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塔什科夫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学生斯米尔尼亚金娜。
    “真可惜，她完全放弃了体育，”当亚历山大告诉他自己遇到卓娅的事后，他说，“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姑娘。她生活得好吗？”
    “不大好。同父母住在一起，当校对员。同一个男人有暧昧关系，那个男人借口有一个他似乎不能抛弃的妻子，把她哄得俯首帖耳，然而那个妻子纯属子虚乌有。而她呢，是个傻瓜，竟然相信了他。”
    “奇怪，”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摇摇头说，“她当年可是个漂亮的姑娘。变丑了？”
    “你说什么，爸爸，她更加漂亮了。”
    “你好像曾经爱上过她？看着我，”老塔什科夫微笑着说，“不要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邀请她来我们家做客了，”亚历山大避而不答，“你不反对吧？”
    当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不会反对。儿子固执地过着独身生活让塔什科夫心里不安，甚至多多少少有些担忧。所以他千方百计欢迎儿子新结识的每一个女性，指望这一次的“遗产考验”会顺利通过。父亲希望家里有一位女主人，最终会有期盼已久的孙子在屋里跑来跑去。他自己一直没有结第二次婚。年轻的时候没有结成，一旦年过五十，他明白了，他已经无法适应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了，不是改变习惯的年龄了。他过着积极的个人生活，但是坚决拒绝把生活转上家庭轨道。
    “别重蹈我的覆辙，萨尼亚，”他不止一次对儿子说，“别耽误结婚。要不然，你会拖到原则上不可能娶媳妇的年龄。”
    “我不想娶为金钱出嫁的女人。”
    “你就别在乎这笔钱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开导说，“忘了它们吧。就当它们从来没有过。要是早知道因为这笔该死的作家遗产让我抱不上孙子，当时我就应该拒绝继承。”
    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即使是作为客人来到他们家，也很使老塔什科夫精神振奋。倘若姑娘这些年来没有变坏的话，她确实会很出色地经受住考验。从前她的身上没有任何与狡诈和贪财相联系的东西。
    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老少两位男士争着照料卓娅，给她的盘子里加最好的食物，回忆萨沙和卓娅上中学时的岁月。诚然，不管父子俩如何寻开心让她放松，备受折磨和逆来顺受的表情始终没有从卓娅的脸上退去。晚饭后，亚历山大送客人回家。
    “你不着急吧？”他们下地铁时，塔什科夫问。
    “不，我着什么急呀。明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所以可以晚一点睡觉。”
    “那我对你有个请求。我们到你同沃洛霍夫约会的那条街去吧。”
    “干什么？”卓娅惊奇地问。
    “你自己说过，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大忙人，我不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占用他的时间。你指给我他的外交官朋友的宿舍在哪幢楼里，我自己来判断，他有没有可能是我感兴趣的那些事件的目击者。也许，房子和门洞的方位使沃洛霍夫什么都看不见。那样我将不再打扰你的这位大夫。”
    “当然，”她马上就同意了，“现在就去吧，我指给你看。”
    他们转了两次车，坐上阿尔巴茨科——波克罗夫斯科耶地铁线，在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亚站下了车。卓娅深信不疑地把塔什科夫带到艾列克特罗扎沃茨卡亚街和小谢苗诺夫斯卡亚街的交汇处。
    “瞧，我们已经差不多走到了，拐角过去第三幢楼。”
    “我们再走近一点。”萨沙请求道。
    他们慢步穿过街道，塔什科夫对着卓娅指的那个门洞和只有他明白的某一个点，做了个比量距离的样子。
    “外交官的住宅在第几层？”
    “第五层。”
    “窗户朝向哪边？”
    “朝这边，向着大街。”
    他们还是同样慢步踱回地铁，塔什科夫把卓娅送到了她们家那幢楼旁。他不想同她分手，于是他赶快想出一个提议，好把她留在身边。
    “多么温暖的夜晚。我们再散一会儿步吧。”他提议。
    “萨沙……”卓桠羞怯地碰了碰他的胳膊。
    “大概，我不应该说这话，我这样做很愚蠢……也过于自信……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吧，卓尼卡，”塔什科夫鼓励她说，“不要客气，我们可是两小无猜的朋友。”
    他已经知道她究竟想说什么。但不想听这些。因为他明白，既然沃洛霍夫巧施手段哄骗她的芳心，那么自然不会对卓娅有一丝一毫认真的感情。她期待也好，等待也好，都是徒费心神。一旦她稍稍妨碍他的手脚，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齐她。
    卓娅一言不发，于是塔什科夫明白，她不好意思把她想说的那几个字说出口，同时她又想对他以诚相待，不至于给他虚幻的指望。
    “你是想说，你很爱这位大夫，我没有希望是吗？”他无可奈何地问。
    “你想过期待吗？”
    “想过。”
    “萨沙，我非常抱歉……”
    “瞧你说的，卓尼卡，不要道歉。是我应该请你原谅，是我让你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迫使你向我这个傻瓜解释。行了，让我们撇开这个扫兴的话题，最好还是散散步。”
    他们又溜达了半个小时，塔什科夫就回家了。他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父亲还没有睡觉，正在等他。
    “亚历山大，”儿子刚进家门，他就以坚定的口吻说，“我坚决主张你考虑一下卓娅。她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这是明摆着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她对于你再合适不过了。我觉得，你应该抛开有关钱的挡箭牌，想方设法让她成为你的妻子。”
    “爸爸，她正怀着孩子，”塔什科夫低声回答，“而且你自己清楚，不是我的孩子。”
    “是欺骗她的那个男人的？”
    “是的。”
    “那有什么？你打算就此丢手吗？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儿子。你不再是一名战士了？卓娅正是你需要的那种女人。我见过你交往过的小姐太太，她们任何一个都赶不上她的一个手指头。终于有了一个天生与你般配的女人。你还是小不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不是没有缘故的，那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她是你的，她只为你而生。可是现在你却准备退却？”
    “我不知道，爸爸，”亚历山大的声音更低了，“我什么都不知道。请相信我，我没有现成的答案。我觉得，是她不需要我。她非常爱这个人。”
    “嗯，你怎么知道。”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生气地答了一句，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亚历山大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想着卓娅，她的声音，她的眼睛、头发、后撇的嘴唇上挂着羞怯的微笑，久久不能入睡。老天，欺骗这样一个轻信他人的柔弱女子，该有多么缺德！把她带回家，分明是自己的单身宿舍，却公然撒谎，说什么这是他的一个公派出国的朋友的房子，什么他的家里有一个残废的妻子。而她居然全都深信不疑，还爱着他，岂止是爱，简直是奉若神明。
    这时，廖沙-塔什科夫清晰地意识到，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他都应该同卓娅-斯米尔尼亚金娜结婚。
    娜斯佳将要睡着时，紧挨着沙发的电话在她的头顶上发出了刺耳的振铃声。她决定等一等，让廖沙取下话筒，但是突然睡意顿消，想起来他不在家，而且最近两天都不会回来。他到住在朱可夫斯基的父母家去了，因为那里有一家他工作过的研究所，他的那位热心政治的研究生要在该所通过论文答辩。
    “阿西卡，怎么抱着电话没完没了！”话筒中传来尤拉-科罗特科夫愤懑的声音，“你这个电话我拨了两个小时都拨不进来。”
    “我没有跟任何人通电话呀。大概是线路出了故障。什么东西着火了吗？”
    “着火？”科罗特科夫大声地噗嗤一笑，“说得不对。是洪水与地震齐发。医院丢失了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病历卡。”
    “怎么丢失的？”娜斯佳冒失地问，她使劲地驱走睡意。
    “我怎么知道？”他以问答问，“同我们周围所有丢失的东西一样呗。必须弄清偷窃方法。这还得费点心思。也可能，有人以此卖钱。简而言之，朋友，我现在筋疲力尽了。我们早晨再谈，你先想一想。”
    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收到任何一件有关案件的新情报、查明了某个事实甚至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事实，戈尔杰耶夫处里的同事们总是首先一股脑儿地转给娜斯佳，礼貌而坚决地请她想一想，然后把想好的结论告诉他们。她呢，对这样安排也心安理得，因为她明白，这就是她在处里的主要工作，分析情报，整理资料，从宏观统计到具体的细微末节，全都管。
    “这样翻来覆去太傻了。”娜斯佳心想，裹上一件毛巾长袍走进厨房，不知是怎么回事，在厨房里思考问题总是更加轻松，一般也更舒适、更惬意。“最终必须同沃洛霍夫博士摊牌，让他说清楚他同捷列辛一家是什么关系，同时说明绑架者需要娜塔莎的病历卡有何用处。可能，这会暴露绑架者自己的某些线索。见鬼，真糟糕，落到这个地步！要是我们能够早一点知道，哪怕是猜到他们可能打病历卡的主意，我们就会不眨眼地盯牢它，设下埋伏，哪怕是用拳头捶捶墙，跺跺脚，但是干这种事的人还是有的。也就能在现场抓住偷病历卡的人了。”
    她知道，早晨她将很难向处长交代。因为正是她坚持不对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采取强硬行动的，只需仔细监视他，指望发现他同帮助他制造四起（或者五起）谋杀案的人接触。如果她不固执己见，对他施加压力，完全可能，侦查员就能提前对盗窃病历卡的企图做好准备。因为他是医生，一定知道病历卡上记载着什么使绑架者感兴趣的事项。
    她，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愿上帝保佑，除了她自己，谁也不要因为这个错误而付出代价。
    侦查员奥里山斯基极有礼貌地把医学博士沃洛霍夫请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高兴地发现，以证人身份被传唤来接受询问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满或激动情绪。
    “是问有关我的病人的丈夫死亡的事情吗？”一进门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这也是问题之一，”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山斯基含糊地回答，“首先我想确证，6月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您在什么地方。”
    “您的同事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沃洛霍夫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膀，“我把自己的记事簿交给他们了，其中登记有我每天每小时的日程安排。不着记事簿，我自己也想不起来，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难道没有把记事簿还给您？”
    “暂时还没有。”
    “好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个。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您同5月底遇害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相识。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多年以前。”
    “请具体一些。”
    “很久了……大约二十年以前。”
    “请再确切些。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我曾经有一位女病人，是广受欢迎的歌唱家。我不想说出她的名字来，她的知名度非常高，至少名声很响。是她介绍我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的。”
    “为了什么目的？”
    “对不起，您说什么？”
    “她为什么介绍你们认识？有什么目的？也许，她想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说情，让您给她治病或者咨询？”
    “哦，不，您说哪儿去了。叶卡捷琳娜的身体非常好，她不需要找我咨询。”
    “那她为什么介绍你们认识呢？”
    “您要知道……当时我同一个女人有些难题。我们没有地方约会。我没有租房子的钱，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年轻医生，初涉门道，挣钱不多，而私人开业是被禁止的。我的女病人得知我的处境之后，就同叶卡捷琳娜商量，于是叶卡捷琳娜同意我们在她的家里安排为数不多的约会。就是这些。”
    “滑稽，”侦查员微微一笑，“可是在您有了自己的住房之后，为什么还要用阿尼斯科维茨的房子呢？您结婚了吗？”
    沃洛霍夫轻蔑地看着奥里山斯基，但是回答却十分平和。
    “不，我没有结婚，但是也不是无拘无束一身轻松。我的家里有一个可以算做是我的合法妻子的女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能同她分手。”
    “好的。请说出同您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的女人的姓名。”
    “我不想说。”
    “为什么？”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您听好，归根结底，有这样一种观念叫男人的尊严。”沃洛霍夫激怒了。
    “这位女士有丈夫吗？”
    沃洛霍夫蔫了。
    “嗯……当时有。”
    “现在她是自由人吗？那您为什么要隐瞒她的名字？”
    “请您理解，说出她的名字没有意义。她极为不幸，变成了一个重残疾人，丧失了记忆。她反正记不得您问我的事情，您甚至无法向她核对我说的话。”
    “瓦列里-瓦西耶维奇，您不要以为这种态度很恰当。您给我们召来一个人，明明知道她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证实您的证词，所以我开始怀疑，您在某些方面没有对我说实话。”
    “您有什么根据怀疑我？”沃洛霍夫急得面红耳赤，“而且，我同您是在讨论什么问题？难道爱一个有夫之妇是犯罪吗？这是哪一朝的法律？”
    谈话偏离了主题，这正中奥里山斯基下怀。围绕着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家里同那个女人约会这件沃洛霍夫早年的风流韵事，他巧妙地将无意义的争执拖延了十五分钟，直到他觉得博士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并且已经被激怒，他才说出：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的女儿被绑架了。”
    沃洛霍夫两眼在办公室里扫来扫去，仿佛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他无法向侦查员张口。奥里山斯基不说话，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对手对这一消息的反应。但是沃洛霍夫一言不发，虽然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侦查员的话并非无动于衷。
    “您听懂我的话了吗？”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又问了一句，“您的女儿被绑架了。”
    “哪一个女儿？”沃洛霍夫勉强挤出一句话来。
    “怎么是‘哪一个’？”奥里山斯基恰如其分地假装困惑莫解，并抬了抬眉毛，“您有几个女儿？十个？二十个？我说的是您的女儿娜塔莎。”
    由于不理解又不能问，沃洛霍夫脸上掠过一丝惊惶的神色。这是个什么问题啊，博士为它深受折磨，却又不敢向侦查员提出来。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谁。”
    “对不起，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您有几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儿？或者您想说您根本没有孩子？”
    “听我说……您问得我措手不及……这让我很难说，但是您也是男人，我希望您能够理解我。我从未结过婚。不过我有过女人，我爱她们，她们也爱我。有几个还生了我的孩子。凡是属于我的孩子，哪一个我都没有不闻不问，我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即便同母亲停止了往来。同时我不能对选择孩子的名字施加影响。您明白吗？”
    “您是想说，您有两个女儿叫娜塔莎？”
    “三个。我想知道，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被绑架了。”
    “娜塔莎-捷列辛娜。”
    “哦，上帝，不！”
    这时，沃洛霍夫的脸上流露出了明显的恐惧和绝望。
    “您特别珍爱这个姑娘，是吗？”奥里山斯基毫无责怪地问。
    “我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沃洛霍大的回答已经平静了一些。但是奥里山斯基看得出，他的内心绝对不平静，其实是方寸大乱。
    “是什么人绑架了她？为什么？”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要是我知道这些问题的原委，我也不用请您到这里来了。绑架者没有索要赎金，也根本不联络。所以我想像问娜塔莎的父亲一样问您：有什么人为了什么会绑架她？只有您能够回答我。请您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相信您。”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娜塔莎-捷列辛娜是个最普通的姑娘，而且身患重病，终生离不开残疾人轮椅。”
    “您就是同她的母亲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约会吗？”
    “嗯，是的。您怎么知道娜塔莎是我的女儿？”
    “您经常到医院去看她，难道不是吗？”
    “是经常去探视。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您冒充这个家庭的朋友，却只关心娜塔莎一个人，这让我们以为，她与捷列辛家其他的孩子们有所不同，而且不是客观上的不同，这个不同仅仅与您个人相关。如果您想帮助已故朋友列昂尼德-捷列辛的家庭，您首先应当帮助他们的大女儿伊利娜，她挑起了抚养四个残疾人的全副重担。然而伊利娜没有看见过您的任何帮助，并且根本连认都不认识您。您也几乎从来不看那两个更小的孩子。此外，您向他们报了一个假名字，这更使我们认为，您不是捷列辛家的朋友。所以一切都很简单，如您现在所知。”
    “是啊，一切都很简单……”沃洛霍夫心不在焉地说，“可是娜塔莎……她现在怎么样？你们在找她吗？”
    “对，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找到她。不过很遗憾，暂时一无所获。前两天有人从医院偷走了娜塔莎的病历卡。对此您能有什么解释吗？”
    “她有强烈的药物过敏症，病历卡上应该详细记载着她能用哪些药，禁忌哪些药。大概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感兴趣。但是这也证明，他们想保住她的生命！他们关心她。难道不是吗？”
    他祈盼地看了侦查员一眼，似乎是在等待他的赞同与安慰。刹那间，奥里山斯基甚至人道地可怜起这个多子女的父亲来。
    接下来的几天之中，他们只在中午吃过午饭后上课。午饭前，娜塔莎完全受医生支配。米隆一次也没有见过他，警惕的警卫严密监视，不让米隆同住在三楼单间的其他人走同一条路，也不允许他天黑时出去散步。于是，米隆明白了，这件事有点蹊跷。晚上，各个房间的灯都亮着，从亮着灯的窗户数量，可以估摸出这里的人数。就是说，除了警卫、瓦西里、外国医生和护士娜佳之外，这幢楼里面还另有其人。归根到底，让他好奇的是，在墙壁隔开的另半边楼里住着什么人？为什么墙是密闭的？那边藏着什么人？
    不过他决定不分散精力，不去想那些与他的主要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当务之急是从这里逃出去。只能想着这一件事，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自己的生命更要紧的事情。
    这几天来，米隆觉得每一分钟都漫长难挨。他尽力而为，让瓦西里产生必须把娜塔莎-捷列辛娜的病历卡搞到手的念头。如果娜塔莎没有弄错，如果她住的病房真的有一名护士被杀害了，那么一定有民警守候在那里，需要逐个询问，寻找各种线索。瓦西里怎么弄到娜塔莎的卡片？要么买，要么偷。那么，派去弄卡片的人下手的时候碰上民警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用意就在这里，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上头了。
    越是迟迟不见送来病历卡，越有成功的希望。派去的人一定是被抓住了，受到审问，迫使他供出全部真相，救援的人随时都会赶到。开着汽车来，坐直升机来，或者是派特种部队徒步翻山越岭悄悄躲进山洞，出其不意地抓捕那伙人，都有可能。米隆发现自已经常撇下手头上的事情，聆听有没有汽车声响，有没有直升机轰鸣，或者特种部队踩断树枝的声音。但是周围杳无声息，既没有马达轰响，也没有树枝断裂。一片幽静中只有树叶沙沙低语。
    希望正在与日俱增的时候，他看见了瓦西里的手上拿着的病历卡，顿感绝望懊丧，差一点号啕大哭起来。
    “快来看哪，搞来了，”瓦西里愉快地欢叫道，“你可以转告姑娘，我们搞到了她的病历卡，上面真的写有能服哪些药，禁忌哪些药，这样一来她就不必担心了。再不会给她任何对身体有危险的药了。”
    “要沉住气，”米隆心想，“且慢惊慌，也许，到医院去拿病历卡的人被发现了，人家让他径直进了病历室。当然，他一无所知，还自以为得计。故意放他离开，好跟踪查明他把病历卡带往何处。现在还有片刻宁静，他们要商量计划。仓促行事什么也办不成。忍耐再忍耐，忍耐加克制，才会有好结果。”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失去希望。看见瓦西里手上拿着病历卡时一度涌上心头的绝望很快就过去了，米隆又开始琢磨另一条路。仔细一想，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出在什么地方了。失算就失在把希望寄托在民警与偷病历卡的人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当然，他们错开了。不排除民警至今还不知道病历卡失窃。哪能不动脑子，这样简单行事？应当提前通知民警分局有这么个人去偷取病历卡，那样才能奏效。
    他又想出了一个计划。需要较长的时间，也更加复杂，但是米隆觉得更加稳妥，只要事情不在他实施自己的计划之前结束就成。
    今天走进娜塔莎的房间，他又想在微机上做一些完全不需要，但是却十分体面的作业。
    你是从哪里得到戈尔德曼的书的？它是很早以前出版的，现在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一位女民警送给我的。当时她正在我们科调查护士遇害的案件。
    这位女民警记得你吗？
    我不知道。
    你的家人的生日都是什么时候？
    伊拉是9月，奥莉娅5月，巴甫利克1月，妈妈11月。
    你从来不混淆他们的生日也没有忘记祝贺吗？
    没有！没有！
    这个重复了两遍的“没有”很动感情，以至米隆不由自主地笑了。
    如果你不及时祝贺他们，他们会感到很奇怪吗？
    对！对！对！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吗？
    明白。
    你学过什么外语？
    法语和英语。
    别忘了黄金人的故事。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大声说，语气中带着懊恼和气愤。
    “今天你是怎么了，娜达莉娅？简直不像是你自己，连简单的作业都完成不好。你的病历卡拿来了，你完全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几道题你应当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什么地方不舒服，那就叫娜佳。”
    “我的心疼，”姑娘发愁地回答，“马上就到巴甫利克的生日了，可是我却不能祝贺他。”
    “蠢话，”米隆断然说，“太孩子气了。你就这一次不能祝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的巴甫利克照样过。”
    “不，他会过不好的，”她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大概没有小弟弟，所以你不理解。我和奥列奇卡好歹总算在家里过过一段时间的正常生活，可是巴甫利克进医院的时候只有半岁，除了医院的病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有什么乐趣可言？伊尔卡一星期来探视两次，带点好吃的，这就是全部乐趣。而他一年过一次生日。一年只有一次，这你能理解吗？因此我们总是尽力给他意外的欣喜，伊尔卡把刚挣到的钱全掏出来给他买礼物，给全病房的小朋友买食品，我写滑稽诗，奥列奇卡朗诵我写的诗，给他画漂亮的明信片。我们集合在一起向他赠送礼物，奥列奇卡读诗。而且他们整个病房都跟他一道兴高采烈共同庆贺。怎么可以剥夺小孩子的这个节日呢？”
    “你冲着我大叫大嚷干什么？”米隆突然粗暴地打断她说，“是我剥夺了他的这点乐趣吗？依我说，你要是觉得非祝贺不可，你就祝贺好了，只是这里不是我说了算，这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她稍稍小声说，“请你原谅我的失态。的确不是你的错。只是我的情绪太坏了，我一想到巴甫申卡过生日的时候得不到我的任何东西，心都要碎了。要知道没法跟他解释，他还太小，才只有6岁。他肯定在等着我的祝福，一旦等不到，一定会嚎啕大哭，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好吧，”米隆突然温和地说，“我去对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说说看。也许，他会允许你给弟弟发电报。你先编好诗句，以备万一。”
    “谢谢你。”娜塔莎欣喜地回答。
    “别谢得太早。暂时还什么都不清楚。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也可能不允许。”
    但是瓦西里同意了。而且甚至没有费什么口舌，这让米隆吃惊不小。要么是他确实害怕娜塔莎紧张激动，心绪不佳，不能好好表现自己；要么是他另有打算。反正他轻易地甚至还有几分满意地同意她向小弟弟祝福。“当然，”米隆突然想到，“如果娜塔莎没有忘记弟弟的生日，甚至还跟往常一样给他写了诗，就是说，她的确一切正常，也就没有理由担心了。完全正确，瓦西里应该上这个钩。”
    第二天，给娜塔莎拿来了一张空白传真电报纸。她在上面认真地用小字写了一首长诗，在一旁画上一只脖子上扎着大蝴蝶结的滑稽小狗。电报拿走时，她明显地快活起来，而且甚至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次让她写的完全是另一个发报地址。这份电报将不是发自摩尔曼斯克，而是发自奥伦堡。
    然而，晚上等着米隆的是一个令人气短的意外。他给娜塔莎上完课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父亲坐在里面。
    “你好，阿斯兰别克。”他冷冷地说。
    “晚上好，父亲。”米隆小心翼翼地向父亲问好，料想不到这次见面会是什么结果。
    “你看见我好像不高兴。”
    “你说什么，父亲，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有点措手不及。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来办事。决定同时看看，我的儿子怎么样履行自己父亲的请求。”
    “怎么样？”米隆尽可能冷漠地问，“瓦西里说我的坏话了？”
    “是的。这让我极为痛心。”
    “我什么地方让他不满意了？我听话顺从，执行他所有的要求，甚至遵守他强加给我的一切荒谬的规定。父亲，你把我送进了什么地方啊？是度假期还是服苦役？在这个地方不经允许连路都不能走一步。去镇子上不行，出大门不行，晚上散步不行，在楼里面走一走也不行。除了那个姑娘，不允许同任何人说话。我为什么要受这种惩罚？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要把我送进这座监狱？”
    “你让我痛心，儿子。我原本以为瓦西里不完全对，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他并非夸大其辞。你桀骜不驯，执拗任性，你并不把父亲的话当做法律。这不好，这违反了常理。当一个不孝之子是一大罪过，大错而特错。但是更大的罪过，更违反常理的是怜悯女人。你陷进了罪恶的深渊，错上加错。”
    “父亲，但是这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姑娘，而且患有不治之症。难道我连向她表示最起码的同情的权力都没有吗？”
    “没有，”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绝，“你应该做瓦西里命令你做的事情。你应该为我所效力的事业效力。你不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这就是我的意愿。如果在你有罪孽的心灵中还有所怀疑的话，你记住，你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我的血，而不是这个姑娘的血。对我们而言，她是个异族人。而这意味着，她对于你来说也是外人。你的母亲得知你违背常理不听父亲的话，她会极为伤心。这一点你也应该记住。你是印古什人，是穆斯林，阿斯兰别克。如果我长期装作没有发现你的非穆斯林行为的样子，如果我停止了反对你不用你出生时我给你取的名字，这不等于我容忍或者准备把你投入斯拉夫文明的怀抱。你生为穆斯林，至死还是穆斯林。这也是我的意愿。”
    说完这番话，父亲站起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米隆听见外面传来父亲同瓦西里说话的声音，但是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他的心里腾起一股突如其来的对瓦西里的仇恨，这个人比米隆所能想象的还要精明得多。真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发现了米隆只是假装无动于衷，实际上怜悯娜塔莎。这个眼力厉害的恶棍、卑鄙的告密者，先给父亲递了小报告。
    不过父亲的权力毕竟是非常大的。二十二年来，他是阿斯兰别克——米隆惟一的主宰者。二十二年来，他要求儿子对他言听计从，绝不争辩，并且让儿子相信，儿子对父亲不顺从不尊敬是一大罪过。米隆也相信了他，至今仍然相信，尽管父亲显然干着某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瓦西里对他说了那些话，诸如倘若你不听话，即使为了名誉父亲也会第一个打死你。父亲永远是正确的，这一点连讨论都不用。
    这一天躺下睡觉时，米隆感到自己是一个违犯了教规的人，罪大恶极。如果他注定要为了父亲的意志而牺牲，他一定会接受，就像接受命运的恩赐一样，绝不敢反抗，也不会寻求解脱的途径。如果父亲叫他去死，他就应该去死。这再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他应该服从父亲的意志，这就是常理。
    米隆醒来的时候，脑子里装的还是昨天睡下时装的那些念头。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了娜塔莎。好，他应该做一个孝顺的儿子，接受死亡，如果这是父亲的意愿的话。父亲有权力自行决定自己儿子的命运，但是谁给他权力决定一位俄罗斯姑娘的死活呢？娜塔莎信任他，米隆，她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等着他拯救她。难道仅仅因为父亲要他意识到自己有错或者有罪，他就丢开她不管不顾吗？好吧，他可以去死，如果必须这样，但是他也得想办法把这姑娘救出去。他无权退缩。父亲认为怜悯一个俄罗斯姑娘、一个非穆斯林、一个异教徒的女儿，这是罪过。好吧，就让他，阿斯兰别克，做一个违反教规的罪人。况且，毕竟他还是一个男人！他有责任保护小孩子，即使是异教徒的孩子也罢。
    既然如此，就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问题是莫斯科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娜塔莎的电报？奥伦堡距喀尔巴阡山可不近，如果送电报的人从里沃夫坐飞机走，那不会早于明天。还有从这里到里沃夫的一段路程呢。首先得坐汽车到当地的飞机场，接着坐四十分钟的老式“玉米机”，而且到奥伦堡还不是每天都有航班。假定莫斯科收到电报是后天，那么就可以开始逐步实施下一阶段的计划。莫斯科方面收到电报之后，应当过几天，寻找娜塔莎的人才能理清头绪，如果还有人寻找她的话。如果他们能猜透米隆的用意，如果……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