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冲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傅红雪则是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中的主人公。《笑傲江湖》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生涯中的成熟之作，《天涯·明月·刀》则是古龙武侠小说创作“求新、求变”时期的转折之作。我一直认为，金庸与古龙分别代表着武侠小说的两极：如果说金庸采取的是一种回顾的姿态，怀着对传统中国无比的眷恋，营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武侠世界；那么，古龙则选择了另一种前瞻的立场，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下，打造现代人的情感、欲望和痛苦。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骑士传奇还是武侠小说，表达的都是作家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失望，都是人类在不自由的日常生活中，对一种更加自由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武侠题材的作品，所要传达的都是“不自由”与“自由”的冲突、调和与斗争。面对这种冲突、调和与斗争的复杂状貌，每一位作家都有其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金庸与古龙，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可比性的两种。

       本文试图通过对令狐冲和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作个案研究，剖析金庸与古龙两位最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家，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挤压中获得稳中有降自的艺术平衡，如何发挥各自超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建构出一个相对自由的、纸上的武侠世界。

传统与历史

       金庸的小说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之中，也就深深的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金庸小说中的“历史”，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正史相对立、相抗衡的笔记与野史，他往往透过某一历史横断面铺展开去，或者从某一历史疑团中顺藤摸瓜，演绎出一段与历史若断若连的精采故事。

       武侠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动荡的、不安的世界。所以，武侠小说家一般都会采用乱世或者朝代更迭的转折时刻，作为其小说宏观上的“历史背景”。动荡的大时代，方有暴力的彰显与武功的价值，方有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与回肠荡气的情感纠葛。倘若在太平盛世，再伟大的英雄，也只能够在招安和归隐这两条庸俗而平淡的人生道路之间作有限的选择。这种情节设置，显然满足不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正是像《三侠五义》之类发生的“承平时代”的武侠小说，读来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的根本原因。

       金庸的小说，大多以两个政权交接的时代为历史背景：一是宋末元初，二是明末清初。前者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后者如《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等。在我看来。以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叙事背景，不仅说明武侠小说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史传传统”的重视，而且表现出作家对历史强大的“向心力”无奈的屈服。即便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家，也会不由自主的认为，在小说中搀和进浓郁的历史因素，既能够提升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长期受到蔑视的通俗文学体裁的地位，又能够在森严的文化格局中申明武侠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的“合法性”。所以，在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通俗小说中，一般而言，越是历史背景清晰、历史人物众多、历史比重显赫的小说，其主题思想越是受到历史传统中固有观念的束缚与制约，其主人公的性格也就越发的打上了传统伦理价值的深刻烙印。

       《侠客行》、《连城诀》、《笑傲江湖》等，是金庸小说中少数的几部历史背景淡漠、甚至隐退不彰的作品。因而它们的主人公也多半是享有更多的“自由”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其“大侠”称号的获得，不是因为其武功盖世，而是依托其保卫襄阳的壮举，这一壮举背后是他为捍卫正统政权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取向。所以，赋予郭靖“大侠名份的，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总识形态的文化符码。与之相比，《笑傲江湖》等几部作品，情节的展开一般都与国家、民族之“大义”无关。它们的主人公并不直接参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入世追求之中。这些英雄人物或者“准英雄人物”，是在更为广泛的“正义”、“公道”的意义上，获取了各自“大侠”的身份。他们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都对传统道德伦理有所突破。至少主人公作为个体的独特价值，在叩人心弦的故事进程中得到了相当充足的凸现。

       令狐冲是金庸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之一。郭靖的性格过于方正，萧峰的命运又过于悲壮，杨过的行为太偏激，而张无忌的精神又太软弱。只有令狐冲以一曲荡气回肠的《笑傲江湖曲》和一把轻灵飘忽的长剑，捕获了许多读者的心灵。他的自由心态，他的性格魅力、他的自由心态，缘于他跟历史“脱钩”的作为个体的存在。当然，令狐冲与宏大历史的“脱钩”，依然是不彻底的。金庸在“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有。”也就是说，似令狐冲为中心虚构的《笑傲江湖》的故事，虽然没有被镶嵌在某一段历史叙述之中，但它却直接地隐喻着现实社会。后人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来。金庸认为自己并没有刻意地去讽喻现实，所以特意在“后记”中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60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但无论如何，《笑傲江湖》的故事与现实世界具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而令孤冲的人生态度多少也是表明了作者本人的基本意向。

       令狐冲是金庸写得最自由的人物，他可以跟江湖大恶人田伯光拼酒比剑称兄道弟，他可以担任全部成员是尼姑的恒山派的掌门，他也可以与魔教教主的女儿任盈盈结为夫妻。其言语行事、多属于“任性情”一类，像是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物。令孤冲以自己认可的正义为准则，来惩恶扬善。他从容地游戈于“正邪”、“黑白”二分的江湖世界之中，并超越被世俗人等遵守的神对的、固有的现念。

       与令狐冲相比，古龙笔下的傅红雪拥有更为彻底的自由意识。《天涯·明月·刀》是古龙创作风格发生转折期间的一部力作。正如他本人所说：“《天涯·明月·刀》是我最新写的一篇稿子，我自己也不知首它是不是能带给读者一点“新”的感受，我只知道我是在尽力朝这个方向走！”（写在〈天涯·明月·刀〉之前）这种转折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因此，这部小说问世之后，遭到了读者几平是众口一词的批评。古龙的写作受到商业出版机制的制约，所以读者的批评给他以沉重打击，迫使他放弃了这一大胆的探索。

       与古龙的其他小说一样，《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傅红雪所生存的时间与空间、都与真实的历史无关。文学的本质在于虚构，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高低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对既成的“历史”的超越。囿于具体历史事实的小说、只能是历史的附庸和注脚而已。古龙没有做挑战历史或者重写历史的尝试，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他选择的是一条取巧的道路：干脆就无视历史的存在、而虚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武侠世界。不管古龙是否成功地买现了自己的设想，他的这种勇气是金庸所缺乏的。
   
       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令狐冲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一个渗透中国文化气质的人。但是，我们在阅读傅红雪的时候，更多地是从“人”而不是“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他的。傅红雪没有门派、没有师承，甚至也没有亲人和朋友，他孤身一个人在江湖的旋涡中挣扎。无“有”，他也就获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自由。
    
       古龙通过傅红雪将“自由”的理念推到极致，而一旦进人极致的状态，必然带来人性的扭曲与变态。如果说金庸是在一个中庸和妥协的维度之内，保持着笔下人物的和谐与圆满。那么，古龙却是在极端的状况中，让人类内在的善与恶以及两者的冲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狐冲借助酒来弱化自己与现实世界的不融合。酒消解了清醒与沉醉的界限。酒让饮酒者在有限的时空之内，有效地与世俗社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笑傲江湖》中，写令孤冲酗酒的段落多得几乎到了让人厌倦的他步。然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没有领会金庸在文字背后的深意。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则天生就是一个“畸人”，虽然武功举世无双，但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一旦病发，他不仅完全丧失理智与情感，而且濒临死亡的边缘。古龙有一段写傅红雪发病的文字，读来十分精彩：“傅红雪已倒下来，倒在一条陋巷的阴沟旁，身子蜷缩抽搐．不停地呕吐。也许他并没有吐出什么东西来，他吐的只不过是心里的酸苦和悲痛。他的确有病。对他来说．他的病不但是种无法解脱的痛苦，而且是种羞辱。每当他的愤怒和悲伤到了极点时，他的病就会发作、他就会一个人躲起来，用最残酷的方法去折磨自己。……他用力抓起把砂土和着血塞进自己的嘴。他生怕自己会像野兽呻吟呼号。他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人看见他的痛苦和羞辱。”这就是一个拥有了绝对自由的人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古龙写傅红雪，实际上是写人类的一种极端形态的生存状况，极端的爱、极端的恨，最后是惊心动魄的“病态”——所谓的病态，其实也就是“非常态”而已。  

       金庸在令狐冲的身上投射了他的自由观，从西方政治学的定义来看，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古龙却在傅红雪的身上投射了另一种自由观，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就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金庸可谓事业成功、青云直上，作为一名“有产者”，自然会信奉“消极自由”的理念；而古龙沉沦于社会底层，至死都以稿费维持艰难的生活，作为一名“无产者”，他当更倾向于“积极自由”的原则。

家庭与爱情 

       家庭与爱情是制造戏剧冲突的两种最基本元素。而作为武侠小说，其主要人物都必须在不着边际的江湖世界中游荡，从而展现他们生命中“非常态”的一面。所以，作为“常态”下的家庭生活，在武侠小说中，被作家刻意地加以回避。   

       一百多午以前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他们从来不游山玩水，寻欢作乐。除由于私事或者公务而不得不出门远行外，其他的时间他们从不须臾离家一步。”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乃是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五匹新文化运动，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先驱者们也是从家庭入手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堪称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这两部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批判的锋芒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家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天生就具有某些反传统的因素。这些小说，一般是情节刚刚展开，就将家庭的秩序悬空，或者干脆就无情地打破了宁静的家庭生话。《笑傲江湖》的开头，就是以侦探小说的笔法写林家的灭门之祸。家的毁灭，乃是武侠故事的开端。
    
       令狐冲与傅红雪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都是江湖上的浪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但是，令孤冲虽然没有亲生父母，却有高高在上的师父与师母。师父和师母将令孤冲养大，从他的童年时代就一直充当着、替代着他的父母的角色。令孤冲的师父、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逐渐褪去其“君子剑”的外衣，而暴露出狰狞的面目。令狐冲与岳不群之间，由师徒关系一步步转换成仇敌关系。尽管如此令孤冲心目中依然无法脱离岳不群的阴影，在嵩山武林大会上，他见到师父、师娘和华山派众师弟师妹时，是这样的表现：他心中一酸，跪下磕头，说道：“令狐冲拜见两位老人家。”在遭到岳不群的训斥之后，“眼泪涔涔而下。”而此时，岳不群的阴险毒辣已然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令孤冲难以摆脱中国传统中牢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令狐冲虽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但江湖杜会与世俗社会是同构的。江湖中的师门、派别等等，又何尝不是令狐冲的另一个“大家”，何尝不是他脖子上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与令狐冲相反，傅红雪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无门无派．一个人，一把刀，浪迹天涯。傅红雪没有家庭的束缚，故能够更加自由地行事。在《脱出樊笼》一章，古龙写傅红雪与琴师钟大师之间的对话，文字犹如行云流水，而古龙的自由观也蕴涵其中。傅红雪对钟大师说：“我在这把刀上付出的绝不比你少，可是我并没有得到你所拥有过的那种安慰和荣耀，我所得到的只有仇视和轻蔑，在别人眼中看来，你是琴中之圣，我却只不过是个刽子手。”但是，傅红雪转而从另一个层面发掘到了自身的尊严和高贵，“他己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从别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打击中找出来的！因为别人给他的打击越大，他反抗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反抗的力量，竟使他终于挣脱了他自己造成的樊笼。”所以，古龙感叹说：“高贵独立的人格，本就和高尚独特的艺术同样应该受人尊重。”在个体价值的觉醒方面，傅红雪比令狐冲来得彻底，因为傅红雪既没有现实意义上的“  家”也没有象征意义上的“家”。他一个人堂堂正正地站立在天与地之间。   

       爱情与自由，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就是“对立的统一”。令狐冲深陷爱情的旋涡，如同深陷江湖的杀戮。令狐冲真正深爱的是离他而去的小师妹，而不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任盈盈。小说中写令狐冲与任盈盈爱情的部分，显得平淡无味，面目依稀；而写令狐冲与小师妹爱情的部分，则情真意切，让人一咏三叹。尤其是小师妹岳灵珊被并不爱她的、居心叵测的丈夫林平之下毒手之后，生命垂危，金庸写令狐冲之表现如在目前：“令狐冲想起过去十余年中，和小师妹在华山各处携手共游，有时她要自己做什么事，脸上也曾露出过这般祈恳的神气……她此刻的求恳之中，却又充满了哀伤，她明知自己倾刻便要死去，再也没有机会向令狐冲要求什么，这是最后一次的求恳，也是最迫切的一次求恳。”令狐冲无法拒绝小师妹最后的愿望，同时也为了回应刻骨铭心的初恋，终千答应了她的恳求，不惜出让日后的自由，受无穷的拖累。

       岳灵珊一死，“令狐冲心中一沉，似乎整个世界忽然间都死了，想要放声大哭，却又哭不出来。他伸出双手，将岳灵明的身子抱了起来，轻轻叫道：‘小师妹，你别怕！我抱你到你妈妈那里去，没有人再欺负你了。”’这一段是《笑傲江湖）中写爱情写得最动人的地方，而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在这里也展示得最为充分。爱情也就意味着你将为对方牺性掉相当大一部分的自由，而这一牺牲未必会带来幸福。在前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受家庭的另一种形式一一师门的制约；而在后半部小说中，令狐冲则被安置于爱情的笼罩下。他看上去飘逸安然，真正享有的自由却少得可怜。随着故事的进展，令狐冲的武功在飞速地提高，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自由与在心灵里的自由，并没有与之同步扩展。

       傅红雪也是一个被爱情伤害得极深的人。古龙以他惯有的笔法，将傅红雪的爱情经历语焉不详地写得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同时，在故事的结尾，他给出了一个让读者松了一口气的团圆结局。傅红雪的爱人是翠浓，一个俗气的名字。翠浓曾经是一个被无教人凌辱的妓女。落魄英雄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之间的爱惰本可大肆渲染，古龙却平平淡淡地写来，把想象的空间留给每一个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年傅红雪与翠浓爱得是那样地深。后来，他们却离开了对方，各自怀着深探的痛苦。
    
       当傅红雪了却江湖恩怨后来到一条溪水旁边。溪水边，有一个寂寞的女子，衣襟上戴着串小小的茉莉花。溪水清澈，她低头看着，忽然看见溪水中央倒映着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柄孤独的刀。她的心开始跳，她抬头就看见一张苍白的脸。她的心几乎立刻要停止跳动，她已久不奢望自己这一生中还有幸福。可是现在幸福忽然出现在她眼前。他们就这样互相默默地凝视着，很久都没有开口，幸福就像是鲜花般在他们的凝视中开放。”傅红雪经历重重苦难之后，终于获得了幸福，也获得了自由。古龙的小说中完全没有传统文化的阴影，因此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抒写苦难中的爱情。古龙笔下的爱情，比金庸笔下的更加绝对，更加纯粹，也更加可怕。爱情与自由的对立，也就更加富于戏剧性。在我看来，古龙的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丝毫不让于上面金庸的那段沉痛之笔。哀景与乐景，相映生辉。

拯救与逍遥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曾经将人生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审美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及时行乐，希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欢乐而又能便烦恼减少到最低限度。对别人或道义，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实行“轮作法”，不断地变换寻找快乐的方式，就奸像一个聪明的农夫轮番耕作他的土地那样。但是，当欢乐生活中的一切美味变得味同嚼蜡的时候，苦恼就来临了。第二阶段是“道德阶段”。人们认识到，通过娱乐、通过美、通过外部事物去追求幸福，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因此，根据行为准则履行义务，强调善良、正直、仁爱，凭借意志使自已的行为普遍化，才是道德的人。第三阶段是“宗教阶段”。它以痛苦为标志。一个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意识到痛苦、罪孽和哀伤，是对自己作为一人而感到绝望。此时，人感受到自己的局限性。很少有人会选择这种经常使自己陷人痛苦的道路，这种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遭到辱骂和嘲笑的生活道路。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人类每上升一个阶段，其自由也就提升一个档次。  

       用齐克果的这种概括来分析令狐冲和傅红雪，我发现他们两人都是曾经摇摆于“拯救与逍遥”之间、而最终走向逍遥的人物。而在摇摆的过程之中，令狐冲更像一个中国人，傅红雪则更像一个西方人。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刘小枫分别用“拯救”和‘逍遥”来指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最深层的内涵。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人物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再次印证了刘小枫的这一结论。   

       在《笑傲江湖》的前半部分，令狐冲的生活状态属于标准的“审美阶段”。他以玩耍和游戏的心态，对待自已身边所有的人与事。他不断地喝酒，不断地大醉，不断地惹事生非。他没有任何远大或者不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他不想成就任何伟大的事业，也不想当江湖上人人眼红的掌门、教主等等，甚至连作为“大师兄应当以身作则”的天然约定都觉得不堪重负，其人生处于混沌状态。令狐冲貌似自由，其实是在缝隙中挣扎。一直到华山派发生剧变，岳不群将他逐出师门，他才被迫进人“道德阶段”，开始另一种崭新的生话。在为自己“正名”的同时，也为世界正名。 在所谓“正邪”的血腥纷争中，令狐冲不自觉、不情愿地扮演了“救世英雄”的角色。他的不自觉与不情愿，充分体现在嵩山的那场比剑中。令孤冲与昔日的小师妹和恋人岳灵珊比剑，以内力弹飞其长剑，本已稳操胜券，却心中转念：“我本要败在小师妹手里，哄得她欢喜。现下却弹去了她长剑，那是故意在天下英雄之前削她面子，难道我竟以这等卑鄙手段，去报答小师妹待我的情义？”于是，他故意将身体凑向空中落下的剑尖，长剑竟将他钉在地下，他身负重伤。对于令孤冲来说，这一刻“审美阶段”完全压例了“道德阶段”。他不顾身负之重任．不顾武林大众之安危，面为当年的情缘所左右。这一经历，与《倚天屠龙记》中的主人公张无忌类似，令狐冲的身体虽然走出了师门，令孤冲的感情虽然度过了初恋，但是他在精神上依然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逍遥。   

       在几次的巧合之中，令狐冲居然化解了魔教与五岳剑派的劫难。这种“拯救者”的身份，是外在力量强加给他的。所以一旦等到灾难消除，他又重新回到昔日的“审美阶段”中。琴和笛比刀和剑更契合其生命的本真状态。只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结尾处写令孤冲与任盈盈自由自在地畅游华山，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与小师妹一起的时候那样纯情了。这时的“审美阶段”，显然已经不能等同于当年。
    
       傅红雷的选择的“拯救”，选比令狐冲更为自觉。他在小说中一出现，就开始挑战企图控制武林的一代枭雄公子羽。在最后一战前夕．公子羽妄想让傅红雪归顺，担当他的替身，认为傅红雪“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只能向自已低头。而傅红雪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子羽尽管什么都有，偏偏少了一样．那就是“生趣”。这短短的一句话，就让公子羽放下了屠刀，他也有真正想开的时候。“一个人活着是为什么？人活着，只不过为了自已的心安快乐，若是连生趣郁没有，就算他的声名、财富和权力都能永远保存，又有什么用？”
    
       傅红雪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关键的情节，说明古龙并不是一个祟尚武力的作家。古龙认为，即使在江湖世界里．武力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人批评武侠小说宣扬暴力．古龙在这里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就武功的高低和武力的强弱而言．傅红雪远远不如公子羽。但两人较量的结果恰恰相反，傅红雪胜利了，公子羽败了。古龙认为，在武力之上，还有人格、道义等更能够起到决定性意义的因索。武功高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自由。就像英国的罗宾汉故事和美国的西部牛仔传奇一样。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而是尊重与敬畏生命的人。纵然某人具备了武术、骑射、枪械方面的特殊才能，但他无法像造物主一样创造生命。公子羽的醒悟与傅红雪的胜利，其实都是古龙所认同的现代生命哲学的体现。   

      与浸淫于儒、道、佛杂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庸不同，古龙不是世家子弟，从小也没有念过多少传统的经典，井且在大学里读的是外文系。因此，古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少，而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较大。古龙读过大量西方存在主义大师的哲学著作，其思想观念倾向于“生命哲学”，认为人生即选择，选择即自由、选择即责任。傅红雪虽然没有走向齐克果所说的‘宗教阶段”，但他在虚构的世界中为自己拓展的时空，却超过了以潇洒自任的令孤冲。傅红雪身上体现出来的选择与承担的主动性，也超越了在儒、道两条命脉中徘徊的令狐冲。古龙反复强调：“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在古龙的小说中，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才是第一位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正是具有了这样的思想和理念，虽然其小说中杀戮和血腥的场面众多，反而更让人感受到作家对生命的珍惜与敬重。  

       令狐冲与傅红雪是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中两个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作家对他们的塑造，分别展现了各自对人性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千古文人侠客梦”，在令狐冲的剑影和傅红雪的刀光中，这个梦我们也许还将长久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