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那边便声息俱寂，我便安然鼾睡。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净过嘴脸，写了两封信，拿到帐房里，托他代寄。走过客堂时，却见杏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外设了两座客堂，以为寓客会客之用。杏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道：“起来了么？”我道：“想是到了许久了。”杏农道：“到了一会儿。”说着，便走近过来，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他一面走，一面说道：“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恰好遇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说罢，拱手别去。
　　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杏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栈时，已经四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饭过后，杏农方才匆匆的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道：“有劳久候了！”我道：“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方才回来。”杏农道：“今天早起，我本来专诚来回候你；不料到得此地，遇了一个敝友，有点为难的事，就代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当。”我道：“就是早起在客堂里那一位么？”杏农道：“正是，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
　　我道：“昨夜我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是甚么事？”杏农叹道：“说起来，话长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经十多年，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我笑道：“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杏农道：“他姓石，别字映芝，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两回副主考，老死没有开坊，所以穷的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署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遗下两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映芝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映芝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年映芝只得十五岁！”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十五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因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杏农道：“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我还要知得详细呢。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荐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便接了他母亲来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两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映芝为人，十分驯谨，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映芝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及至服阕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的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书香人家，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一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我道：“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
　　杏农叹道：“在映芝说呢，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在我们旁观的呢，实在不敢下断语。从此那位老太太，因为和媳妇不对，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的映芝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的天翻地复起来，说映芝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拚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的映芝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了，说道是：‘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映芝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映芝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甚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他又不要。及至吵骂起来，他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落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映芝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舍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映芝老人家认得的。我那舍亲姓丁，别字纪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映芝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这边来，对纪昌着着实实的把映芝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的映芝不浅。”我道：“怎样累呢？”杏农道：“你且莫问，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求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那里肯见他。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映芝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的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映芝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映芝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的没味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了，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内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去叫映芝回来。偏偏映芝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映芝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的传扬起来，说甚么天津地方要出逆轮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叫总办知道了，便把映芝的事情撤去，好好的二十两银子的馆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
　　“住了一年，终不是事，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希图谋个馆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舍亲丁纪昌，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赶映芝到了南京，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映芝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了他丁纪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着了述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么。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躲向亲戚家里去了。映芝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映芝没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映芝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我道：“难道映芝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么？”杏农道：“只有过年过节，由映芝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映芝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
　　我道：“甚么名气呢？”杏农道：“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的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映芝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映芝这两年，闹的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个筹防局的小馆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给老婆五百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馆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春上得了这件事之后，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防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防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事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映芝打听着了，连忙到了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映芝，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映芝和他分辩，说儿子并不在哪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他见映芝不说，便天天和映芝闹。可怜映芝白天去办公事，晚上到这里来捱骂，如此一连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五天一结算。映芝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昨天晚上，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映芝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映芝还磕了多少头，陪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才把他劝肯了，和他雇定了船，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
　　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杏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栈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杏农方才别去。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他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了。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燥，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杨村（由天津进京尖站），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
　　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净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饼摊旁边，还摆了几棵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的了。
　　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的坐了一大会。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道：“怎么去这半天？”店家道：“客人只怕是初走这里？”我道：“正是。”店家道：“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买呢。客人初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劣。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这劣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
　　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背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寓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背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道：“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道：“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我道：“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老者道：“卫里吗（北直人通称天津为卫里，以天津本卫也），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卫里，卫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厘卡上的捐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厘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子，就捐一趟，自然把酒捐坏了。”我道：“捐贵了还可以说得，怎么会捐坏了呢？”老者道：“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只得搀和些水在酒里。那厘捐越是怞得利害，那水越是搀得利害，你说酒怎么不坏！”我问道：“那怞捐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捐多少算的吗？”老者道：“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说起来是那做官的混帐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捐，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我道：“这又有甚么分别？”老者道：“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的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顽法。”
　　正是：一任你刻舟求剑，怎当我掩耳盗铃。未知那老者还说出些甚么来，且待下回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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