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估计恐怖活动发生、铁木尔·扬季耶夫被捕后有个侦查员立即往牢房里安插了眼线，便派斯坦尼斯拉夫到莫斯科刑侦局去查找那个侦查员。跟眼线联系对侦查员来说是一件极为细腻、格外隐秘的工作。跟牢房里的眼线联系则加倍复杂和隐秘。要想挖出眼线本人根本不可能，但要查出是哪个侦查员在从事这项工作，从理论上说是办得到的。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干的就是这样一件细腻的事。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每天走访证人，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查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新闻，看看他们的情绪是否有变化。这位前上校设法找到两个以前当过耳目的人，给了他们一些钱，派他们去一些歹徒集团打听是否有什么新成员特征同给铁木尔下指示的人相似。
　　古罗夫本人则会见了一位老耳目米什卡·扎哈尔琴科，此人经营好几间售货亭，在马斯洛夫卡区的工商界和航空客站大楼附近列宁格勒公路一带数以千计的旧货市场中间十分有名。
　　古罗夫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跟反间谍机关的人员建立联系，不是正式的、而是工作联系。这件事可以依靠库拉根上校，但库拉根不喜欢未经领导批准采取什么行动。可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不相信库拉根的上司沃洛金将军。古罗夫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对沃洛金没有好感，而且问题并不在于将军对现已免职的科尔夏诺夫阿谀逢迎。古罗夫一直觉得这位反间谍机关的将军对人不真诚，这不是特工部门在相互关系方面经常采取的那种职业手腕，而是某种深藏不露的危险的品性。
　　担任处长的库拉根上校经验丰富，有敬业精神，但头脑有些简单。此刻他开着公家的“伏尔加”车，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转弯驶向布列斯特街，碰上了交通堵塞，这个地方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交通都是堵塞的。多少次他都发誓不走布列斯特街，在特维尔街电信局那儿转弯，可总是禁不住心里发痒，心想干吗要绕弯子，说不定正好此刻可以抄直路。这一次他又未能急驰而过，离格鲁吉亚街还有一个街区就被挤得无法动弹。
　　旁边的车发出短促的信号，上校恼怒地放下侧面车窗，想对那个急性子人说，他这是汽车而不是直升飞机，却一眼看见旁边外国车里古罗夫那微笑的面孔。
　　“见您的鬼！”库拉根把恼怒发泄出来。“我根本就不想找您。”
　　“不用你找我就来了，”古罗夫笑了起来。我正在想我的好朋友上哪儿去了，没想到就在眼前。咱们把车开到格鲁吉亚街，向左一拐，把车停下来，我得跟你聊一聊。”
　　古罗夫在花园街就“咬”上了库拉根，他仔细观察是否有人“盯梢”，不过周围这样拥挤，什么都看不清。从布列斯特街往格鲁吉亚街转弯会给跟踪监视造成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又是从业已形成的堵塞局面中挣脱出来的一条自然的出路。
　　库拉根点了点头，升上车窗玻璃，开始慢慢驶入左边一列。看见他那不加掩饰的生气的神情，古罗夫心里明白，这位反间谍官员对上校的话信以为真。
　　他们好不容易转了弯，又往前开了一点，把车停下来。出于对年长者的尊敬，库拉根下车来坐进古罗夫的车里。
　　“您好。”
　　“你好，间谍的克星！”古罗夫跟朋友握了握手。
　　“我们已经把间谍忘了，改行抓有组织犯罪。”库拉根接了一下车窗按钮，放下侧面玻璃，又把它升起来。“小玩意儿，可是挺有意思。难道咱们连这种小东西都造不出来？”
　　“别提了，”古罗夫笑了起来。“咱们汽车里的玻璃要么放不下来，要么提不上去。”
　　“上校先生，我听说您跟领导闹翻了，并且休假去了。”
　　“上校这称呼难听，别这么叫我，咱们是朋友。我休假的事电视里似乎也没有播过。”
　　“噢，是将军顺便提到的。”库拉根窘住了。
　　“巴维尔，别兜圈子了。顺便说说，沃洛金将军就那样，一提到我就不会有什么好言语。”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可不喜欢传播流言飞语，咱们说点别的。”
　　“对，巴维尔。”古罗夫点燃一支烟。“吵嘴翻睑是女人的事，我跟彼得则是观点有分歧。不错，我休假了。可是工作并没有停止。铁木尔·扬季耶夫抓起来了，判了刑，要是我的话，对恐怖分子就不是审判，而是就地开枪打死。”侦查员讲起假话来轻松随便，看来是受了跟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多年交往的影响。
　　“我跟将军口头说了，也打了报告，”古罗夫继续说。“这种野蛮行径年轻人是干不出来的，更何况单枪匹马。这事儿有一帮人，这帮人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是潜入地下。政治家们一旦吵嘴翻脸，匪徒们又会搞爆炸。抓住一个笨手笨脚的娃娃，迅速把他判处极刑，然后高兴一番——这不是工作，而是论个儿抓老鼠。彼得是个懂道理的人，但他报告了巴尔金，可是巴尔金不是警察，而是政治家，他要求取得轰动一时的成果。”
　　“于是您，列夫·伊凡诺维奇，就决定改行当罗宾汉，”库拉金挖苦地说。
　　“不完全是，”古罗夫打量了库拉根一眼。“你改行抓有组织犯罪，可是你手下的人缺少所需的耳目。匪徒不是异端知识分子，对付匪徒应该有别的门路。”
　　“耳目不是胡萝卜，一个夏天是长不出来的，”库拉根尖刻地答道。
　　“我也这么说。我手头有些门路，就是缺少内行的侦查员，”古罗夫说。
　　“联手办案的事上面下达了数不清的命令，可是咱们各有各的上司，他们谁也不愿意进行合作。”
　　“不需要开会协商，也不用找上司，你我都不是普通一兵，都有自己的头脑。我给你指个方向，你跟你的伙计们抓住这帮人，然后再摆到桌面上给你的将军看。我需要的是最后结果，至于成绩归谁，咱们以后再说。”
　　库拉根头脑有点简单，但却决不愚蠢。他对古罗夫这样一位民警局侦查员非常尊敬和看重。听了古罗夫的话，这位克格勃人员明白了，密探办这个案子有他自己的需要，但他对此并未深究。
　　“列夫·伊凡诺维奇，有您这样的声誉，多抓或少抓一个匪徒并无多大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说，眼下拿出具体成果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怎么给将军报告呢？”
　　“跟领导只能如实报告，”古罗夫用开导的语气说，“据未经核实的情报，直接参与可耻的公共汽车爆炸事件的一帮黑社会匪徒目前仍在莫斯科。已经给提供情报的人下达任务，要他们查明匪帮藏匿的地点。”
　　“作为交换，您想得到什么呢？”库拉根小心翼翼地问道。
　　“从你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呢？”古罗夫惊讶地说。“也许用得着几个机灵的伙计，加上一两辆汽车。也可能用不着，”他耸了耸肩。“可是假如你的哪个伙计查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或是抓住哪个重要的匪徒，那么这是你的成绩，而不是我的。”
　　库拉根许久没有做声，他叹了几口气，随后勉强说道：
　　“您把我弄糊涂了，列夫·伊凡诺维奇，只不过我不明白具体是在哪一点上。”
　　“巴维尔，你要牢牢记住，侦查员永远不会把他得到的情报和盘托出。他总有自己的怀疑、见解和打算。你也不能指望别的合作方式。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有一点你得把好关，不能让假情报从你手上通过。我打牌不会作弊，至于你能吃掉多少牌，那得看你的技巧和机灵程度。”
　　“一半真实不等于真实！”
　　“废话！绝对的真实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不存在的。知道的我都通报了，有怀疑的我就避而不谈。”
　　“那好吧，我也通报我知道的情况。”库拉根又沉默了一会儿。“您曾经问过我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上尉的情况，您的部下有一次在巴黎跟他发生过冲突。”
　　“嗯，请讲下去。”
　　“我当时对您的问题避而不答。现在这个人是中校，主管一个部门，干什么不清楚，反正直接隶属于沃洛金将军。不久前维尔丁手下的一名侦查员当着我的面在谈话时捎带提到了您的名字。”
　　“谢谢你，”古罗夫真诚地答道。“我对维尔丁实际上并不了解，但从一些零星的消息看来，他是个身份暧昧的人，利用权力执行一些特殊使命。”
　　“专门杀人？”库拉根哆嗦了一下，断然补充说：“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对您说。”
　　“专门杀人？”古罗夫冷笑了一声。“这倒未必。这类专门人员在总局里是不会安排正式职务的，更不会直接隶属于副局长。他只不过是个不择手段的人，否则他怎么会从上尉一下子升为中校呢？”
　　“不错，”库拉根如释重负地笑了一笑。
　　“就这样吧，巴维尔，缔约双方上层人士已经达成协议。不过，也不知是否有人真的理解什么叫‘达成协议’。有什么具体情况，我会给你打电话。”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回来了。她晒黑了，略显消瘦，已不像昔日那样光彩照人。古罗夫彬彬有礼地感谢了送女演员回家的几位男士，没有请他们进屋，随后按铃要了电梯。他拎起手提箱，出乎他自己的意外，紧紧拥抱了心爱的女人，她不由得叫了一声“啊呀”。
　　他们吻得很轻很快。玛丽亚的眼睛清澈晶莹，只不过显得十分疲倦。他把她抱起来，安置在长沙发上，给她脱下细高跟鞋，然后去厨房里煮咖啡。
　　“你的许多方面我都了解，但你的醋劲儿这么大，又这么体贴人，我还是头一次感觉到。”玛丽亚盘腿坐起来，挪了一下咖啡碗，把烟灰缸和古罗夫递给她的酒杯重新摆放一番。“怎么样，超人，没有女人觉得难受吗？”
　　“难受，”古罗夫坦白地说。这句话比他所有其他举动，包括生硬的拥抱和不自然的体贴更令玛丽亚感到惊讶。
　　“你这么殷勤，甚至令人感到怀疑。”玛丽亚喝了几口咖啡。“屋子里得仔细看看。你甚至没有留心我有多么难看。”
　　“可我明白了更重要的东西。”古罗夫也端起一碗咖啡。
　　“什么东西？再没有什么比女人的美更重要了。”
　　“就是形形色色的模特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想出来的种种愚蠢举动。”
　　“那你的眼睛干吗看着一边？不是跟你说过，当你打算撒谎时，你就把目光转到一边，并且微微皱起眉头？而且现在你的脸都红了！你知道吗，你这种举止都出现在一天之内，太多了！你去往浴池里放好水，倒一些香波，咱们喝完咖啡抽支烟，你再把我抱进浴池。现在你闭一闭嘴。”
　　玛丽亚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这个男人是多么爱她，他对她又是多么珍贵。然而此时她感到的不是高兴，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心情沉重，甚至心里隐隐作痛。
　　“我讨厌的就是这个！你就用你那呆板的目光看着一边，呆在那里不动，下你的地狱去！”
　　古罗夫只是微微一笑，用陌生人一般的声音答道：
　　“一切都还在后头，玛丽亚。可惜的是，你现在要求的事也会实现。”
　　此后两天他们几乎足不出户，都有一点担惊受怕和彼此陌生的感觉。
　　清晨六点左右电话铃响了起来。古罗夫拿起听筒。
　　“喂。”
　　“我是柯托夫。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得不上您那儿去，而且不止我一人。眼下我们无处藏身。”
　　“来吧。不需要请医生吗？”
　　“好像不需要。”格里戈利略显迟疑地答道。“我们过三十分钟到。”
　　“来吧！”古罗夫想从床上悄悄爬起来，但玛丽亚伸了个懒腰，把手臂枕到头下，又伸了伸懒腰。
　　“一切正常！火车又按时刻表开动了。把卧室门关紧一点，你自个儿给你那些刑事犯做早餐去。”
　　花匠爱德华·伊夫列夫、侦探柯托夫和古罗夫上校在厨房里吃早餐，喝咖啡。三个人默不作声，只有伊夫列夫偶尔气愤地、有时是抱怨地重复一句话：
　　“莫名其妙。”
　　格里戈利·柯托夫洗了个淋浴，主要的是把这个家伙带到上校这儿来了，因此他现在百事不管。他已经完成任务，眼下该由古罗夫解决问题了。侦探跟态度客气、对清晨来访不大满意的主人一样，显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你们干吗一言不发？”伊夫列夫终于发怒了。“你们怎么啦，绑架我吗？那么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拿。”
　　“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您不见了九天，上哪儿去了？”古罗夫问道。
　　“这关您什么事，您究竟是什么人？”伊夫列夫力图装出气愤的语气。
　　“人家救了您一命，”古罗夫朝柯托夫点点头，“我请您吃早餐，用相当不错的咖啡招待您，可您却怒气冲冲，仿佛被人捆起来关在潮湿的地下室里。”
　　“我的花要枯萎了！我没工夫老呆在这里！”
　　“可您九天不在家，花长得好极了。您干吗藏起来，躲什么人？”古罗夫问道。
　　“躲我的老婆，我这人嗜酒如命，喝上一杯就要去找柳德卡，在她那儿就呆下来了。”伊夫列夫明显地镇静下来，话音里甚至有点讥讽的意味。“谁会蓄意谋杀我呢？法庭审判已经完了，我现在一文不值。”
　　“您是根据照片还是当着面辨认出被捕的犯人的？”古罗夫问道。
　　“辨认？”伊夫列夫窘住了。“犯人在法庭上坐在笼子里，哪儿来的什么照片？”
　　“这是在法庭上，那么在侦查时呢？”
　　“那是当面对质，那小伙子似乎并没有否认。他默不作声，我跟他在公共汽车里并排坐一块儿。”
　　“您把装花的桶放在‘白俄罗斯’地铁站附近，随后去哪儿啦？”
　　“去哪儿啦？”伊夫列夫慌了神。“去会见一个姑娘，她就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
　　“她叫什么？地址呢？”
　　“您干吗纠缠不休？你们自己吩咐我上公共汽车，我就上了！”伊夫列夫火了。
　　“谁吩咐的？上哪个车？”
　　“吩咐我的那个人跟您一样。怎么，难道我看不出您是民警？我本来就觉得不能跟你们沾上边。什么公民的义务！良心！现在又来折磨人！”
　　“那么，有人请您坐上公共汽车。干吗呢？”
　　“这您知道，看那小伙子一眼呗。他坐在后排座位上，在逗一个小孩。那民警对我说，你给我们帮个忙，我们保护你不受敲诈勒索。您也知道，每天得抽出多少钱给这种人进贡？你敢说个不字，就把你的花全部毁掉。”
　　“嗯，好吧，您上了汽车，在后排坐下，看了那小伙子一眼。那么您干吗只坐一站就下了车呢？”古罗夫问道。
　　“我的花不是留在那儿没人看管么！那些玫瑰可是独一无二的，是我自己栽培的，连名字都没有。那颜色多美！气味多香！克拉娃就在旁边，她不管卖什么花都一个样！颜色有点干枯她就扯掉一两片花瓣儿，吹一吹就完事。可我得凭良心。”
　　“凭良心！”古罗夫模仿他的腔调说，“季节正在节骨眼上，你把花园扔下，灌了一杯酒就溜了。”
　　“我害怕了，”伊夫列夫意识到说走了嘴，把头扭到一边。“这跟案子没有关系。”
　　“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您只管讲下去，由我们来断定什么事情有关系、什么事情没关系。”
　　“谁叫我鬼迷心窍，跟你们沾上了。别人都交保护费，咱也交呗，别当出头鸟。再要点咖啡行吗？再来一杯酒。”
　　“咖啡可以，酒不行。”古罗夫给伊夫列夫倒了些咖啡。“那么您害怕什么？”
　　“您怎么啦，是另一个局的？”伊夫列夫耍猾头，微微眯上眼睛。“很想打听，那就给我倒酒。不喝一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古罗夫对酒后综合症就像麻醉学家一样十分了解。侦探打量了一下花匠，断定他这是“开始发作”的第一天，再加上心理上有压力，但他决定不急于给他倒酒。
　　“亲爱的，我这就狠狠揍你一顿，让你马上恢复记忆。”
　　“啊不，您是个文明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最好还是倒一杯——”
　　柯托夫并未站起来，他朝伊夫列夫颈子上啪的一下，仿佛漫不在意、甚至开玩笑似的打了一巴掌，但花匠却扑通一下倒在地板上。
　　“我不文明，也不在自己家里！你这混蛋，我救了你这不值钱的命，全身都被露水湿透了。长官问你你就好好回答。我的口也痒得要命，你把话全都倒出来，咱们再喝酒不迟。”
　　淡色头发的伊夫列夫把头缩进瘦削的双肩里，爬起来坐在椅子上，提心吊胆地看着柯托夫。
　　“我也没反对，知道的我都说出来，可我不明白你们要我说什么。”
　　“只说真话，”古罗夫严厉地说。“您害怕什么，为什么从家里跑出来？”
　　“管段民警上我那儿去了，他知道我有酒，而他从头一天起一直醉醺醺的。好吧，我给他倒了一杯，当官的嘛，理当如此。可他这家伙贪得无厌，想把整瓶都带走。我当时鬼迷心窍，不该信口开河。我说，你们这帮废物，只喝酒不干事。你们干吗把那小伙子放进公共汽车？你们明知那黑小子有炸弹，却等着它爆炸，等着炸死人。我真是让魔鬼迷住了！”
　　“为什么您断定警察知道有炸弹呢？”古罗夫问道。
　　“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伊夫列夫撇了撇嘴，把咖啡喝完。“法院开庭时，我们几个证人坐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有个男人就说，瞧这些狗东西在干什么。抓不到真正的恐怖分子，就盯上一个人，布置几个证人，不是把小伙子捆起来，而是让他引爆炸弹，炸死几个人，目的是为了过后再把早就知道的犯人抓住，得几枚勋章。这时我心里才明白过来，后来又在气头上不小心对管段民警讲出来。那个臭小子不怀好意地看了看我，放下酒瓶就走了。我当时就想起来，在法院里时有个男人，从各方面看来是个有前科的人，他警告过我们，他说，你们这些没长角的山羊，把嘴闭紧一点，否则马上就会把你们剁成肉酱。我跳起身来就开车溜走了。今天我决定回去一趟，时间已经过去，再说钱也用完了。”
　　柯托夫用疑问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意思是说：上校先生，您干吗不问主要问题呢？但侦查员只挥了挥手。
　　“那是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只有他一人四十挂零，有前科的人也只有他，再没别的人了，”古罗夫说着吃力地站起来，仿佛一下子衰老了似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给伊夫列夫倒了半杯，然后牵着柯托夫的手来到客厅，随手把门关上。
　　“真要命，咱们身边有谁于这种事？”
　　“这不是咱们的人，”柯托夫不假思索地说。
　　“这不是俄罗斯人，是火星上来的。就算某个败类想出这个主意，也得找一批执行者呀。五个证人，这就是说，具体实施这个惨案的有十来个人。”
　　“列夫·伊凡诺维奇，也许那些伙计不明真相，是受人利用？”柯托夫怀着这种希望问道。
　　“要么就是从幼儿园招募来的！”古罗夫狠狠地骂了一句。“也许有人开始时没有料到是这么回事，可是爆炸以后连低能儿也明白了。”
　　“可是爆炸以后他们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始料不及！悔之晚矣！谁敢开口就得上法庭受审！他们曾经有过怀疑，但却是奉命行事。你没法证实有任何组织，但执行者却是有的。”
　　“鬼长了角你也能为他辩个理出来。眼下他们要收拾所有的证人，救人要紧。”古罗夫敲了敲卧室的门。“玛丽亚，起床了！”
　　“我可不是您的部下，上校先生！”玛丽亚答道。
　　“以前不是，现在当一回。这帮乌合之众，咱们把他们往哪儿藏呢？”古罗夫在电话旁坐了下来。
　　“可他们追捕的只是伊夫列夫一个人，”柯托夫说。
　　“那番话是在证人呆的房间里说的，因此所有的证人都听见了。”古罗夫接通了头一个电话。“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到华连廷，马上上我这儿来。”他开始拨另一个电话。“是巴维尔吗？我知道你在睡觉，可是该起床了。你答应给我几个人的。看你能给几个，但要注意，宁可少要五个也别多要一个。我们完全陷进这狗屎堆了。我们指谁？你，我，所有的俄罗斯人！”
　　古罗夫回到厨房。
　　“你想活下去就把伏特加忘掉。爱季克，你在俄罗斯别的城市里有朋友吗？”
　　“我在莫斯科有柳德卡，她一个人顶十个，”伊夫列夫答道。
　　“忘掉她。不管有意无意，你今天回家的消息是她说出去的。也许通过女友或邻居泄露的，反正都一样。你最好离开莫斯科。”
　　“伊尔库茨克有个姑姑……”
　　“亲戚不行。”
　　“我在马拉霍夫卡有个朋友，家里就他一个人。”
　　“是亲近的朋友吗？柳德卡或你的妻子知道这个人吗？”
　　“不，是在食品商店喝酒时认识的，在一块儿喝过几次。后来他的肝脏突然出了毛病，他不敢再喝了。不喝酒算什么朋友？以后将近一年没见面。”
　　“好极了。可你的汽车藏到哪儿去呢？有车在一块儿马上就会找到你。”
　　“列夫·伊凡诺维奇，汽车的问题由我解决，”柯托夫插嘴说。
　　“我身上没钱，都在老婆那儿，”伊夫列夫说。
　　“钱我会给你。格里戈利，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花匠带走，汽车的事办一办，然后打电话给我，要么打到这儿，要么打到奥尔洛夫那里。”
　　“行了！生活又回到了惯常的轨道。钦盖希古克①踏上了征途！”玛丽亚出现在卧室门口，梳好了头，化好了妆，穿上了高跟鞋。“您指派我去哪儿，上校先生？”
　　①美国作家詹·费·库珀（1789—1851）的著名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莫希干人的首领，以骁勇著称。
　　“去掩护队。”古罗夫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你的朋友中谁有别墅，谁需要人看房子？”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看上去极为年轻，二十五岁左右，实际上中校已经满了三十四。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都讲得好，英语则说得无懈可击。显得年轻和擅长外语都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素质，有遗传的因素。维尔丁的外祖母是个贵族，从小跟外孙只讲法语和英语；她去世时已九十二岁，看上去最多七十岁。她的亲兄弟，即维克多尔的舅外公，革命前就已离开俄罗斯，在外交部门任职，从未回过祖国。维尔丁的祖父也是个侦察员，曾在邓尼金的参谋部服役，三十年代就已杳无音信。维尔丁的一切亲属关系、特长、坚定的志向、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渴望和独特的道德观念都记录在他的个人档案里，这些记录对他在官场的升迁有时有所帮助，但更多的则是阻碍。他不是幻想、而是确信他将成为一名世界级侦查员，从克格勃高等学校毕业以后，他开始在情报总局工作。
　　当时总局决定把维尔丁派往英国，已经详细拟定了一条辗转经过三个国家的复杂的路线，制订了秘密工作的掩护方案，就在这时昔日领导养猪业的一个党内大官插手切断了维尔丁的升迁之路，改派自己的侄子去了伦敦。那人的间谍生涯十分短暂，不久就搞垮了在伦敦的间谍网，但他自己持有外交护照，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莫斯科。
　　此时维尔丁已经转到反间谍机关工作，那里对他并不十分欢迎，认为他是情报总局的人，不知怎么把他的名字跟伦敦间谍网的垮台联系起来。在反间谍机关工作时，他的身份在一些外国使馆特工部门面前已经暴露，继续任用他当侦查员已经不可能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兰利早就有人注意维尔丁，认为他无疑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不公，受了委屈，因此很适于招募。维尔丁是否愿意为美国人效力，不得而知，然而他的履历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中央情报局俄国处的一位分析家仔细研究了这位候选人的个人档案以后表达了他的见解，认为此人的履历过于复杂，优点太多，十有八九是有意推出来让人招募的。加之这个人十分聪明，也许还没来得及对付他，自己就会陷入泥坑，卷起铺盖回家。
　　我们经常夸口，说我们有一些人很会给自己留退路，在这一方面我们堪称世界之最。其实，别的不说，这种人在全世界当官的人中多的是。
　　总之，维克多尔·维尔丁精通几种外语，具有鲜明的个性，加上极端的厚颜无耻和许许多多别的优点，他今生今世本来可以在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一直呆下去。却不料俄罗斯决定进行改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包括德国人在内，对本国的特工部门怀有如此令人痛苦的爱。人民对党和特工部门的爱是毫无保留、无穷无尽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俄罗斯人才被人称为不可理解和无法预测的民族，俄罗斯人的心灵则深不可测、充满了秘密。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目力有限，无法解开自身的谜，也不了解未来，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则不去探察，也许是不敢，但多半是懒得费神。
　　总之，改革是件好事，然而党并未遭禁，而特工部门则用原班人马开始组建。改革派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差不多每个积极向上的俄罗斯人都在党组织里呆过，都怀有真诚的善良愿望，想一蹴而就没有成功。区区七十年，这个期限对俄罗斯够用么？鞑靼人折腾了三百年也没有成功。至于特工部门，则一向蒙着一层模糊的阴影。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给自己的特工机关改过这么多名字？只有去档案馆才能查清，可是谁让你进档案馆？凭记忆说不准，会有差错，但总能说个大概；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联邦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委员会……而今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回忆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多少聪明正派的人在挂着这些招牌的机关工作过，无法数清，至少是因为其中有半数已经不见了。
　　在对人员例行重新安排时，维尔丁上尉的个人档案摆到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桌上，在最后一次捕杀行动中由于子弹不够，这位将军幸免于难。将军头脑聪明，经验丰富，为人绝对正派，因此一次都没有在电视里露面。他只有一个缺点：不跟魔鬼打交道，也不会探察人的心灵。将军仔细阅读了维尔丁的档案，把一位地位稍低的将军请来，很有礼貌地问他：这样的人您那里多吗？说着把维尔丁的个人档案夹往前推了一推。下属不知如何回答，便开始支支吾吾。首长冷冷地打断他：
　　“我发现您一开口就是‘也许’呀，‘进展’呀，近来老爱说‘你明白吗’。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您不懂，您的祖父和父亲也没在侦查部门工作过，您还有一些别的优点。将军先生，我请您给这个人找个合适的职位，提升他的军衔。我会核查执行情况。一个月以后请维尔丁先生上我这儿来谈一谈。”
　　一个月以后这位贤明的将军像颗棋子一样从棋盘上撤了下来，换上了一颗易于使唤的棋子，但是维尔丁已经强有力地发射升空，进入轨道，由于他确实聪明，很快就开始受到重视。
　　在俄罗斯，头脑聪明而又有敬业精神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当数金融投机业。那里靠贿赂是进不去的，靠走后门就算钻进去了也呆不了几天。花钱呆在那里卖傻，这种取乐方式代价太高，倒不如少花点钱及早脱身。
　　希什科夫·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是俄罗斯最大的富翁之一。他不参与政事，总是处在二线，然而在我们这里，赚大钱而又完全不接触政界是不可能的。他不喜欢那些部长和政府官员。希什科夫认为虚荣心跟毒品十分相近，开始时觉得好玩，慢慢就会变成它的奴隶。对毒品和酒应当保持距离，一些强有力的大人物以天神自居，自以为无所不能，结果被毒品和酒送了命，这样的人太多了。人们喜欢谈论中庸之道，但那不过是说说而已。政客总是依附于人的，而部长也是政客；糟糕的是他们有时依附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做大买卖的人没有外交手腕和计谋生意是无法持久的，但生意场上的关系是相互的，伙伴也大致上对等。那里也可能有欺骗和叛卖，但既定规则跟任何游戏中一样不可动摇，谁犯了规就会干脆被人赶走。而且是群起而攻之，既包括对手，也包括合作伙伴。如果说马在象棋中有规定的走法，那么它就不能用别的步法移动。
　　跟任何巨头、尤其是俄罗斯的巨头一样，希什科夫十分需要一些权力机构中的关系。但那不是将军，而是握有实权、能够随时相机行事的人。近年来权力部门不断重新配置人员。希什科夫失去了两个有用的人，正在找人顶替。亿万富翁要找个可靠的帮手，正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渴望入选者多的是，只有一点不清楚——追求者想要得到什么，危难时刻表现又会如何。一帆风顺的日子里这种人基本上不需要。老是把他挂在身边并加以控制，这种做法无异于发疯。
　　于是希什科夫找自己的一位中学同学商量，此人就是曾对维尔丁予以青睐、现已退休的那位克格勃将军。中学毕业后金融家跟将军很少见面。将军有个毛病：讲起真话来不顾场合，而且完全不合时宜。甚至在一个大多数人压根儿不会讲真话的机构里供职多年，也未能使这位同窗朋友有多大改变。不论什么功绩都未能挽救他的命运，当权者已经忍无可忍，将军体面地被人打发退休了。希什科夫在困难时刻想起的正是这个人，他断定跟他见面几乎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将军也决不会欺骗他。
　　两位同窗在将军的别墅里见了面，那是一间简陋的两层楼木屋，这种屋子做个体生意的二十岁小青年是不会去住的。可是一个人生下来眼睛要是深棕色的话，到老也不会变成浅蓝色。将军诚心诚意、态度安详地迎接这位大亨，对司机摆在桌上的丰盛的食品和美酒也同样态度淡漠。
　　“尤里，你干脆连桌子一起搬来得了，”将军一边说一边切下一片鲟鱼肉。“咱们先吃饱喝足，然后你再开始跟我唠叨，讲一讲你来干什么。要是你鼓足勇气，决心一口气把真话讲出来，那么喝完第一杯你就可以和盘托出。”
　　可是喝完第一杯以后大亨什么都没有讲出来，一开口尽是些宫廷倾轧的故事。将军边听边点头，同时大口大口吃东西，随后说道：
　　“尤里，你可得注意，我很久没有出席酒宴了，说不定你还没讲到正题我就睡着了。”
　　“你是个老木头疙瘩，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一辈子什么都没学会！”希什科夫火了。
　　“你撒谎，亲爱的，”将军用面包片夹了些黑鱼子酱，爱不释手似的端详着，“我要是一辈子啥都没有学会，你就不会坐在这儿，不会用鱼子酱款待我。你从裤子右边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把汗擦掉，别担心，我不会碰你，甚至不会把你赶走。你是个机灵人，要是不想把那番话讲出来，那你自己会走的。这些好吃的东西我可不退给你！”将军呵呵大笑起来。
　　希什科夫十分气恼。生活中一切都乱了套，俄罗斯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他是个实实在在的金融家，在欧洲好几家银行里拥有数额巨大的账户，可以畅通无阻地会见总理，此刻却呆在将军那歪歪斜斜的木屋里，坐在瘸了腿的椅子上，默不作声地听略带醉意的将军唠叨；这老家伙昨天在这个国家还掌握着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而今却成了一个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乐天派。
　　“你乐什么，你什么都不想要吗？”希什科夫问道。
　　“我只要孙子这一辈健康幸福，别的我什么都有。”将军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你来干吗，把话都倒出来，要不我睡觉去了。”
　　“我需要在你们办事处找个人，脑子要聪明，虚荣心不能太强，懂几门外语，为人要靠得住，”希什科夫一口气倒了出来，他说得那样急促，仿佛一个猛子钻入冰窟窿一样。
　　将军把伏特加挪开，一下子记起了维尔丁，略一思索，担心这个生意人把一个有才华的小伙子带坏了，当即闭口不言。他是个见多识广的将军，假如他看错了维尔丁，那么这个反间谍人员要么已经蜕化变质，要么迟早会陷进泥坑。
　　“你要他去你那儿当顾问还是安排别的职务？”
　　“不，他还留在原单位工作，我需要多长两只手，”希什科夫答道。
　　“简单说吧，你需要一个消息灵通而又忠实可靠的间谍。”
　　“这个词太难听了，”希什科夫撇了撇嘴。我需要的是一个忠实而又得力的助手，但在表面上他跟我毫无关系。”
　　“我那儿有个很有价值的人，可你是否明白，既然他能被亿万富翁希什科夫收买，那么他也可能被别的亿万富翁转手买过去？”
　　“这是我的问题，只有得不到足够酬金的人才会被人转手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