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戈托夫齐茨的叙述，塔姬雅娜竟然丝毫不感到惊奇。跟她预料的差不多。经过这么多年的侦查工作，很难有什么事能令她惊奇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置即将死去的女人于不顾是因为怕牵连进丑闻之中，这会妨碍他的前程。这类情况她碰到过不下十几起。著名心理分析医师、科学博士戈托夫齐茨原来并不是什么体面人物，遇到复杂情况还得去请教更具专业水平的女助手，这类事也是随处可见。书出版了，作者却并不是名字印在封面上的人，这早已成了大家谈话的笑柄，就像看起来似乎是研究生准备的毕业论文，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由拿了高额报酬的教授或是副教授写的一样。每当遇到此类情景，她就会产生一种极端厌恶的情绪。就如同刚和螳螂打过持久战，结果一转身，这些可爱的昆虫们又出现在眼前一般。尽管让人讨厌，可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
    这件事里惟一让人惊奇、说它是奇怪也未尝不可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行凶的原因，破门撬锁仅仅是捎带而已。整件事都归结到一个名字上。是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重要性，让先是伊涅萨，然后又是戈托夫齐茨的家门被撬？
    塔姬雅娜陷入沉思之中，等她从思绪中清醒过来，发现已经快到家了。大门已经看见了，就在几十米远处。可想到即将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她就倍感苦恼。所有的人都告别了她。斯塔索夫陪他的女儿去了，伊拉奇卡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只剩下她形单影只一个人。没有人需要她，当然除了那些记者们，他们就像突然之间看到一块肥肉，正在计划着怎么去烹制它，好给读者们送上一道诱人的菜肴，还有流言蜚语和主观臆测做配菜。
    她决定不回家，暂时不回。美好的五月的黄昏，天还没完全黑，空气中飘散着的清新凉爽的气息沁人心脾，两旁的树木青翠欲滴。对孕妇来说，不光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也对身体有益。塔姬雅娜环顾四周，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长凳，两旁有两棵粗壮的橡树环抱。她就坐在了那里。
    这样一来，问题就在名字上。再把思路从头理一遍，罪犯需要某个名字，他们希望能在英娜的笔记里找到，结果没找着，因为伊涅萨给每个患者编了个名字。于是他们就走到她跟前，问她问题，总的来说，伊涅萨不着急回答他们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残酷地折磨她了。她最终告诉他们没有？第一种设想：说了。那他们干吗还去戈托夫齐茨家？第二种是：没说。她昏了过去，罪犯以为她死了，就开始在戈托夫齐茨的笔记里找那个令他们“朝思暮想”的名字。谁的名字会同时出现在伊涅萨和她的情人的笔记中呢？答案很明显：教授的一个病人。那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伊涅萨不说出它？为什么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守这个秘密？为了谁她会这样做呢？一定是为了一个她非常珍视的人，可所有的迹象都证明了她生活中这样的人只有戈托夫齐茨一个。不，这也不成立……
    塔姬雅娜的背后响起一阵马达声，她看见一辆汽车停在她家楼门口。从车里走出两个男人，一个年长一些，另一个还很年轻，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他们停在门口，抬起头，逐个看一扇扇窗户。年轻一些的那个一扭头看见了塔姬雅娜，对老一些的说了些什么。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就转身朝她走来。半路上两人似乎突然加快了脚步，脸上泛着铜茶壶般的光。
    “请问，您——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吗？”年轻的摄影师喘着气问。
    塔姬雅娜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们是不是在耍她？没等她回答，摄影师又抢先说：“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是专程来找您的，只知道楼号，不知道门牌号码，正打算一家一家打听，著名的女作家在哪儿，碰巧您……”
    “你们要干吗？”她冷冷地问。
    她现在没有丝毫兴趣跟记者打交道。再说经过最近两篇报道，她更没有这份心情了。
    “我们想采访您。”年轻的直率地说道。
    可是年纪大些的小心地拉了拉他的肩膀，把他推到一边。
    “您别生气，塔姬雅娜-格里高里耶芙娜，”他温和地说，“我们不想打搅您一人独处。我知道，在您的位置上，您非常渴望安宁和平静，因此我们的出现可能会引起您的不快。不过我希望您能明白：我们为针对您的蜂拥而至的攻击忿忿不平。我们想刊登与他们完全对立的文章，为您恢复名誉。”
    “不要再把事态扩大化，”塔姬雅娜冷冰冰地回答，“不就是两篇吗，干吗说是源源不断的攻击，我不需要正名。”
    “怎么是两篇？”记者倍感惊奇，“至少有七八篇。这不，都在这儿，我专程把它们带来，就是希望问您一些问题，给您创造回击所有谣言的机会。”
    “八篇？”塔姬雅娜又问了一遍，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上面都写些什么？”
    “您真的不知道？”年轻的摄影师不相信，“全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事。”
    年长的记者从肩上取下包，递给塔姬雅娜一个书夹。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是的。”她点点头。
    “接受采访吗？”
    “不知道。等我看完这些，再决定。你们先散会步。”她仍用那种赶传讯人时说“在走廊里等着”的口气对他们说话。
    记者和摄影师听话地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开始小声讨论。塔姬雅娜打开书夹，开始阅读标题被做上黄色记号的文章。每读一段，她就愈发感到莫名其妙和委屈。
    “托米林娜的书——是对西方模式的拙劣模仿。例如著名的《日古利》就是模仿《费亚特》写的……”可她从来没去模仿过任何人呀，她写她所感觉到的、所想到的。她所有的书都是关于俄罗斯、关于今天的生活，写的都是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们，并且试图去解决纯俄罗斯生活中的问题。这跟西方有什么关系？
    “托米林娜女士出书像烤饼一样快，这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只能让人想到有一大批文学奴隶受她派遣。这就难怪冠以她之名的书竟然风格迥异。什么奴隶？这篇文章的作者想说些什么？所有的书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句号都是她亲笔完成的。许多人可以为她做证，就说伊拉吧，她可是亲眼看见塔姬雅娜创作自己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至于说到风格，塔姬雅娜在写作时总是力求以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去写，以避免重复。她的书有的是节奏缓慢，发人深省，充满逻辑思维的，有的则是颇具动感，情节紧张残酷的，还有的是神秘而恐怖的。总之不能老写一样的东西，那样的话，连她自己都觉得枯燥无味。同样也不能将各种不同类型的犯罪和问题写成一种风格，可是这竟成为那些人污蔑她利用别人的劳动和才智的口实，他们认为她抢了别人的光，她根本不配赢得这些荣誉，因为她的文章写得是如此的糟糕。”
    “也许，很快我们就要同闻名遐迤的侦探小说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说再见了。她的作品一本比一本没水平，一本比一本枯燥无味，她那本来就不很高的天赋正在逐渐枯竭。如果说她前期的书我们还有一口气读完的愿望的话，那么拿起她的新中篇，我们则不得不在一页页晦涩难懂的语句中穿行，最后终于在二十多页就放弃阅读这毫无成效的劳动，无丝毫兴趣探究凶手是谁。”天哪！难道这是真的吗？可谁也没跟她提起过……每本手稿必读的伊拉没说过，斯塔索夫没说过，就是娜斯佳-卡敏斯卡娅读了她所有的书（这一点她清楚地知道）也只字未提过。可能，他们是顾忌她的面子？不过出版社也从未对她提过诸如该加强哪条主线啦，该删除什么，或是添点什么啦之类的要求。这就说明，她的书还是一如既往地畅销，得到读者喜爱的。那这是怎么回事？仅仅是不对某些记者和读者的口味？也许，是这样的。
    不过，有可能记者是对的。她确实已文思枯竭了。“本来就不很高的”才能已被消耗殆尽，她的书也越来越差。
    “还会有人继续驻足在摆满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毫无档次可言的文学书书摊旁吗？高尚艺术被遗忘，我们的同胞正在被用拙劣的语言所描写的没完没了的无病呻吟，杀人犯，死尸以及血腥审判所毒害。话又说回来，这也无可厚非。这些新兴作家们拿了那么高的报酬，他们只能将一篇篇新作向我们抛掷而来。流行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传，就她的那些水平极低的书，每本还能拿到五万美金呢！有谁会拒绝金钱呢？”
    她合上了书夹，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她感觉一阵恶心。
    “看完了？”就在她身旁传来记者悦耳的低音，不知不觉中他已走近了她，“怎么样，我们谈谈采访的事？我是想收集所有的材料，将这些谣言批驳得体无完肤。向人们展示一个风趣的、性格鲜明的、才华横溢的您。”
    塔姬雅娜缓慢地将视线移向他，摇了摇头。
    “我不接受采访。”
    “为什么？难道您喜欢刚才读的东西？”
    “很自然，我不喜欢它们，我还是个正常人。”
    “那您为什么要拒绝我们？您现在有机会回击，反驳，为自己恢复名誉。”记者坚持己见。
    “我不接受采访。”塔姬雅娜又重复了一遍。
    记者沉默了片刻，然后在塔姬雅娜身边坐了下来。塔姬雅娜朝旁边挪了挪，一个陌生人离她这么近令她感到很不快。
    “塔姬雅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您听我说，”他又开始说，“我读了您写的所有的书，是您忠实的崇拜者。当我看见您的书被称之为拙劣品时，我将之视为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您能理解吗？不是您，书的作者，而是它的读者。因为我喜欢它们，我认为，它们写得非常棒，可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甚至连见都没见过的人，站出来指责我品位低下，毫无修养。您试着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您的书在市场上非常畅销，这无可置疑地说明，我们，您的读者们，有千千万。而那些写这些东西的人，”他点了下头，示意是她腿上放的书夹，“大笔一挥就给全盘否定了。他们指责您，贬低您，仅仅因为他们个人对您的书不感兴趣。您别将这事放在心上，那些记者只是个别的，而我们——则是整整一个大军。我代表这个大军请求对您进行采访，希望您能站出来，替我们辩护。”
    “如果你们真像您说的那么多，那么你们自己就可以替自己辩护，”她回答说，“而我只是顺便而已。不过我倒觉得，是你们错误地分析了现在的形势。如果一个人被说成是没有才华，他不能也不应该为自己辩护。可以辩白的只能是自己的清白、声誉，而不是能力。要是有人为此而争取，以期获得有才能的评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十分可笑。一个同不喜欢自己作品的人战斗的人是不值得人们尊敬的。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没偷别人的钱，而被污蔑成贼，那他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因为他对自己究竟是不是贼很清楚。可如果有人说某个作家水平低下，毫无才能可言，那他能做些什么呢？向人们证明，他写得很好，他有水平？这样一来，他就真错了，他正中了批评家们的下怀。到时人们又会怎么看他？”
    “您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记者低声说道，“我不明白，您是怎么在这个现实中生存的？您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书，在你身上有着这么伟大的人格，可同时你又是如此脆弱，甚至连自卫能力都没有。我很想帮助您。您，大概很孤独吧？”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天才总是生活在孤独之中。他们只需与自己的影子和上帝为伴，而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总是要求他们为日常琐碎的事操心，给他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自己现在也觉得要求您接受采访是一件愚蠢而又没有分寸的事。让您烦心了吧？”
    “因为什么？为那些文章？是的，很烦心。不过同情我您大可不必。祝一切顺利。”
    她费力地从长椅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朝大门走去。
    她又将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进晚餐了。忧郁使她心里感到憋闷。塔姬雅娜感到自已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心里非常委屈。打开冰箱她才明白，自己什么也吃不下。裹上毯子，面朝墙躺在软绵绵的皮沙发里。
    “托米林娜又去找心理分析医师戈托夫齐茨了。可能，他将同她定期会面。这说明，她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让我们预测一下，事态将如何发展？”
    “太好了！一切将有条不紊地进行。她感到孤独无助，她已经灰心丧气了，以至于都不想为重塑自己的形象作出努力。知道吗，有一些人，轻易就相信了针对自己的任何批评。托米林娜一定属于这种人。依照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心理肖像，我们设计了故事的发展方向，于是她就给了我们满意的结果。今天托米林娜拒绝帮助，是因为她已经适应了身边总有人帮助支持的生活。她——怎么说还是个家庭型的人，如果您理解我说的是什么的话。她一直都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不是丈夫就是女亲戚，她很重视家庭，不适应孤独的生活。这几天，她就会明白过来，她迷失了方向。身边没有亲近的人，谁也不会帮助她。到那时，她就会接受我们给她的帮助了。”
    门开了，塔姬雅娜想，是斯塔索夫回来了。才11点半，伊拉约会回来一般都比这晚。可这回她没猜对，回来的正是伊拉。
    “这么早？”塔姬雅娜奇怪地问，“可别告诉我，你对你的银行家失望了。”
    就是这一次她仍能克制自己的痛苦和糟糕的心情，坐下来，继续在电脑旁写她的书，没留意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今天特别顺，一行行文字按她的意愿跃然纸上，写起来也很轻松，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上下跳动，塔姬雅娜又体会到了那种清楚地知道下面该写些什么时的喜悦和兴奋的感觉。词句仿佛浑然天成，既准确无误，又形象生动。她甚至深感遗憾，她的创作孤独被打破了，她完全还可以不间断地再工作几个小时。
    隔着房间她都能听见伊拉脱衣服的声音。打开衣柜门的响声，碰着塑料衣钧的声音，以及首饰扔在梳妆台上发出的叮当声，全都听得一清二楚。女亲戚今天异常沉默，这可真叫人担心。
    “伊拉，发生了什么事？”塔姬雅娜喊道，“怎么心情这么差？”
    伊拉走出房间，已经换上了一件淡紫色的宽松罩衫，半露出被遮住的迷人的美腿，苍白的脸上深色的大眼睛里的目光怒不可遏，嘴唇紧闭。
    “你的丈夫上哪儿去了？”她严厉地问。
    “在莉丽娅那里。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干吗那么正经八百的，为什么要说‘你的丈夫’，不叫弗拉吉克？”
    “因为所以。你确信，他在莉丽娅那儿？”
    “当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昨天呢？也在莉丽娅那儿？”
    “也在。拜托你把话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凶？”
    “因为你的丈夫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你，”伊拉用由于愤慨而变得尖细的声音宣布，“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儿，可昨天他是和他的玛格丽特在餐厅里如意快活，根本不是在安慰他号啕大哭的孩子。”
    “你从哪儿得知这事的？你看见他了？”
    “让我看见还了得！”伊拉“哼”了一声，“要是我看见了，我不当场在餐厅里把他眼睛抠出来才怪！是安德烈看见的，不是我。”
    “安德烈？”塔姬雅娜重复了一遍，“这是你的未婚夫，对吗？”
    “是。当时他正需要去趟金龙餐厅，就两三分钟，跟别人见个面，取个文件。我在车里等他，他进去了。果真过五分钟之后拿着个文件夹出来了。今天他问我：‘那个赶你回家的真是你亲戚的丈夫吗？’我说：‘是的，是丈夫。’然后他就说：‘这个丈夫可真怪，说我品行不端正，自己却深夜不回家，跟别的女人在餐厅里一坐半宿。’我问他，那女人长什么样，他给我形容了一番。就是玛格丽特，一点没错。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拿莉丽娅作掩护，自己却……地地道道的败类、渣滓！”
    塔姬雅娜一声不响地盯着计算机屏幕，尽力去弄明白，上面写些什么。却怎么也不明白。每个字母似乎都是孤立存在的，词和词的意思之间似乎毫无联系。
    斯塔索夫……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她没发现他有一丝想回去找前妻的迹象。他们俩认识时，他已经离婚了，所以不能说是塔姬雅娜拆散了他的家庭，可现在他心中又涌动了对前妻的……一切都变样了。
    玛格丽特-米简采娃。在跟斯塔索夫还是夫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在电影界她被归为头号美人之列。也许，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儿？他已经厌倦了肥胖的、行动不便、自怀孕起就没化过妆的妻子。塔姬雅娜的孕期反应很严重，从四个月起大夫就严禁他们过夫妻生活。可斯塔索夫——一个四十岁的健康的男人，他有正常的、自然的性欲。这样说来，他去找前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不说话？”伊拉生气地说，“你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吗？”
    塔姬雅娜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瞥了她一眼。
    “什么措施，你给我举个例子？你是不是想让我检查一下，斯塔索夫现在在不在莉丽娅那里？”
    “那也未尝不可。”
    “根本没法检查。他有手机，他在哪儿都能接到我的电话。”
    “往玛格丽特家打电话，”伊拉坚持，“你又有她的号码。”
    “何必呢？就算我打，我也只能给我的丈夫打，而不是他的前妻。让我平静一会儿，伊拉奇卡。”
    “你还能平静得下来？”她愤怒至极，“当务之急是应该做点什么。不能就这样撂下不管。”
    “可以，”塔姬雅娜深深吸了口气，“也需要平静。如果他今天需要丽塔胜过我的话，那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好了，伊丽莎，到此为止吧。你还是给我讲讲，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吵嘴了？”
    “没，就是为斯塔索夫这事。安德烈一给我讲，说他看见他在餐厅里，你不知道我当时那个气呀……整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哪还有心思玩啊！”
    “傻丫头，”塔姬雅娜无力地笑了笑，“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了，别再神经质了。去睡觉吧。明天又将是恋爱日，对不？”
    “不，明天中断一上午。他有一大堆事要办，我就纳闷，他从哪儿找出那么多时间陪我的？塔尼娅，你就一点不伤心？”
    “伤心，”塔姬雅娜面色平静地承认，“可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就应该到此为止。睡吧，我还要再工作一会。”
    “我要是你，也去睡觉，”伊拉奇卡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劝慰她，“凭什么要让他看着你在等他。就是因为他看见，不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你都在等他，他才产生你离了他活不了的念头。你就根本不等他，做出一副对他无所谓的样子，他才会清醒过来。”
    “小孩子的游戏，伊拉，”塔姬雅娜不满意地皱起眉，“这种游戏我早就不玩了。”
    伊拉奇卡不满地抖了抖肩膀，去厨房检查冰箱去了。片刻，传来她生气的喊声：“你又是什么也没吃！塔尼娅，这怎么可以？我这边尽最大力气给你准备，食物都买最新鲜的，像个傻子似的站在炉子旁精心做，你那边干脆什么也不吃，敢情我这是白费力气。你不感到害臊吗？你就是不替自己想，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
    “你让我清净一会不行吗？”塔姬雅娜猛喊道，“别惹我！”
    说完她就为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后悔了，可为时已晚。厨房里传出抽噎声，很快变为号啕大哭。塔姬雅娜就这样坐在电脑旁，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一切都崩溃了。斯塔索夫远离了她。对这一点她是应该预料到的，经常会出现夫妇因为孩子破镜重圆的情况。伊拉正和他的新情人打得火热，正打算结婚。有一个银行家的老公，明摆着她是不会再住在这里，和塔姬雅娜住在一起。写作事业又遇到了阻碍。也许还是那些记者说得对，她的的确确无能，搞不清她的书怎么会出现在大小书摊上的？她现在还剩下什么？生孩子，在陌生的城市里抚养孩子，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完全也有可能是没有丈夫。要是伊拉奇卡不在身边，那她就根本别存有过完哺乳期再去上班的念头。只好休假三年，守着孩子，把自己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一切都崩溃了，崩溃了……
    她太想工作了，太想写书、太想生活在自己爱的和爱自己的人的包围之中了。可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她干吗要听斯塔索夫的，搬到莫斯科来？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彼得堡的房子已经卖了。再说也不愿意再去重新找工作，这不等于承认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吗？只能咬牙认了。
    下午那个记者说什么来着？说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崇拜者有成千上万？还说他们喜欢她写的东西，看到报纸上的批评文章，他们感到被深深地侮辱了。成千上万……即使说不上是朋友，却也是与她的命运不无联系的人们。是一些爱着她、盼着她写出新书的人。难道她能欺骗他们吗？不，不能。她还要写自己的书并且通过书与他们、与她的读者交谈。她要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痛苦和孤独，自己的伤心和快乐。他们会耐心倾听她的诉说。记者还说什么？说搞创作的人一定是孤独的？这样说来，那她是没什么才华，因为只要还有人读她的书，她就不会孤独，这些人理解她现在是多么地难，即使书不够理想，他们也会原谅她的。每个从事创作的人都会有力作和稍逊色一些的作品，这是生活的自然进程。绝对同等水平的创作是不存在的。因为创作者和其他人也没什么区别，要真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赋稍高一些，再就没什么不同了。他们也有疾病，有痛苦，有欢乐，他们也有精力旺盛和郁悒不振的时候。她，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将通过书同读者交谈，告诉他们一切，他们是会理解的。其实，朋友也不过如此。谁说她孤独？她有着千千万万的朋友。千千万万。只要去尊重他们，爱他们，他们就不会为难她的。
    塔姬雅娜从桌旁站了起来，坚定地朝厨房走去，伊拉正在那儿掩面痛哭。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我没打算惹你伤心。不哭了，一切都好了。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嘛。你就快结婚了，我们应该为此高兴。邀请你的未婚夫来家里做客，我想看看，把你交到什么样的人手里。”
    伊拉奇卡抬起哭肿的脸，脸上还残留着红色的斑斑点点。
    “你冲我吼什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又没惹你，我尽量去关心你，可你……”
    “好了，好了。我的好亲戚。我已经赔礼道歉了。你应该体谅我，怀孕的人容易情绪激动。”
    塔姬雅娜在她旁边坐下，温柔地搂着她。伊拉奇卡还在发抖，只是不再哭了。噘着嘴，绷着脸，头偏向一边。
    “伊拉奇卡！”塔姬雅娜开玩笑地咯吱她的脖弯，“不许生气了，马上笑！你应该跟我学，丈夫背叛了我，记者憎恨我，对我大骂，我照样朝气蓬勃，快快乐乐，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怎么会什么也没发生呢？”伊拉奇卡嗫嚅道，眼睛还是看着别处。
    “事实上，就是什么也没发生。我办了那么多年案，什么痛苦和死亡没见过，这点事简直就不算事。你记住，我的小姑娘：只有亲人患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或是去世才算得上痛苦。因为这是无法弥补的事。而其余的，只能说是或轻或重的郁闷与麻烦罢了。这样的事怎么说都能解决。没有出路的事就是不存在。这不，我对你吼了，你刚才也哭了，好像很痛苦。这是什么痛苦？充其量不过是小小的争执罢了。我道了歉，你原谅我了，这个事情就完了。没必要再在这上面消耗神经细胞了。”
    伊拉终于转向了她，一头扑进塔姬雅娜温软的怀里。
    “事情到你那儿怎么就那么简单，”她深吸一口气，“我就做不到。”
    “趁我还活着，赶紧学，”塔姬雅娜打趣地说，“我们还是吃晚饭吧，我想吃点东西。”
    伊拉从小沙发上一跃而起，在炉子旁忙活起来。塔姬雅娜微笑地看着她，继续构思新书的下一个情节。
    《素面朝天》节目组工作人员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被杀案侦破工作陷入僵局。自从知道节目是靠敲诈得来的钱播出的以后，所有被请到现场来的客人及与之有联系的人都被定为怀疑对象。可是客人那么多，每年都有两百五十个，即使所有人的姓名都知道，要调查所有的人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只好把乌兰诺夫钓出来了。”侦查官深吸一口气决定，“尽管我十分不情愿这样做。我无法强迫人们给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是我的无能所致，说明我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弄到所需的证据。没办法，没有乌兰诺夫我们无从知道，钱是从哪儿来，而审问所有的人——非我力所能及。”
    “让我去问他，请给我委托书。”娜斯佳自荐。
    “怎么，嫌自己的事少啊？”侦查官冷笑地问，“急着去战斗？”
    “我正好有事要跟乌兰诺夫谈，顺便问问这事。”
    “去吧。”他同意了。
    这次娜斯佳没采取任何折中的见面方式，诸如“半路上见或是您看怎么方便就怎么办吧”，而是用一种强硬的口吻请求乌兰诺夫来彼得罗夫卡街。她为会谈作了精心准备，数次重新研究了谈话计划，并做了几次改动，最后敲定了所有必须要问的问题。
    乌兰诺夫迟到了40分钟，不过娜斯佳决定作出一副对此并不在意的样子。再一次令她惊奇的是，一个人居然能变化那么大。前不久，她办公室里坐着改变得简直让人认不出来的维克多利娅-乌兰诺娃。现在是她的丈夫，（或者说是以前的？）同样是改头换面。以往因压抑或是总是陷于个人沉思当中而引起的孤僻消失得无影无踪。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热爱生活、对自己充满信心、满怀乐观主义朝前看的人，这个人对生活满意之极。
    “是离婚让您变化这么大吗？”她对此很感兴趣。
    “离婚？”不知为什么他又问一遍，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哦，是的，当然。您从哪儿得知我离婚的？”
    “怎么，这难道还是秘密吗？”她很奇怪，“顺便说一句，如果您能说出您未来妻子的名字，我将对您感激备至。”
    他高傲地微微抬起眉，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犹豫。“凭什么？这是我的私事。”
    “您错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您的同事以及制片公司中展开了全面调查。查清了每个人的性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您对婚外恋持严肃态度的。我想知道，您如何解释此事。”
    “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解释的，”他冷冷地表示，“我跟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没人知道也不足为奇。这种事总不至于四处宣扬吧？”
    “这次您又错了，”娜斯佳不紧不慢地反驳他，“每个处在这种情形下的人都以为没人知道他跟情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而且也没有人会跟他提起。通过许多细小的事就可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婚外恋，没有人是瞎子，这一点我请您相信。可据我们所知，电视台里与您共过事的人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样一来，我只好得出结论，是您格外小心地保守这段罗曼史的秘密。现在您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如果让您破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其余材料均手中在握，惟有一个配角还未粉墨登场。您会对他感兴趣吗？”
    “我不会处在您的位置上，”乌兰诺夫毫无表情地说，“我现在自我感觉良好。破案是您的事，不是我的。别试图把自己的问题加到我头上。”
    “这不是我的问题，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恰恰是您的问题。您知道，查清这位女士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派两个人跟踪您，两三天就都真相大白了。倒是您坚持不愿意提她的名字引起我的警惕。我就开始想，是不是她与您同事被杀案有什么联系。您可以试着反驳我。”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愤怒地说，“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有，而且您若始终一言不发的话，我这种想法也挥之不去。”
    她的下句话已经到了嘴边，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戈尔杰耶夫。
    “娜斯塔霞，你一个人吗？”
    “不是。”
    “出来一下行吗？”
    “现在不想出来。”
    “去你那儿方便吗？”
    “当然。”
    “伊戈尔现在拿张表格去找你，有两个数据要填一下。很急，头儿催着呢。行吗？”
    “当然，”又是简短的回答，“让他来吧。”
    她说话这会儿，乌兰诺夫已松弛下来。他没感到丝毫危险，甚至连她电话里说什么都没兴趣听。也许，他真跟这件案子无关？娜斯佳太了解他的这种冷冰冰无所谓的态度了，这是那些高傲的、武断地认为别人都比他笨的人惯有的举止，这倒不是表现他仇视的态度。乌兰诺夫确实没感到一丝危险，他既不神经紧张，也没有不自然。看来，她在他身上白白浪费了时间。况且，还有侦查任务，应当弄清被安德烈耶夫敲诈钱的人名，划定怀疑范围。
    列斯尼科夫很快出现在她面前。乌兰诺夫安详地笑看着走进来的人。
    我看到他立刻呆住了。幸好我坐在椅子上，而不是站着，不然我会摔倒的。这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也被传讯了，他们想从我这儿问出我假想出来的妻子的名字，当然会想到调查维卡的隐私。瞧，她的野汉子被弄出来了。
    从门洞窥看到这个仪表堂堂的帅哥匀称的身形，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但是很快第二个想法就把我带入了死胡同。
    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递给卡敏斯卡娅几张纸？她打开保险柜，拿出公文夹，翻了翻，然后放在桌上。用指甲画着一行字，找到六位数写在拿来的纸上。又翻了翻文件夹，添上几个数字。美男子道了谢，走出房间。难道我错了吗？维卡的情夫根本就不是到首都找谋美差的乡下佬，而是刑侦处的警察？但是谁又说过乡下佬不能在刑侦处工作，弄个好位置呢？
    我不满意这种解释，我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维卡既有警察情夫，同时又和一个杀手有联系？这也太大意了。维卡从不会这么做的。警察要知道内情呢？那他就算不上是个警察，而只是个两面派，一个没有道德的家伙。他不配在这儿工作。老天，这关我什么事。让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想怎么对付对手就怎么对付吧。但我最终没忍住。
    “他是谁？”我问卡敏斯卡娅。
    “我同事。怎么，你认识他？”
    “不。但是我觉得他与我妻子有染。和我过去的妻子。”我马上更正道。
    “这不可能，”她平静地说，“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很爱她的妻子。您搞错了，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
    “不，这次我绝没错。我很有把握。他的确跟我妻子维克多丽娅调过情。”我笑出声来。
    我说了一些蠢话，不可扼止。我痉挛地想把这件事搞清。他结婚了？那他出于什么目的要维卡的房子和钱？他要来干什么？买时髦服装？他不会告诉妻子衣服哪儿来的，也就是说，他不能穿它；车，他也不能买：税检部门很快会知道。他就得交待从哪儿弄来的钱，他与维卡的关系立刻会曝光。最大的可能是他准备和妻子离婚，辞去警察的职务。这还说得通。
    “伊戈尔只和维克托丽娅见过一次面，”她说，“他详细询问了你的个人情况，还有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她没同你说吗？”
    “没有，”我惊慌地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她重新打开保险柜，拿出另一本文件夹，抽出一张纸，把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读给我听。就是在我们喜欢的咖啡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她和情夫在一起。这算什么，我并没见到她真正的情夫。真想瞧瞧她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大的牺牲。
    “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们谈正事吧。我需要一张参与节目赚钱人的准确名单。”
    我心里发慌。她从哪儿知道的呢？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会很蠢。既然她说出来那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很难说，”我闪烁其词道，“维克托从不给我们讲这些。只是每月一次把钱装在信封里分发给我们。我们也没问过他这是谁的钱。他是不会讲的。”
    从她脸上我看得出来她不信任我。就让她怀疑吧，反正她无法证实我在撒谎。当然我清楚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承认这点与承认我直接参与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好。
    “听我说，前不久您妻子到我这儿来过。她很不安。她觉得报界出现的那伙反对你的人，是出钱播放节目的人所操纵的。她想找到这些人，让他们别再干了。也就是说，她想把钱退还给他们，让他们别再打扰你，别弄糟你的电视主持人的工作。您，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应当搞清：如果她这样去做，那么就会，形象地说，光头赤脚，片瓦无存。她很坚决、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准备变卖所有财产，包括房子，为了还清账。就我个人来看，这些家伙参与谋杀了您的同事。我会抓到他们的。如果您配合我，我很快会做到这点；如果您仍像先前一样保持缄默，我们不得不依序调查您的节目邀请的所有客人，这将花费很多时间。而当我们为这份假名单伤透脑筋时，维克多丽娅-安德烈耶娜会找到他们和他们清账。您离开她，组建了新家庭，而她却一无所有，只剩下拯救您的愿望。我的话说完了，乌兰诺夫先生。现在我想听听您怎么说。”
    “这是谎话！”
    我脱口而出。我说出的正是我的想法，也许我不应当这么说，但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一切都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弄明白实际情况。我丧失了判断能力。
    “什么？谎话！”卡敏斯卡娅彬彬有礼道，“您认为我在骗您吗？”
    “不，是维卡在骗您。这一切根本不可能。”
    “那她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为什么她要到这儿来欺骗我？请您给我详细地解释一下，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
    到底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半小时前我还心情愉快，头脑清醒，现在却全颠倒过来。
    “您是说，她准备拿出所有钱，甚至连房子都卖掉吗？”
    “是的，维克多丽娅是这样说的。”
    “可是为什么？我要同她离婚，她为什么还要挽救我？依我看，这很蠢。”
    我耸了耸肩，以示对维卡极其荒谬行为的抗议。
    “她爱您。她很不愿说出这一点。但她明白，如果不讲出自己行为的动机，我也同您一样不会相信她的。她非常爱您，她很在乎您，不想与您分离。”
    “她真的这么说的？”我呆呆地问道。
    “是的，她是这么说的。那么，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您想让被您抛弃却仍旧爱您的女人身无分文吗？亦或是您还有一些男人味？”
    突然我相信了这个坐在我对面，手上夹着雪茄的相貌平平的女人。她明亮的眼睛盯着我，我心慌意乱。我信任她，可是我却尽力反驳。
    “维卡骗了您，”我说，“她有情夫，她非常高兴我同她分手。”
    “她没有情夫，她根本没有情夫，”她平静地说，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仍看着我的脸，嘴唇翁动着，“我们即使很蹩脚，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总还算是专干这行的。我们调查了您妻子，因为不排除她与勒索来的钱有关。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除了您之外，她没有第二个男人。”
    “这不可能。”我喃喃道。
    “为什么？为什么您如此肯定维克多丽娅背叛了您？谁跟您说过这个？”
    谁跟我说过？是的，是有人同我讲过。所有人都说过。可是我却一直沉默着，因为首先我不想死，又不想送维卡去坐牢。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情发生在维佳和奥克桑娜被谋杀后我第一次来到彼得罗夫卡那天。当时他们传讯了我很长时间，我出来时早已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走两步，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就追上了我。
    “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能撵上您太好了。要再过一会儿，我们就碰不到了。”
    我困惑地望着他，试图记起他是谁，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他做了自我介绍，自称是东北区某个刑侦处的大尉。我当时就把他的姓名忘得一干二净。
    “我听说您今天在彼得罗夫卡，”他飞快地说着，“就特意赶来和您聊聊。既然您办完事了，就不必再回去了。我们就在这儿说，您不反对吧？”
    我同意了。我疲倦得要死，神经紧张过度，只想尽快回家。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曾经对一个血债累累的雇佣杀手展开了搜捕，得知他有所警觉并携带着枪，我们因此花费了一些时间跟踪他，遗憾的是，出乎意料，在追捕时他被打死了，没能活捉。但是在他身上发现一张名单。我们认为，名单所列的是新雇主。”
    他停下来，瞧着我，好像想确定一下我是否明白他讲的话。我点点头，示意他接着说下去，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讲这些。
    “我们跟踪他时，发现他同各种各样的人有过接触，其中包括您的妻子。您知道很难区分偶然接触和预定的会面，假如这次约见真的是偶然的话。您懂我说的吗？比如说，一个人走到街边卖报亭，买了两份《莫斯科区委报》。为什么买两份？这是暗号，还是他买两份报只不过是替同事捎一份？您妻子走到我们跟踪的那个杀手跟前，请他破开五万卢布的纸币。这是否只是一次偶然的接触，我们无从得知。但不妨假设您妻子雇佣杀手去谋杀某个人，问她本人是不可能的，会把她惊跑的。所以我想让您看一下名单上有没有您认识的人。”
    “好吧。”我点点头。完全相信名单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可是我错了。刚一瞧写有四个名字的那张纸，“射手”这个词就跃入我的眼帘。我和维卡的大学同学就是这么叫我的。一方面因为我是个穷学生，经常向同学讨烟抽，要三卢布的纸币当奖学金；另一点，我是人马座的。于是这个外号一直叫到现在。维卡直到现在也这样称呼我。她走到跟前请求破开五万卢布……结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杀手的清单上。
    “不，”我的声音发颤，“我不认识这些人。”
    “您确信无疑吗？”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没见过这些人。大概他与我妻子的接触是偶然的。”
    “也许是吧，”被我忘记姓氏的大尉很失望，“糟糕的是我们获得可靠消息：会有另一个杀手接替来干这件事。被我们跟踪的杀手嗅到危险，做好了被我们捉住的准备。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所以他只关心把名单转给另一个杀手。只是我们不知道转给了谁。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松口气了，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杀手死了，但谋杀对象还活着，面临失去生活的危险。好吧，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对不起，占用了您的时间。”
    “没关系。”我回答得很冠冕堂皇。
    我心里升腾起死亡的寒气。10分钟前我还活着，为维佳和奥克桑娜的死而痛苦难过，感到疲倦，急于回家去见维卡；而现在我却死了……
    “您怎么能相信这些胡说八道？”
    娜斯佳认真听乌兰诺夫说完。她对人们的轻信感到难以置信。在跟踪杀手时，在被击毙的杀手身上搜到雇佣名单。真是一部侦探片儿！没有一个狡猾的杀手会把名单带在身上的。也根本不会保存它。牺牲品的住所，他会记在脑子里。假如这是一个很蠢的杀手，就像一个口袋里揣着枪的年轻无经验的“水手”，那么他首先嗅不到危险，其次，也不会关心是否有新的接替者，他也不会有接头者，也不属于某个有组织的团伙。因为他像一个“水手”，他也就是一个傻瓜。第三点，假如他嗅到了焦味，把牺牲品告诉了另一个杀手，那他还要这张纸做什么？并且，他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根本不能把它带在身上。纯粹是胡说八道。一些不具备起码专业知识的谎话。只有略识门径的家伙才能杜撰出来。
    但是这些论据是为说服乌兰诺夫的，对娜斯佳来说还有另一个理由：今年四月份东北区没有采取任何追捕杀手的行动。所以这一切是一派谎言。
    但又是谁出于什么目的编造的呢？
    塔姬雅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侦查员。这不仅仅在于她对工作无比忠诚，还因为她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我相信——我不相信”这样的概念，特别是厌恶人们常挂在嘴边儿的诸如，“有人说过”这类的消息来源。她只认可“证实——没证实”这样的话，无法容忍模棱两可。当然，她也是一个有创造个性、有情感的女人。同别人一样她也会委屈、气恼、忧伤、苦闷，也会失意彷惶。但是，在陷入忧伤之前，她认为得先弄清真相。
    早晨，待深夜归来的丈夫睡足后，她问他：“你昨天去过金龙饭店吗？”她的语气很平静，听不出紧张感，也没有像侦查员审讯犯人般地瞧着丈夫。就像五分钟前问丈夫早饭想吃土豆馅儿包子，还是煮好灌肠做蔬菜沙拉更好一些那样自然。
    斯塔索夫回答得也跟她一样平静。
    “没去过。怎么了？”
    “有人说在那儿见过你。”
    “认错人了吧。”
    他耸了耸肌肉发达的肩，一扭身走进盥洗室，洗脸刮胡须去了。15分钟后，他从那里走出来，在摆好的桌旁坐下，开口问：“金龙饭店有什么新鲜事吗？谁好像看到了我？”
    塔姬雅娜心里清楚这是个好兆头。丈夫不想逃避危险的话题，不喜欢偷偷地把鱼雷型汽车开走；恰恰相反他自己会掉过头来说清一切。
    “不只是见到你，你的衬衣、外衣和你的女伴儿。她长得像极了玛格丽塔。斯塔索夫，我不想让你解释证实什么，只是想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他慢慢地放下叉子，把碟子推到一旁，站起身。塔姬雅娜立在桌子的另一旁，非常镇静地探询地望着他。
    “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这很重要吗？”她反问道。
    “很重要。我想知道是谁为了什么要骗你。不知你清不清楚，我不知怎么不太相信这是出于幻觉。这个人不是简单地见到相似的面孔而认锗了人。他还认出了我的穿戴，我的女伴儿，甚至打火机。这是一个恶意愚蠢的玩笑，因为有人故意把你引入迷雾。是什么目的？这个好心人又是谁呢？”
    “伊拉的未婚夫。他曾在地铁见过你——你还记得他吗？——就能出你来。”
    “我再说一遍，”斯塔索夫愠怒地说，“他可能认出我。因为我根本没去过这个饭店。无论是几天前，还是一个月前，我任何时候也没去过。我从来没在那儿待过。我只知道它在‘三车站’区的卡兰切夫卡大街。”
    塔姬雅娜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机械地用手抚着腹部。
    “你想说这个银行家有点不对劲儿？坐下。你站着我不方便同你说话。”
    斯塔索夫顺从地坐下来，又把碟子移到跟前。不管谁、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休想把他从酣睡中惊醒，休想破坏他的好胃口。
    “丹娘，我们无法原谅自己。为了自己的事，却完全把伊拉丢在一边。说实话，带她离开彼得堡，打破了她安宁的生活，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内疚。她实际上成了家庭保姆。所以，当她又有了新的生活，一桩美满的姻缘在等着她时，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觉得这样也许可以弥补我们的过失。我说得对吧？”
    “你说得没错，”塔姬雅娜叹了口气，“伊拉自己也说，要不是去莫斯科，她永远也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心上人。我也很高兴她能这样想。因为这样似乎减轻了一些你我的内疚感。”
    “的确是这样。我能再吃一个包子吗？——香极了，我接着说我的看法。我和你无暇了解这个未婚夫，因为我们为伊拉高兴得过了头。不管他是何许人，只要伊拉幸福就行。她很幸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和你只有在未来婚礼上才能见到他。每天晚上我都要接送女儿，很快又要带她去南方；你的心思又全部放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对新冒出来的未婚夫的兴趣退到了第二位。冒出了他——上帝保佑我们的伊拉一切平安。丹娘，我久经沙场，非常厌恶这一切。”
    “而我是个年轻的侦查员，”她微笑着，温柔地触碰一下他的手臂，“可是也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样。你记得玛格丽特有一件黑白细条相间的尉尔萨奇品牌的三件套吗？”
    “没印象。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她好像是穿着这身衣服去的饭店。我们可爱的小女孩儿的未婚夫眼力真不赖，一眼就断定是尉尔萨奇牌儿的。我就不能，你行吗？”
    斯塔索夫看了一下表，探过身去拿电话。
    “我也做不到。我们还是问问丽塔吧，事情就能清楚一些。”
    “有点不值得吧？”塔姬雅娜有些犹豫，“不太妥当吧？”
    “就这样了，”斯塔索夫挥了挥手，开始拨电话，“不明白真相，陷入谜团不妥当；弄清真相总是妥当的。要不然我们还算个警察吗？莉丽娅吗？你好，我的女儿。你睡得好吗？很香？好孩子。你正准备去上学吗？好样的，妈妈在吗？还睡着吧？她走了？这么早急着去哪儿？啊，我知道了，小宝贝，我有件事问你。把妈妈的衣柜打开，瞧一瞧里面有没有一件黑色的三件套。不，你还是看一看吧。”
    他用手捂着听筒，小声说：
    “莉丽娅说她不用看也知道妈妈有这身衣服。”
    等了不长时间，莉丽娅又拿起话筒。
    “有吗？什么颜色？带条吗？宽条还是窄条？清楚了。是三件套还是两件套？就是说，只有上衣、裤子，还是还有一个坎肩？有坎肩？太棒了。把坎肩拿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做。看一下领子里面。看到标签了吗？上面写着什么？我知道不是俄语。你在学校不是学英语吗，念一念。好像上面是英语。谢谢你，小宝贝。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好吧，快去上学吧，要不就迟到了。喂，再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妈妈经常穿这件衣服吗？什么？刚买不长时间？啊，是这么回事……好吧，女儿，亲亲你。”
    他放下话筒，若有所思地望着妻子。
    “我们会有一场好戏看了。丽塔是有一件尉尔萨奇牌的黑色三件套。但是，谁也不可能见到她穿这身衣服，因为它刚买了不久，她也从没穿过这件衣服出门，商标还在上面挂着呢。”
    “但至少有人知道她有这身衣服。某个人来到她家，她向其夸耀过。是女友？”塔姬雅娜假设。
    “很可能，”斯塔索夫赞同道，“还有哪些假设？”
    “或者有人见到她买这件衣服。比如说售货员，或当时也在商店的顾客。”
    “假设成立。谢谢你，丹娘。发生的这一切很吊人胃口。我马上去上班。晚上，去一趟沙克里尼基的丽塔那儿，弄清都谁知道她衣服的事。”
    “你最好先弄清伊拉的未婚夫。他把一切玩弄于鼓掌中，这太令人痛心了。当今没有这样的事。现在没有英俊的王子。”
    “这怎么可能？”他很不平，“我不是一个英俊无比的王子吗？你令我感到伤心，我的女主人。”
    “你不是王子，斯塔索夫，”塔姬雅娜轻松地大笑起来。嫉妒、苦闷已从她的心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是我亲爱的丈夫，这就够了。”
    送走丈夫，她开始做家务。她踮着脚尖，尽量不弄出响声，免得吵醒伊位。伊拉昨天激动地坦白了她的爱情，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天快亮才平静下来。重洗了一遍餐具，把斯塔索夫的白衬衫和内衣浸泡在漂白液里，擦干净了盥洗间的镜子，决定去一趟商店，原则上可以不去，所有必备品，家里都有。并且，伊拉今天哪儿也不去。如果需要，她会去买东西的。但是，她想到街上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突然她明白她是想吃冰激凌。大大的、缀满扁桃仁、挂着厚厚的巧克力糖浆的冰激凌蛋糕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的口水都流了出来。塔姬雅娜知道，刚好步行离家20分钟远的一家商店卖这种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