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侯朝宗自从别了香君来投史可法，史公见是世谊，又见他被奸人所害，遂留在营内，以为记室。闻塘报言：“流贼李自成打破神京，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五日缢死煤山。”不胜惊慌、忿恨。又闻南京文武各官议论纷纷，也有宜整顿兵马赴北京报仇的，也有说圣上已经缢死，不如迎立新君，再图恢复的。立论虽多，定见无人。惟有奸臣马士英与阮大铖同谋，倡议要迎立福王，以为功赏。朝宗一闻此言，大加惊骇，不知是真是假，专候史可法回衙探望消息。正在忧疑之际，史公回衙，遂问道：“史老先生，此信若何？”史公长叹一声，说：“我史可法本贯河南，寄籍燕京，叨中进士，便值中原多故，今山淮安漕抚升补南京兵部，那知到任一月，遭此大变，万死无辞！今虽持此长江大险，苟延旦夕，但一月无君，人心惶惶，每日议迎议立，全无成说。至于北信，有说北京虽失，圣上无恙，航海而南的：又有说圣上缢死，太子已间道南奔的。总不得真确，以致摇摇无主，却怎么处？”正说之间，忽传进一纸书来，说是凤抚衙门寄来的。史公拆开一看，便皱首双眉说道：“这马瑶草又讲甚么迎立之事，我看书中意思属意福王，又说圣上确确缢死，太子逃走无踪。若果如此，纵不依他，他也竟自举行。况福王昭穆轮次也不甚差，今日答他回书，明日会稿，一同列名才是。”朝宗闻立福王之言，遂大声疾呼说：“老先生差矣！福王分藩敝乡，晚生知之最悉，断断立不得！他有三大罪，人人俱知，老先生岂未闻乎？待晚生一一述来，求老先生参酌。福王者，乃神宗之骄子，母妃郑氏滢邪不法，陰害太子，欲行自立，谋储纂位，一人罪也。且秉性骄奢，于分蕃之时，将内府金钱偷窃殆尽，盈装满载而去，及寇逼河南，舍不得一文助饷，以至国破家亡，贪财误国，二人罪也。其父死于贼手，暴尸未葬，他竟忍心远避，乘此离乱之时，纳民妻义，忘父好色，三大罪也。有此三罪，君德有亏，如何可图皇业？况又有五不可之说，第一件：车驾存亡，传闻不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第二件：圣上果殒，社稷尚有太子监国，为何弃储君而寻枝叶乎？第三件：中兴之主，原不拘定轮次，访立英杰，以图恢复，乃为正理。第四件：恐强藩闻知，乘机另立，岂不自相攻击？第五件：小人挟拥戴之功，专权自恣，为祸却也不小。”史公听了这一番言语，恍然大悟，说道：“是，是！世兄高见，虑得深远！前日见副使雷囗【纟寅】祚、礼部周镳亦有此论。就烦世兄将这三大罪，五不可之论写书回他罢了。”朝宗遵命，即着人秉烛磨墨，拊笺挥毫，在史公前将回书一挥而就，封了口面，用了图书，分付外班，打发下书人而去。正是：
　　群奸惟知希荣贵，一人独敢进谠言。
　　且说史可法回了马士英之后，再不提迎立之事。却有阮大铖乃马士英心腹之人，见史可法回书，又亲自来辕门进谒，面议迎立福王。史公知他是魏党，遂严行推绝，不容进见。扫兴回至马府，禀知士英，士英说：“史可法书中有三大罪、五不可之言，兄今去面商，又推而不纳，看来这事他是不肯行的了。但他现握兵权，一倡此论，那九卿班里，如高宏图、姜日广、吕大器、张国维等谁敢竟行？这迎立之事，只怕有几分不妥。”阮大铖说：“史可法虽掌兵权，全无定见，老爷可写书，待晚生再去约会四镇武臣以及勋戚内侍，倘他们肯行，即使举行何妨？”士英喜说：“如此甚好！”即写了一书，付与大铖去约四镇。谁知四镇原是马士英提拔之人，且无成见，一见约书，欣然许诺，约定本月二十八日齐赴江都迎驾。阮大铖即忙回复士英，士英又同道：“高、黄、二刘之外，还有何人肯去？”大铖说：“有魏国公涂鸿基、司礼监韩替周、吏科给事李沽、监察御史朱国昌诸人。”士英大喜，说：“勋卫科道都有个把子，这就好了。我本是个外吏，那几个武臣勋卫也等不的部院卿僚，同下写表如何列名哩？”大铖说：“这有甚么可证，找本缙绅，便揽来从头抄写便了！”士英又说：“虽则如此，万一驾到，没有百官迎接，如何引进朝去？”大铖说：“我看满朝文武，谁是有定见的？乘舆一到，只怕递职名的还挨挤不上哩！”马士英听说，大笑：“阮老先生见的极是！”遂着人取了一本缙绅，将衔名一一开列完备，整齐衣冠，收拾箱包，打点出城迎驾，因阮大铖本是废员，着不得冠带，即着他权充贲表官儿，背负表箱前去迎接圣驾，那阮大铖只图要功补官，那管背箱之耻？即欣然将表箱背起，同马士英出城，径往江浦而去。正是：
　　只知奔走求名利，由人笑骂我不羞。
　　不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