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迈克终于未能出席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典仪，几天之后，在罗斯福获得总统提名的芝加哥体育馆里举行了舍迈克的葬礼。
　　在体育馆的场地中央有一个用鲜花和绿草编织而成的巨型十字架，能容纳二万五千名观众的芝加哥体育馆的规模与贝朗佛特公园的环形剧场不相上下。在舍迈克的葬礼上，牧师、政府官员和教师代表分别致了悼词，正如一名评论家说的那样，这是一张“均衡票”，它反映了舍迈克毕生的惟一信仰——政治。
　　有许多政府官员参加了舍迈克的葬礼，罗斯福没有露面，虽然他刚刚就职，却不得不立即着手银行危机的治理。就在舍迈克葬礼的那一天，他命令所有的银行停业，国会出台了特别的银行政策。在他刚刚开始的短短几天任期里，罗斯福总统已经实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他派吉姆·法利代表他出席舍迈克的葬礼，舍迈克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法利的注意。
　　豪奈尔州长发表了政治色彩十分强烈的悼词，在某种程度上称它为“贺词”更加准确一些。
　　他慷慨激昂地说道：“这位市长在同他公开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他不屈不挠地与黑社会帮派的斗争中，这位伟大的市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强大而严密的黑社会组织已经土崩瓦解了。”
　　这次葬礼被新闻界称为“芝加哥历史上最隆重的葬礼”。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的上午，不管他们在芝加哥的哪一个角落，不管天气有多么寒冷，芝加哥城里的每一名市民都没有错过这个葬礼。
　　那天我呆在办公室里，早早就打开了新买的收音机。几乎所有的广播电台都直播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葬礼实况。虽然整个葬礼安排得非常枯燥乏味，可我还是饶有兴致地从头听到尾。我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竭力要把舍迈克塑造成“英雄市长”的形象，同时我对芝加哥的新闻界竟然如此轻易地接受了市长遇刺的“噩耗”感到惊讶。
　　在刚开始的几天里，还有几家报纸影影绰绰地暗示舍迈克与黑社会帮派之间的联系。不过探长的儿子，也就是舍迈克的私人保镖，公开否认了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此后报纸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文章。
　　在那以后，芝加哥的大大小小报纸刊登的都是颂扬舍迈克毕生功绩的文章。在一片颂扬声中，舍迈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英雄。参加救治的医生们也不断发表声明，说舍迈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前所未有的”。从一开始，舍迈克的成绩和斗争精神就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肯定。
　　至于扎戈那，他被认为蓄意谋害四个人：罗斯福、舍迈克和其他两名遇害者。他自叙的故事与温切尔登出来的故事只在细节上有些细小的出入，不过总体上还是相同的。在接受了精神病专家的鉴定之后，扎戈那被证实患有“精神癔想症”。审判之后，扎戈那被判处八十年的监禁。扎戈那大声地狂笑着，高喊着：“哦，法官大人，别太吝啬了，还是判我一百年吧。”最后，他又被带回了单人牢房里。
　　在审判过程中，公众和一向敏感的新闻界都“忽略”了几件小事，其中之一是几名迈阿密海滨旅店里的服务生的证词。他们说扎戈那经常收到寄自芝加哥的邮件和邮包，而他看上去总是有花不完的钱。卖给扎戈那手枪的当铺老板说他和扎戈那之间的生意往来已经快两年了，而且，“……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但他从不做那种苦力活——他总是很有钱。”
　　扎戈那确实相当有钱。他承认在他开始刺杀行动之前，在跑马场上丢了二百美元；除了随身携带的四十美元以外，他在银行的户口上还存有二百五十美元；同时，他的存折还显示在不久之前，他的私人账户上还存有两千五百美元。在审判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人询问扎戈那怎么花掉了这么多的钱，他是不是把这些钱寄给他在意大利的家人了。检察官确实向扎戈那询问了他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不过扎戈那并未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他一口咬定这些钱是他当建筑工人挣得的工资，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失业了。
　　其他的事也与事实很不相近，一些报纸振振有辞地说扎戈那刺杀罗斯福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就像林肯和麦金利的遇刺案一样。证人和这些证言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
　　可是，扎戈那的那句被大肆引用的话——“杀死总统，杀死任何一个总统，杀死所有的总统”——对这一切做出了最好的解释。没有人注意到扎戈那脸上紧张不安的笑容，他就像一个背熟了台词的儿童演员一样，不过他的演技井不能让人信服。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亲眼所见的，不过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报刊杂志上有关扎戈那一案的所有文章。温切尔没有辜负那位警长的希望，他的文章使那名警长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于是，他让更多的新闻记者去他管辖下的私人牢房里采访扎戈那。在那段时间里，扎戈那坐在单人牢房里，周围全是报纸的照片，那位警长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的头版上。扎戈那被关押地的法官也接受了有关这一特殊案件的采访，在审判的最后结果出来以前，他就四处呼吁实行“枪支控制法案”。一些迈阿密的市民对法官的呼吁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要求完全禁止个人拥有枪支。
　　在听说了扎戈那被处以八十年监禁以后，舍迈克就在一次政治性集会中（当时他还活着）大声疾呼：“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恢复正义的力量。”在他看来，其他各州应该从佛罗里达州的这次特殊事件中汲取教训，并加快惩治恶性犯罪行为的步伐。他对各州没有实行他所希望的这一措施感到难以理解。
　　在三月六日的上午，如何克服经济危机的例行报告刚刚结束，舍迈克就在一次昏迷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三天以后，扎戈那被判处死刑，并于三月二十日在莱佛德监狱执行。
　　报纸上说，电椅安置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里。当扎戈那坐在电椅上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坐上魔椅的顽童。
　　他甩开两名狱卒的手，自己坐上了电椅。然后，他笑嘻嘻地说：一知道吗？我根本不怕电椅。”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场的几名记者都没有带照相机，就失望地问：“没有照相机？怎么不拍一张扎戈那坐在电椅上的照片呢？”
　　看守告诉他，记者不允许带照相机，因而没有一家报纸会刊登他坐在电椅上的照片的。
　　“卑鄙的资本家！”
　　也许这是扎戈那记得最熟的一句台词，也许这是他的真心话。
　　狱卒给他的头套上了黑布头罩。他大喊着：“再见了，万恶的世界！”“按按钮吧！”
　　扎戈那就这样死了。
　　在扎戈那坐上电椅的几天之后，舍迈克的死因报告就出来了，他的真正死因是结肠癌。在此之前，他的那份严重的枪伤死亡报告使得佛罗里达法官加重了对扎戈那的审判。九名曾经在这份早些时候递呈法院的枪伤死亡报告上签字的医生后来承认，枪伤只是舍迈克致死的“间接”原因。从这份报告的一份内部资料表明，舍迈克的枪伤已经彻底痤愈了。舍迈克实际上死于他的“老毛病”——结肠癌。
　　我认为这很公平。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扎戈那的腹痛促使他刺杀舍迈克，那为什么舍迈克的腹痛就不该要了扎戈那的命？
　　在扎戈那被处决的那天上午，伊利诺斯州法院开庭审理了弗兰克·奈蒂枪击警官一案。在一月份的审判中，我没有出庭作证，这主要是由于舍迈克的幕后操纵和道维斯将军的默许。可是，在这一次的开庭审理中，我被要求出庭作证。
　　我坐在兰格的旁边，米勒坐在他的另一边。今天，他们两个人对我格外友善，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们三个人是一条绳上的三只蚂蚱。
　　在我们坐下之后，奈蒂在他的法律顾问的陪同下向另一边的长椅走了过去。奈蒂看上去晒黑了不少，这使他显得更加健康，不过他比以前瘦了一些。他穿着挺括合身的蓝色哔叽呢西装，打着一条蓝色的真丝领带，看上去像一个商业巨头，不过他那短短的发型除外。
　　我听见兰格在小声对米勒说：“上帝啊！瞧瞧奈蒂，他晒成了健康的褐色。这个意大利佬是在哪儿晒成这样的？”
　　我小声告诉兰格：“你们没听说吗？奈蒂刚从迈阿密度假回来。”
　　他们两个人直刷刷地转向了我，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兰格压低了声音问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没有。在舍迈克受伤的第二天奈蒂就到了迈阿密，也许他那次迈阿密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给予那个为他卖命的人以精神上的支持。并且，当警察留在他身上的‘杰作’痊愈之后，他还可以在蓝天碧水间散散心。”
　　显然我的冷嘲热讽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兰格仔细地考虑着我的话，气得直咽唾沫。米勒看起来恨不得立刻就吃了我。
　　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态度又变得友好起来。
　　兰格嘲弄地说：“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
　　我冷淡地答道：“听说过内斯吗？”
　　他们两个皱着眉头想着。
　　这时，奈蒂的律师走到我们面前。他比奈蒂矮一些，也是一名意大利人，穿得十分体面。
　　他开口说道；“我想问这三名警察一些问题。上周五我才接手这件案子，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做一下充分的准备。”
　　法官让奈蒂上来，坐到审判台前面的椅子上，让他发言。
　　“我没有罪，我需要有陪审团。”奈蒂的口气十分强硬。
　　听到了奈蒂的话，兰格紧张地动了一下。
　　奈蒂的律师不顾检察官的反对，坚持要求延期审理，于是，开庭审理时间被改在了四月六日。
　　我站起来，向外走去。
　　兰格在走廊里拦住了我，皮笑肉不笑地向我说道：“我想四月份还能再见到你。”
　　米勒像一堵墙似的站在他的后面。
　　我平静地说：“我想会的。”
　　兰格轻声提醒我：“黑勒，要信守我们之间的协议。”
　　我冷笑一声，看着他说：“那是一个同死人订的协议。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蠢货。”
　　兰格气得脸色煞白，“听着，黑勒，舍迈克——”
　　“他死了。法庭上见。”
　　我走了，将不知所措的米勒和兰格留在了我的身后。
　　我无法确定自己是想使他们难堪，还是别有企图。可是，当我走到外面的大厅时，发现检察官正站在那里等着我，他穿得远远不如奈蒂的律师体面。
　　“黑勒，能占用你一点儿时间吗？”
　　“我要回办公室。”
　　“我只说一件事——在审问过程中，你没有提供证词，而且陪审团也没有提问你。”
　　“那是两回事。”
　　“不，那不是两回事，而是一回事：你没有作伪证。”像任何一位出色的律师一样，他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现在，我可以占用你一点儿时间吗？”
　　我们走进了他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