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飞机到了奥克兰，然后开车从旧金山的海湾地区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维加斯一样，伯克利的商业中心也是由一条一条的街环绕而成，但是面貌却大不相同。拉斯维加斯极尽繁华奢侈、富丽堂皇；伯克利却多多少少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和谐的“混合物”。街上有摆小摊的嬉皮士，有乘车过桥直达旧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还有大批的学生，他们和谐地相处着。
　　夏塔克大街、电报大街、本克罗弗特路，这几条环绕着校园的主要街道，在我到达的那个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学期刚开学几周。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着这熟悉的、我深爱的街头声音，就像听着我爸爸的摇篮曲一样，陶醉在其中。
　　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最爱看的集体莫过于大一新生了。他们在开课前的一星期到来，大部分都是他们原来所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被家里送入这个大家庭，内衣内裤里还绣着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回家过感恩节之前，他们的新衣服都变成了一样的红灰色，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洗衣服。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理、脑袋里装满了刚学完一半的课程，这足以让他们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观点。他们昂起头，准备向他们的父辈坚守的东西发起进攻。在5月末他们的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他们有所分化，或变成在学习上失败的人，或成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热，但比起我刚离开的沙漠，它又太温和了。我在冷饮店停了下来，买了一杯新鲜的水果雪泥，这也让我找到了一个逗留的理由，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脱下我的亚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举在前边，以防它滴在我的衬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医院在校园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远。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备抄最近的路穿过校园。也许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个老朋友问声好呢。但我还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绕道而行，踏上了校园南边的宾尼大街。我在2603号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经住过的屋子年代久远了，但它的状况仍然很好。对于大部分学生，乃至年轻的老师们来说，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他们住得起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芭蒂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会激起那群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人的愤怒。绑架芭蒂的人既不贫穷，也不疯狂。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种中上层阶级家庭娇生惯养的孩子。
　　四周特别安静。据说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绑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时候，四周的邻居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就像罗伊-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号的邻居们没有一个出来帮忙一样。这两个案子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令人愤慨的大胆：尽管反抗吧，大叫吧，因为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想象着芭蒂的恐慌，我浑身也起满了鸡皮疙瘩。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总是和人群在一块儿，并不断地看着我的前后左右。
　　校园要比街道上凉快。那些荫蔽着地面的古老的树木就像罩在头上的一个深绿色的天幕。树林中，橡树和枫树的叶子开始由绿色慢慢地变成黄白色、浅橙色。地上洒满了闪亮的树叶。即使在这个非常安静、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种幽灵附身的感觉。
　　我沿着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学校的中心区域等分成两部分，呼吸着森林里飘出来的带着绿色香味的空气，我终于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顶。医院就在山的下面。
　　妈妈已经告诉过我游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见一些标志，哪怕是一辆新闻采访车。我看到一群人在医院那儿时，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着争吵的人群走过去。
　　任何标语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大众媒介的注意。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对新闻界有着熟练的控制。
　　我拐过街角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两部新闻采访车；就在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第三辆车也来了。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挥舞着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帜。如果不是一架摄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许我已经挥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医院前门的时候，我拒绝看那些不断地朝我喊叫的挥舞着小旗帜的人们。但突然，一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好，亲爱的。”他的语气中充满鼓励之情。我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钟才认出这个煽动民众的人是奥古斯特-珀尔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父亲长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边的、穿着一件柔软的粉红色套装毛衣的是珀尔米特夫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标语上写着：“侨民也是美国人。该是解释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珀尔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挥舞着她的标语。当一架摄像机转向她的时候，那个“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就被挡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向他们问好。这种问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妈妈的三重奏鸣曲小组、他们的桥牌伙伴、他们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和邻居中间使用。
　　“独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这张标语被弗雷沃-沃尔什举在头顶，她今年82岁了。我走过她的时候，她左右摇摆着标语，轻声说：“亲爱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计了一番，在所有的标语中，“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个拐角处不停地移动。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团体认真地对待这群明显是小打小闹的人。那些反对、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友好和温柔”。
　　我一路上笑着上了楼梯，来到了光秃秃的医院的走廊。走进艾米莉的房间，看见我的父母时，我的情绪又变了。他们两个都累得灰头灰脑的。
　　“谁组织这次游行的？”我问道，依次吻着他们俩。
　　“你的妈妈。”爸爸说。
　　“我想在记者们走后，得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饭。”我说。
　　“在珀尔米特家。”妈妈笑了，“我们也邀请了记者来。只是一顿便饭。”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进来，打断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头，没有挡住他的路后，他又开始踱起来。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长手长脚的。他从房子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时，腿的胫部和手的肘部总是发出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话，我们该告诉医院怎么做？”爸爸说。
　　“你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我问。
　　“就这个。”爸爸说，“最后的决定要由你来做，玛吉。因为最终，一切的后果都会留给你来承担。你妈妈和我都已经活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70岁。如果我们授权医院救艾米莉脱离危险期，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让艾米莉活下来，再负担30到40年——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轻松地比你妈妈和我活得更长，亲爱的玛戈，那么你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负担艾米莉的生活。”
　　“妈妈？”我向妈妈求助。她正在给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头看我。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两个正为这个争论，你们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们没有争论。”妈妈把艾米莉的长长的指头弯起来，用药液轻轻地按摩着。“我们连话都没有说，怎么能够争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线条分明的脸上眉头紧锁；又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样子。
　　宽容——他们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问题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妈妈把这个连所罗门也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了我，让我进退维谷。
　　从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在过了一个失败的看望艾米莉的两天假后，叔叔麦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马克正在进行他环绕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两周之内，他不会到达他的下一个联系地点。当然我还有女儿和麦克的建议，还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诉我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来爬去。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医院的床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些童年时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着她的聪慧，“你是家里的医生。我们正在决定你的生命，请给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发，她两年以来一直没说过一句话。
　　我按照医师教我们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们拉直了一些，然后给她按摩着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块牛排那样坚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来，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从来没有什么反应。
　　艾米莉的进食、排泄都由导管来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两年以来，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那些决定性的环节：呼吸、让心脏不停止跳动。意识到艾米莉再也不会恢复任何智力和思想时，我们都同意不再给她人工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再试图让她恢复知觉。
　　两年以来，艾米莉就这样拖着，躺在医院护理室的床上。她的身体慢慢地恢复着知觉，但她这种持久的健康却迅速地让家里濒临破产。
　　两年以前，我们都认为，如果艾米莉自身的机体停止作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聪明的艾米莉如今没有了会思想的头脑，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具僵尸。但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艾米莉的这种样子。我们爱抚她，同她说话，围绕着她调整家庭生活。
　　我看见了挂在艾米莉床边的排泄管里，有几条细线般的红色——受感染的标志。
　　“我明白了。”我说，“我知道艾米莉想说什么。她想让我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能得到我的帮助。”
　　妈妈冲我笑着，我等着他们赞扬我的陈词滥调。但妈妈却说：“爸爸告诉你了吗？他正考虑法国的一份顾问工作。巴黎南部有一片好极了的工业区，可以乘坐城市高速铁路到市区里去。”
　　我抓住爸爸的皮带，不让他再踱步：“你要出国多久？”
　　“两年，或者是三年。我们下周将和那些人谈谈。”
　　“你们要抛下我？”我觉得太阳穴好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呼吸也变得困难了，“你们不想留在这儿帮我，不管我做出什么决定？”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妈妈说。
　　“你们的房子怎么办？”
　　“莱尔会照顾好的。”她说。
　　“该死！”他们原来早就准备好了这次逃跑。我到南方结婚时，也是把房子交给了莱尔。
　　我仰躺在床边，开始数天花板的砖块，数到20时，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形的答案。艾米莉一个痉挛，把腿蹬了出来，狠狠地撞在我的肋骨上。我抓住她的双脚说：“艾米莉，谢谢你的提示。”
　　艾米莉的医生走进来告诉我们对于艾米莉的病情预测，他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爸妈跟在他后面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艾米莉。我猜爸妈也许是要和医生商量一些事情吧。
　　我打电话到了麦克的办公室里。
　　“刑事科，我是弗林特。”他听起来恶狠狠的，但这就是他的工作。
　　“我是玛吉。”我说，声音听起来就像一条挨打的狗那样可怜。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有点点痛。飞机没事吧？”
　　“安全降落。”我告诉他妈妈组织的游行，他笑了。
　　“艾米莉怎么样？”
　　“她的病情加重了。医生说她的脑部也许受伤了，但是做昂贵的手术确定受伤部位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多大意义。艾米莉会随时发生大脑血管破裂。”
　　“什么时候，是今年的任何时候？”
　　“还有很多问题，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麦克，找一个人替代你。过来吧，我需要你。”
　　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不能去，宝贝，我找到了一条杀人犯的线索。而且我正在等着法官下达搜查安东尼-刘易斯的屋子的命令。我有太多事情缠身。”
　　“你整个晚上都工作吗？”
　　“也许吧。我找到了那个杀人犯藏身的肮脏的地方，只看见他的衣服留在那儿。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汽车的车厢里。他不能回家了，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等到他在街上走累了，嗅到了食物的香味，在某个小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安排了监视者。他会碰见其中的某一个，然后我就把他抓起来。或许是今天晚上，或许是下周。但是在抓到他之前，我不会离开的。”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我看了看你从海克特那儿拿来的枪？”
　　“怎么样？”
　　“一把是巡逻用的。其他两把都是废弃物。我不知道海克特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
　　“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起过把它们处理掉。也许它们是格罗莉亚的。”
　　“也许吧，但她否认了。”
　　“你和格罗莉亚谈起过那架摄像机吗？”
　　“是的。但是要把它送回来就等于承认她拿了它。所以她就支支吾吾的。”
　　“吉多可以把编号告诉你。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桩民事案件吗？”
　　“那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摄像机里有一盘带子的话，我们最想要的是那盘带子。我可不想暗示格罗莉亚这一点，因为她也许会在上面做点手脚。也许我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法从她家取回来。”
　　“你进去的时候可别伤着她。”
　　“我会尽力的。”他轻声笑了，“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他拉斯维加斯之行是多么的糟糕，然后说：“我与一个房地产商有个约会。今天晚上我会在我的房子里见他。”
　　“与一个房地产商约会？”
　　“我想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应该先估一个价。”
　　“我们？”他说，“我们是指谁？”
　　“你和我。”
　　“噢、噢。”
　　“麦克，我想带着一个确切的答案到那儿。我想念你，我也需要你。”
　　“太动听了。”他大笑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听到有人夸他的孩子特别聪明而发出的那种笑声。“你看看，如果我有逃脱的办法，我就会去你那儿的。如果今天晚上我圆满地完成任务，也许我明天早上就可以飞过去。我们可以停留一会，然后明天晚上一起飞回家。这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它也比较容易做到。”
　　“我会怀着希望等你的。”我说。
　　艾米莉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她的呼吸缓慢而有节奏。我抓住她的脚晃了晃，一点反映也没有。
　　休斯顿这时候是下午，正是把我的女儿在宿舍里“逮着”的好时候。我打通了电话，凯茜带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过来接电话。
　　“圣诞节我不回家了。”
　　“为什么呢？”我抑制住心中的感情，用听起来也许很平静的语气问道。
　　“我将在休斯顿的芭蕾舞《坚果钳子》中扮演白雪公主这个角色。”
　　“祝贺你！这个消息确实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我刚才正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去巴黎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圣诞节。”
　　“为什么去巴黎呢？”
　　“我们正在谈论去那儿待一段时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遗憾地说：“噢，妈妈。也许圣诞节你就一个人过了。”
　　“我会和麦克、迈克尔待在一块的。如果你在休斯顿跳舞的话，我们会在那儿陪你的。”我看了看艾米莉。不管我们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安排，艾米莉都将第一次过一个孤单的圣诞节。我抓住了艾米莉猫爪一般的手。
　　“我为你感到自豪，凯茜。”我说。
　　凯茜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她的舞蹈，非常满足的样子。她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声音让我陶醉。
　　艾米莉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把她的腿推向一边，她又蹬回来。那一脚并不是自发的反应，我看见她的眼珠又滚回到眼窝里。她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就好像一个收缩性塑料薄膜覆盖在她的骨头上一样。
　　我对女儿说：“艾米莉的中风又发作了。你能拿着电话等一会儿吗？”
　　我一只手抓住床旁边的横栏，防止她掉到地板上。然后，我按动了呼叫护士的按钮，直到我听到跑动的脚步声时才放下。艾米莉正在经受又一次的剧痛。
　　护士来了，医生就跟在后面。艾米莉弓起背，做着各种鬼脸，嘴里吐出泡沫。在这个恐慌的过程中，我成功地撒了一个伟大的母亲该撒的谎。我什么都没有告诉我的女儿，不让她和我分担恐慌。虽然我努力地做着这一切，但凯茜还是警觉起来。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妈妈。”
　　“医生正在给艾米莉吃一些药。”
　　“她好吗？”
　　艾米莉的身体还在晃动，但是肌肉不像刚才那么僵硬了。中风症状正在消失。她的呼吸仍在进行，心脏也没有停止跳动。
　　“我想她很好，凯茜。”
　　“姥姥告诉我艾米莉姨姨一直在生病。是感染还是别的什么？”
　　“只是一点感染。”
　　“人们都说我与艾米莉是多么相象。”
　　“在很多方面都像。”我说。凯茜除了像她姨姨一样有6英尺高以外，她们都有着像我爸爸那样的中间隆起的鼻梁，都比其他人聪明。
　　“我希望姥姥错了。”她说。
　　“什么？你不想像艾米莉吗？”
　　“不是这个意思。”凯茜说，“姥姥老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在艾米莉姨姨面前说些什么，因为谁也不能肯定艾米莉是否能听见或者感觉到。我希望她毫无思维能力。因为我知道，如果她不能动弹或者不能说出她脑子里所想的东西，她就会发疯的。原谅我这么说，我知道她是你的姐姐，你很爱她。但是如果我像她那样全身僵硬，我宁愿死去。那样真比活埋更难受。”
　　“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我说。
　　“天哪，妈妈，我不再是孩子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像艾米莉，凯茜。不要停止说出你脑子里想的东西。”
　　她说：“是吗？”
　　“打电话给麦克、迈克尔，告诉他们你得到了你想演的那个角色。他们会像我一样为你感到骄傲的。我敢肯定我们都会去休斯顿过圣诞节的。”
　　艾米莉的中风过去之后，她像雪花石膏一样白的肌肤上撞击出一块块的青紫色。她的前额上，子弹留下了一个雏菊形的伤疤。她有着一个真正的黑眼圈，就好像谁曾经用尽全身的力量打了一拳似的。但是她仍在呼吸着。她的心跳非常正常，即使我的已经不正常。
　　星期五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待在叔叔麦克斯在奥克兰的法律办公室里，和麦克斯的合作伙伴——杰克逊-奥尔古德讨论着有关艾米莉的法律问题。
　　“在今晚回家之前，我们会把签字要用的文件准备好。”杰克逊说，“告诉我你将在哪儿，我会亲自送过去的。”
　　“在我的房子里。”我说。他给我的拥抱充满了感情。杰克逊曾经对我的姐姐有一股狂热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我怀疑他仍然这样。
　　他搂着我的肩膀，送我回到了伯克利机场。他对我说：“决定不介入是多么的艰难。我钦佩你的决定，但是你认为你的父母会坚持它吗？”
　　“他们有理由反对。”我说，“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人发表一些强烈的看法的话，我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现在我是骑虎难下了。我知道艾米莉也宁愿选择死，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的父母……谁知道呢？”
　　“我理解你的处境。”杰克逊说着，压了压我的手臂。
　　我在他身上靠了一会儿：“在我的一生中，我相信我的父母会为救他们的孩子赴汤蹈火。但现在我的困难是，如何界定对与错，怎样才是救一个人。是在法律意义上活着？还是把人从更深的侮辱中解脱出来？”
　　“我们是否需要再起草一份建议？”
　　我摇摇头：“我们先这么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