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辩方到底会选哪条路——有那么一点诉诸精神失常的影子，甚至猜测会说是临时起意；可是，以我对H.M.的了解，不相信他会试这种半吊子的做法，很可能由他第一次的交互讯问中略窥端倪。
　　他很神气地站了起来，可惜因为他的袍子钩到了什么，很可能是他自己吧，结果使效果大打折扣。袍子撕裂的声音很像把舌头放在唇问发出轻蔑的冷笑，一时之间，我吓得还以为他真干了那事。他挺直了身子。无论他在法律上的才能是不是因为年久未用而生疏了，这总还是交叉讯问，允许提出诱导式的问题，只要合理，几乎什么都可以提出来，而他平常那种粗鲁而且随性的手法最有杀伤力。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这个女人已经赢得包括陪审团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对她攻击的话就太不聪明了。我们可不需要弄得大家不安。在他狠狠地回头看了一眼被他撕裂的袍子，让我们看到他的眼镜在他那只大鼻子上拉了下来之后，他像韩特利·劳顿一样温和地对她说话——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感觉。他洪亮的声音让证人和整个法庭都安心下来。他的语气则有那种坐下来喝一杯把事情聊清楚的味道。
　　“夫人，”H.M.很随便地说，“你相信胡弥先生是因为听到一些关于被告的坏话，才突然改变了他的心意吗？”
　　一阵沉默。
　　“我不知道。”
　　“不过，”H.M.争辩道，“既然我那位博学的朋友已经算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就让我们来解决一下吧。他说，如果胡弥先生改变了心意，就一定是因为他从什么人那里听说了什么事，是吗？”
　　“我也一定会这样想。”
　　“不错。那么，反过来说，要是他没有听到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了？”
　　“我想是吧。对，他一定不会改变的。”
　　“那，夫人，”H.M.继续这样争辩道，“礼拜五晚上，他安排你和胡弥医师第二天到索塞克斯去的时候，似乎兴致很好吧？”
　　“哦，是的。”
　　“你那天晚上出门了吗？”
　　“没有。”
　　“有客人来过吗？”
　　“没有。”
　　“他有没有接到信、电话，或是任何一种的讯息呢？”
　　“没有，哦，除了玛丽在那天晚上打了个电话来。是我接的电话，和她谈了一两分钟；然后他来接电话；可是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收到多少封信？”
　　“只有那一封是玛丽的笔迹的信。”
　　“啊哈。因此，如果他听说了什么对被告不利的坏话，就一定是从他的亲生女儿那里听来的了？”
　　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华特·史东爵士一副要起身的样子；可是却俯身和韩特利·劳顿商议起来。
　　“呃，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可是，毕竟还是说得准他是在看完信之后才第一次表现出对被告的恨意，是不是？”
　　“是的。”
　　“整件事似乎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吧？”
　　“就我所看到的来说，我想是这样的。”
　　“对。现在，夫人，要是我告诉你说，在那封信里，除了说他要进城之外，没有一个字是和被告有关的呢？”
　　证人碰了碰她的眼镜：“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确实要告诉你这件事，夫人。这封信就在我们手里，到了适当的时机，我们会提出来。所以要是我告诉你说那封信里除了他准备进城来的简单事实之外，完全没有提到被告的话，这会不会改变你对胡弥先生言行的看法呢？”
　　H.M.不等对方回答就坐了下来。
　　他让整个法庭的人一头雾水。他并没有驳倒，也没有试着反驳证人所说的任何一点；可是他让人感觉到好像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劳顿先生会再反诘，可是站起来的却是华特·史东爵士。
　　“传赫伯特·威廉·戴尔。”
　　乔丹小姐离开了证人席，而戴尔很严肃地走了进去。显然打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会是个很有说服力的好证人。戴尔是个五十多岁的沉静男人。一头剪得很短的灰发，神态恳切。好像他的私生活和受雇的工作是合一似的，他穿着黑色的短外套，条纹的长裤，没有戴翻领，而是用了一条普通的硬领，打了条黑色领带。这个人浑身都让人觉得体面，却并不惹人讨厌。在他经过陪审团席和律师席中间时，我注意到他向坐在桌子一头的一个金发年轻男子，既非鞠躬也非点头地表示认识而打了招呼。戴尔以相当清楚的声音宣了誓。他下巴微抬地站着，两手轻松地垂在身侧。
　　华特·史东爵士浑厚的声音，和韩特利·劳顿那种犀利而咄咄逼人的口气大不相同。
　　“你的名字是赫伯特·威廉·戴尔，为胡弥先生服务已有五年半了吗？”
　　“是的，大人。”
　　“据我所知，在那之前你受雇于已故的森拉克爵爷有十一年之久，在他过世时，还因为你的忠诚服务而得到一笔遗赠吧？”
　　“是这样的，大人。”
　　“在大战期间，你在第十四米德塞克斯来复枪队服役，一九一七年还获颁绩优勋章？”
　　“是的，大人。”
　　他首先确认了乔丹小姐有关死者先前打电话给被告的证词。他解释说，在走廊那头的楼梯下方有一具电话分机。他奉命打电话到裴家修车厂去查问胡弥先生的汽车整修情形，要确定那部车能修好后在当晚使用。大约一点半左右，他要去打电话，听到死者正在另外一具电话上说话，死者要求总机接到丽晶〇〇五五，要和嫌犯通话，而有个戴尔认得是被告的声音回答说：“我就是。”在确定电话已经接通之后，戴尔放下了听筒，朝小客厅的方向走去，在经过门口时，他听到了第一位证人所谈到的那次谈话。他也听到了那句不幸的自言自语。
　　“胡弥先生再提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就是他一打完电话之后。我走进了小客厅，他说：‘今晚六点钟有个客人会来。他可能会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人不能信任。’”
　　“你听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说：‘好的，老爷。’”
　　“接下来你再听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五点十五分，也许再过一两分钟吧，胡弥先生把我叫进他的书房里。”
　　“说一下当时的情形。”
　　“他坐在他的书桌后面，面前放着棋盘和棋子，正在研究棋谱。他两眼望着棋盘，头也不抬地叫我把窗子的遮板关上锁好。我想必是不知不觉间表示吃惊。他移动了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回答道：‘照我说的话去做。你以为我想让傅来明看到那个年轻的傻瓜来找麻烦吗？”
　　“他习惯上会向你解释他所下命令的原因吗？”
　　“从来没有过，大人，”证人很强调地回答道。
　　“据我所知，鲁道夫·傅来明先生的餐厅就面对着书房的这两扇窗，中间只隔着两栋房子之间的一条通道吧？”
　　“正是这样。”
　　检察总长做了个手势，由证人席下方拿出了那两件奇怪证物中的第一件：正是那两副铁制遮板，装在一个上下开启式的假窗框上。这件东西引起一阵兴奋的低语声。那组遮板是法国式的，像两扇小小的折门，只不过上面没有沟槽和开口：横在中间的是一根有把手的铁棍。他将这两扇窗子的遮板举了起来，让证人和陪审团察看。
　　“这里，”华特·史东爵士平静地继续说道，“是两副遮板，从图上注明A的那扇窗子上取下来的，是在原先负责装设在窗上的丹特父子公司的丹特先生监督指导下，由莫特伦警探所装设的。请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就是你在星期六傍晚锁上的那副遮板？”
　　戴尔仔细地看过这件证物，看得很慢。
　　“是的，大人，正是那副遮板。”
　　“现在请你像星期六傍晚时一样地把遮板锁上好吗？”
　　那根铁棍有点不灵活，插进锁孔里时发出砰然巨响，在那个像教室的法庭里造成相当可怕的效果。戴尔掸掸手上的灰。那根铁棍一动，锁好的好像不止一扇窗。我们后面那穿豹皮大衣的女子聊天似地低声说道：
　　“我说呀，绞架上的暗门打开的时候，也要抽开闩子的，是吧？”
　　戴尔很满意地将铁棍拉回来，又掸了掸手。
　　“据我所知，在这副遮板外面，”检察总长继续说道，“有两扇上下开动的窗子吧？”
　　“是的。”
　　“窗子也由里面锁上了吗？”
　　“是的，大人。”
　　“很好，现在请告诉庭上和陪审团，在你锁好遮板之后怎么样了？”
　　“我走了一圈看看房间里是不是都安顿好了。”
　　“这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始终挂在壁炉上方墙上的那三支箭呢？”
　　“看到了。”
　　“那时候死者和你说了什么吗？”
　　“是的，大人，他仍然看着棋盘没有抬头，并问我手边准备的洒够不够喝。我看到在小柜子上有一满瓶威士忌，一瓶有虹吸管的苏打水，还有四个杯子。”
　　“看看这个酒瓶，告诉我这是不是你星期六傍晚五点十五分左右，在小柜子上所看到的同一个？”
　　“就是那个酒瓶，”证人回答说，“这是我本人奉了胡弥先生的命令，到瑞勤街的哈得利名店买来的。我想这是个很昂贵的雕花玻璃酒瓶。”
　　“那时候他还有没有向你说什么别的？”
　　“他说到他在等傅来明先生晚上来和他下棋，还说傅来明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准备的酒要足够。我知道他这话是开玩笑的。”
　　“后来，到了六点十分，你让被告进了大门？”
　　戴尔在这点上的证词证实了第一位证人的说法。然后事情就危险了。
　　“我带着被告到了胡弥先生的书房。他们没有握手。胡弥先生对我说：‘没有别的事，你可以走了；去看看车子弄好了没有。’我走了出去，关上房门。这个时候胡弥先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而被告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张椅子里，我不记得在我出门之后听到有什么人把门闩上的声音。我当时并没有太警觉，可是有点不安。最后我走了回来，仔细地听了听。”
　　我觉得法庭里的这种话最为有力。我们似乎看见戴尔站在门外那黑暗的小走廊里，那条走廊即使是在白天也没有多少亮光。他解释道，走廊的一头是一扇门，通往在这栋房子和傅来明先生的房子之间那条铺了砖块的通道，以前那扇门上有一块玻璃；可是胡弥先生喜欢隐秘，在六个月前把那里换了一扇整片的木门。到了晚上，走廊唯一的光源就是大厅那里来的。把这些形诸文字的话，戴尔的证词大约是这样的。
　　“我听到被告说：‘我不是到这里来杀人的，除非真有那个必要。’我听不清楚胡弥先生说了什么，因为他平常说话的声音就很低，这时候，胡弥先生开始说得比较急，可是我听不出他说的字句。到最后他突然说道：‘老兄，你怎么了？你疯了吗？’然后我听到有声音，我觉得是拖着脚走动的声音，我敲了敲门，大声地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胡弥先生也大声地叫我走开，他说他自己可以料理好，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
　　“他先前已经说了要我去把车子开回来，所以我就去做那件事。我一定得去，否则就会丢了差事。我戴好帽子，穿上大衣，去了裴家修车厂，大概走路要三四分钟，他们还没有把车完全修好，说他们跟我们讲过了时间也许还要再久一点。我后来尽量往回赶，可是因为有雾的关系，让我开不快，等我回到家时，照大挂钟上的时间来看，已经是六点三十二分了。
　　“在通到书房的那条小走廊口上，我碰到了乔丹小姐。她说他们在打架，要我去拦阻他们。大厅里没什么亮光，乔丹小姐还给史本赛·胡弥大夫的一个大箱子给绊了一下：而听到我说去找个警察来比较有道理的时候，她踢了我一脚，我觉得她在哭。
　　“然后她在我的建议之下去找傅来明先生，而我则去取一根拨火棍，我们三个人到了门口，敲门之后过了一分钟，被告开了门，绝无疑问的是到那时候为止。门都是由里面闩住的。
　　“听到被告说：‘好了，你们最好进来吧！’之后，傅来明先生和我就进去了，我马上去到胡弥先生那里，他当时躺着，就像照片里那样。你给我看过的那支箭插在他的胸口。我并没有去摸他有没心跳，因为我不希望弄得我满手是血；可是我按了下他的脉搏，他已经死了。
　　“房间里没有藏着人。我马上去看窗子上的遮板，而且还叫傅来明先生来看。原因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也还很难把那件事和我所听说的被告这样一位绅士连在一起。两扇窗子的遮板仍然用铁棍闩住，而后面的窗子也从里面上了锁。”
　　在众人的眼光和一些人的小望远镜注视下，检察总长引着他证实了乔丹小姐的证词。
　　“哎，戴尔，在提到要报警的时候，嫌犯有没有说什么呢？”
　　“他说：‘对，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事弄完了。’”
　　“对这点你有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有的，大人。我知道我本来不该开口，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他坐在那张椅子里，一条腿还跨过椅子的扶手，就好像那把椅子是他的一样。还点了一支香烟。我说：‘你是石头做的吗？’”
　　“他对这话怎么回答呢？”
　　“他回答说：‘在我的威士忌里下药，他话该。’”
　　“你觉得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那话是什么意思，大人。我看了看餐具架，说：‘什么威士忌？’他用手里的香烟指着我说：‘你听好了。我进到这里之后，他给了我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里有什么，下了药。让我昏迷之后，有人进来杀了他。这是在陷害我，你知道的。”’
　　“你有没有过去看看小柜子呢？”
　　证人第一次把他的两手放在证人席的栏杆上。
　　“我看了。那装了威士忌的酒瓶和我先前离开的时候一样满。那瓶苏打水也是满满的：虹吸管的嘴子上扣着的纸都还在，杯子看起来也完全没有用过。”
　　“被告当时有没有任何征兆让你觉得他受到药物的影响呢？”
　　戴尔皱起了眉头。
　　“呃，大人，这方面我可说不上来。”他这话让公正的大人抬起眼来，他犯了规，也马上加以改正，给詹姆士·安士伟的绞架钉上一根长长的钉子。“可是，”戴尔说，“我倒是听见你们警方的医生说，被告完全没有服过任何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