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彼得罗维奇·阿格耶夫上将散会回来，心情极其恶劣。不过，他已经记不起他什么时候心情跟目前不一样。在俄罗斯，军队一向受人敬重，而几颗星的将军则简直令人感到颤粟，可是今天，只有懒汉才懒得对军人嗤之以鼻。将军虽说不久前已届满六十，但对种种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旧广场那儿一个乳臭未干的科员或是助手（文职人员的职衔是没法分清的）居然让将军大人在接待室等了几个钟头，而他自己却在电话里闲扯，鬼知道他扯些什么。后来，一个搞党务的人，连科长都不是，一辈子从没拿过枪，连团和营都分不清，竟然也满嘴酒气地冲着将军胡说八道。
　　往事一件又一件，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什么都没有忘记，但在旧制度下一切都井然有序，还有成千上万前辈踩得光溜溜的等级的阶梯。够上了哪一级，那就极少撤下来，万一闹得声名狼藉，就给你换个单位，但级别不变。
　　如今上将连勋章都没法佩戴了，因为勋章多得胸前摆不下，然而他却不知道心里有话对谁可以诉说。老战友们不敢在一起聚会，他们都不知道明天是会派车来接他们上班呢，还是要他们开自己的车去别墅养老。文官中一些无名小卒态度傲慢，提的问题蛮横无礼，诸如：郊区的房子是用什么砖造的呀？是谁造的呀？值多少钱呀？仿佛身为上将的阿格耶夫生活中没有别的事情操心，非得亲自过问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不可。
　　所有的人都在进行改造，经济似乎已经抓完了，现在抓起军队来了。可是军队有什么好改造的？彼得大帝当年早已颁布命令，而且迄今仍然完全有效。职业军队？真有意思，那么是谁把法西斯赶过整个欧洲、一直赶到柏林？而今却有人打算跟车臣媾和，可你知道吗，还是不断地在死人。自古以来战争就没有停息过，也不断地在死人，理当如此嘛。
　　诚然，他有些同窗好友的儿子一个接一个地在那里被打死。可是身居要职的将军居然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司令部，随便抛头露面，这不是岂有此理么？应该把这个什么车臣用坦克碾平，然后抛到脑后。
　　将军走进接待室，朝站得直挺挺的副官点了点头，边走边说：
　　“茶，他妈的！”说着进了办公室。
　　副官立即端上用银杯托托住的茶杯，按老规矩在茶里加进一小片柠檬和一点糖，但没有走开。
　　将军不满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
　　“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来过电话，说是等您一来就给他挂电话。”副官踮起脚后跟，显出尽心竭力的样子。
　　“还有谁？”将军呷了一口茶，烫了一下。“该把你派到格罗兹尼去。俄罗斯士兵在流血牺牲，你却在这里悠闲自在，连一杯通常的茶都不会沏。”
　　“是巴尔丘克·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副总理！”副官小声说道。
　　“你刚才就该说清楚。你把电话接通。”
　　茶稍微凉了一点，上将心满意足地把一杯茶全部喝完，开始咀嚼那块柠檬，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直接打来的，没有通过副官。将军感到惊讶，通常外面来的电话要么通过专线，即仅供有特权的人用的所谓“自动电话”，要么先由副官接，然后报告是谁来的电话，而主人则决定是否跟这个人交谈。市内直通电话仅此一台，很少有人拨这个电话。
　　阿格耶夫迟疑片刻，吞下那片柠檬，拿起听筒，干巴巴地答道：
　　“喂。”
　　“您好，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是从萨马拉来的外甥，请原谅我打断了您的国务工作。”
　　一听这暗号和嗓音，将军马上听出这是他雇用的图林，今年春天他曾把这个人借给现在已故的福金使用。将军知道图林已经被捕，对阿格耶夫来说，跟这种人通电话已毫无意义，但放下听筒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他也想知道个究竟，因为春天那次行动失败的情况将军只是间接地听说过一些。
　　“你好，格奥尔吉，母亲身体好吧？你自己怎么样？”
　　“谢谢，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家里一切正常，我是顺路来莫斯科，住在朋友家里。”
　　那么，他被释放了，该见一见才好。可是，这也许是联邦安全委员会设下的诡计？要么就是联邦调查委员会？这些机关现在怎么个叫法，根本就没法记住。原先很简单——就叫克格勃。将军心想，这个名称就说明了一切①。政府机关的内部电话响了，妈的，准是巴尔丘克。
　　①“克格勃”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
　　“格奥尔吉，过一个小时再打电话来，我这儿有人等着。”将军放下一只听筒，拿起另一只，听见了巴尔丘克那柔和而又威严的声音：
　　“你好，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您好，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将军答道，“会议进行得富有成果，决定继续考虑考虑就散了会。”
　　巴尔丘克满意地呵呵一笑：
　　“将军们开始思考了，会有点名堂了！你别见怪，我不是说你。你才真是个有头脑的人。有件事完全是件私事，得跟你商量商量，再说安娜也经常提到你。你是不是到三一街寒舍来一趟？咱们一块儿喝一杯，说说话，再去洗个澡。”
　　巴尔丘克已经进了新的内阁。新内阁尚未经过批准，但已由总理正式提名。杜马十有八九会赞同他入阁。总统身体一复原就会签字批准。巴尔丘克虽不是第一副总理，但却是副总理之一，既然他邀请，那就是说应该去，不能拒绝。上将本人一只脚虽然仍在办公室，另一只脚已经踩上别墅的菜地了。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不需要有几颗星的退位将军。
　　“见见面喝一盅我总是高兴的，”阿格耶夫答道，“我一定来。我想，你的凉台上不会有人开枪射击吧？”
　　“瞧你这记性！”巴尔丘克竭力掩饰自己的不满。“那事儿早过去了，作为一位俄罗斯将军，可不好意思为这种小事担心。你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多一粒或少一粒子弹……”
　　“好啦，好啦，”将军马上省悟过来，意识到枪击事件提得完全不合时宜。“几点钟来？”
　　“八点左右吧。馅儿饼用白菜还是肉馅？”
　　“主要的是伏特加得喝凉的，”将军说着放下听筒，开始猜测，他这个上将行将就木了，对这位骑着白马驰入新内阁的副总理能有什么用呢？
　　上将打发走了公家的车，亲自驾车，没过多久就在约定的地点停下来，按当官的规矩坐到后座上。在驾驶室里就座的则是格奥尔吉·图林。将军马上看出自己的教子穿着新衣，发式也很漂亮。
　　原来，当年阿格耶夫还是少将时在阿富汗度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在图林上尉和两个中士的陪同下，沿着苏军牢牢控制的公路乘车前往装甲兵预备队，没想到那条路上埋了地雷。车上的两个士兵炸死了，图林受了伤。将军不会打仗，为人也十分鄙俗，但胆子却很大。他没有扔下受伤的人，而是把他拖出汽车，一起藏在石堆里。不久救援人员赶来，图林被送进医院，而将军的领章上则添了一颗星，两人开始了男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不久图林复员，部队也撤离了阿富汗。退役的上尉失了业，走投无路之际找到了阿格耶夫，请求帮助。
　　此时一部分前克格勃分子开始策划阴谋，积极参与其事的有现已去世的福金，而阿格耶夫将军则担任了观礼贵宾的角色，他感到他的官也当不长了。当福金需要一名能够干掉民警上校古罗夫的杀手时，将军把自己的教子借给了这些搞阴谋的人，跟他们有言在先；我介绍你们互相认识，我对这小伙子有救命之恩，至于你们能不能谈妥，则跟我不相干。
　　总的说来，上将的为人是忠于职守、小心谨慎，尽量做到两面讨好，自己则不作出过激的举动。他知道图林没有完成任务，因为他已被捕，而福金则在试图干掉总统时送了命。详细情况将军不了解，他躲入“地下”，他跟搞阴谋那伙人的联系也自行中断，因为中间人福金上了西天。
　　“往德米特罗夫公路开，”将军拍了拍图林壮实的肩膀。“你是我的私人司机，咱们俩以前的关系尽人皆知，谁也不会感到惊讶。前线的伙伴，年长的帮助年轻的，就这么回事。现在讲讲看，你是怎么被抓的，为什么放出来？”
　　“很正常，将军，”图林懒洋洋地答道。“我是在汽车检查站被抓的，纯属偶然。逮捕我是因为私藏武器。手枪是我从阿富汗带回的，那倒也罢了，可还有一支带光学瞄准器的步枪，而且是单件制造的，这一下民警就紧张了。我声明我对武器很内行，那枪是碰巧买的，想卖了挣几个钱。这么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刑侦局的人可不是平民百姓，对我一再刁难，反复折腾，还要我按了指纹，千方百计对我进行审查。”
　　“第一个拐弯口向右，”将军说。
　　“这路我太熟了，我当时就打算在这附近对那个警察下手。”
　　“忘掉这事儿吧。指示你干这事的那个人自作聪明，被他自己的手雷炸死了。”
　　“这种事儿是有的，炸药可不会区别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
　　“为什么把你放出来呢？”阿格耶夫问道。
　　“把我关押下去有什么意思呢？监狱里人满为患，我的案子审下去又不会有什么结果。枪没有用过，人在阿富汗受过伤，想做点投机买卖，谁会给这种人判罪呢？眼下又在进行新的屠杀，哪能平白无故地把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关进监狱呢？法院和侦缉人员要是这么干，摇笔杆子的人会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于是他们把我放出来，让我签字具结不离开本地，说是以后要开庭。可是我想，这案子不会再审了。小事一桩嘛，再说法院对我这人没什么兴趣。我跟您认识这件事我没跟警方说。我要是说了，他们会认为有大人物作掩护，那就有东西可以隐瞒，他们会抓住不放，越缠越紧。”
　　“好样儿的。当然啰，我是个大名鼎鼎的将军，但我也不愿进检察机关，”阿格耶夫答道。“有一位政府要员今天请我去进晚餐，看来他是有事情找我。咱们去听听，也许能给你找一份工作。”
　　“我很乐意，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不过形势变了，得估计一番。克格勃人员和警察那儿以前从来没有我的什么材料，可现在却有一大堆：指纹啦，照片啦等等。我住在朋友那儿，得去一趟分局，给管段民警报个姓名。”
　　“伏尔加”车在一道铁门前停下来，从岗亭里走出一名特警队员，看了看将军，敬了个礼，把手一挥，铁门打开了。
　　几幢供出类拔萃之辈居住的别墅围着高高的围墙，安置了警卫。高级职员和受到特别宠爱的人民代表们喜欢住在不受熙熙攘攘的老百姓干扰的地方，因为那些人经常会有种种需求。
　　图林把汽车停在台阶前，跳出驾驶室，给将军拉开车门。主人夫妇俩已经沿着宽阔的台阶走下来。巴尔丘克还是平常的样子，甚至在别墅里也穿着雪白的衬衣、系着领带，只是把西装上衣换成了坠着沉甸甸的穗边的、织腰的丝绒夹克衫。他的妻子近一年来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涂脂抹粉了，依稀可见的几根白发并未使这个体态匀称的女人显得苍老，只是映衬出天然的黝黑和鲜嫩的肤色。说来也怪，这个女人虽已习惯于权力，但并未变坏，相反，对人更温和、举止更文雅了，变成了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一年多以前古罗夫曾经观察过这一对夫妇，他感到很惊讶。这两个人性格文静，善意待人，既不自吹自夸，也不有意炫耀自己诸事如意，他们的别墅不再像“肥皂剧”①里的布景，而是变成一幢舒适的、甚至温暖的住房。
　　①以家事为题材、以室内为场景的电视或广播连续剧，西方肥皂商经常利用这种戏剧做广告，故名“肥皂剧”。
　　别墅拐角处走出一个机敏的小伙子，把“伏尔加”车带到旁边的专用停车场。一个仪态优雅、系着围裙的姑娘随着男主人来到凉台上，向将军鞠了一躬，跟图林问了好，并牵着他的手，娇媚地使了个眼色，说道：
　　“请跟我来，军官先生，”随即转身，不是来到厨房，而是一个专门的房间，里面摆好了供两人进餐的餐桌。姑娘打开电视，说道：“您休息一会儿，我马上把主人的饭菜摆好，然后咱们俩一块儿吃饭。或者，您是不是愿意独自一人进餐？”
　　图林生得面容刚毅，只是轮廓略显粗糙，这时出乎他自己的意外，突然窘住了。
　　“我叫格里戈里，这么叫听起来太庄重了，‘若拉’这个小名我又不喜欢。您就叫我‘格罗伊’②得了，我妈妈就是这么叫我的。”
　　②意思是“英雄”。
　　“我叫达莎。”姑娘点点头走了。
　　这个别墅从前是一栋砖房，像个巨大的城堡，现在墙面砌上鲜亮的淡黄色瓷砖，旧貌换新颜，加上主人的殷勤周到和彬彬有礼，令将军又惊又喜；他以前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心里自然有个比较。主人夫妇俩略显清瘦，穿着更加淡雅。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并没有特别的鉴赏力，但他不止一次出国，见过真正的百万富翁。当然，巴尔丘克无疑是个百万富翁，但他从前看上去像是穿的化装服，现在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身上一切都显得自然而和谐。他的夫人变得极为文雅，既没有不停地挥动双手，说话也不提高嗓音，跟丈夫说话时也不把他当成一个傻乎乎的中小学超龄生；她尊重他，用名字称呼他，间或还加上父名①，或尊称他为主人。看得出来，经常出国访问及跟丈夫的商业伙伴的交往改变了这个女人的举止。
　　①按俄罗斯人的习俗是表示尊敬。
　　“你穿制服很合适，”巴尔丘克说着把客人带到酒吧间，给他倒了一杯味道香浓的加冰威士忌。“但我相信，你穿西服看上去会更加文雅。”
　　“习惯了，再说这会儿我是直接从办公室来的，我们那儿通常不穿便服，”阿格耶夫说着端起酒杯，想对女主人说几句话，但她不知上哪儿去了。
　　“明白了，明白了，”巴尔丘克举起高脚杯，“祝你健康，朋友。”他看着将军，目光显得很亲热，但同时又在仔细探索。
　　他们早就认识，但决非十分友好，“朋友”这个称呼使将军有点戒备了。将军心里迅速盘算起来。这位大官干吗需要他，何况眼下军队没人理睬，而上将本人又远非受人尊敬。
　　“夫人马上摆好晚餐，咱们先喝两杯，”巴尔丘克说着斟上第二杯酒。“我一辈子都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俄国的伏特加更好，喝惯了威士忌，才明白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傻，吃的喝的都没错。主要的是第二天早上头不疼。委员会开得怎么样？”
　　“情况一般，”阿格耶夫等着他问这个问题。“又解除了三名将军的职务，但什么决定都没有作出。只是进行了讨论，逐一列举了军队里还缺些什么。委员会是个协商机构，不该由它作出决定，作决定的有部长，现在又加上安全委员会秘书。”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俄罗斯军队什么都缺，而黑道上的人却什么都有？”巴尔丘克天真地看了他一眼，问道。
　　阿格耶夫的脸一下子苍白了。他不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但从苏沃洛夫军校开始，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军队，他真心实意地为军队感到担心。
　　“你并不那么傻，别装了！”他尖刻地答道。“车臣人有很多很多钱，偷窃之风则可以说没有，一切都归集体，都为每个人服务。他们的武器装备是现代化的，假如碰上旧装备，那就是从我们手上夺去的。凭他们的服饰和武器没法区分谁是巴萨耶夫或别的军事首长，谁是普通士兵。”将军自己也感到惊讶，不知这股气要发泄到什么程度，但他无法住口。“要是哪个车臣人给自己修这样一座城堡的话，”他用皮鞋捅了捅镶花壁炉，“人家会砍掉他的脑袋。可是在我们这里却围上围墙，还派自动枪手警卫。”
　　巴尔丘克泰然自若，连眉毛都没有皱一皱，问道：
　　“你是憎恨还是单纯的嫉妒？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偷窃成风，我不是畸形人，不是吸血鬼，我跟所有的人一样。国防部的人都穿军服，你也就穿军服，不管你愿不愿意，谁也别想标新立异。”
　　“你睡得安稳，不提心吊胆么？万一一切都翻个个儿，人家就会问你：宫殿是哪儿来的钱修的呀？你就得进监狱。”
　　“那边隔一栋房子住的是政府首脑，再往前住的是杜马的二号人物，”巴尔丘克笑了一笑，又分别斟上一杯。“要把所有人的房子都予以没收、重新安排，除非地球翻个个儿。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受到触动，撤掉职务是可能的，但谁也不能动真格儿的。哪个统治者要想这样做，他就得首先把自己关进牢房。比如说你，让当兵的修了个顶楼，也只能打发你退休。”
　　“可是安全委员会秘书呢？”将军小声问道，“他拒绝接受豪华别墅，他似乎一无所有。”
　　“说得对，他一无所有，而首先是他没有人，没有一帮人。他跟车臣人进行谈判，可是大炮仍在射击。每个将军都知道：射击一旦停止，和平一旦实现，他就会变成穷光蛋。他撤换了国防部长，可是要换人得从团级指挥员开始。战争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可是这些财富谁都无法估算，因为它们就像源源喷出的石油一样烧掉。你搔一搔你那头发灰白的脑勺想一想，再跟将军中的精英们聊一聊就知道了。炮兵连队和飞机听命于将军，而不是部长，更不用说安全委员会秘书。”
　　“你是想邀我参与一项阴谋？”阿格耶夫的怒气消了，他突然感到疲惫不堪。
　　“针对谁呢？不论怎么掩盖，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总统的病是嗜酒过度。真是怪事，嗜酒过度是人类众多疾病中的一种。结核病——这是灾祸，劫数，不幸。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灾难，而嗜酒过度则是一种耻辱。我要说，只有我们国家持这种态度。俄罗斯在上帝面前有什么过错呢？”巴尔丘克慷慨陈词，但却言不由衷。“一把手没有能力领导，他只准备苟且一时，掌一阵舵就撂下不管，可见我们头顶上都是些贵族老爷。原先有一个，撤掉了，现在是另一个，”副总理笑了起来，“你瞧，从我三楼的阳台上看得见他的别墅。难道他会揭发我，把我送上法庭？这太荒谬了。”
　　“我不想争论，我跟你们的事没有关系，”阿格耶夫尖刻地说，“我没有贩卖过装备和武器，至于几个当兵的没有去车臣送死，而是给我修了房子，那么上帝也会原谅的。”
　　“那么上次那批心怀不满的克格勃分子又是谁领导的呢？”巴尔丘克问道。他改变了语调，口气也软了下来。“那次密谋没有实现，旧事就不用重提了。眼下在格罗兹尼，各方的关系正在走上正轨，这对我们毫无用处，让他们继续打吧。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你在几颗星的将军中并不是碌碌无能之辈，眼下公开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是不明智的，然而量力而为，阻挠协议的实施则是可能的。”
　　“内务部长阻挠得够多的了，现在他一半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另一半已经悬空。不论是我的部长还是安全委员会秘书我都没有直接接触。他们不需要别人给他们出主意，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您用这么贵重的威士忌招待我，这番心意白费了。”
　　“你的处境我理解，我并没有指望你给我什么特殊的帮助。一个人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时，只消轻轻推他一下就行了。但这不是你我干的事，这种事需要具体执行的人。有一些热心人正在实施一项很有价值的秘密计划，但却缺少坚决果敢的人，所有的人都拼命想当领导，可是却没有人去点燃这把火。你在阿富汗服过役，也许你身边还有一些靠得住的旧部？”
　　将军一下子想到了图林，他心里犹豫了。
　　“有一个人，但他不会开枪杀人，不过用拳头倒是行的。”
　　“绝对不会，开枪的事谈不上，”巴尔丘克赶紧说，同时心里想道：“我把这个人交给执行者，谁去干什么，这不关我的事。”
　　“好吧，我让他给你拨直通电话，就说是我这儿……”
　　“不不，这事儿我不沾边，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就拨那个号码，”巴尔丘克打断他的话。
　　“这事儿跟我更没有关系，”阿格耶夫坚决说道，“我知道你的号码，别的什么都不想知道。”
　　这时女主人来了，请男人们入席。
　　返回的路上，阿格耶夫对图林说，有一份工作，报酬丰厚。
　　“我已经对您说过，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虽然不是与世隔绝，但也有人看管，目前我应该安分守己地呆着。”
　　“那你照样呆着，有个人你跟他见见面，谈一谈，互相认识认识，讲好条件，你要是不称心，那就让他们自己另想办法。”将军沉默了一会，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开诚布公地说：“我没有替你许下任何诺言，你自己酌情处理吧。就我本人而言，他们的事儿令我如鲠在喉。可他们是大人物，当面拒绝是危险的，地球总是要转的呀。一把手完全不行，越来越像勃列日涅夫了。一场骚乱正在发动，单枪匹马是摆脱不了的。我原先以为到了六十岁心里只会想着上帝了，现在举目四望，哪儿是我的归宿？真不想无所事事躺在吊床上，腆着越长越大的肚皮等死。”
　　“找个年轻的情妇吧，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你是个仪表堂堂的男人，”图林一边说一边盘算，今天这场会见是告诉古罗夫还是不说为好。
　　他知道那民警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想必会说，你就安分守己地呆着，哪儿也别去，但也不妨跟外人见个面，了解一下有谁在干什么勾当。可是今天对他格奥尔吉·图林来说，谁是自己人，谁又是外人呢？民警是个铁腕人物，看起来是白白给图林帮了忙，可他当然期待着回报。将军八面玲珑，在阿富汗时把他从公路上拖下来，可以说救了他一命，可是今年春天却跟那个克格勃分子一起，让他去干最肮脏的勾当。这会儿又在耍滑头，两面讨好，手按着脾脏又是叫苦又是流泪，想躲在别人背后保持中立。
　　我什么都不干，既不打电话也不跟人见面。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我的事就是转方向盘。
　　格里戈利·柯托夫穿衣服从来都不考究，这一次则穿得更差一些，在离莫斯科四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下来。房东叶卡捷琳娜是个四十左右的女人，受够了生活的捉弄，因而心存恶意，性格多疑。柯托夫比她大四岁，却显得年轻一些，这倒不是因为他善于保养，只是由于那女人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头一个丈夫在她生孩子尚未出院时就溜掉了；第二个丈夫为人不错，心地善良，可就是嗜酒过度，五年前去世。女儿长大了，去了莫斯科，好像已经出嫁，把母亲完全忘了。叶卡捷琳娜靠种菜为生，养一头小猪，有时养两头。
　　当格里戈利走到台阶前，刚把口张开时，叶卡捷琳娜就生硬地说：
　　“我不租房间给单身汉。”
　　“说得对，这种人除了酗酒就是找女人。”他在台阶边上坐下来，看了看狭窄的街道对面，那是伊夫列夫精心照料的房屋和茂盛的花园。
　　“你干吗坐下来？”女主人拄着一把锄头，心里的气稍稍消了一点。“钱喝得精光，被老婆撵出来啦？”
　　“老婆很爱我，我们过得很和睦，她快要生了，她妈妈来了，家里住不下。我可不喝酒，上哪儿去呢——没钱呐。”
　　“你问了问别人，人家就指着这儿，叫你来找孤苦伶仃的叶卡捷琳娜，好像我这儿可以白白住上一阵。”
　　“我付点钱，剩下的干活来挣，我看见了，土豆还没有挖完，长得挺好，眼下正是季节。”柯托夫不慌不忙地说，口里嚼着一棵小草。“我在柴房里过夜，要么住干草棚。”
　　“瞧你有多瘦。”女主人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不速之客。“收土豆倒是不坏，可我看你是个城里人，干不了。”
　　“你这篱笆门我进得来也就出得去。”柯托夫从口袋里掏出旧钱夹，从里面取出一些小面额钞票，数了一数，整整齐齐地折成一小叠。“四万七，再没有啦。”
　　“够买两瓶酒。”叶卡捷琳娜用肮脏的头巾擦了擦长满雀斑、晒得黧黑的脸。“你给这几个小钱打算住多久呢？”
　　“住到你厌烦了，或是丈母娘要我回莫斯科。”
　　“走着瞧吧，把你的背囊扔在穿堂里。你是哪个族的？该不是车臣人吧？”
　　“不，是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柯托夫掏出身份证来。
　　“呸，真见鬼，你这人怎么这么倒霉？”叶卡捷琳娜的话音里流露出真正的同情。
　　就这样，格里戈利·柯托夫在花匠爱德华·伊夫列夫的房子对面住了下来；伊夫列夫在开庭以后第二天就不见踪影，不知是酒喝上瘾了还是躲开妻子去找又一个情人。他是个十分内行、很懂时令的花匠，古罗夫认为，这个时节他不会狂喝滥饮，他的销声匿迹值得警惕，因此寄希望于他的露面。当然，他也认为公开找证人谈话为时尚早，甚至有危险。
　　格里戈利·柯托夫善于等待，很有耐心，这一点侦查小组里其他人比不上他。他原本是个单身汉，今年春天找到了一个案情需要的女证人，她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的酒吧工作。侦查员装成一个热恋中的情人，没日没夜地跟着姑娘转，在大门口守候，在小卖部大杯大杯地喝咖啡。这样做本来只是为了便于破案，结果却是他真的爱上了她，跟她结了婚，眼下正盼着孩子出生。侦查的情报柯托夫早已到手，可以说是这段浪漫史发展的成果吧。
　　眼下他正在挖土豆，开始时不很在行，但很快就熟练起来。他那布满青筋的身上一下子晒黑了，随后像蛇一样蜕掉一层死皮。侦查员身强力壮，挖起来不知疲倦，他那晒黑的身躯汗流浃背，在阳光下显得闪亮。叶卡捷琳娜对这个城里人吃苦耐劳而又不讲吃喝的精神感到异常惊讶。他断然拒绝住进农舍，只在干草棚里过夜。假若女主人得知她的雇工连睡觉也只闭上一只眼，另一只眼则时刻在观察伊夫列夫的房子时，她准会惊得目瞪口呆。叶卡捷琳娜开始时作好反击的准备，她心想男人都是一路货色，他们要的只是“那事儿”。但第二天女主人就感觉到了，这个雇工不喜欢女人，吃晚饭时便径直问他：
　　“格里戈利，你身体挺好，还是个童男之身吗？”
　　“有的人比我还健康，但我也没什么事要抱怨，”柯托夫一边回答一边把一杯家酿白酒挪开。“我爱我的妻子，信不信由你，但确实是这样，这事儿咱们不谈了。”
　　叶卡捷琳娜的气恼又持续了两天，随后也就习惯了。男人们都有些怪癖，偏生她就碰上这么个犹太人。在地里干活像头牡马，土豆挖完了，运进地窖里了，篱笆也扎好了，白天最热的时候往火车站跑，往莫斯科打电话，惦记家里呀。
　　最后一次打电话时古罗夫关切地问他：
　　“我们周围没有动静，你是不是撤回来？”
　　“没关系，再忍一忍，图快好不了。”
　　“好吧，由你全权处理，只要你断定没事你就回来。”
　　“这么好的鲜花他不可能扔下不管，这事儿是有点蹊跷。”柯托夫说着道了别，挂上听筒。
　　他一回来就看见叶卡捷琳娜院子里呆着几个人，一个是民警中尉，腰里挂着每个管段民警必备的小皮包，还有两个穿便服的小伙子。小伙子不很年轻，三十左右，也许还大一点。是两个侦查员，柯托夫准确地作出判断。小伙子不是本地民警局的，也许压根儿就不是民警机关的，看样子很有经验，态度平和镇静，正是午餐时分，可他们连酒都没喝一口。
　　“瞧他来了，我的格里戈利！”叶卡捷琳娜扯起嗓门叫了起来，仿佛别人在河对岸似的。
　　邻近几家的栅栏和篱笆边已经有些人站出来，这对柯托夫极为有利，对几位“客人”则毫无好处。别说有经验的侦查员，任何人都一望而知：几位“同志”上这儿来并不是因为闲得无聊，可他们却编造一番谎言，说是来这儿查验身份证。然而查验证件用不了三个人，再说那几个检查人员看上去也不像。当柯托夫用手掌擦着满脸汗水走到跟前时，一个穿便服的小伙子从柴垛上下来，关上篱笆门，站到格里戈利身后。
　　“你们好，各位有何吩咐？”柯托夫边问边从粗麻布上衣口袋里掏出身份证。
　　“例行查验，公民，”中尉伸出手来拿身份证，“您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一会儿这里爆炸，一会儿那里又出事。”
　　“有道理，”柯托夫表示同意，他的举止言谈跟同女主人相处时完全不同，彬彬有礼地把中尉的手推开。“中尉先生，查问别人的证件之前应该先作自我介绍，并出示自己的证件。”
　　“想得倒美！”中尉戴上大沿帽。
　　邻近几家栅栏门口的人更多了，两个晒黑了脸的女人走到叶卡捷琳娜家的篱笆跟前，其中一个冲着满街的人叫道：
　　“婆娘们，真是怪事儿，都快三点了，可是科利卡一点儿也没有喝醉的样子！你该不是病了吧，科利卡？”
　　管段民警的脸一下子红了。
　　“把证件拿出来，”站在民警身边穿便服的人漠然说道。
　　中尉和柯托夫交换了证件。柯托夫抄下管段民警证件上的全部内容，天真地问道：
　　“对不起，您是见证人吧？”说着看了穿便服的人一眼。
　　“是见证人，”穿便服的人点了点头。
　　“顺便问一句，站在我背后的这位先生该不会朝我脑袋上猛击一下吧？”柯托夫友好地微微一笑。“我是高级研究员，科学博士，脑袋可是我的工作器官。真不凑巧，这里聚集了一大堆证人，要说我进行反抗或是侮辱各位，这种谎话是通不过的。”
　　管段民警逐页翻看身份证，仿佛头一次见到似的。
　　“那么您在哪儿工作，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民警问道，“为什么身份证里没有相应的记载？”
　　“我在硬质合金科研所工作，”柯托夫答道。“目前在休假，挣点外快，因为工资发不出来，身份证里的记载可不是我自己写上去的。”
　　“缠住人家好人不放！你们几个家伙养得这么肥，自己每个月领到工资了吧？”篱笆外面的女人说道。
　　穿便衣的人从民警手上拿过身份证还给柯托夫，跟他使个眼色，显得很近乎。
　　“真他妈不是人过的日子，科学家也得挖地。”
　　“挖了一个星期，有两袋归我，够吃好久了，”柯托夫友好地答道。他已经毫不怀疑，查验证件确与花匠失踪有关。“明天吃午饭时我就回家。”
　　周围的人看见不会出什么乱子，开始往各自的菜地走去。中尉顿时精神一振，小声说道：
　　“我马上揍你这犹太科学家一顿。”
　　“决不可能，”柯托夫笑了起来。“他们很聪明，”他点头指了指两个穿便服的人说，“不会让你这么干。”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您对我们的工作观察得过于仔细了，”穿便服的人边说边向篱笆门走去。
　　“而您，视察员先生，作为身份证查验人员，您身上的装备份量太重了，”柯托夫碰了碰侦查员的左肋，那里是一支手枪。
　　“怎么，是自己人？”侦查员停住脚步。
　　“我的弟弟干这一行，所以我略懂一点。看得出你们是在查找什么重要人物，带上管段民警作个幌子。”
　　“那么，您明天就要背上两袋土豆走了？”侦查员若有所思地说。“再住上一星期不行吗？”
　　“不行啊，土豆全都挖完了，再说夫人即将分娩，该回家了，”柯托夫道歉似的答道。“不然的话我总是乐意给弟弟的同事帮忙。”
　　“您没见过对面花园里的主人吗？”
　　“花开得漂亮极了，每天上午有一辆汽车来运花，”柯托夫爽快地答道。“有个男人不紧不慢地在那儿干活，可这跟我不相干，兴许就是主人吧。”
　　“别瞎说，那是彼佳，本地的酒鬼，来给主人帮忙，在花地里培土、浇水，”站在稍远处的叶卡捷琳娜插嘴说。
　　民警当局的人一来女主人就吓坏了，因为上面有严格指示，可是她收了房客没去登记，像是请了个雇工，不过村里谁都知道，她有时连买瓶酒的钱都不够。看见他们谈完了，平安无事，叶卡捷琳娜这才开口。她本来还想说她跟房客根本没有谈什么付报酬的事，话到口边又忍住了。
　　“那人叫爱季克①，自己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眼下喝酒取乐去了，”她的口气像个权威人士。
　　①爱德华的小名。
　　“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吗？”一个侦查员接过话茬。
　　“有哇！”叶卡捷琳娜拍了拍手说，“天生就是个到处逛荡的猫。在花地里摆弄啊，摆弄啊，可是一沾上酒杯，用链子都拴不住。”
　　另一个侦查员在篱笆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声交谈了一阵，返身回来，点点头说：
　　“过两天就会回来，据说他有这么个规律，逛荡一个星期又回家来。”他转身对柯托夫说：“你这位亲爱的先生太沉着了，这不是好兆头，我可不喜欢，”说着对准柯托夫的肚子就是一拳。
　　格里戈利已经看见他一拳打来，轻易地就可以闪开或挡住，但他不想让人看出他训练有素，因此只是绷紧肌肉，等那重重的一拳击向腹部时稍早一点弯下腰来，随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叶卡捷琳娜大声叫了起来。另一个侦查员抓住那人的袖子，让他转向篱笆门一边。
　　“你他妈的自找麻烦哪？”
　　“这个犹太丑八怪，干吗要硬充好汉？”
　　“走吧，走吧，我马上报告少校你当众干些什么蠢事，让他教训教训你，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动手，什么地方不行。”
　　柯托夫装模作样地跪在地上，又爬了几下，这才站起身来，摇摇晃晃走到台阶上。
　　“行了！我明天傍晚就走。这样休假对我只有害处。”
　　“怎么说好呢，格里戈利，我本来就欠你的情。”女主人给他倒了一杯家酿白酒，又切了一块醃肥膘肉。“他们是警察，无法无天。我原先不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可是你身强力壮，干起活来手脚又灵活。”
　　柯托夫吃完喝完，说是去干草棚里打个盹儿。有许多事情要周密考虑并作出决定。两个侦查员显然不是当地的，装出憨头憨脑的样子，对伊夫列夫不在家感到焦急不安。可是那人在法庭上已经提供了证词，判决也下来了，作为证人他还有什么用呢？他们又怎么得知伊夫列夫失踪，而对面的菜园里则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呢？这就是说，判决归判决，可是他们心里不安稳。于是临时雇用了哪个邻居，对他说：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立即报告。多半是那个贪杯的彼佳，两瓶伏特加就把他买通了。既然他们感到不安，买通了情报员，那就是说事情真的不是那样。但不知他们监视的是所有证人还是伊夫列夫一人？要是所有证人都监视，那倒不要紧；要是只监视伊夫列夫一人，那就意味着他在某一时刻表现欠佳，有可能悄悄把他干掉，再推到凶恶的车臣人头上。
　　应当向古罗夫报告，上校呆在上头，看得更清楚。天黑以后，柯托夫收拾好背囊，轻手轻脚来到街上，向车站走去。假若他们要收拾伊夫列夫，那只有夜里才行，柯托夫想着在路边一棵砍倒的树上坐下来。那样一来，我挖一个星期的菜地算是白挖了，等我明天早晨通知古罗夫时，火车已经开走了。要说偏偏就在今天夜里出事，可能性倒也不大，再说那两个侦查员也是白天才露面。可是什么都有可能，还是等到天亮吧。
　　他在砍倒的树后躺下来打盹，星星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渐渐隐没，夜色更暗了。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知道。再过半小时天就开始亮了。远处一列火车正在照例轰隆轰隆地行驶，就在这时传来汽车马达沉重的突突声。这是公家的车，柯托夫心想，私人汽车都是血汗挣来的，车主不会把它糟蹋到这种地步。他小心翼翼探出头来，看见汽车越来越近，车内座位较高。什么牌子看不清，但肯定不是“莫斯科人”。
　　民警局的“乌阿斯”车卷起一阵灰尘驶了过去，转弯以后不久声音就沉寂了。这么说他们也在等他，而且就在今天，那么他们得到了情报。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白天里他们知道伊夫列夫尚未回来，并且前来检查比邻而居的一个男人。当时他的敏感起了作用，对那一拳既未躲闪也未挡开，否则他们会警觉起来，把他带到分局，锁进囚室，你要请他们讲个道理，那么道理多的是，比如说正在找一个罪犯，特征跟他相似呀，反正脑子里随便想个理由，讲出来就把你锁进囚室。
　　“乌阿斯”车就停在不远的地方，“莫斯科人”车要是开过来，它是听得见的，得在铁路和公路交叉路口附近把它拦住，最好就在交叉路口的拦木那儿。柯托夫跳起身来，沿公路跑了起来，他跑得不快，年岁不饶人，他得节省气力，见到伊夫列夫还得费一番口舌作解释。
　　他知道到交叉路口有十二公里。他仿佛觉得这段路跑起来无穷无尽，快到莫斯科了，可是拦木依旧不见踪影，两条腿踉跄起来，口里又干又苦。突然间早班短程电气列车的轰隆声响了起来，看得见车窗里闪烁的灯光。公路和铁路路基之间奇迹般地留有一块草地，柯托夫在有点干枯的草地里躺下来，擦了擦脸，尽管已经不流汗了，但脸上满是灰尘。他试图舔一舔嘴唇，但口里连唾液也没有了。他站起身来，最后一节车厢一闪而过，交叉路口漆着条纹的拦木开始扬起。
　　铁路那边停着一辆“莫斯科人”和两辆大货车。柯托夫正好走在路当中。“莫斯科人”越过拱形路面板，侦查员一下子倒在热烘烘的汽车发动机盖上。两辆货车亮起了车灯，一个重浊低沉的声音粗鲁地骂了一声，说道：
　　“把这个醉鬼弄走，要么把车开到一边，否则我把你们连人带车一起推到沟里去！”
　　“您不舒服么？”伊夫列夫问道。
　　柯托夫默默点了点头，从发动机盖上溜下来，爬进汽车。伊夫列夫钻进驾驶室，把车开到路边。
　　“有水吗？”柯托夫问道。
　　伊夫列夫递过一瓶“方特”饮料。柯托夫喝了几口，微微打开车门，吐了一口唾沫。
　　“您是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曾在铁木尔·扬季耶夫一案中出庭作证。”
　　侦查员有时会碰上这种情况：时间太紧，只好单刀直入，实话实说。
　　“掉转车头，咱们去莫斯科，您的花圃那儿有人守候着您。”
　　“那么您是谁？”伊夫列夫迟疑地问道。
　　“天哪！我已经说了，掉头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