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厅里挂着一标语牌，上面写着：携手合作，日本和美国的管理方式。在会议室里，我看到了那种在暗淡光线下举行的业务研讨会的景象。男、女代表们坐在铺着灰色桌布的长条桌旁；当发言人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话时，其余的人在昏暗中做着笔记。
　　我站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迟到人员的姓名标签，一个戴眼镜的妇女走到我跟前问道：“你登记了吗？你有没有拿到你的材料袋？”
　　我稍稍转过身子，亮了一下我的警徽。“我想找一下唐纳森博士。”我说道。
　　“下一个是他发言，再过七八分钟就轮到他了。能让其他人帮你忙吗？”
　　“我只要一小会儿就行。”
　　她迟疑了一下。“他马上就要发言了……”
　　“那么你最好立刻把他叫来。”
　　她那副模样好像我揍了她似的。我不知道她在指望什么。我是个警官，而且我要求和某人谈话。她是否认为，这还可以讨价还价？我一想起那个身穿阿马尼时装的青年，心里就直冒火。当他领走那两个房地产商时，他踱着方步，好像仪态万方、身价百倍。为什么他把自己看得那么举足轻重？他也许取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可他不过是个替日本老板传传话的听差而已。
　　我望着那名妇女绕过会议室，走向讲台，有4个人正在那儿等待发言。那些经商的听众做着记录，而一个沙色头发的男子正在讲台上说道：“在日本公司中，外国人会有一席之地，当然喽，这位先生不是在最高层，也许，甚至不是在较高层，但确实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认识到，作为一名外国人，你在一家日本公司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你会受到尊重，你会有事干。既然你是外国人，你总得克服一些特殊的障碍，但是你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如果你时刻记住循规蹈矩，安于本分，你就能取得成功。”
　　我看着这些身穿西装的商人，他们正埋头做着记录。我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循规蹈矩？
　　那名演讲人继续说道：“人们常常听到一些管理人员说：‘我在日本公司里无足轻重，因此我不得不辞职。’或者会听到有人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没有把我的主意付诸实施的机会，没有晋升机会。’那些人不懂得外国人在日本团体中的作用。他们不善于与之协调，所以他们只好离开。但是，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日本人完全乐意在他们的公司里接纳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他们确实渴望能雇用这样的人。而且你会被接纳：只要你知趣。”
　　一名妇女举手问道：“日本公司里是否歧视妇女？”
　　“他们不歧视妇女。”演讲人回答说。
　　“我听说，妇女得不到晋升。”
　　“那纯属捏造。”
　　“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律诉讼？住友银行刚了结一场十分轰动的反歧视诉讼案。我看到一份材料说，1。”3的日本公司都受到美国雇员的控告，那是怎么回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演讲人说道，“不论什么时候，一家外国公司要在别的国度开办企业，在它适应该国的风俗和习惯的过程中，总有可能犯一些错误。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公司刚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办企业时，他们也举步维艰，不止一次发生诉讼。因此，日本公司在美国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需要有耐心。”
　　一名男子笑着问道：“是否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无需再对日本人忍气吞声？”不过，他的话语中透出的是沮丧，而不是愤怒。
　　屋子里的其他人仍然在做笔记。
　　“是警官吗？我是吉姆·唐纳森。找我什么事？”
　　我转过身来。唐纳森博士瘦高个子，戴着眼镜，露出一种做事有板有眼，甚至是过分刻板的样子。他的穿戴是一副大学教授的派头，花呢运动服，配一根红领带。但是，他的衬衣口袋里冒出几支廉价笔。我猜想，他是一名工程师。
　　“我想就中本公司录像带一事请教几个问题。”
　　“中本公司录像带？”
　　“你们实验室昨天夜里加工的那些带子。”
　　“我的实验室？你是……”
　　“史密斯，史密斯中尉。”我把名片给了他。
　　“你的秘书克里斯坦说，你们实验室里所有的人为了加工几盘带子昨天夜里都工作到深夜。”
　　“不错，是这样。大多数工作人员。”
　　“那些录像带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中本公司拿来的？”他摇摇头。“谁告诉你的？”
　　“你的秘书说的。”
　　“我可以保证，中尉，这些录像带不是中本公司拿来的。”
　　“我听说有20盘带子。”
　　“是的，至少有20盘。具体数目我可说不准。不过这些录像带是麦卡恩—埃里克森公司拿来的，是给朝日牌啤酒做广告用的。我们得给每一份广告转换标识。眼下朝日啤酒是美国最好的啤酒。”
　　“可是中本公司的问题——”
　　“中尉，”他看了一眼讲台，不耐烦地说道，“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我给蛤研究所的实验室干活。蛤属于开胜工业公司，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日本公司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非常激烈。请相信我的话：我的实验室昨天夜里没有处理过任何中本公司的带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这种事。要是我的秘书这样对你说过，那么她搞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得去发言啦。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我说道，“谢谢你。”
　　讲台上那位演讲人刚刚说完，听众中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转身离开了屋子。
　　康纳从高尔夫球场来电话时，我正准备驾车离开博纳凡契旅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恼火。“我收到了你的口信，只好中断打球。多好的一场比赛。”
　　我对他说，下午1点钟与莫顿参议员有一个约会。
　　“好吧，”他说道，“10点半来接我。还有别的事吗？”
　　我对他说了我去喷气推进器实验室和蛤研究所的情况，还对他说了与唐纳森的谈话。康纳叹了口气，说道：“那是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蛤研究所是开胜工业公司资助的，而他们是中本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怎么也不会去帮中本公司的忙。”
　　“唐纳森也这么对我说。”我说道。
　　“现在你上哪儿？”
　　“去南加州大学的视频实验室。我还在想办法复制这些录像带。”
　　康纳停顿了一下。“还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没有了。”
　　“好。10点半再见。”
　　“干吗那么早？”
　　“10点半。”他重复了一遍，便挂了电话。
　　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你该给我打电话的。”这是《时报》的肯·舒比克，他的声音听上去气鼓鼓的。
　　“对不起，给别的事情缠住了。现在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可以。”
　　“你有没有帮我打听到消息？”
　　“喂，”他停顿了一下，“你离这儿不远吧？”
　　“大约5个街区的距离。”
　　“那么你就过来喝杯咖啡吧。”
　　“你不想在电话里谈？”
　　“唔……”
　　“说吧，肯。你总是喜欢和我在电话里聊聊的。”舒比克和《时报》的其他记者一样，坐在他的电脑桌跟前，头戴耳机，从早到晚打电话。他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他的所有工具都在他的跟前，因此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可以把信息输入电脑。我担任新闻发布官那阵子，我的办公室就在帕克中心的警察局本部，离《时报》大楼仅两个街区。而像肯这样的记者宁愿和我在电话里交谈，也不愿当面聊天。
　　“来吧，彼得。”
　　这再清楚不过了。
　　肯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谈。
　　“好吧，就这样，”我说道，“10分钟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