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尔特立的古龙其小说总有一种怪异的格调。成功的可读性，打破了“金庸之后无武侠”的断言，但掩卷之后，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反感，一种焦虑的迷惘。这种怪异，大致来自两种因素，一是叙事风格的特别，一是故事人物与内蕴观念的反常。

　　古龙恃才使气，“求新求变”，主动挑战沿袭以久的“期待视界”，除了在叙事结构上逞奇至险，使情节的不可预测性几达极致之外，其叙事语言，更是前无古人。高妙处，如禅语，富机锋；跳脱处，如烟雾，蕴空灵。这种异常的语言风格，既是古龙苦心经营的结果，但也与故事内容和蕴含的观念相关── 异常的精神倾向，必然要求突破规范的语言来表达。

　　古龙小说的怪异，主要还在于大量地展示和描述了变态心理和变态人物，其出现的密度与广度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有人可比，几乎所有被当代心理学已确定的变态心理类型在他的书中都有出现，如自恋狂、偏执狂、虐待狂与被虐待狂、性变态等。甚至，一些不常见的变态类型，如“共性妄想症”①，也有准确而细致的描述。

　　更值得探讨的是，古龙的大批正面人物，也程度不一地有心理障碍。如西门吹雪的“自恋”与“剑神情结”，李寻欢的自虐与“成圣情结”，傅红雪有癫痫性精神分裂症，齐小燕患孤独症。《三少爷的剑》中的“娃娃”，由于长期精神压抑而产生的自虐，更是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变态心理是人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其进行探测与思索，无疑对理解人性的深度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仅此，就使古龙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本文无意于这方面的分析，而仅试图探讨蕴含在古龙大小侠客的行为活动中，和蕴含在作者的思想倾向中的没有明示的病态心理和病态观念，并且也试图探讨对接受者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当然，这些病态， 既指精神病学方面的，也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两者原本无明确的界限。

　　优雅的暴力：攻击性的文饰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性的类型文学，暴力不可避免地是其主要话语。“武”毕竟就意味着某种暴力，实际上，暴力话语即是武侠小说的生存基础之一，因为它能迎合或满足读者的生物性层面上的攻击性所带来的心理需要。而且，高文化意义的描述，正确的价值导向，能够程度不等地纾解这种攻击性。武侠小说的神话性质和程式化的结构，使其话语模式成为一种文化仪式。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洛伦兹指出：“由仪式而产生的驱力……常反对攻击性，使攻击性进入无害的路上。”②即优秀的文化仪式，包括优秀的武侠小说，能够规范攻击性的释放从而缓解暴力冲动。

　　但是，这种仪式化的话语必须在质与量上予以良好的控制，这主要取决于作者建构文本的价值取向和作者本身的心理结构。如失控，会成为作者攻击性的病态发泄，强化了攻击性的心理能量，扩展了暴力冲突的污染。在这点上，金庸都不能称得上是处理得非常优秀，而古龙则走得太远。

　　古龙本身就有强烈的暴力嗜好。作为作家，他很少谈理论，但论及武侠小说的源流时，与金庸一样，重视唐代的武侠传奇。但从他们推崇的篇目来看，两人大异其趣。金庸特别赞赏《虬髯客传》，可见出其“侠之大者”的向往。而古龙则特别看重张骞的《耳目记》中的一段故事，认为“非常武侠”（《楚留香传奇·代序》）。其主要情节为诸葛昂与高瓒斗豪，瓒烹一十余岁的双生子，呈其头颅手足，而诸葛则当场将其爱妾蒸熟而啖之，“尽饱而止”。古龙甚至将这一情节几乎原样照搬入他的小说《火并萧十一郎》中，可见其赏识之心。总观古龙小说中的人物，救人者总是不如杀人者更有魅力，如陆小凤与西门吹雪，《边城浪子》中的叶开与傅红雪。

　　古龙对自己的心理倾向，并非无自觉，也认识到“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感”。可是，有意识的反思，并没有战胜无意识的心理能量。他小说中的血腥味从未稍减。连他塑造的侠客也多有这种嗜好: 常无意喜剥人皮， 手下人稍一违逆，就剥脸皮来惩罚（《拳头》）；傅红雪为使他人“服”，在“奇特的叹息声中”，割下他人的耳朵（《边城浪子》）。于是，古龙又宣称要写“优雅的暴力”，并以此而自喜，论者也大有赞扬之语。综观其“优雅”，大致有二，即将暴力动作的描绘优雅到诗意，和将暴力内涵优雅到神圣。随手引用几段，领略一下其“优雅”的风采：

　　小高看见刀光一闪，忽然间就变成了一片鲜红。
　　无数鲜红的雪花，就像是焰火般忽然从刀丛中飞溅而出，和一片银白的雪色交织出一幅令人永远忽视不了的图画。
　　没有人能形容这种美，美得如此凄艳，如此残酷，如此惨烈。
　　就在这一瞬间，人世间所有万事万物万种生机都似乎已被这种美所震慑而停止。（《英雄无泪》）

　　被他们割下的头颅落地时，有的眼睛还在眨动，有的眼睛还带着鲜明的恐惧之色，有的舌头刚吐出来，还来不及缩回去，有的身上的肌肉还在不停地颤动。
　　这种颤动，居然还带着一种非常美的韵律，看来竟有些像是一个处女第一次被男人拥抱时那种震颤一样。
　　──在这种颤动下，处女很快就会变成不是处女，活人也很快就会变成死人。
　　为什么生命中动得最美的韵律，总是不能久长？（《午夜兰花》）

　　把惨不忍睹“优雅”到如此高质量， 就必然遮蔽了血腥、眼泪、惨叫， 挣扎的恐怖， 生命的毁灭也就平常得很了。再进一步， 将暴力内涵也“优雅”到神圣：

　　“严寒酷热，宜静不宜动，”他说，“风和日丽，才是杀人的好天气。”他从不杀生，甚至连一只蚂蚁都不愿去踩死。
　　“我只杀人，”他说，“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杀人更严肃、更神圣。”（《赌局》）

　　西门吹雪吹的不是雪，而是血。
　　盆里的水还是温的，还带着栀子花的香气。
　　西门吹雪刚洗过澡，洗过头，他已将全身上下每个部分都洗得彻底干净。
　　……
　　他也已斋戒了三天。
　　因为他准备去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世上最神圣的事。
　　他要去杀一个人。（《陆小凤传奇》）

　　前者柳轻侯非正非邪，西门吹雪却是大侠客，但他们与古龙的一些邪派职业杀手在将杀人行为神圣化方面，却是“英雄所见略同”，并都称之为 “一种享受”。至于杀的对象怎样，似乎是次要的，而且，他们也随时准备被人杀。弗洛姆分暴力为五种，其中第五种“嗜血渴望”，他直斥为病态。他指出有这种渴望的人是“通过倒退到前人类的存在状态，通过变成动物那样摆脱理性的重负来寻求生的答案，嗜血成为生命的本质──杀与被杀都是生命的完成，原始意义上的生命的平衡”③。

　　西门吹雪是个非常值得心理分析的对象。他有明显的心理障碍，如仪式化的“强迫症”──“天黑绝不见人”等怪癖。他杀人前，必须严格遵循一系列固定的程序，甚至远赴大西北极荒僻之地，也要调动数十人，大摆排场，为他准备热水，毛巾之类，来完成这些程序。他“白衣如雪，心冷也如雪，他的一生好像从未爱过一个人，就算爱过，也已成为伤心的往事。他没有爱人，没有朋友，甚至连仇人都没有”（《剑神一笑》）。

　　洛伦兹曾论述过：攻击性本身具有自发性， 缺乏社会联系和剥夺这种联系，是助长攻击性的有力因素④。因此，如另一侠士花满楼对他的评价：“他竟真的将杀人当做了一件神圣而美丽的事，他已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这件事，只有杀人时，他才是真正活着，别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等而已。”（《陆小凤传奇》）

　　当然，他杀的人大多数似乎都是可杀或应杀之人，即他的“宰杀”大多数是一些“正义”的宰杀。借杀可杀之人来满足“嗜血渴望”，并将其动作包装为优雅来淡化血腥，似乎也不必大非议。但是，用这样的人来承担“侠”的使命，却大可怀疑。侠义总是与爱心、同情、关怀相关，如果一味地谴责心灵的软弱，蔑视哭泣的眼睛，将侠的内涵转换成攻击性的发泄与杀人技能的炫耀，那也大不妥。

　　洛伦兹的研究还表明，种内攻击性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到了人类阶段，特别是进入现代文明阶段，这种攻击性害大于利，必须将其正确地引导与规范。古龙的“优雅的暴力”恐怕难以起到这种作用，它只不过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呈示，即攻击性的一种文饰，并且还蕴含着欣赏暴力的意念。再加上用西门这样极有魅力的形象来表演，只会加强攻击性的病态倾向。即或是这个世界还远不安全，暴力不可避免，但也不应该以平常心看血流五尺，减弱应有的心理反感。
　　侠客何为: 偏执人格的痴迷

　　武侠小说，以侠为正面主角，以行侠为主题。无论是在观念中呈示，还是在生存中彰显，侠总是与“义”相连，“侠非义不成，义非侠不立”⑤，侠士无非是高扬生命力，去实行正义之人。当然，义作为观念，其内涵是发展变化的，侠的内涵也相应会发展变化。在当代，金庸就对传统的“义”的观念质疑，如“民族大义”等，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古龙则体验更深痛，领悟更深刻，索性将诸种传统的侠的信念与原则悬置，任气使性，而趋于偏激，使得各种偏执人物在侠的大纛下纷纷登场，侠的“有所不为， 有所必为”的精神成了种种偏执狂的注释。试列举几种──

　　团体利益偏执

　　古代侠士，常以自由人格对抗非正义的组织或秩序，独往独来，有至友却不结帮。不过，至少从《水浒传》起，团体式的武侠，开始大批登场，与实际生活中的帮会、秘密社团相呼应。古龙的某些生存在团体中的侠客，则将侠的正义性兑换成团体利益的忠诚性，侠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刚毅不挠之气，成了忠实团体利益的种种偏执行为的强化因素，善恶也被悬置了。《白玉老虎》的故事可以作为典型。以侠客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大风堂”，在团体利益受到极大威胁时，一首领引刀呈一快，甘愿用自己的头来打开进入敌对帮派之路，另一首领甘受世人之唾骂和友人之追杀，献至友之头以取得信任。真是惊心动魄，轰轰烈烈，有论者称之为“可歌可泣”。可是，综观全书，“大风堂”与对立帮派“蜀中唐家”，在所作所为方面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号称“锄强扶弱”，但有镖车经过，如忘了“投帖子”，大风堂就会传言:“安全无保证”，“江湖中谁不知道大风堂的规矩一向比衙门大”。那位大智大勇，“忍辱负重，……牺牲实在太大”的英雄上官刃，“自制极严”，而“他的兴趣只有两个字: 权力”！蜀中唐家的首领中，确实有唐玉、唐缺等精神变态的阴狠之人，但也有唐傲，“对人不但特别慷慨，而且非常讲义”。双方的争斗，无非是为各自团体的利益，并无正义可言。

　　对团体的忠诚，常容易被人视为道德责任，并以此来彰显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团体的使命感，会给团体成员的生活染上一种理想的色彩。但若团体的任务是一种虚假的神圣，而又将团体利益和团体标准置于最高位置，就会走向偏执。甚至，假团体的名义罪恶会被想象成为美德；卑鄙的行为，在团体的光晕中，也会产生堂皇的感受。团体利益的偏执性“固着”（ fixation），对外，会把非团体之人次等化、物化，甚至理所当然地成为攻击性发泄的对象；而团体成员用团体纪律来代替良心感时，就会成为集体杀手。并且这种对“外人” 的攻击性又是提高团体结合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对内，个体的存在被视为手段与工具，个体必须自愿地将生命与人格投进团体，换来一种“义”的感受。如大风堂的小宝，为了团体利益，混入对方做男妓，忍受种种折磨；在《三少爷的剑》中，镖局首领大侠铁开诚“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能要一个已在镖局中辛苦了二十几年的老人立刻横剑自刎，而且心甘情愿，满怀感激”。当团体成了一种绝对效忠的偶像，而不追问其目的的正义性时，它就会蔑视并摧毁个体人格和良心的价值，并把它转换成团体的功能，并且常常使团体的等级压迫合理化。

　　效忠个人的偏执

　　团体利益绝对化的进一步的偏执，会导致对团体领袖的个人性的绝对效忠。《流星·蝴蝶·剑》中，古龙告诉我们，一名叫孙巨的人，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一地下河中，不见天日，以致双目失明，终日等在一只船上，目的只有一个：当首领“老伯”万一有危险时，可以从这一入口处进入地下河而逃脱。完成任务后，孙巨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而地下河的出口处，生活着马方中一家，有温良贤惠的妻子和天真可爱的孩子。马方中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守在这里。当送“老伯”从这里逃走后，担心万一有可能泄漏风声，照计划，马方中先杀爱妻与孩子，然后自杀。这一切，真是惊心动魄到惨不忍睹。“老伯”之所以有危险，并不是因为行侠仗义，而是黑帮内部的争权夺利。此人居然被古龙称之为“慷慨好义，正直无私，他从不怨天尤人，因为他热爱生命，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充满爱心”（《流星·蝴蝶·剑· 序》）。简直是极大的讽刺！

　　如这里有侠义可言，那就只能是黑手党的侠义。这些首领本该是侠士们铲除的对象，却被古龙作为正面主角。而孙巨、马方中之流也只是偏执狂而已。当然，他们是自愿的，只不过被首领催眠式的控制了灵魂。到了白大侠之流，就要强迫他人“志愿”效忠了。

　　被另一侠士叶开称之为“千古不灭的英雄人物”的白天羽，以“行侠”的名义，成立“神刀堂”，众人向往。但“一个人接近他之后，就完全被他支配，就得完全服从他”（《边城浪子》）。无论是男人、女人，只要爱他敬他，就得将自己的一切，财产、身体统统交付给他，供他使用。他视众人为英雄脚下的沙子，坚信自己伟大而独特，是救世主与施与者。心理学家霍妮曾分析过这种类型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要求与工作是如此重要，因此他人有义务让他享受每一种特权，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期待别人‘无条件地’‘爱’他，而不知他正在侵犯着别人的权利”⑥。类似的英雄还有“雄狮”朱猛，他称“为了达到目的，就算要他属下的三千八百颗头颅去换， 他也在所不惜”。什么“目的”，不过是他对一个女人的破碎的“爱情”而已（《英雄无泪》）。

　　武功偏执

　　侠客作为武士，追求高武功无可非议，并且追求武功本身也意味着用增强个体生理能量来反抗各种压迫和获得自由。但是，忽视武功的工具性和手段性，而将其本身目的化，又可能堕入另一种偏执。

　　《江海英雄》中的“白衣人”为了所谓“武学”，一路杀戮，只要是能印证自己武功的武师，不分良莠老少，统统血流五尺。侠肝义胆的白三空则云：“阁下为了研究武学大道，不惜杀人；在下为了武学大道，不惜战死。殊途同归，你我本是同路人，今日你纵然将我杀死，我也不怪你。”

　　《三少爷的剑》中的燕十三，先将人救活，再通过比剑来杀死对方或自己被杀死，因为“只要能看到世上有那样的剑法出现，我纵然死在他的剑下，亦死而无憾”。果然，死时“眼神变得清澈而空明，充满了幸福和平静”。

　　这种“武学大道”，以人的生命为材料，坦然地进行杀人试验，成本也太高了。这种“为艺术而艺术”，或许不过是攻击性的一种表演性的发泄而已。没有合乎伦理的价值追求，没有人生境界的更高提升，技术（武功）上的进步，只会导致虚无。这种虚无，需要不断地用刺激来填补，所以这些“为武功而武功”之人，表面上坚韧不拔，不断地找对手“求败”，实际上是由于无处安顿灵魂。

　　“武功偏执”还可发展为“武器偏执”，将工具目的化，甚至崇高化、神秘化。大侠谢晓峰“只有剑，才是生命中真正的目标，才是他真正的生命，只有剑能够永存，他自己的生命是否能存在都已变得不重要”（《三少爷的剑》）。对此，古龙忍不住赞叹道：“他将自己的生命和爱都贡献给他的剑，这已经不仅是种伟大的贡献，而且是种艰苦卓绝的牺牲。”

　　工具如与人的生命等同，就会被赋予独特的生命：

　　宝剑出世，神鬼共忌，这柄剑一出炉，就带着鬼神的诅咒和天地的戾气，不但出鞘必定伤人，而且要把萧大师身边一个最亲近的人作为祭礼。（《英雄无泪》）

　　这种对器具的神化，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工具崇拜。在现代，这种“神化”，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恋物癖”，已经成了一种人格的病态象征，它将凝聚神化者所渴慕的诸种性质，并且从意识上压缩生存空间，而成为一种“生存妄念”。而且，对物的病态神化，常常意味着将人的物化。

　　求胜偏执

　　倘若失去了侠义的价值目标，即使视武功武器为工具，又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偏执: 求胜偏执或荣誉偏执。

　　大侠李寻欢之孙李曼青强迫其独生子去与他的恋人“比武”，甚至杀死对方，他本人不去，不是因为怕死，而是担心有可能败。李家名誉使得他“活着一天，就只许胜，不许败”（《飞刀·又见飞刀》）

　　西门吹雪也称“我们这种人没有败，因为败就是死”。古龙评论道:“他要的是那一剑挥出的尊荣与荣耀，对他自己来说，那一瞬间已是永恒。”（《剑神一笑· 序》）

　　这种追求荣誉的偏执，霍妮认为来自于病态的“自我理想化”，“它带给人意义感以及凌驾他人的优越感”⑦，并将攻击性视为领导力、英勇和全能，将冷漠视为智慧、自足和独立，实际上只是一种偏执狂的雄心。因为他们对狂热追求的内容与目标并没有清醒地反思，而只是满足于“优异”本身。这种偏执，还常常带有内在的强迫性驱力，驱使他们去寻找一个又一个的“胜”之荣誉，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真实的愿望、情感、兴趣，甚至去杀死一个个自己毫无恨意的人，不这样做，他们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与焦虑之中。他们终日沉溺在荣誉的幻想中消费着自己的生命。

　　当侠士们抽空了正义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即或是言必信，信必果，不爱其躯，声施于天下，也不过成了种种偏执性的表演。这些人，如要强称之为侠，也只是一种“空心侠”。

　　浪子情怀： 意义焦虑的夸张

　　“空心侠”下一转语，就成了“浪子”。古龙也领悟到了，于是有意识的向往加上无意识的倾诉，他开始大谈“浪子”：“一个人，一柄剑，浪子的豪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大地飞鹰·序》）他的后期小说，与其称之为武侠系列，不如称之为浪子系列。就是他小说中真正的武侠，也常有“浪子情怀”，与传统的“侠之大者”差别甚大。前面所述的嗜血渴望和诸种偏执，大多也可归源于“浪子情怀”。古龙的浪子的心理特征可用三组“情结”（comp lex） 来描述：空虚情结，趋死情结，施恩情结。

　　空虚情结。浪子情怀最明显的心理表现，就是空虚，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与焦虑。侠士卜鹰（此人后在《赌局·猎鹰》中出现时，已是浪子面目了） 对浪子小方说：“有的浪子多金，有的浪子多情，有的浪子爱笑，有的浪子爱哭，不过所有浪子都有一点相同：空虚。”（《大地飞鹰》）确实如此。浪子都是“过来之人”，失去了天真，拒绝在虚妄的信念中生活，但又找不到应坚守的信念，除了偏执信念以外，没有理想之光来澄明和辉映自己生存的意义；虽有强大的生理能量和心理能量，却又感到自己难以去承担真正有意义的重任。于是，他空虚。并且，由于缺乏建设性的勇气与情感，连与他人建立富有建设性的联系都难以做到，或者难以忍受这种联系，于是，他孤独。“如果浪子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觉得不再孤独的人，就会像一个溺水者抓到一根木头，死也不肯放手了。”（《大地飞鹰》）

　　浪子浪迹天涯，就不仅仅是与侠士相同，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压迫，不得不在秩序的裂缝中“游”，更主要的是由于自身内心的压迫，不可不游。他们需要不断地与各种陌生人接触来确定自己的方位，那怕是非理性地到处与人为敌，通过这些活动来保持对自我存在的体验，以驱散孤独。当然，高人烈士也有可能感到孤独，不过，别尔嘉耶夫曾分辨过两种孤独: 创造性的个体人格的孤独与个人主义者的孤独，内在丰盈、充实的孤独与内在贫乏、空虚的孤独，大气运作的孤独与匮乏底蕴的孤独⑧。前者的孤独，是“高处不胜寒”，是穿透了历史、人生、宇宙的面幕后的惆怅感；而后者则是找不到根与家园的孤独。这也是大侠与浪子的孤独的区别。

　　趋死情结。在空虚与孤独中，浪子失去了对生命毁灭的敏感与恐惧，“对他们来说，‘死’就好像是个女人，一个他们久已厌倦的女人，一个他们虽然久已厌倦却又偏偏无法舍去的女人，所以他们天天要等着她来，等到她真的来了时，他们既不惊奇，更不会觉得兴奋。”（《大地飞鹰》）

　　这种趋死情结，有两种方向相反的表现。一种是积极的──既然不愿去追求生命的长度，便去追求生命的密度，将生命力与情性任意挥洒，在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的潇洒中，获得适意感。因为没有真正富有建设性、生产性的目标，这种生命力与情性并不内含坚实的价值意蕴，而常成为一种病态的激情，甚至可能将“有所必为， 有所不为”转换成“无所不为，无所不必为”，生命的历程成了一连串的“不要命”的冒险与胡闹。如《霸王枪》与《拳头》中的小马，他们通过引人注目来确证自己，沉浸在“英勇”的自我欣赏中，实质上是用寻找刺激来缓解空虚与孤独。趋死情结还有一种相反的表现: 消极退缩。这是同一种精神障碍的不同相位，就如双相性情感精神病一样，躁狂与抑郁总是交替出现。浪子的“浪”不可能带来真正切实的心灵支撑，当建设性的愿望无法克制趋死情结的驱力时，就可能走向反面，放弃一切“有为”，甚至企图使自我“消失”来抵抗空虚与焦虑。这是一种既不尖叫也不抱怨的绝望，一种极度的心灵疲惫。绝顶高手谢晓峰就是如此，当极度“风流”江湖之后，他消失了，默默地去寻找并承受一切对自己的各种蹂躏，无动于衷。

　　趋死情结还会逐渐加深灵魂的阴冷，“你（谢晓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会尊重别人的生命”（《三少爷的剑》）。这种阴冷，还集中表现在对女人的态度上，他们大多数视女人为物，是“牛肉汤” （《凤舞九天》），是“酸梅汤”，是“猫”（《欢乐英雄》）。如有“浪子情怀”的三少爷谢晓峰称“他从不相信任何女人，在他眼中，女人只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工具”。美女被视为稀缺资源，应该根据武功大小来优化配置，当然，这些自命侠客的浪子理应占有更大的份额。所以，美女大堆簇拥着浪子，浪子借欲望的满足来驱散空虚，但即使浪子沉醉在性爱中，也有压抑不住的冷漠与厌倦，因为是与“物”交流，身体只不过被当做感觉运载的工具而已。

　　浪子积累起来的能量，不向外释放，就转向了自身，于是自苦，自虐，自恨，甚至自毁。当然，在这种自恨中，仍有某种自傲：我可以尽情地摧残自己，奴役自己，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到? 同时还能以“不自私”，“牺牲自我”等意念来支持自己。

　　施恩情结。当然，浪子也要行侠，并且似乎常常在寻找机会或制造机会让自己行侠。这种行侠既不是以“亲亲”原则为依据，也不是以“交相利”为依据，而是一种施恩模式，一种从自我出发去祈求生存的意义的活动。但是浪子太专注于自我，太专注于自我的感受，对人类的眼泪与苦难缺乏真正的颤栗与同情，不是基于深刻的爱，基于对生命的尊重而去行侠。甚至一些真侠士，因为有“浪子情怀”，其行侠活动的目的，也难以追索出“正义”的价值意蕴，常是以 “我愿意”模糊过去。

　　浪子行侠，还暗含着对自己高地位的自我肯定，类似于洛伦兹所描述的“穴鸟”行为──高阶级的鸟总是喜欢去援助低阶级的鸟，而且常常帮助争斗中的弱小者，以此来肯定自己的高阶级地位⑨。因为浪子并没有将行侠的对象视为平等的个体生命，对被救助的对象暗含着一种轻蔑，因此，救援行为成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和支配欲的表达形式，而不是真正地去抵抗邪恶，拯救苦难。如侠客柳长街，当无辜的生命被毁灭在他面前时，他可以用“不管怎样，她反正总是要死的”这种想法来说服自己不去出手（《七杀手》）。

　　侠士浪子化，并非从古龙始，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就开始了此历程。只不过韦小宝是快乐的浪子，而古龙的则是焦虑的浪子。韦小宝的快乐来自于肤浅与市井气，再加上一点“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自我调侃，并且他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自己执行了侠的价值原则，如称自己“仁义礼智信全有”之类。古龙的浪子却缺乏精神资源，虽然有外在的潇洒，不像韦小宝那样猥琐。而且他们仍然有一定的侠的价值关怀，侠的英雄向往，即他们无法彻底浪子化，所以空虚、焦虑、孤独。“浪子三唱，只唱英雄；浪子无根，英雄无泪。”（《英雄无泪》）

　　一般来讲，大侠都是些“铁人”，能够将外在的价值规范内化为情性，不屈不挠去实行。但是，这些信念、准则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生存层面，就有可能置自己于荒诞、悖谬的处境之中，如乔峰、陈近南等。于是，如罗洛·梅所说：“空虚的时代往往是接着‘铁人’的时代崩溃而来，掏出他们心中的罗盘，他们立刻就变得空洞。”⑩浪子时代必然紧接着大侠时代。金庸或许已经看到了深渊，不敢再前进，只好金盆洗手。而古龙则如他笔下的浪子，干脆跳下去。古龙被人称为“古大侠”，他却坦然直言：

　 我是个江湖人，也是个没有根的浪子。如果有人说我在慢性自杀，自寻死路，那只是因为他不知道， ──不知道我手里早已有了杯毒酒，当然是最好的毒酒。（《三少爷的剑·序》）

　　所以他批量生产出浪子，是可以理解的。

　　古龙求新求变，对武侠小说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学类型进行的现代性转换，远比金、梁彻底。这还不在于叙事模式与语言风格的变化，主要还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化，在于对侠义形象的彻底解构。有清以来，武侠形象的发展，大致是一个不断神圣化的过程，到金、梁的“侠之大者”已达到顶峰，大侠的一举一动，与天下苍生，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其荒诞悖谬之处也逐渐显露。古龙对人性的理解，对社会世相的认识，非其他武侠小说家可比。但是，他本身的人格和心理结构，使他更倾向于对病态心理的认同，而且他的价值取向，缺乏正向的目的与承诺，所以，他找不到足够的精神资源，只能以虚无对抗悖谬，从而走向偏执，走向浪子。或许这是更大的悖谬。

　　注释:

　　①参见美国《心理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即“DSM - Ⅲ ”的诊断类型。

　　②④⑨洛伦兹:《攻击与人性》， 第73 页， 第57 页， 第51- 52 页，作家出版社， 1987 年。

　　③弗洛姆:《恶的本性》， 第19 页，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9 年。

　　⑤李德裕:《豪侠论》。

　　⑥⑦霍妮:《自我的挣扎》， 第189 页， 第22 页，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年。

　　⑧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 第115 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⑩罗洛·梅:《人寻找自己》， 第9 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