哈洛夫刹那间沉吟了起来，“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坏事，哪怕它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也罢。他们像鸵鸟一样，会臆想出一百五十种解释和辩解，把头埋进沙土里。吸毒者的母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小伙子面色苍白、发青、吃饭没胃口、头疼，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母亲非但不引起警惕，反而对自己说，可怜的孩子，在大学用脑过度，被学业折腾苦了。家里的钱和东西不见了，因为小伙子得拿什么东西换毒品，而母亲却宁愿说自己粗心大意，马大哈，就是不想一想儿子可能在偷东西。还有另外一类人，往往以为任何无害事实后面都隐藏着可怕风险，他们几乎当下就断定，发生的是一件最不好的事，而这位死者恰好就属于这后一类人。她怀疑自己的丈夫在于什么事，于是，立刻便动手收集材料。”
    “你让她去找谁求教去了？”
    扎哈洛夫列举了三个私人侦探事务所的名称，那些几天前他向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推荐过的。
    “你在那几家事务所里有朋友吗？”娜斯佳问道，同时疾速把这条消息记在本子上。
    “有熟人。”
    “你不给我托个情面？”
    “我的情面于你有何用？那些人都是些正常的小伙子，又不会吃了你。”
    “那当然啦，可我不知道，”娜斯佳嘟囔道，“在人们未向我们提问以前，我们大家全都是正常人。可一涉及到具体问题，记忆马上就该出问题了。季穆利亚，跟我一块儿去找找他们，好吗？”
    “为此我能得着什么好处吗？”德米特里狡猾地眯起了眼睛。
    “你要什么吧？”她不假思考地应道。
    “我要你，行吗？！”
    “季姆卡！我们不是已经讲好了吗？”
    “你刚才还说：你要什么？我才敢要的。这么说，不行？”
    “打住吧你，”她生气地说，“这事不容讨论。”
    “为什么？让我们探讨一下。我们那次不是美妙极了吗，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娜斯佳叹了口气，又喝了口咖啡，然后掏出烟来。她还没想好，在这种场合下，她怎样把握自己才算正当。男人从未能说动她，可她也并未储存一套既行之有效、又不失礼貌、也不伤人的拒绝方法。
    “季马，你要这有什么用呢？列入清单，祝贺自己又有了新的性伙伴？我从不相信你真诚想望的就是这个。”
    他仔细端详了她一眼，随后笑了。
    “你非常漂亮。”
    “你疯了！你就不能不带眼泪地看我吗？丑八怪，别犯傻了。”
    “小傻瓜。你要是个丑八怪谁还会要你？我还记得，你的腿多美呀，其他部位同样是一流的。看得出，你还是像从前一样成功地掩饰自己的全部优点，只穿牛仔和休闲绒线衫。你用这一套骗别的什么人好了，但你骗不了我。我看见过你什么样儿。”
    “那又怎么样？你因此就想把我按倒在床上，因为我有一双美丽的腿吗？”
    “还有乳 房。总之，你是一个出色的情人。所以，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一试再试，直到达到我的目的。说实在的，我要提醒你，小心完事之后你浑身酸疼。可你不要如此可怕地盯着我。我是在开玩笑。如果你让这个题目从此封闭起来，那就随你的便好了。”
    “你的玩笑让我浑身发抖。”娜斯佳嘟囔道。
    “不是发抖，而是发红，”他纠正道，“别生气。娜斯佳啊，我的幽默就是这样。手段拙劣，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一旦喜欢一个女人，便从不隐瞒这一点。你想现在就动身吗？”
    “是的，如果你行的话。”
    她很感激扎哈洛夫急遽地扭转了话题。她不善于进行这种模棱两可的谈话。不，不完全是这样……假使她刚才只不过是在做戏，假如她刚才扮做一个不祥的女子，事先以相应的方式做一番打扮，精心化妆，那么，她完全可以使谈话在一种崇高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水准上进行，并飞快找到一些堂皇无伤大雅的答案，甚至能使谈话对手脸红窘迫。但那样一来，她也就不是娜斯佳了，而是她刻意装扮的另一个女人。至于她本人，至于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压根就不习惯于男人对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的确，一个正常的男人，又怎么会对一个看不出性别的女人，对她身上不成体统的绒线衫、牛仔裤、旅游鞋、淡淡的眉毛和睫毛、苍白的面容、无血色的嘴唇感兴趣呢。男人对她没兴趣，她并不在意，因为她不需要男人的这种关注。她对这不过是不感兴趣罢了。她有列什卡，先前，他是她忠实的朋友和同班同学；后来，则又是她忠实的朋友和情人；而在这两年里，更是她忠实的丈夫。她青春年少时有过恋爱，甚至是炽热的恋爱，对此，列什卡在暗中勇敢地承受了好久，但这恋情对娜斯佳来说，并未成为最重的事件，并未彻底主宰她的理智和心灵，让她的整个一生都匍匐在它的脚下。她最感兴趣的事是解答逻辑难题，且对此非常入迷。每一桩新的罪行都是一个新的任务；而调查这件罪行乃是一种欢乐；最终找到确实答案，则是一种幸福，在她眼中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都是次要的。要知道就拿她和季姆卡-扎哈洛夫的那件事说吧，它之所以发生，不过是因为当时她正在解一道难题。她坐在沙发上玩魔方，这样转一下，那样转一下，一直转到半夜三更，突然找到了惟一正确的转法。魔方呈现出鲜明而又准确的图案，她喜不自胜，自己闯进了季马睡觉的邻屋，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以分享她发现的喜悦。彼时彼刻她幸福至极，被喜悦冲昏了头脑，以致连想也不及想就做出了蠢事：允许他做了整整一晚上他都在明显不过地暗示过的事。这事已经过去好久……那是1992年夏天，即她使得曾经杀死一名警察的职业杀手加尔开始注意起自己的那年夏天。当时她和扎哈洛夫假扮一对夫妻，短期内得在同一屋檐下过夜。
    “真好笑，”娜斯佳边系着男式短上衣的扣子，边从桌边站起身来笑着想道，“扎哈洛夫像是惟一把我当做女人的男人，恐怕正是为此，他才会想要我的吧——当然，如果他不犯傻的话。老实说，其他所有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多，都只对一个人清醒的头脑和安详的性格感兴趣，根本不对其外貌——对此我从来不敢夸口——有反应。”
    德米特里的汽车很棒，也很贵重。娜斯佳想起，五年前他坐的是“日古利”。她甚至记起了他的车牌号。
    “这么说，保卫工作的收入还不错嘛，”她调侃道，“你的交通工具值钱多了嘛。”
    “连我也大大改善了嘛，”扎哈洛夫立即接口道，“更老、更聪明，也更有经验了。在一切方面。”
    “季姆卡！”
    “得得，瞧你，”他一摆手说，“我可没那个意思，只不过是说，由于职业技能的提高，收入也大大提高罢了。天知道你立刻就往那上面想。”
    他笑着把娜斯佳轻轻搂在怀里，用手轻抚着她的背部和腰部。
    “卡敏斯卡娅，无论怎么说，你都美如天仙。如果不是我这个傻子曾经和你订过君子协议的话，我就会在车里把你给強 奸了。”
    “可你已经签了君子协议了。”娜斯佳退后一步，小心地摆脱了他，提醒他道。
    “要不我说我是个傻瓜呢，走，上车吧。”
    这不，你瞧，我总算见到那个家伙了，就是为了他，我妻子才决定拯救我们共同创下的这份家业不被分割。如果不是非得加了“但”字的话，这家伙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情敌。他想把维卡和我都据为己有，而那钱有一半是归我的。或许这人并未患有道德纯洁症。维卡不可能不懂得这个，她从来就不是个傻瓜，相反，根据我对她的了解，我妻子对此类事的态度是非常感人的。只要回想一下她曾经如何勇敢而又不失尊严地忍受我妈的脾气就够了，那时，连我有时也忍不住冲母亲嚷嚷，可维卡却每次都悄悄把我拽住责备我：“萨沙，她是个病人，”妻子说，“你应当理解这一点，让着她点儿。归根结底，她是你母亲，她爱你，有这就够了。我对她是外人，她根本没必要非得爱我不可，你也没权力要求她爱我、对我好。”维卡啊维卡……你总是那么善良、明理，那么美妙，我是多么爱你呀，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居然想要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攒下的一切据为己有，抛在这位阔气的美男子脚下呢？
    或许是因为他比我强吧，这就是一切症结所在。没有其他任何原因，但有此一点就足够了。或许你是那么想他，以至不光是他的抚摸，哪怕一想到他，就会令你要死要活的。这种事常有，我能理解。我自己本人曾经一段时期不也正是这样，只要一想到维卡就会寻死觅活。
    今天我们的节目不播放了。我们向之出卖我们节目的那个电视频道的领导部门做了一番调整：由于近日议会发生的丑闻，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加强新闻节目的内容。因此，我得以不像往常这时那样呆在演播室里，而是去了一家我喜欢的书店。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过这里了。近来读书的时间不多了，即使有时能抽出几个小时的空闲，我也宁愿和维卡和朋友们多呆一会儿，而此刻我突然想起读书了。那件事发生后甚至并未能当下就传到我耳中，只是过了好几天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再也不能也不愿和任何人打交道了。我对所有人都感到恼火。剩下的只有书了。
    于是，我驱车去了莫斯科市中心。我在书店呆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在自选厅里从一架书走到另一架书，时不时取下一本书翻一翻，读读简介，随便打开瞧几眼。我挑了几本书，付了款，走出书店，但没上车，而是走了半个街区，去找一个酒吧，我知道这家酒吧的咖啡和比萨饼十分出色，令人惊叹。维卡同样也喜欢这家酒吧，以前我俩常来这儿。所以，此刻，我能在那里见到她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和我那位“尊贵的情人”在一起。他俩津津有味地吃着比萨饼，喝着低度啤酒，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吃比萨饼有一种基扬蒂相伴，是一种非常好的红酒，维卡总是非常喜欢这种酒。可显而易见，她的这位情侣的观念略为有些不同，要我会说这是一种乡下人的观念。得，好吧，还是说得轻一点儿吧：外省人的观点。
    酒吧里人很多，大厅里几乎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没有看见我。我没有特意躲起来，而是找了一张没人的桌子，要了杯咖啡，开始浏览刚买的书，时不时瞥一眼那对没有察觉我在场而正唧唧咕咕着的情人。
    真怪，在我眼里，维卡永远那么美丽。我并不是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小青年，我也知道，绝对美的标准是不存在的。维卡的美就只是对我而言，我不需要任何别的女人，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是男人都得把维卡当美人。但我喜欢她，这就够了，我此刻竭力用这位衣着华贵的美男子的眼光来看她，而这使我困惑了。他怎么会看上她呢？他看上她身上什么了？维卡绝不是什么美人，她的长相再普通不过，甚至有些平平常常，甚至就连女人迷人的岁月也未能给她增添一分姿色。四十多岁了……她已四十多岁了啊，当然，还不是老太婆，但要说青春魅力、豆蔻年华，那是根本谈不上的。面容倦怠，已经有了双下巴，背上“也开始有肉了”。他怎么会看上她。
    话说回来，这个问题是纯粹的修辞设问。改革归改革，问题则依然如故。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男人，我见过上千次了。一个外省来的土包子，一文不名，又没个能挣钱的职业，却想要呆在莫斯科，住上市中心的好房子，坐上外国牌子的小汽车。是啊，他又怎么能不向往这种生活呢，他想必早在童年时代就从电影和电视上，见识过这么美好的生活，憧憬过它，而从那以后，他会怀着憎厌走在故乡小城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或许连小城也不是，而是乡村，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行道，至于说热水、家用厕所和电话，迄今仍是无法兑现的幻想吧）。他用最后一块钱换了一身贵重的行头，动身去征服首都，确切地说，是去征服首都那些想念“漂亮人儿”的有钱的女人。赠花，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说些必说不可的话，努力在一切方面尽量符合市场的规范。您就瞧着吧，总有女人会上钧。
    而维卡就上钧了。我又瞥了她一眼，突然发现，她吃起东西来真不雅观，为什么我从前就没发现这一点呢？抑或这种吃相是最近才出现的？
    我很想离开酒吧，可又胆怯地留了下来，只要维卡在这里，受雇的杀手就不会来杀死我。一旦发生凶案，在场的人都会被扣留，人们开始调查，并且很快便会查明，酒吧的客人中，有一个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亲爱的妻子，而她却不知为什么，不是和我在一起，而是和一个根本无关的男人在一起，他们只需再向前迈一步，便会搞清，这男人是她的情人。下一步就该产生怀疑了，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想要摆脱已经生厌的丈夫。不，这么做不合适。维卡可不是傻瓜，而那位对手，应当说，也不是什么下三烂。
    那个“尊贵”的家伙从桌后站起来，走向通往卫生间的门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想撒尿，你瞧，啤酒喝多了不是？独自留在原地的维卡，急忙抓起手包，掏出粉盒，开始补妆。唉呀，我的天呐！看样子，她坐在那儿如坐针毡一般，担心脸色晦暗，却不敢当着他的面取出镜子整容。而他却是一个朴实的小伙子，想撒尿就去了卫生间……说走就走，毫不窘迫。我对自己的妻子太了解了，在这种场合下，她宁愿自己受罪，忍耐，就是去死，也无论如何不会去卫生间的。不知为何她把这当做不体面。而这又有什么不体面的呢？机体如常行使功能，这是自然法则。我甚至有点儿喜欢起她的这个情人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小伙子。而维卡一辈子都在抱怨自己皮下脂肪厚，却不愿意当着男人面补补妆。至于说向人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这就更不用说不可能了。小傻瓜……
    我突然想起我居然从未想过那两个死去的人……维佳和奥克桑娜。我如果不是将要死于阴谋家之手，或许我会难受的，或许我会绞尽脑汁思考，谁需要往维佳的车里放爆炸装置；我甚至可能会担惊受怕，怕这些人会干掉我的。可是，正如我偶然发现的那样，既然他们已经不再想以同样方式接近我，所以，无论是陌生的死亡，还是别人的生命，我已经不再对它有兴趣。
    够了，没必要总躲在维卡身后了。她即使如我刚才所发现的已经“发福”了，可她毕竟是个女人。必须离开这里。我的咖啡已经喝完了，而几米开外就是自己的妻子和她的情人，这更不会使我高兴的。只要维卡在身边，我就会活着，这当然是对的，但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在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里，总是躲在她裙子下面吧。说到裙子，过去我怎么没看她穿过这件裙子呢？是不是新买的？自然啦，所有女人，一旦有了情人，便会更新其服装，想让人喜欢，想给人以强烈印象。按她们的观点，丈夫喜不喜欢并不要紧，丈大已经是丈夫了，他能往哪儿跑啊，在丈夫面前，可以邋遢，脸上胡乱涂些化妆品，穿旧睡衣都无妨。天呐，近几年来我的变化多大呀！在我眼里，身穿家常睡衣的维卡是那么亲切，温暖怡人，她那涂了药和奶液的可爱的小脸令我动情：她竭尽全力与皮下脂肪斗争，为的是使自己漂亮。而此刻我却宁愿因为这种简陋而恨她。
    在向出口挤去时，我向他们的桌子投了最后一眼。那美男子已经解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重新开始美滋滋地端着杯子啜啤酒。而维卡在向他絮叨着什么。我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俩之间又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当然是在说上床的事了，在情绪高涨时尤其如此，可要知道一昼夜有二十四小时，他们总不能一直不停地做 愛吧。除做 愛以外他们总得有所交流吧。维卡博览群书，教养颇佳，感情细腻，而那位呢，却不过是一位来自外省的唐璜，一辈子读过的书可能只有一本半，其中一半是交通规则，另一半则是到最近的区中心的公共汽车时间表。
    驾车驶过特维尔街时，我看见横在马路上空的透明招贴《米莲-玛蒂那在克里姆林》的一部分，于是想起，我甚至没来得及看一眼这场音乐会的日期。一个月前，当我看到海报上写有她的名字时，我会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会立刻出发去打听什么时候在哪儿卖票的。许多年以前，米莲-玛蒂那曾是我和维卡青年时代仰慕的歌星，我们买了她的第一张唱片，为了能听一场她在大剧院里的演出，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我从报上得知，米莲-玛蒂那在她的日常经纪人死后，已经连续三年不出场了，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在经历了如此悲惨的间歇之后，我简直不可能不想再次聆听她的演唱。可如今向往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演唱会明天就举办，我反正也完全有可能活不到明天。明天……这词儿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我已经不再能理解和感觉到它了。我没有明天，有的只是我所活着的此时此刻。我只是暂时还活着而已。或许下一秒钟，我便会中止这一愚蠢而无意义的苦役了。
    无论这有多么奇怪，我回家的路上居然完全顺顺当当。我无精打采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一打量着当时我和维卡怀着爱心挑选的家具，始终为这一点而困惑，难道说可以为了它们而把我和她共同生活过的这些岁月忘掉或一笔勾销吗？要知道我们过得一直很好，几乎从未吵过架，我们是相爱的。或许我这只是在自欺吗？或许只是我在爱维卡，而她呢，充其量不过是能忍受我罢了，她一直期待着我能从一个毫无天赋的记者最终出息成一个能挣大钱、能为她提供无忧无虑生活的人而已。那有什么，应当承认的是，她等到了自己期盼的那一天。或许刚开始时她根本没想到我会挣这么多钱。最后这一年当中，我们积攒了足够的钱，足以让我们干脆连一分钟也不用工作而长期过幸福生活，尽管不奢华，但也足够生活到耄耋之年了。这些钱中的一部分，是为我的母亲准备的。她相对而言还不算老，说到底才六十七岁，心脏正常，因此，她以后的岁月绝不能说短，可她是个十足的疯子，根本不会一个人生活。必须或是把她送进医院，或是给她雇一个管吃管住的家庭服务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钱，而且不是个小数，可我应该这样做。关于此事，我和维卡曾多次商量过，我感到，对我的想法，她是理解和赞同的。可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事情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实际上，只要她一想到自己得跟这位可恶的婆婆，跟这位她为之丧失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婆婆分割财产，心早就会翻江倒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甚至就连通过法庭分割财产时，我得到的不是一半，而会是大部分，因为我还得赡养一位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这一点，她都想到了。而假如我死掉的话，她就不必跟什么人分割财产了。维卡无照顾我母亲的义务。
    我只要离开妻子，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就能救自己一命。小车、房子及房子里的一切和钱。那样她就不会碰我了，而会和那位外省人和和美美、经济上谐调一致地生活下去。可我呢，我该怎么生活呢？靠为什么生呢？或许我得回到发了疯的母亲身边去？她从早到晚为了任何事由或不需要任何事由，都会大喊大叫，因为她总觉得有一些神秘的声音，总在她耳边絮絮叨叨地说各种下流的事，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啦，什么外星人啦，而她总是自言自语，是不是就是在探讨这类重大问题呢？才不是呢。最好是把她立刻送往火葬场。和母亲在一起，我连两分钟也呆不住。可是，如果不回老房子，我又能到哪儿去住呢？能靠什么为生呢？维佳和奥克桑娜已经死了，我的节目再也捞不到钱了，因为只有他俩善于捞钱，所以，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和电视拜拜了。最晚不超过三四个星期，“素面朝天”就得寿终正寝了。重干记者这一行？行是行，可干这行所挣的钱，仅能使你不至于饿死在别人的篱笆下而已，而其余的花销又该到哪儿挣呢？况且，我连住处也没有。没有汽车，而一个记者如果没有汽车会十分可笑的。因为他什么都赶不上趟。到那时我又该对母亲怎么办呢，靠什么送她进医院或为她雇家庭服务员呢？要想活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可想，那就是去犯罪，这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为我弄到可观的收入，而用不了多久，我便会在监狱里长久而艰难地服刑。
    不，不分割财产而分手，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这，也正是我想选择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维卡回来了，而且，回得一点儿都不晚，大约是在我平常下班回到家前的半小时。她大约以为我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吧，可我，喏，你瞧，好一个大活人，穿着运动服，手捧一本书，仰躺在沙发上好不惬意。
    “你怎么这么早？”她惊奇地问。
    “这对你有什么不合适吗？”我以问代答道。
    “都合适。你能在家我很高兴。”
    她俯身吻我。她身上的啤酒味儿直冲我鼻子。我不禁皱起眉头。可从前我总是很喜欢自己妻子身上那种淡淡的酒精味儿。奇怪，我从前居然会喜欢这么令人厌恶的新鲜的酒气。
    “你喝酒了？”
    “就喝了点啤酒。”维卡瞥了一眼茶几，看见一沓今天我刚买的书，“你买了新书？”
    “你不是看见了么。”我冷冷地说。
    “你怎么不开心，萨沙？”她关切地问，“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一般的工作难题。累了。”
    “今天的节目怎么样？”
    “一般”
    我开始对她解释，说今天根本没播这个节目。为什么？要知道，实际上，她对节目播没播过根本不感兴趣，她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关切和充满爱意的妻子，说一些按规定由这个角色所说的对白罢了。她根本不需要听我絮絮叨叨讲述有关我工作中和非工作中的难题。她此刻即使不听这一套也够不轻松的了：刚跑出去跟情人约会，总是担心生怕遇见熟人，随后又急急忙忙跑回家，以便能比她雇的杀手不知为何总也干不掉的丈夫早一点到家。这不是生活，而是活受罪。
    “你买了条新裙子？”见她脱掉衣服往衣橱里挂，我问。
    “是啊，”维卡笑着转身对我说，“你喜欢吗？”
    “不。”
    “为什么？”
    “对你不合适。你穿上不好看，像一个胖大婶似的。你怎么想起买这么糟的东西？”
    “萨沙……”
    她的嘴在颤抖，泪水刹那间涌上了眼眶。
    “真的？对我真的不合适？”
    “不，我是开玩笑。”
    我又扎进书里，偷偷幸灾乐祸地暗笑着。此刻她肯定在想，自己是否真的买了很糟的东西，以致在那个野汉子面前显得像年老色衰的胖大婶了。至于我，反正不好受，但我还有发言权，就让维卡也多少不好受点吧。
    她默默把衣服挂回衣橱，转身进了厨房。而我很快就沉浸在书本中，片刻间居然忘情地读起书来，忘掉了一切，其中包括很快便将到来的死亡。
    “萨沙。”
    我把视线从书本上挪开，见维卡站在沙发旁边。
    “我留神听着呢，亲爱的。”我极其礼貌地说。
    “萨沙，你究竟怎么啦？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只有产房里的婴儿才可以被调换，没有人需要调换成年男人的。行行好，不要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看得出来，你在变。你变得凶狠而又枯燥了……”
    “怎么会呢。我和从前一样。是你变了，所以此刻才会把苍蝇说成是大象。你激动什么？就因为我不喜欢你的裙子？可那得怨你自己，怪不得我。这么愚蠢的玩意是你买的，又不是我买的。从前你可是从未给自己买过不适合你的东西，所以，没听我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说你一个四十岁的人啦，还把一条只适合二十岁小姑娘穿的裙子穿在自己身上，只能说明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你而不是我变了。你可不要把病人的帽子往好人头上戴。”
    “要我看，如果说有谁的脑袋生了病的话，那就是你。你是鬼迷心窍了吧？你身体不舒服？”
    “我身体好得很。至于说鬼，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如果你忘了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就请你读一读他吧。而且，有请你了，劳驾了，不要大白天喝什么酒精饮料，这样不好。”
    “好吧，”她简短地说，“能否也请你劳一小驾呢？”
    “可以。我在听着呐，亲爱的。”
    “找一下心理医生吧。据说，这种病可以遗传，我觉得你该关心一下自己大脑的状况了，显然，你的大脑不正常了。”
    她走出房间，恶狠狠地把门一甩。一段时间里，厨房里响起了了了当当的餐具声，随后，飘出一阵阵诱人食欲的肉炒洋葱的香味儿。维卡的这道菜做得非常之好，我又读了几页书。这时，电话铃响了。厨房里另有一个电话，所以，我没起身。让维卡去接电话吧，或许还是我们那位外省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维卡是怎么到的家，来不来得及在丈夫回来以前换上一副无辜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后，维卡又走进了屋子。
    “斯维塔-柳巴尔斯卡娅刚来过电话。”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一听这话，就会立刻洞悉此事的悲剧性，并撕扯自己的头发似的。
    “斯维塔说什么了？”我懒洋洋地问道，眼睛仍然望着书本，尽管我对斯维塔为什么来电话以及她说什么一清二楚。
    “你真的对维塔丽娅说你不参加他们的纪念会了？”
    “真的说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不去了？”
    “因为我不去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你也可以不去。我只是说我自己。”
    “怎么回事，萨沙？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你怎么，跟维塔丽娅扑嘴了？”
    “没有。我只不过是不想去罢了，这就是一切。”
    “为什么？”
    “因为不想。我不想听那些白痴侈谈我不感兴趣的事；我不想看到那个维塔利，一喝点儿酒，就伴着吉他以自己那公山羊似的嗓子，唱什么哭哭啼啼的旅游者歌；也看不惯他那位徐娘半老的老婆挨个儿向所有客人边抛媚眼，边嘿嘿嘿嘿笑个不停。我——不——想——去。你明白了吧？”
    “你怎么能这样？”维卡生气了，“维塔利唱得很好，你不是一直都喜欢吗？而斯维塔也压根不是什么半老徐娘，她是我们的同龄人，你这么怒气冲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从来就不喜欢听他唱歌。我之所以一直假装和忍受，恰恰是因为——正如你所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至于说到斯维塔，那么我劝你好好照照镜子，想想你是哪年出生的吧。你已经到了不再感到自己年轻，同时也不认为自己的同龄人年轻的时候了。”
    “维塔利很生你的气，斯维塔也很伤心。你不能这样，萨沙，”她责备道，“你干吗要得罪人呢？我们大家身上的缺点还少吗？应该学会容人，要不然你会发疯的，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有小的失误。是啊，维塔利不是什么维兹博尔，也不是什么谢尔盖-尼基丁，但他是个正派的好人，他和你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和斯维塔结婚就要满二十年了，你的拒绝会深深伤害他们的。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情况变了，你一定去，而你预定在周六晚上办，而由此你不得不拒绝的那件事，改期了。去吧，萨沙，起来打个电话去吧。”
    这一段炽热的话语，其潜台词我听得很清楚。她是想说，你不该注意我老了丑了，因为我是你妻子，和你已经过了这么些年了，而这一切是不能一笔勾销的，而你之所以欺负我，不过是因为你不喜欢我的那条裙子而已。好一个维克多丽娅-乌兰诺娃，嗬，好一个女演员！就好像一般说她会马上生我的气似的！至于我嘛，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进坟墓里了，冲我经常到墓地散步这一点，早就该对我实行严厉的谴责了，可她依然像跟一个她打算与之白头到老的活人那样跟我说话。好吧，年轻人，好吧，小姑娘，你总是那么聪明，那么细腻。话说回来，这话似乎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平静地翻着书说，“我星期六也不去柳巴尔斯基家。要去你一个人去。”
    “他们会生气的。”她严厉地说。
    “随便。”
    “什么——随便？”
    “只管让她们生气好了。”
    “你会失去朋友的。”
    “同样随便它好了。”
    “你不需要朋友？”
    “需要。但只是原则上需要。可以这么说。我只是不需要维塔利克-柳巴尔斯基和他那位蠢婆娘。他们只会穷折腾。他只会一味求我安排对他的车维修和年检，只会借钱或托人情。”
    “可要知道毕竟他也帮助过你。”她反驳道，可是，语气不十分坚决。
    “真的？”我从书上移开视线，好奇地盯着妻子说，“有意思，帮什么了？请举个例子。”
    她发火了，眼睛里冒火，嘴唇发白。
    “你怎么能这样！”她几乎哭喊道，“你难道就不害羞？难道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来评价朋友们吗？朋友就是朋友，对待朋友不能有任何算计。马上打电话，明天一早我和你去买礼物。”
    “没我你自己也能买礼物，”我又一头扎进书里，“我是不会去他家过什么纪念日的。就这么着。咱们到此为止。”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出去，随手把门轻轻合上，就好像我是个重病人，需要安静似的。好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但在我一生中，至少我是第一次在长达几乎一小时的过程中，让自己绝对真诚，并大声宣布了自己的想法，既无需以礼貌用语乔装打扮，也没有在想说“不”的时候说“是的”。
    访问私人侦探所用了娜斯佳和扎哈洛夫整整一天时间，莫斯科主干道上不知出了什么事，车堵得水泄不通，就连平常不堵车的地方也发生了堵塞，正常情况下只需不到40分钟的路，他们却用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在他巡访的三个公司中，他们所需要的人恰好是在最后一家公司里找到的。
    “是的，我们有这么一位顾客。”公司负责人，一个个头不高，有一把浓密的麦黄色胡髭和儿童般鲜艳红唇的金发男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有过。”娜斯佳纠正地道。
    那金发男子的眉峰挑了起来，但在他那张圆脸上，惊奇的表情很快就被理解的表情取代了。
    “这人出什么事了？”
    “她被杀死了。因此我认为您应当为我们提供一切必要信息，而不要一味坚持您这些信息的保密性及要求出示官方文件。您以前在警察局干过？”
    “是啊，”负责人笑了，“不然的话我会干私人侦探这行吗？压根儿我就想不到有这么个行当。倒也是，我在警察局时，刑侦组还没女的呢。”
    “您是不是想说，如今的警察局已经不是当年了，警察队伍肯定后继无人了，竟然连女的也给吸收进来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定变得比较民主了，”金发男子巧妙地说，“好吧，你们对什么感兴趣？”
    “一切，”娜斯佳一脸灿烂的笑容，“有关这位死者的一切，无论您能讲什么，我们都感兴趣。”
    “好吧，既是这样，”事务所负责人同样也以一脸灿烂的笑容回答道，“好在只需查一下登记簿，看我们是否有过这么一位女顾客就行。可管登记的是我们的另一位同事。”
    “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一般说，人们往往爱到哪儿去寻找所有的侦探呢？他们像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他们才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得完成任务。”
    “是啊，”娜斯佳笑了，“既然如此，尊敬的先生，我和您该怎么摆脱这一困境呢？”
    “您把自己的电话留下，一旦可能，让他自己给您回电话。”
    “他什么时候能回电话？”
    “喏，这我就不知道了，”金发男子摊开双手道，“大概等他回到这儿的时候吧。不会更早。”
    “可以理解。这么说，大约过两星期。他有BP机吗？”
    “没有。”他说道。他回答得极快，快得能令人立刻明白：他们有BP机，而且，那人此刻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或许可能就在旁边那间屋里。
    娜斯佳很快就正确地估量了情况，并对之做好了准备。这位私人侦探事务所的负责人如果不想失去营业执照的话，他应当极其小心才是。因此，在让刑侦组与此人直接联系前，他应当亲自检查一下，他们要的是什么信息，有没有，此外还有，上帝保佑，是什么刑事犯罪，对此，私人侦探已经知道，而他呢，则还没来得及不受法律约束地通报给应予通报的人。如果到底还是有犯罪，那就得把所有文件及其报表的副本——其最初的几份是给预约者看的——仔细整理一番，清除掉能引起注意的一切痕迹，并把同事狠狠训一顿，说他太愚蠢，在与国家侦探机构的代表会面以前给他以必要的指示。
    她飞快地瞥了扎哈洛夫一眼。
    “是啊，帕沙，”德米特里就在这时插话了，“情况是不太妙，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你居然会忘恩负义。你的事务所开办有几年了？”
    “几年？”金发男子嘿嘿笑道，“你怎么想起问这个。还不到一年，总共才十个月吧。”
    “啊哈。我想，顾客一定很多，得排大队吧。”
    “你问这什么意思？”负责人警觉起来。
    “没什么意思，问问而已。来的时候我看见，你的告示贴满了这个区的所有柱子，可还是没人根据这些广告来找你，我说得对不对？这事儿我懂。当需要找私人侦探时，任何人都不会找随机碰上的和根据告示找到的侦探，而会通过熟人找，以便能可靠一些。这我就要问问你啦，帕申卡，无论你在哪儿，也无论你依靠哪个财政界支持，如果我们这些你过去的同事和熟人朋友，不把顾客往你这儿打发，不向他们推荐你的公司的话，那会怎样？喂，你诚实地回答，要知道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正是我打发她找的你呀。”
    “你说什么呀，米佳，”金发男子慌了，“你怪我也没用。我能拒绝帮助吗？我只是想解释你所需要的人此刻不在这儿而已。什么时候到——着在上帝面上，他会恭恭敬敬地听命于您的。”
    “这就好，”扎哈洛夫满意地一点头，“那就劳驾你费点儿神，让你的人快点儿到。我和阿娜斯塔霞的这位死者可不简单，马马虎虎还算是国家杜马的议员了呢。”
    “真的？”帕沙半信半疑地反问道，“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我这不全告诉你了吗？总得先由你说，然后，你再问我吧。这么说，帕申卡，我们已经相互理解了？”
    金发男子已经全都正确理解了，所以，当娜斯佳回到彼得罗夫卡时，前厅里，一个长相讨人喜欢的自称是“格兰特”私人侦探事务所侦探的年轻人，已经在等着她了。
    当她办完事，去向局长汇报时，已经很晚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气咻咻地很紧张，虽然说起话来仍和往日一样平静，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睛却灼灼有神，而他那副他不时用牙咬的眼镜框，也像是随时都会嘁里喳啦折断一般。
    “你有什么事吗？”他简短地问道。
    “想报告一下戈托夫齐茨议员被杀案的事。”
    “说吧。”戈尔杰耶夫一点头说。
    “她已经看出丈夫有点不太正常。在家里被盗后他心情很慌乱。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了解情况。”
    “居然弄到这个地步了？她怀疑什么？”
    “这我还不知道。确切地说，她还没把这一点告诉给私家侦探。任务是这样的：要他监视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交往的所有人，要他尽量弄清楚，她的丈夫是否参与了罪恶勾当。可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也许她的确在检查她说的那些方面，也许是别的什么，可您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科洛布克咕哝道，“说吧。”
    “在签合约时她就被预先告知，根据事务所的规定，如果在执行顾客任务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的话，就必须把材料全部转送到法律保护机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完全同意这一条。她所提出的惟一条件是，这些材料或是由她亲手转交给我们，或是在‘格兰特’事务所侦探与警员交谈时，必须有她在场。”
    “这的确很有意思。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
    “万一突然发现她丈夫与某种坏事有牵联的话，她想与他拉开距离。她想要大家知道：她完全不知情，而当感到事情不妙时，是她第一个敲响了警钟，并且为弄清真相而雇了侦探。但她并不想对广大公众隐瞒这一真相。”
    “真有你的，”上校咕哝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她这位丈夫真有点背景，这么说，也许是他或他的帮手，嗅出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活动了，连忙封住了她的嘴。我记得，在帕莫琳娜-莫洛佐娃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么，那个私家侦探找到什么了吗？”
    “据他说没找到。他们根本还没来得及展开调查，总共只有十二个人，刚向顾客交了报价单。”
    “他们是不是在撒谎？”
    “这谁知道。或许是撒谎吧。总之，他们心里想什么，谁能看得清。可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些帮凶是从哪儿得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收集材料，并且找了私人侦探所的？我们只有两种推断，而这两种推断实质上是一个：或是‘格兰特’里有他们的内线，此人知道戈托夫奇茨与事务所签订了调查其丈夫交往圈的合约；或是某个有关者凑巧是个大笨蛋，他感到有人盯梢，惊慌了，于是，开始调查，是谁以及为什么，在他身后窥伺着他。于是，为了弄清这件事，还是得同‘格兰特’打交道。可以把这位知情人引出来，然后，盯他的‘梢’。了解一下他在‘格兰特’究竟是干什么的。但要了解与事务所订约的顾主的姓名，就只能找内部人员，找‘格兰特’里的人，您看呢？”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又不是小孩子，”戈尔杰耶夫阴郁地说，“你还有什么方案？”
    “尤拉-科罗特科夫善于和议员们打交道，让他本人向您报告吧。我今天还没见到过他。”
    “列斯尼科夫今天在于啥，我能知道吗？”
    娜斯佳知道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今天几乎什么工作都不干，因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生病的孩子身上了，所以，想找一个最圆滑的借口，可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等她回话，便走到窗前，一声不吭，又把眼镜框塞进嘴里咬。
    “必须干点什么，娜斯佳，”他最后终于说道，“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是哪方面的？”
    “你是怎么想的？一桩电视工作者被杀案尚未破获，又出现了议员的尸体，这两件事都不值一提，应当彻底忘掉吗？明天，理事会要举办新闻发布会，那些记者和我们的上司，又该唧唧喳喳地碍我们的事儿了，说我们办事不力。你自己也知道，对我们自己的上司，我倒并不怎么担心，可要知道他们没准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呀。必须准备好哪怕一个说法，可这说法就是找不到。我不想责备你，可要知道，对电视你根本就无可奈何。”
    “我来不及，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暗自承认他说得对，幽怨地说道。
    “大家全都来不及，”上校严厉地说，“可大家还都在干。你也要加把劲儿才成。可不要让我为难。”
    “为什么让你为难？”她没明白。
    “因为我看出，只要你在梅尔尼科夫手下工作，就不大自在。我不想推卸我的过失。当然，我可以安慰你的是，这对事业是很必要的，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合理，但你为此付出的太多。我的过错是这是我允许了的，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可我不能总是一味对你宽容。打起精神来吧，不要再心不在焉的了，该好好干活儿了。我的话听见了吗，娜斯塔霞？”
    “听见了。”娜斯佳低声道，“我会干好的。”
    她感到害羞，害羞得很。科洛布克说得对，她不可原谅地放松自己了，变得委靡不振，慢慢腾腾，总是在寻找各种借口，以便能不和任何人交往，看不见任何人。或许她该看看医生去了？显然，在这件事后她的神经出问题了。医生，她极有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分析医师。归根结底，为什么就不呢？这既有益又使人愉悦呀。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让我做做戈托夫奇茨丈夫的工作吧。”
    上校戴上眼镜，仔细端详着她。
    “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他给人的印象是丢了魂。很为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康而担心。他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把这当做是行将发疯的征兆。”
    “那以后呢？你是不是认为，他就是在发疯状态下杀死妻子的？”
    “不全是这样。精神病患者通常不会怀疑自己的健康。假使一个人开始怀疑，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他没病。但戈托夫奇茨也完全有可能杀死妻子，而此刻又在为把不可调和的事搀和在一块儿而准备充分的理由。别人谁都不可能，而他却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伪装精神失常者。他完全有可能极为内行地做这件事，而不必等到逮捕，等到对他进行嗣后的法庭心理检测时，而是从一开头，即从我和列斯尼科夫开始介入时起，就装疯的。”
    “那么私家侦探所呢？留待以后？”
    “那倒不必，我们来同时做这两件事吧。如果丈夫是因为妻子开始调查他的第二重生活而把她给杀死的，那么，这就可以纳入同一类案件中去。可如果他杀死她与她的侦探活动完全无关的话，那么，无论如何这事反正也得调查清楚的。当然啦，这样一来，花在‘格兰特’事务所上的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可不这样又不行，你说是吧？以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种工作，百分之九十五都不会有结果的。”
    “你的兴奋是不是有点儿病态，”戈尔杰耶夫不满地嘟囔道，“一会儿抱怨来不及调查电视人被杀案，一会儿又说要同时调查戈托夫齐茨和私家侦探。玩得转吗？”
    “不，”娜斯佳实实在在地笑了，说，“伊戈尔从一开始就对我说，他不喜欢戈托夫齐茨，而我却认为这不重要，我如今越来越认为我同样也不喜欢这个心理医生了。”
    “不管喜不喜欢……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吗？”
    “知道。‘睡吧，我的小美人儿’。”娜斯佳引用民间口头文学道。
    “是呀，”戈尔杰耶夫疾步在办公室来回踱起步来，然后，停在长写字台前坐着以便讨论的娜斯佳面前，浑圆的大肚子直冲着她，“现在我全明白了。你总是臆想出各种各样的小寓言，以便能调查电视人案。当然，探索戈托夫齐茨的内心，要比调查在电视演播室工作的财经机制愉快得多。我像父亲一般温柔地爱着你，但一切都有个限度。对你那位心理医师，你想怎么办都可以，但对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得有个了结了。明白吗？”
    “明白，”娜斯佳叹口气道，“看起来，这件凶杀案我是躲不开了。”
    “正是这样，”戈尔杰耶夫肯定道，“休想躲开。”
    “让我再次回到我们的计划上来。您确信谋杀是必要的？”
    “绝对必要。我对此一天比一天更确信。这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这却引起了警察局对我们这个对象的注意。您就不怕吗？”
    “我的天呐，如今谁还会害怕警察局呢？这简直太可笑了。其次，行动机制确切无疑会是这样的：由于缺乏逻辑关联，而会使他们困惑，从而做出完全不可思议的解释。您放心好了，警察局永远也对付不了这件案子。在任何甚至最顺利的条件之下，无论是我们的目标还是英勇的俄国警察局，都不可能把一个心理失衡的人和一具躺在他身边的死尸联系起来的。”
    “您的推理好不有趣！这怎么不可能呢，既然他们已经这么做了！他们已经讯问过他了，而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比别人都更近。”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啊。他们竭力想要找到关联，可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会绞尽脑汁，会发疯，和我们这位上校一样。他们永远找不到根本没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关联。我们的整条妙计就建立在这之上。”
    “我只能相信您了，但我之所以这样的惟一原因是，从前我们所有计策都成功地取得了效果。可您这次想出的这一招，却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要强调这个词儿——极大的。”
    “有我们从实施这一计划所应得到的钱那么大吗？”
    “我很欣赏您的幽默感和在如此紧急情况下仍能开玩笑的能力。目前我还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高兴，而且，我要再次提醒您一句，计划破产的责任将由您全部承担。由您个人负责。”
    “我的记性好得很，对我没必要重复第二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