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点，一阵大雨敲打在我窗前。一辆偶尔经过的汽车，没过街上的积水，开始清晨的旅程。这几天来，这是我第三次看到黎明破晓。我不是磕睡虫，也不是早起的鸟儿。这星期三看到的三次日出，有两次是太晚睡，而今天则是起得太早。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了11个小时，一直睡不好，也没有得到休息。昨天接完戈碧的电话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大吃了一顿。炸鸡、加上综合作料的马铃薯片、玉米粥和苹果派。然后洗了热水澡，花很长时间把右脸的结痂揭去。这个小小手术没什么作用，我脸上的伤痕还是很明显。在晚上7点，我打开电视运动节目，在播报员简介选手资料声中，才昏昏睡去。
　　现在是清晨6点，我打开电脑。我得写封电子信给凯蒂，透过麦吉尔大学的主机，传送到她的信箱。她只要打开笔记电脑，接上数据机，就可以看到我的信，然后在卧房马上回复我。真棒！网络的确好处多多。
　　荧幕上滑鼠的游标对我眨着眼睛，告诉我开启的文件上没有任何资料。它没错。电脑上现在是空白一片，什么文字也没有。我是什么时候建立这个档案的？是游行那天。只不过一个星期，感觉像过了一年那样久。今天是13号。离发现伊莉莎白·康诺的尸体已过了四星期，离玛格莉特·爱德基遇害的时间一个星期。
　　这些日子来，除了又发现另一具尸体之外，我们有什么收获呢？警方在圣博杰街的公寓外监视了一个星期，确定那个家伙再也没有回去过。真意外。上次的追捕一点用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圣杰魁斯”的真名，就连最后发现的那个死者的名字也查不出。克劳得尔仍不愿承认这是连续杀人案，而莱思则认为我是太空闲了，没事找事做。
　　回到荧光幕上，我开始在表格上打下文字。身体特征、居住地、家居情况、工作、朋友、家人、生日、死亡日期、尸体发现日、时间、地点。我把种种可能有关联的资料全输入电脑，在最左边，则打上玛格莉特、伊莉莎白、茜儿和“无名氏”的名字，随后，我把无名氏消掉，打上“圣伦伯特白骨。”到了7点30分，我关掉档案，盖上笔记电脑，准备上班。
　　交通十分拥挤，于是我决定绕行维尼马利隧道。天空很黑，厚厚的乌云包围了这座城市，街上的水渍反映早晨拥挤车阵煞车灯的光彩。
　　车前的雨刷单调地摇摆着，把雨水刮离挡风玻璃两块交叠的扇形之地。我的头凑近挡风玻璃，像一只中了风的乌龟，努力透过被雨水浇湿的挡风玻璃看清前面视线。该换新雨刷了，我对自己说，但是明白没有时间去换。光是从家里开到研究所，就花掉了半个多小时。
　　我本来想去档案室，看看有没有更细的资料可以登记在表格上，但是我办公桌上已有两份文件堆在那儿。一个婴儿被发现死在市立公园里，尸体躺在小溪河床上的石堆间。拉蒙斯在文件上附上注记，说尸体的组织已经干燥，内部器官也无法辨识，其他部分则保存良好。他想知道这婴儿的年纪。这花了太多时间。
　　另一份文件是警方送来的报告。“在树林间发现白骨”，我最常见的案子，代表的情况很多，有可能是一只死猫，也可能是另一件谋杀案。
　　我打电话给但尼斯，要他准备替那具婴尸照x光片，然后下楼去检视刚送来的白骨。丽莎从陈尸室抱了个大箱子过来，放在解剖台上。
　　“就这些？”
　　“就这些了。”
　　她把手套递给我，我从箱子里抽出一根骨头。骨头上全是泥土，而且都硬掉了。我试着把包在骨头外的泥土剥掉，但土块硬得像水泥一样。
　　“先拍些照片和x光片，然后拿去泡水，把这些泥土剥掉。我待会开完会就回来。”
　　我和法医研究所的另外四位病理学家，每天早上都会和拉蒙斯开会，讨论旧案子或分配解剖工作。只要我有来上班，都会参加这个会议。当我上楼后，拉蒙斯、娜斯莉、伯格诺、派利第等人都已在拉蒙斯办公室里的小会议桌旁就位完毕。我从走廊的公布栏得知玛西去法院了，而爱蜜丽今天则请事假。
　　他们看到我来了，每个人都起身挪动位置，腾出一张空椅子给我。“早安”、“你好”的声音不绝于耳。
　　“伯格诺，你明天分配到什么工作？”我问。
　　“明天放假。”
　　我完全忘了明天是国定假日。加拿大国庆。
　　“要去参加游行吗？”派利第绷着一张扑克脸问。他的法文有浓厚的魁北克腔，教人很难听出他在说什么。我刚来的那几个月，都听不借他的话，使他总是对我皱眉头。现在，过了四年了，他说的话我每一句都懂得。
　　“这次我不去了。”
　　“你可以把脸漆成红色，这样就看不出脸上的伤了。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干脆就画一片枫叶，比较简单。”
　　“很好笑。”
　　我一脸无辜，扬扬眉毛，耸耸肩，手掌平摊。派利第用枯黄的手指夹着最后两寸的无滤嘴香烟，深吸了一口。有人曾说派利第从未离开魁北克以外的省份旅行。他今年已经64岁了。
　　“今天只有三件案子要解剖。”拉蒙斯说，把今天的案子全拿了出来。
　　“假日前夕的安宁。”派利第说，他的假牙嘎嘎作响。
　　“没错，”拉蒙斯拿出红笔。“至少天气冷了点，这也有帮助……他浏览今天要解剖的尸体档案，每一份档案都附上详细的报告。一个人用一氧化碳自杀，一个老人被发现死在床上，一个婴儿被丢弃在公园。”
　　“这件自杀案看来很单纯，”拉蒙斯看着警方的报告。“白人……27岁……在自家车库自杀身亡……油箱全空、钥匙插在起动器上。”
　　他把几张拍立得相片摊在桌上。一辆深蓝色福特汽车停在车库中央的相片，排气管被人用干衣机的通风管封住，另一端塞进右边车窗内。拉蒙斯继续念道：
　　“有忧郁症病史……他杀嫌疑不高。”他看了娜斯莉一眼。“艾尔博士？”
　　他点点头，伸手接过那份文件。拉蒙斯在工作单上填上她的名字，接着拿起下一份文件。
　　“第26742号案件，死者是男性白人……78岁……思有糖尿病。”他略过一些内容，直接跳到有用的资讯。“失踪数天……他妹妹发现他……无外伤迹象。”他自顾自地看了一会儿。“奇怪的是，从发现尸体到她向人求援，中间的时间有些耽搁。显然这位太太在这段时间清理过现场。”他抬起头。“派利第博士？”
　　派利第耸耸肩，无奈地伸出手。拉蒙斯用红笔在表格上填上名字，便把整份文件交给他。连同这份文件，还有一个装满病历处方和各式药物的塑胶袋。派利第接过这些东西，说了一句玩笑话，但是我没有听清楚。
　　我注意力转向剩下的那个婴儿案件。桌上有好几张从不同角度拍的拍立得相片，可以看到现场是一条有小桥横跨的浅溪，婴孩的尸体被弃置在石堆间，小小的肌肉已经枯萎，黄色皮肤看来有点像旧羊皮纸。他的头发有的飘在水面上，有的盖住他呈蓝色的眼险。这孩子的手指张得很开，好像想抓什么能救他的东西。他全身赤躶，身子一半装在深绿色塑胶袋中。他看起来就像迷你埃及法老，被暴露丢弃在野外。我开始对塑胶袋有强烈的痛恨感。
　　我放回相片，听拉蒙斯分派工作。他已把这案子的摘要念完，并在档案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要亲自解剖，要我帮忙分析骨骼以缩小年纪范围，要柏格诺帮忙看看牙齿。大家都没有问题，也没别的案子要讨论，会议便到此结束。
　　我倒了一杯咖啡进办公室。桌上有一个棕色大公文封。我打开它，抽出第一张婴孩的骨骼x光片，放在看片盒上。然后从抽屉拿出一份表格，开始检视工作。这婴孩的手上只有两根腕骨，指骨上没有被囊。我继续检查下臂骨，桡骨上也没有被囊。我看完上半部，在表格清单上填下骨骼状态，注记尚未填上的讯息。接着我再检查下半身，一张张x光片交替夹上看片盒。等我检视完毕，咖啡早已凉了。
　　婴儿诞生的时候，有些骨骼尚未发育完全，像腕骨在出生时根本看不到，在几个月大的时候才会长出来，甚至要到周岁后才发育完全。凭这些发育到一半的骨头，可以很正确断定一个婴孩的年纪。像这个孩子就只有7个月大。
　　我把观察结果写在另一张表格上，把所有文件都放在黄色的档案夹内，扔进秘书的公文篮里。我向拉蒙斯口头报告过后，便到解剖室去。
　　泥土还没完全清掉，但是己软化许多，足以让我窥探里面的骨骼。我花了15分钟剥土和清理，终于整理出八根脊椎骨，几根长骨和三个骨盆残片，一切证据都显示这是动物的尸体。我又花了30分钟时间继续清洗和分类，然后将结果记录下来。在上楼时，我请丽莎把这三个被害者：两只白尾鹿、一条中型狗的部分骨头拿去拍照。
　　露丝留了张字条在我桌上。我连忙赶到她办公室，她背着门，一手打字、一手拿着卷宗，目光在荧光幕和打开的卷宗间不停转换。
　　“我看到你的字条了。”
　　她举起手，又打了几个字，然后拿一把镇尺压在卷宗上。她转过来，双腿用力一推，整个人便连同椅子滑到她办公桌前。
　　“我把你要的档案都找出来了，在这里。”
　　她在一叠厚厚的档案之间搜寻着。第一次没找着，第二次从最上面慢慢翻，然后从中抽出一大叠文件，看了一眼后，便交给我。
　　“1988年以前没有资料。”
　　我接过那叠文件，有点惊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
　　“刚开始我用‘四肢切断’当关键字搜寻，这些就是第一次搜寻出的资料。太多了。里面有的是被火车辗死的、被机器绞死的，我想你一定不想要这些。”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我又加上‘恶意’这两个字，以缩小符合资料的范围。”
　　我看着她。
　　“结果什么都没有。”
　　“没有？”
　　“不过，这也不代表真的没有啦。”
　　“怎么说？”
　　“这些资料不是我输入的，过去两年来我们聘请了一些临时资料输入员，想尽快把过去所有档案都输入电脑。”她摇着头，声音有点恼怒。“司法部把电脑化的案子拖了好几年，然后要在一夜之间变出来。无论如何，那些资料输入员有标准输入格式：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和死因等等，都有特定代号。但是若有一些较特殊的案子，比较少发生的，在没有标准代号可循下，他们就随便来，自创代号。”
　　“就像‘四肢切断’。”
　　“没错。也许有人用‘尸体残缺’，也许有人用‘肢解’，通常法医用什么字眼他们就跟着用。有时候，他们只简单输入‘刀切’或‘锯断’。”
　　我看着这一堆资料，完全气馁了。
　　“我试过各种代号，但是没有用。”
　　这个计划行不通了。
　　“用‘尸体残缺’搜寻，找出来的档案更多。”她等我翻至第二页，便继续说：“比‘四肢切断’还夸张。于是我使用‘四肢切断’加上‘恶意’来缩小范围，以选出那些在死后肢体才被切断的案子。”
　　我满怀期望地看着她。
　　“结果只找到一件一个男人死后砍断命根子的案子。”
　　“电脑让你的修辞学越来越厉害了。”
　　“啥？”
　　“没事。”又是一个开不起来的玩笑。
　　“于是我再用‘尸体残缺’加上‘恶意’，结果……”她手伸向桌面，拿起最后一份列印资料。“邦果！你们都是这么说的吧？”
　　“宾果。”
　　“宾果！我想这也许是你想要的。有些资料你可以不管，像这样毒贩用硫酸伤人的案子。”她指着几行她用铅笔圈出的案子。“这些不是你要的。”
　　我茫然点点头，翻至第三页，上面总共列了12笔案子。她在其中三件案子画上记号。
　　“但是我又想，也许还有一些案子会使你更有兴趣。”
　　我几乎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我的目光在这些案子中移动，而后被定在第六笔案子上。顿时，我心里升起一股伤痛情绪，很想马上回办公室。
　　“露丝，这样就够了，”我说：“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太多。”
　　“有你能用的资料吗？”
　　“有，有，我想应该有。”我心里尽量自然地说。
　　“你要我把这些档案一个个叫出来吗？”
　　“不必了。我先把这些清单看完，再自己去档案管理室调原始资料。”
　　“也好。”
　　她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着。没有眼镜，她看起来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感觉有点不对。
　　“如果你有什么结果，一定要告诉我。”他说。
　　“没问题。”
　　我转身离开，背后传来她椅子脚轮滑过地板的声音。
　　回到办公室，我把这叠清单放在桌上，开始翻看。一个名字赫然跃出纸上——法兰丝·莫瑞钱伯。我已经完全忘记她了，法兰丝。保持冷静，我对自己说。不要妄下结论。
　　我强迫自己把清单上的资料都看完。康妮和瓦伦西亚的案子都在其上，一对被谋害的毒贩。茜儿·托提尔的资料也在上面。我看到一名洪都拉斯交换学生的名字，她被老公用猎枪射杀，尸体被从俄亥俄州载到魁北克，双手被切断，把尸体弃置在省立公园。其他四件案子我没看过，都是1990年以前的，那时我还没来这里工作。我到中央档案管理室，把这些档案调出来，独独跳过法兰丝的档案。
　　我依照编号，将这些档案按年代顺序叠好，决定只研究这几份档案就行。然而，不到几分钟，我刚才的决心就破灭了。我迳自奔向档案柜，取下法兰丝的档案。这份档案内容，让我的忧伤焦虑如火箭般发射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