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窸窸窣窣地坐了下来，有一杯水从律师席的桌子下面伸出来递给了他。是一个法庭的职员先前悄悄地走过陪审员席，弯着腰免得挡住了陪审员看这位律师，现在他直起身来。华特爵士的助理韩特利·劳顿先生站起身来盘问前几位证人。
　　最前面两个是政府官员，很快地就离开了证人席。哈瑞·马丁·孔比是公家的摄影师，证实了某些照片和罪案有关。赖斯特·乔治·富兰克林是西敏寺自治区的测量员，提出他就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栋房子测量的结果，还有那栋房子的详图。这些资料的副本分送给了每一位陪审员。态度上有种不自觉的自负而都表现在他尖尖鼻子上的韩特利·劳顿先生，把第二位证人多留了一下。
　　“我相信在一月五日那天，因为莫特伦警探的要求，你曾经检查过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那间称之为书房的房间吧？”
　　“是的。”
　　“除了那扇门和那两扇窗子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可以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有没有什么秘密通道之类的？”
　　“没有。”
　　“事实上，四壁都是均一的？”
　　一片沉默。
　　小个子法官微微四下看了看。
　　“律师是在问你，”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四面的墙上有没有洞。”
　　他的声音轻柔而平和，让你一下子注意到好几件事。你突然开始注意到一种精炼过的一般常识，使所有的一切回归到它们最基本的价值。你也开始注意到全然的不解，整个法庭也都有这种感觉。法官坐在他那张高椅子的边上，欠身出来，伸着头，一直等到证人说：“洞？大人，没有洞呀！”然后他有点好奇地朝劳顿先生眨了眨眼，他胖胖手中的那支笔继续平稳地在他的笔记簿上写下去。
　　“甚至于没有，”律师继续追问，喃喃地说了句一成不变的话，“一道够大得可以让箭杆穿过的缝隙。”
　　“没有，先生，没有那种东西。”
　　“谢谢你。”
　　辩方没有做交互询问：H.M.只摇了摇头，耸了下他穿着袍子的肩膀。他像先前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只让人希望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恶毒地瞪着陪审团就好了。
　　“传艾蜜莉亚·乔丹。”
　　他们把乔丹小姐带进证人席。那个有顶的狭窄隔间以九十度的直角方向坐落在陪审团席和法官席之间。她平常想必是一个镇定而能干的女人，可是她在登上证人席的阶梯时绊了一下，而在宣誓的时候也似乎十分紧张不安。到底是因为紧张才脚步踉跄，还是因为脚步踉跄才造成她紧张不安，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她的脸倒是涨红了，而且很明显地身体不舒服。艾蜜莉亚·乔丹大约是四十出头或四十好几，仍然相当好看，只因为有病而稍损了原有的悦人之美，那副流线型的铬框眼镜让人感觉不到有副眼镜在，对她的相貌毫无影响。她有一头不折不扣的棕发和一双不折不扣的蓝眼，她的穿着也得到我们身后那两位女性的好评，她穿了一身黑，我记得还有一顶帽檐尖起来像顶鸭舌帽似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佛乐娜·艾蜜莉亚·乔丹？”
　　“是的。”
　　这个回答说出来时，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适当的音量高低。她没有看她两侧的法官或陪审团，两眼只盯着曲意奉承的韩特利·劳顿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弥先生的机要秘书？”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书没有很久，我是说，他后来用不到秘书了，因为他离开了——其实，我在替他打理家里的事，这比付钱请个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审团都很了解，”那位律师很诚心地说。她最后的几句话说得有点冲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
　　“我们相当了解，乔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亲近啰？”
　　“哦，是的，非常亲近。”
　　对乔丹小姐讯问的第一部分着重在提出和证明两封与玛丽·胡弥订婚一事有关的信函，其中一封是那个女孩写给她父亲的，另外一封则是她父亲给她的信。这两封信里，第一封乔丹小姐看过；而第二封，她解释道，是由她协助写成的。人的性格因此浮现。以她所写的信来判断，玛丽·胡弥很冲动、轻浮，还有点欠缺条理，就像你会由那天早上登在《每日快报》上那位两眼很宽的金发女郎照片上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可是她的天性中也有一丝很强烈的讲求实际的特质。艾佛瑞·胡弥则表现出他是个仁慈而谨慎的人，很喜欢卖弄学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想法似乎让他很开心：“我深信当我说将来我一定会抱孙子时，我想的并不是好多年以后的事。”
　　(这时候，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脸色变得像鬼似地苍白。)
　　“——而我很确定的是。我亲爱的女儿，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交付信托，留给我知道你将来会有的儿子：我也确信我可以期盼在你们所有人的陪伴下过很多年快乐的日子。”
　　现场有些不安的咳嗽声，坐在被告席的安士伟头微向前倾，看着他放在双膝上的两手。韩特利·劳顿先生继续讯问艾蜜莉亚·乔丹。
　　“你是不是记得胡弥先生就订婚这件事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吗？”
　　“记得，他一直不停地说：‘这是件很叫人满意的事。我再想不到有更好的了。’我总是说：‘可是你对安土伟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说：‘知道呀。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我认得他母亲，她很可靠。’或者是这一类的话。”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场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们认为是这样。”
　　“我们？”
　　“大夫和我。史本赛·胡弥大夫。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不能替别人发言。”
　　“现在，乔丹小姐，”那位律师说着，停顿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月四号之间，你是否注意到胡弥先生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发生变化是什么时候？”
　　“在那个礼拜六早上，就是他过世的那个礼拜六。”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劳顿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态度下，她现在已经够镇定了。她用很低但是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说话。起先不知道两只手该怎么办：在栏杆上放上放下，最后下定决心紧紧地握在栏杆上。在她说到那封她协助写成的信时，她的两眼有种干涩的表情：她是在相当困难地强忍住泪水。
　　“事情是这样的，”她开始说道，“礼拜五那天说好了，史本赛·胡弥大夫和我要到索塞克斯去和玛丽的朋友们共度周末。其实是要去亲自向玛丽道贺。我们要开车下去；可是要等到礼拜六傍晚才能动身，因为胡弥大夫在圣普瑞德医院工作，要很晚才走得开。礼拜五晚上，玛丽从索塞克斯打电话给她父亲，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必须把所有这些事跟你们说，因为——”
　　律师很温和地怂恿她继续说下去。“艾佛瑞·胡弥先生原本也打算和你还有那位医师一起去度周末的吗？”
　　“没有，他不能去。他礼拜天还有事，我想是长老会的账务问题什么的吧；反正他不能去，他说要向大家问好，而我们准备带玛丽和我们一起回来。”
　　“原来如此。那到了星期六早上呢，乔丹小姐？”
　　“到了礼拜六早上，”证人回答道，把压在她心上很久的事全说出来。“在早餐桌上，有一封玛丽寄来的信。我之所以知道那是玛丽来的信，是因为我认得出笔迹。我还奇怪她为什么要寄信来，因为她前一天晚上才和她父亲谈过话。”
　　“那封信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后来我们找过，可是到处都找不到。”
　　“告诉我们胡弥先生做了或是说了些什么。”
　　“他看完信之后，很快地站了起来，把信放进他的口袋里，走到了窗子前面。”
　　“后来呢？”
　　“我说：‘出了什么事吗？’他说：‘玛丽的未婚夫决定今天进城来，要见我们。’我说：‘哦，那我们就不要去索塞克斯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我们一定要见见安士伟先生，招待他吃晚饭。他从窗口转过身来说：‘乖乖地照我关照你的话去做；你要完全按照计划到那里去。’”
　　“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如何？”
　　“非常冷淡而粗率无礼，这在他来说可是很危险的意思。”
　　“原来如此。后来怎么样了？”
　　“呃，我说：‘可是你一定要请他吃顿晚饭的吧？’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不会请他来吃晚饭，或是请他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然后他就走出了房间。”
　　律师缓缓地往后靠在长椅上。出庭的被告很快地抬头看了一下。
　　“现在，乔丹小姐，据我了解在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左右，你正好经过门口的小客厅外面吧？”
　　“是的。”
　　“而你听到胡弥先生在小客厅里打电话？”
　　“是的。”
　　“你有没有往那个房间里看看？”
　　“我的确看了一眼。他正坐在两扇窗子中间的那张小桌子前面，也就是放电话的地方，背对着我。”
　　“你能不能尽量准确地再说一遍你听到他所说的话？”
　　证人平静地歪着头。“他说：‘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安士伟先生……”
　　“你能发誓的确是这几个字吗？‘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
　　“可以。”
　　“请继续。”
　　“‘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
　　法官把他小小的眼睛转向律师，用他一贯不慌不忙的声音说道：
　　“劳顿先生，你是不是打算证明在电话那头说话的人就是嫌犯？”
　　“庭上，只要您准许，我们会再传一位证人，他在大厅那头的分机上听到了谈话的双方；而且，我想他会愿意作证说那究竟是不是被告的声音在说话。”
　　由律师席的左侧响起了很大的清嗓子的声音。听来很邪恶而且充满了挑战的意味。H.M.站了起来，用两手的指关节顶在桌子上。不知为什么，他的假发后面直翘起来，像条猪尾巴。他的声音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他首次发出人声。
　　“庭上，”H.M.以低沉而响亮的声音说道，“如果这样可以节省法庭审理的时间，我们愿意承认正是被告接听的电话，事实上，我们还要坚持这一点。”
　　他鞠躬之后，在法庭上充满不明所以的奇怪感觉中，一屁股坐了下去。在强装有礼之下，律师们之间觉得很有意思的感觉传到了劳顿先生严肃的鞠躬为礼之中。
　　“你可以继续问话了，劳顿先生，”法官说道。
　　律师转向证人。“你刚才告诉我们，死者说：‘考虑到我所听说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好，我很感激。’然后他停下来等着，你知道，好像对方在这时候说了些话。‘可是这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地方，你能不能到我家里来一趟？’然后是，‘今晚六点方便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如何？”
　　“非常冷淡而正式。”
　　“后来呢？”
　　“他轻轻地挂上听筒，对着电话看了一阵子，然后他说：‘我亲爱的安士伟，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东西。’”
　　一阵停顿。
　　“他用什么语气说这几句话呢？”
　　“和先前说话的语气一样，只不过更满意了些。”
　　“你认为他是在自言自语：也就是说，把心里想着的话说了出来吗？”
　　“是的。”
　　她像绝大多数的证人一样，在叙述经过或引用实际说过的话时，显得防卫性很强，似乎觉得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会给挑出来而用来攻击她。在那顶帽檐尖得像顶鸭舌帽的黑色帽子阴影下，她那张美貌不再的面孔和流行的眼镜似乎在退缩，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所谓完全依赖男人的女人的话，那就非艾蜜莉亚·乔丹莫属了。她有着很独特的甜美声音，让即使像“该死的”这种还算温和的粗口听来都很不协调。
　　“你听到这话之后怎么样了？”
　　“我很快地走开，”她迟疑了一下，“我非常的——哎，我对这样突然的改变感到非常震惊，还有他说到安士伟先生时的神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
　　“谢谢你，”律师回应道，“‘考虑刭我所听说的事情。’”劳顿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沉吟，却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你觉得胡弥先生是不是听到什么不利被告的话，才使他的心意有那么大的改变呢？”
　　法官好像脸上的肌肉都一动也不动地开口说道：
　　“劳顿先生，我不允许你这种做法，检方已经声明在这个案子里不提出确切原因，所以你也不准暗示什么。”
　　“请庭上原谅，”对方很诚心地表示羞愧，态度立刻转变，“我向庭上保证那绝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我重问一下吧。乔丹小姐：你认为胡弥先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吗？”
　　“不会，绝对不是。”
　　“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什么都要讲理吗？”
　　“是的。”
　　“要是(我们这样说吧)他在星期一认为张三是个很聪明的人，大概不会在星期二却认为他是个完全低能的人吧？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让他有这样的想法。”
　　法官柔和的声音让法庭里一片沉寂。
　　“劳顿先生，我必须坚持要求你不准再诱导证人。”
　　律师很羞愧地喃喃说道：“遵您的指示，”然后继续问道，“现在，乔丹小姐，让我们回到一月四号的傍晚，在那天傍晚六点钟，有多少人(就您所知)在那栋房子里？”
　　“有胡弥先生，还有戴尔和我。”
　　“还有其他人住在那里吗？”
　　“有的，胡弥大夫和一名厨子，一个女佣。可是厨子和女佣那天晚上休假。而我打算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六点十五分左右到圣普瑞德医院去接胡弥大夫，因为我们准备从那里直接开车到索塞克斯——”
　　“不错，乔丹小姐，”律师插嘴说道，抚平了她的紧张情绪，“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楼上，收拾行李。胡弥大夫问过我可不可以替他收拾个箱子，因为他没有时间从医院回来拿行李；而我反正要收拾我自己的旅行包。”
　　“正是，我们很了解。我相信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听见门铃响吧？”
　　“是的。”
　　“你怎么样呢？”
　　“我跑到楼梯那边，从栏杆望下去。”
　　“你有没有看到被告进门来？”
　　“看到了，我，我从栏杆下方看到的，”证人说着脸红了起来，她紧接着加上一句，“我想看看他的长相。”
　　“很自然的事。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当时的状况？”
　　“戴尔开了门，那——那边的那个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走了进来，他说他叫安士伟，说胡弥先生正在等他来。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戴尔说要帮他拿帽子和大衣，他说他宁愿把大衣穿着。”
　　“他情愿穿着大衣，”律师慢慢地说，“那他的态度如何呢？”
　　“他的话说得很生气。”
　　“然后呢？”
　　“戴尔带着他穿过门厅，转进通往书房的小走廊里。他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他们进了书房，这就是所有我看到的事情。我回到楼上把行李收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只要告诉我们你做了些什么就好了，乔丹小姐；那样就够了。让我们再往前到离六点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戴上了帽子，穿上大衣，提起了行李下楼去。戴尔先前就奉命到蒙特街的修车厂把车子开过来，停在门口。我原以为他会来叫我的，可是等我下楼之后，却什么人也没看到。我走到书房门口，想问问胡弥先生在我动身之前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带去，或是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他没有什么‘最后的话’，乔丹小姐，”劳顿先生摆出一副毫不客气的冷酷态度说道，“你怎么样了呢？”
　　“我正打算敲门，却听见门后面有人说：‘起来，你该死的。’”这几个字又很不协调地由她嘴里吐了出来。她说来颇为尴尬，就像一般人在公众场合说那些时一样。
　　“还有别的吗？”
　　“还有，我想他还说：‘从地上爬起来，说话！”’
　　“声音很大吗？”
　　“相当的大。”
　　“是嫌犯的声音吗？”
　　“现在我知道是他的声音。当时我听不出来。我联想到那天早上我听到胡弥先生所说的话——”
　　“你有没有试着开门？”
　　“试了，试了一下。”
　　“门是从里面闩住的吗？”
　　“呃，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从里面闩住的。反正是锁住了。”
　　“然后呢？”
　　“就在这时候，戴尔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由那头转进小走廊里来。我跑到他面前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他说：‘我去找警察来。’我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
　　“那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在跳上跳下吧，我想。他不肯去；他说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好，最好还是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了傅来明先生吗？”
　　“是的，他正好从他家门口的阶梯上走下来。”
　　“他和你一起回到屋子里吗？”
　　“是的，我们看到戴尔手里拿了根拨火棍，从大厅那边过来，傅来明先生说：‘出了什么事？’戴尔说：‘里面好安静。’”
　　“我听说你们三个人一起到了书房门口，是吧？”
　　“是的，戴尔敲了敲门。然后傅来明先生也敲了门，敲得更重些。”
　　“后来呢？”
　　“呃，我们听到像是脚步声，在房间里面，然后有人开始拉开门闩。”
　　“你确定当时门是由里面闩住的，而门闩必须拉开吗？”
　　“是的，是根据声音来判断的。你知道，先扳动了一阵；再拉开，门还响动了一下。”
　　“从敲门到拉开门闩之间，你看大约过了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也许并不是很久，可是感觉上好像好久好久。”
　　“可以说，有一分钟吗？”
　　“可能。”
　　“请告诉陪审团，接下来怎么样了呢？”
　　她并没有对着陪审团说，她低头看着扶搭在栏杆边上的两手。“门开了一点点，有人往外看。我看到的就是那个男人。然后他把门整个打开，说：‘好了，你们最好进来吧。’傅来明先生跑进去，戴尔跟着他走了进去。”
　　“你有没有走进那个房间？”
　　“没有，我留在门口。”
　　“只要把你看到的事情说出来。”
　　“我看到艾佛瑞躺在书桌旁边，仰卧着，脚朝着我这边。”
　　“你看过这些照片吗？”他指了指，“我想你点了头吧，乔丹小姐？是的，谢谢你。麻烦你把那个拿在你手里。”
　　那个黄色的卷宗夹送过去给她。
　　“请看第五号照片。他就是这样躺着的吗？”
　　“是的，我想就是这样。”
　　“相信我，我深深地……好，你可以把照片递下来了。你走到离尸体有多近的地方？”
　　“只到门口。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谁说他已经死了？”
　　“我想是傅来明先生。”
　　“你记得被告说过什么话吗？”
　　“我记得前面一部分，傅来明先生问他说是谁干的，被告说：‘我想你们会说是我干的。’博来明先生说：‘呃。那你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最好找警察来。’我看到的情形部记得很清楚，可是我听到的大部分都不记得，我当时不是很舒服。”
　　“当时被告的态度如何？”
　　“很镇定而平静吧，我想，除了他的领带挂在他大衣外。”
　　“傅来明先生说要找警察的时候，被告怎样反应呢？”
　　“他在桌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从他里面的口袋掏出一个烟盒，拿出一支烟来点上。”
　　韩特利·劳顿先生用他的指头顶在桌面上，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弯下腰去和他的头头儿商量；不过我想这只是一种强调的姿态。这番详细叙述的结果就像是由水底下起来似的：你可以感觉到空气吸进你的肺里。我想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除了法官——都多少看了嫌犯一眼，但那一眼都很快，而且有些偷偷摸摸的，让你马上把眼光收回来。法官包德金大人的笔很稳定地动着，写完了整齐的笔记。他抬起头来，等着。证人现在一副她想必得永远留在证人席的感觉，而且好像尽量让自己准备好应付这件事。
　　韩特利·劳顿先生还有最后一击。在法庭里响起一阵大家重新坐好的声音中，他再度向证人提问。
　　“乔丹小姐，我相信在发现尸体后不久，就让你开车到普瑞德街的圣普瑞德医院去接史本赛·胡弥医师回来吧？”
　　“是的，傅来明先生拉着我的肩膀，说要我开车过去，赶快带他来，因为要是他正在开刀什么的话，他们是不肯传话给他的。”
　　“关于那天晚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你不能再跟我们说什么了吗？”
　　“对。”
　　“这是不是因为，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你发烧生病，有一个月没能离开你房间的缘故呢？”
　　“是的。”
　　律师用手摸过那份案情摘要的白纸。“我请你仔细想一想，乔丹小姐，还有没有什么你听到被告所说的话可以告诉我们的？什么事都可以。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来和点烟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呢？”
　　“有的，他回答了句什么：我想是个问题还是一句话。”
　　“什么问题？”
　　“有人说：‘你是石头做的吗？”’
　　“‘你是石头做的吗？’他怎么回答？”
　　“他说：‘在我的威士忌里下药，他活该。’”
　　那位律师对她看了一阵子，然后坐了下来。
　　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站起来，为辩方盘问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