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感到他那双灰眼眸里流露的暖流，便惊讶地想到自己为什么不及早给他打电话呢。只有当我和他又在一起时我才明白，这段时期以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为什么我会这么轻易地向死神妥协呢？仅仅因为它来自我爱慕并情愿原谅她所做的一切的维卡吗？或许是，但也可能因为我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斗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碍时我总是很容易让步，我太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不善于竭尽全力克服妨碍我达到目的的一切障碍。
    这次卢托夫没和上次一样穿西装，而是穿了牛仔裤和跟他眼睛颜色一模一样的浅灰色高领绒线衫。我、维卡及我那疯母亲住了许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薄薄的墙壁根本不隔音。
    “你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让到一个硬邦邦极不舒适的沙发上坐下，一开口就这样说道。
    “为什么说熟悉呢？”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那些客户刚来我们这几时，脸上通常都是这种表情。您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没有向卢托夫讲诉维卡和她雇来的杀手，只是竭力想让他明白，说我很想，正如卢托夫所说的那样，成为他那个集体中的一员。
    “我很高兴，”他简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告诉过您，我们是有规定的，凡是来找我们的人，都必须服从规定。而这些规定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有些人就拒绝在我们中心生活。”
    “什么规定？”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在这个词的极限意义上。您明白吗，是极限意义上的。”
    “我不明白，”我摇摇头，“大家全都一块儿睡觉，这是怎么的？”
    “那就太简单，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大家全都相爱、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人作恶。至于谁跟谁睡觉的事，则本着自愿原则。但我们客户相互之间并不缔结婚约。这是一条法则。”
    “为什么？”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如果两人在你们中心相识并结了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如来了我们这儿，您就会明白的。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在客户之间履行结婚手续会使我们的经济关系复杂化。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
    卢托夫不吭声了，我紧张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马上就该说出最要紧的话了。难道危机中心的客户应予遵守的某种规则，对我来说，居然会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弃想要活下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吗？不！无论卢托夫说什么，我全都答应。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贫穷，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一种无时不在的噩梦。
    “我们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必须带上他所有的家产。这家产将成为中心的财产。换句话说，它将属于所有人，因为中心就是靠这些资金养活客户，发展和创办企业、分公司，出版报纸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使自己的财富增值，他们善于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则把它挥霍掉了，吃光卖尽了。于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个人将会以怎样的精神忍受这种不平等，这取决于教养，而非取决于别的。由于我国在数十年当中好像并未有过什么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过应有的调教。人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想法，即近邻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广泛流行、十分自然。这令人很恼火，他们无法与这种现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么会这样？——使他们发疯。同在一所中学念书，我是优等生，而他是个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学，而他是个傻混混，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一度还因为強 奸蹲过班房；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程师，而他则又是酗酒又是泡妞，还和某个黑社会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个失业者，而他呢，出门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挂满了蜂巢式电话。人们一旦感觉不到公正事物的逻辑性，便会失落。心理危机即来源于此。而来找我们的就是这些失意者，我们给他他钟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来消除他的失意情绪。他不知道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工资不会发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我们的客户就只在我们自己的企业上班，企业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现金全归中心，客户得不到有关工资——无论自己还是别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一样的生活水平，而由于谁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挣多少，而他的近邻又能挣多少，所以，人们之间不会有嫉妒、恼恨和仇恨。如果一个人无法应付实际现存的生活条件，无法适应他所在国家的经济条件，那我们就给他创造别的条件。这样一来，他就能摆脱危机，对付好自己的难题了。”
    “以后呢？”我问，“一旦他摆脱危机，他会离开你们吗？”
    “当然，”卢托夫又笑了，“我们谁都不阻拦。”
    “离开的人多吗？”
    “不，没人愿走。在中心存在的这么多年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声称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难、他在其中根本就不愿再活下去的那个世界。或许您对这一切暂时还不理解，因为您从未在一种爱、和谐与善意的气氛中生活过。日常生活中，爱我们的，充其量不过是两三个人而已，我想说的是，那种真挚、诚恳而又忘我的爱。我们与所有其余的人处于战争状态，或是往好处说，处于咬牙相互忍耐的状态。我们中心的一切皆与众不同。当然啦，并非所有人都能对他人怀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们中心，我们却教会人们这样做。在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指导下的小组和个人学习，我们这里每天都要进行，而且，这是所有人的必修课。这是一种治疗方法，没有这种方法是办不成什么事的。”
    我听见外面的门吧嗒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于是，询问地望了卢托夫一眼。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秃顶、他的鹰钩鼻，此刻使他酷似一只凶猛的大鸟。
    “请原谅，”他冷冷地说，“我离开一分钟。”
    他走出房间，把开着的门紧紧关上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传进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愤地说着什么，其中还夹杂着卢托夫的声音，可我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也没费事去听。一分钟延长到整整十五分钟，可我几乎未曾察觉，只是万分紧张地思索着听来的一切。带上所有家产离开吗？像是一个教派。我听说有这么一些教派就对其信徒有类似的要求。可从另一方面说，关于宗教和信仰卢托夫几乎什么也没说，只不过，是在我们的上次会面时，即几乎一个月以前，他这么说过。其次，有关教派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并为其成员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为何从未听说过。对他们来说，携产出走的全部意义是这些资金可以支持整个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祷和宣扬其学说以外，是什么也不做的。可归根结底，对我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应当想的仅仅只是否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结论是否对我合适。甚至不仅仅是合适。我不必为财产而担任何风险，因为我将赤条条光着身子加入他们一伙，只带十几件衬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却可以得到一种我擅长也喜欢的工作。比方说，就负责上次卢托夫对我说过的那套电视节目如何。而如果它们的节目没搞成，那也不要紧，不是还有报纸吗，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个新闻记者。如果我今天就对维卡提出离婚，并且无需分割财产的话，那她也就不会再想杀了我了。她会取消其协议的。麻烦的只是母亲，对她，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卢托夫回到屋里，紧跟其后的是个女人，约四十岁的样子，两眼哭得已经红肿了。她双手端着托盘，里面有茶壶、咖啡杯、糖碟和一个大盘子，盘里如一座小山似的堆着色彩诱人、清香四溢的圆圆的小白面包。那女人不知为何诡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时脸上挂着微笑。
    “请便。”
    她手脚麻利地把杯子摆放在桌上，归置好面包碟，畏畏缩缩地看着卢托夫。
    “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了，去吧。谢谢。”他像对仆人似的对她点点头，冷冷地说。
    女人退了出去，轻轻关上了门。也许，她是卢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样子，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样也不顺。真是怪事，没别的！我还以为，在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男子那里，一般说是不会再有什么事的，女人笃定会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连我都能影响的话。
    “您妻子做的饭好极了。”我赞赏道。说着咬了一口软乎乎、热啧啧的面包。
    “她不是我老婆。”卢托夫简短地说。我明白他不十分愿意讨论一个刚哭过鼻子就给我们上菜的女人，“您还有什么问题吗，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他又回到了我们先前的话题上。
    没时间了！要是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思考的话就好了。可我必须马上作出决定，尽快跟维卡谈谈离婚的事，要不然，带消音器的手枪随时有可能向我发射子弹。
    “或许，一切在我来说都已经清清楚楚的了。”我慢慢腾腾地说，边说边精心斟酌着合适的语句。我想问一问有关母亲的事，说明一下情况，与此同时，又不能透露有关维卡的事。“只是——您瞧，我的母亲是个心理有残疾的人。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可这越来越成问题了。我本想给她雇个家庭服务员，或让她住一所好的学生公寓，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这样……我不想细说了，这纯属我们自己的家庭问题，可我现在没钱，一分钱都没有。我已经到了无处可栖身，无钱可为生的地步了。假如我到您这儿来，加入您的中心，那我母亲可就孤苦伶仃了。我老婆才不会管她呢。”
    “您离婚不就完了，”卢托夫提醒道，“我预先告诉过您，已婚者是不能成为我们的客户的。不然，他们的妻子就有权要求得到我们客户收入的一部分，这会引出一大堆麻烦事的。”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连忙说道。让他们的规定和麻烦都统统见鬼去吧，我才不稀罕呢，我之所以需要与维卡离婚，仅仅是为了保住我自己的一条小命。我当然会在最近就办好离婚手续的，我们没有孩子，财产也不必分割，所以一切并不复杂，会进行得很快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无法指望将来我的前妻会去照顾我的母亲，我想付钱请人来照顾她。
    “您母亲住的房子怎么样？”卢托夫同情地问。
    “跟您住的一样。两室，总面积46平方米，卧室23平方米。混合间一间14平方米，一间9平方米。”
    “这问题好解决，”他安慰我道，“只要您来我们这儿，这问题好解决。我们为您提供住处。这样一来，您母亲的房子您作为个人已经不需要了，您可以以最佳方式来支配和使用它。比如说，您可以把房子卖了，用卖来的钱支付您母亲住私人诊所所需的费用。您还可以把房子卖给国家，把母亲安排到养老院。或者雇一个家庭服务员，把母亲的房子就注册在她名下。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谁照顾您谁得益。您还可以把她的住宅换成公寓里的房间，领取很大一笔补差款，用这钱来雇服务员。我很了解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由于某些原因您不愿和妻子一起生活，跟母亲呢，您也不肯，可是，除了跟母亲外，您无处可去。如果您到我们这里生活，一切都会顺顺利利解决。还有什么问题吗？”
    “再没有了，”我松了口气，“你们要求我采取什么步骤呢？”
    “就只是离婚。离婚后您来找我们，跟我们的律师见面，办好您自己财产处置权的所有文件，然后搬进我们为您找的房子。刚开始您恐怕得和别人做伴，但您的同屋最多就两个，而且你们每个人都将有自己的房间。有关这一部分您还有什么愿望吗？”
    “我还能有什么愿望呢？”我为自己还有能力开玩笑而吃了一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能力。“当然，我希望我的同屋能是漂亮的女人。即使不年轻，至少也得漂亮。如果连这也办不到，那最好是抽烟的男子，但不要喝酒的。”
    讨论转入了实际问题方面，就好像所有最复杂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有决定已经做出了，如今可以探讨细节问题了似的。实际上我也的确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轻快感，就在昨天，我的所有问题还显得无法解决，今天便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根本不必死于杀手的枪下，我可以活下来，而且我不是跟一位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也不必参与公然或隐瞒的犯罪，只为了挣一口吃食。从物质方面看，我完全可以过得极体面，可以干自己能干、也有兴趣干的事。除此之外，维卡也无需蹲监狱。我能幻想比这更好的结局吗？
    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不同，侦查员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喜欢调查经济犯罪，而且，她干得相当不错。她不喜欢办凶杀案，但在休产假之前，她得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局长对她说：
    “塔姬雅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努力在剩下的一段时间里把您实际上能完成的事都做完了吧。其他的，我们会交给其他侦查员的。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调查期限还不太紧的案子上，把不容再拖的案子先搞出来吧。”
    回到她与其他两位侦查员共用的办公室后，塔姬雅娜取出文件夹，从中取出刑事案件名录，用铅笔标记出期限已过，或是眼看就要过期的来。在她经管的项目里属于这一类的刑事案件共有18件，并且其复杂程度各有不同：8件住宅盗窃案，3件抢劫案，4件以不可思议的巧妙方式实施的诈骗案，1件強 奸案，2件凶杀案。在这18件案子里，应当首先办的有3件。对一家储蓄银行的抢劫案，由塔姬雅娜分管已经不知道有几个月了，确切地说，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接手的这个案子，当时她刚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的一家区内务部门工作。而在此之前，储蓄银行抢劫案是由另一位侦查员负责的。破案期限已经延长两次了，但调查却无任何进展，塔姬雅娜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在最近几个月里了结此案。当她翻到一件简单到了可笑地步的案子时，她叹了口气，把卷宗堆到一边，心里明白，她得把这些材料交给第三位侦查员了，而且，还得听候局长的训斥。得，反正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现在翻到的是诈骗案。与先前那几份卷宗不同，这个卷宗鼓鼓囊囊，骗子是几个十分狡猾的小伙子，在他们被捕之前，他们居然“加热了”将近三十个人和近十家组织。此刻，犯罪团伙里的六名成员已经在押，但此案却怎么也结不了，起诉书也没法写，因为，正如通常在此类事上常见的那样，受害人一方出了些问题。这些人几乎都不是莫斯科人，寻找和审问这些人都需要时间，这些人并非总在一地，而是全国各地到处跑，不是到国外疗养，就是办事，他们拒绝提供证词。后来，尽管还是提供了，却颠三倒四，错误百出，连篇谎言，最后，竟又翻证。本来早就该让他们对质指认了，可时间过了这么久仍然……塔姬娅雅娜喜欢办这类案子，当她终于顺利地把那些家伙送上法庭，她会幸福地长出一口气，然后跑到商店，给自己买一件像围巾卡子或新型指甲油之类的非常可爱的女性用品。
    最后一件是凶杀案。事发已经快两个月了。卷宗里材料已经攒了不少，而头绪还没理出来。两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必须作出决议，或是“鉴于应予起诉其刑事责任的人犯无法判明”而终止此案，或是请求延长预审期限。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终止破案。尽管这么做没什么了不得的，人们不会为此而指责任何人，但对她本人来说，每一件被迫终止的案件，都会成为一个小悲剧。对她来说，终止破案就等于当众宣告自己无能，宣告自己已经黔驴技穷了，宣告自己的理性和想像力资源亦已告罄了。每次她都有一种感觉，即某人，比方说，局长或是监督侦查工作的检察官，抑或某个普通的侦查员同事，发现了这件案子，只看了一眼，就找出了许多“破绽”和“漏洞”，就想出了浮在表层一眼就可看出的新方案，而塔姬雅娜却没想到；就能发现证词中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抓住它，就能从中找出必要的信息，而却被塔姬雅娜给忽略了。
    问题的实质如下。一个名叫英娜-帕施科娃的年轻女性的尸体在她自己的家里被发现了。帕施科娃是个单身，发现她尸体的是警察，邻居向警察局报告，英娜失踪好久了，可是，从她家里溢出一股可疑而难闻的怪味，于是，警察破门而入，发现了她的尸体。死者的身上有被折磨和拷打的痕迹，她是因失血过多而死的。
    原来，英娜-帕施科娃是搞“去毒眼、祛邪，恢复夫妻性生活、治疗性无能”的。至少，她定期刊载于报纸上的广告词就是这么说的。因此，侦探和侦查员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帕施科娃——其化名伊涅萨反倒比她的真名更有名——的所有客户，推断是否有下列动机——抢劫、报复、心理病态。在抢劫过程中起意杀人这一方案可能性较大，伊涅萨是个并不算穷的太太，她家里的陈设毫不含糊地证实了这一点。报复可能来自某个男客户（或女客户），帕施科娃对之尽管信誓旦旦地做过保证，但未见效，却拿了人家好多钱。至于变态心理也完全有可能，因为来找伊涅萨看病的人，多是一些无力解决自己的难题，而向彼岸力量祈求帮助的人。因此，这些人真诚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而这距变态心理已经不远了。
    最大的难题产生于抢劫杀人这一方案中，由于——正如上文所说——帕施科娃是个单身，因此，谁都无法确切说出她有没有贵重物品，以及她藏此贵重物品的地方。没有发现她有亲密的女友。当然，邻居们肯定，说她有过一个外表可人的男人，约四十岁上下，他们以为这男人是她的情夫，可他究竟是什么人，那就无人知道了。伊涅萨的生活方式是封闭的，她既不叫邻居来家做客，自己也不和邻居交往。况且，她的邻居们都有点怕她，背地里偷偷把她叫做“女魔法师”，与这样的人为邻，他们根本不指望能有任何好事。
    这个被当做“情夫”的人的身份仍然无法确定，这一事实导致了另外一种方案：即杀死帕施科娃的是他，或是出于嫉妒，或是由于其他原因。但是先得把这个家伙找出来。尽管人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他给找出来，伊涅萨的熟人和亲戚中，无人能叫出此人的名字，这倒不是由于她极其小心谨慎地隐瞒此人的名字，而不过是因为一般说她天性就喜欢神神秘秘的，而且，早就养成了不显山不露水的习惯。
    “您想要什么呀，”帕施科娃的姐姐在接受问讯时说，“她是一个魔法师。她应当被神秘所包裹，被一层神秘的幕布遮住，要不然谁会相信她呀。英娜从小就喜欢弄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我和父母有意劝她考医学院，指望纯科学能把她脑袋里那些古怪念头统统清理掉，可她刚一领到文凭就说：‘现在我懂得更多了，而我懂得越多，对不可知的信仰就越坚定。’于是我们对她都绝望了，算了吧，就让她如她所愿那样生活好了。最近两年多以来，她几乎从不回家，只是偶尔在父母过生日时才回来。来了也只呆半小时，吻了父母，送了礼物，就又走了。我们并不生她的气，内心深处还很高兴，因为她并不经常回家。我们羞于跟邻居说她，大家都知道她在于什么，背地里都嘲笑她。况且，跟你们说吧，在她交往的那些人中，招人喜欢的人太少，全都浑身上下透着阴沉，永远一身黑衣服，眼圈都是黑的，说起话来慢慢腾腾，甚至可以说那不叫说话，而是吐字。总是爱扮什么魔法师。”
    “这么说，您不相信她真能去毒眼祛邪了？”塔姬雅娜问道。
    “那还用说！当然不能。全是胡说八道。”
    帕施科娃父母所说的，也与此大致相仿。侦查员无法发现比这更有价值的其他任何信息来源，因此，决定以侦查方式对伊涅萨的客户展开调查。这件事同样也不好办，因为想去毒眼和恢复夫妻性生活和谐的人，写明其姓氏、住址和电话号码的人名单，不知何故，并未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帕施科娃有过记录，但都混乱无序，有一搭没一搭的，至少在找到这文件的侦查员看来是这样。这些记录里或许有一种体系，但却只有死者本人才知道如何破译。笔记本里详尽记录了求诊原因、病人来求诊的问题、其现实动态（如果是重复求诊的话），但却连一个人名也没有。本上只有一些字母和神秘的假名。只有摒弃本上记录的问题的实质，调查才能取得进展。比方说，假设有个女人来找伊涅萨，请她给她家里祛邪，因为仅在一年之中，一连串灾难就降临到了她的头上：丈夫猝死，女儿、女婿和小外孙女死于车祸，成了孤儿的小外孙又得了重病，此外家里还又失了火，那么，把嘎伊①的记录与消治管理局的记录两相比较，即可找到这个女人。为了查明究竟有谁找过伊涅萨，用了两个月时间，但事情还是很紧迫，因为只找到几个人。但塔姬雅娜并未失去希望，她知道要想求诊于一个算命者和魔法师，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找过之后，肯定会有熟人又找过她，而去过的人便会向熟人赞扬一番，给以肯定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伊涅萨的客户们之间肯定认识，只要对已知的一个实施严密监视，肯定能顺藤摸瓜找出其他所有人来。需要的只是耐心，不能马虎。
    ①嘎伊——国家汽车管理局的简称。
    对伊涅萨的客户监视结果，每周一次汇总到塔姬雅娜这儿来。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果，如果说刚开始从帕施科娃的笔记本里，能查明身份的只有四个人的话，那么，到今天，被调查的“毒眼人和中邪者”人数，已经达到十一人了。其中有些人给人的印象是绝对正常的，但也有些人的行为极其可疑，而且，主要反映在这些人的心理健康方面。对这类人需要更加严密注意，但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找到有愿望和耐心做这件事的人。人手从哪儿来呀？一个叫伊涅萨的魔法师，这可不是您那位戈托夫齐茨女议员。况且此案不属于部长监控范围。对于侦查员和“发现者们”的工作，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并不十分满意，但她很了解他们工作的全部复杂性，而且，她始终希望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终会被发现。需要做的只是要善于等待。至于延长侦查期限，这一点对她永远都不成其为问题。今天一上班，她就瞥了卷宗一眼，于是想起，在过去的一周中，她还没有找到新的情报呢。塔姬雅娜拿起话筒，给和她一起在帕施科娃凶杀案组工作的侦查员们打了个电话。侦查员们声音里不带丝毫愧疚地道了歉，答应明天一大早就把简报送来。
    “好吧，明天就明天。”塔姬雅娜想。于是她又忙起另一件案子来，这件案子的六名同犯，此刻正在牢里。
    第二天，有关魔法师伊涅萨客户的定期情报搁在了她面前。塔姬雅娜很快读完简报，沉思地把玩着手里的圆珠笔。她把笔帽拧下，见笔芯快没油了，在抽屉里找了根新笔芯，一丝不苟地换下了旧笔芯，很有意思！在帕施科娃的客户中，有个叫卢托娃的女人，前天，即星期日，有个人去了她家，而此人不是别人，恰好正是“素面朝天”节目的主持人乌兰诺夫-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先生本人。也就是前不久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想把塔姬雅娜“撮合”到电视上去的那位乌兰诺夫。可这个节目的编导和记者，却死于汽车爆炸……乌兰诺夫先生周围的死尸难道不嫌多了一点吗？当然，三具死尸中，只有两具关系很近，而第三具，老实说，离得稍远了点儿，看不出有任何关联，可是，毕竟……
    “不管怎样，对帕施科娃凶杀案总得做点什么才好，干吗要总是坐着一动不动呢？”塔姬雅娜决断道。于是，她拨通了娜斯佳的电话。
    “喂，我刚刚想了想你有关‘素面朝天’的那个选材。”
    “结果呐？”
    “我或许会同意，如果你真的认为有必要的话。”
    “丹尼娅，如果你是为了我才做这事的话，那就犯不着了，”娜斯佳不同意，“伊拉说得对，过分激动对你没好处，而和乌兰诺夫打交道只能使你精神负担加重，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塔姬雅娜在电话里笑了。
    “娜斯坚卡，我亲爱的，能令我激动的人还没生下来呢。空着两手休想抓住我，况且，我也不是乌兰诺夫那号人，那么容易被说动的。你别忘了，我的警龄都快十五年了，我早已就不是什么小姑娘了。此外，我核计了一下钱，才明白，真的需要做广告了。当然，我是不会参与什么洗钱之类的事的，我对自己更看重，但是，如果你的那位朋友多罗甘想通过电影来体现我的构思的话，那么，我对节目的参与肯定于他有利，而电影本身反过来也对我的出版商有利，所以，归根结底，对我本人也有利。这样我就能把稿费提高一点了。”
    “这么说我可以转告多罗甘，说你同意了？”
    “是的。”
    “那么，剧本呢？”
    “不写。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让步的。”
    “好吧，”娜斯佳高兴地说，“我还要再等一会儿，好让你再考虑一下钱的问题。最后破灭的总是希望。”
    当然，魔法师英娜-帕施科娃被杀案的调查进行得并不很顺手。案情进展得疲疲塌塌，慢慢腾腾，时有间断。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好先生们呐，你们自己不妨瞧一瞧，这案子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才好呢？同时归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经手的案件，有18件之多。她这还算是走运的呢，有些侦查员经手的案件，已达30件之多了。现在，你倒是算一算，一昼夜有几小时吧。您算清了吗？从这里面，还得减去睡觉，从家里到班上，然后从班上到家里的路程，减去吃饭及其他小事，其中包括定期做妇女咨询这项工作。这样一来，一个工作日剩下的时间就不足10小时。结果是，平均每天用在一件案子上面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可在半小时中您能做多少事呀？这是指在理想状态下。让我们再看一看实际情形怎样，您把嫌疑犯押上来审问，跟他折腾了两个小时——喏，您瞧吧，您的时间超额支出了，这两小时您要办四件刑事案。不难理解，谁都不会把工作日分割成一块块的，谁都不会每30分钟办一件案子的，由此可见，有些案子根本连摸都甭想摸。办案时间不是按几天算，而是按几星期算的。英娜-帕施科娃凶杀案就正是这样。手扪胸口说句实话，最令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激动不安的，是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完全信任地把自己最后一笔存款交给了那些骗子，而不是那个可疑的许诺能去毒眼祛邪，还夫妻以相互理解的爱情的女魔法师。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凶杀案里闪现出了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的身影时，尽管此刻还隐隐约约，但也足以令塔姬雅娜身上的某种意识苏醒过来了。也许是她对一味因循感到内疚了，也许是兴趣冒头了，或许是别的什么，反正，她开始着手工作了。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侦查员们寻找帕施科娃在医学院时的同班同学。如果据推理判断，早就该做这件事了。英娜是六年前从大学毕业的，三天以后，一份她可能与之说过话的人的名单放在了塔姬雅娜的桌上。又过了一天，侦查员们把另一份比前一份更短的名单交给了她。在帕施科娃那些如今尚在莫斯科可以联系得上的所有同班同学中，能清楚记得英娜的，只有五个人，而这五个人中，又只有两个能多谈一点有关英娜的印象，其余的则只会说，她“是一个好漂亮的小丫头，就是很不好接近”。于是，塔姬雅娜决定跟这两人好好谈一谈。
    可是，她的算盘又落空了。那两个证人，确切地说，是一男一女，是不久前刚离婚的一对夫妻，他俩大学毕业后，与帕施科娃没有任何联系，对于她的遭遇，一点儿都不知情。关于大学时代的事，他们都很健谈，讲得也很详尽，但却没有任何有趣的内容，就只是对死者的个性做了一番评价而已。他们说，英娜的性格压根儿不封闭，并不难相处，她只是装样子，好不让别人总缠着自己而已。她对神秘论、魔法、灵魂学和彼岸力量很感兴趣，可是，由于在大学医学生中，这只能惹人耻笑，所以，这小姑娘便竭力掩饰自己的嗜好。跟朋友在一起时，她很活泼，很好相处，喜欢跳舞，甚至可以玩一整宿后，在一大早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丝毫倦意和醉意地赶去上课。这对夫妻证人早在参加高考时就和英娜认识了，所以，他们三人一同度过了六年的大学生活。这两人的爱情发展得很快，并且就当着英娜的面，以结婚的方式导致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但英娜却从未妨碍这一对幸福的恋人，相反，他们三人已经习惯总在一起，所以，一旦英娜不在场，两人好像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一旦他俩吵架，她就是他俩的“姘妇”；当女友找到机会在外面和情人过夜，她就在“父母”面前为她打掩护；如果他俩或是钻进某个空住宅，或是在城里漫游而逃课时，她会把自己的笔记让给他们抄。这一对未来的夫妻始终感到奇怪的是，一个如英娜-帕施科娃这样漂亮的小美人，竟从未有过恋爱。可从所有迹象看，英娜自己根本就不把这当回事，也没有为此而痛苦。只是大约在五年前时，有一次，她一连几天都不见人影，后来又出现了，说她堕胎了，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女友毕竟还是体验过性生活了。可接着又惊讶她如何能把这样的事瞒得滴水不漏。
    “你们猜不出她跟谁有过恋爱吗？”塔姬雅娜问。
    “嗯……猜当然是猜过。可还是猜不出，英娜到了哪儿也没说。老实说，我们也没太认真注意她。”
    “英娜为什么必须得——如你们自己所说的——掩护你们，好不让父母知道呢？”
    “噢，他们是一对医学上的冤家对头！我和瓦洛佳都出身于医生家庭，是祖传医生。而我们两家的祖辈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父亲曾经把瓦洛佳母亲的论文给枪毙了，从那之后两家之间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争吵，弄到写匿名信的地步。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都决不允许我俩结婚的。所以，我们总是三个人一起玩，好让人家看不出我们有任何恋爱关系。我们结婚一年后，还把结婚这件事向他们隐瞒着。只是到我快生孩子时，才告诉他们。”
    “那么，你们被原谅了？”奥布拉兹佐娃好奇地问。
    “哪儿的事啊，他们能原谅吗！”女证人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您知道，跟常见的情形一样：冲突已经持续了那么久，以致冲突已绎成为目的本身，开始独立存在了，而且，它并不在互相仇视的双方的脑袋里。冲突存在着，并使他们的行为乃至他们的一生都屈从于它。我们被可耻地赶出了家门。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们对。我们的婚姻还是破裂了。”
    塔姬雅娜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三个年轻人，其中两个是小姑娘，在高考中认识了。随后，小伙子和其中一个姑娘恋爱了，但是，为了不致惊动双方父母，再没有比三人一起去玩更方便的了。实际上，一对相爱的恋人完全为对方所吸引，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他们的女友，而女友像一道屏风给他们打着掩护，他俩无论到哪儿都要带上女友以便避人耳目。而英娜呢，根据现有情况判断，并未因此而生他俩的气，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样需要他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不致感到自己完全孤独。而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这对恋人也有同样的兴趣，而是因为实质上英娜对他们来说根本上就无所谓。倒也是，屏风是用什么做成的，是用丝绸还是用硬纸板，那又有何区别呢？只要它能行使其功能，为他们挡住闲人的耳目就行了。在此情境下，就是挡住其父母的耳目。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对英娜也有好处。这样就不会有人对她像对一个腼腆的女孩那样了，她属于一个氏族，这氏族虽然小得可怜，它统共只有三个人组成，但在这方面，这氏族和其他所有氏族是一样的，这样她就感觉不到自己是遗世独立的人了。他们在一起相处就像朋友，而这两个朋友是不会取笑她的。可大学毕业后他们不再需要英娜了，这对秘密夫妻反正终究得合法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英娜在上五年级时，究竟为了谁的缘故而堕胎的，老实说，根本一点都不感兴趣。得，堕胎就堕胎呗，你倒想想看，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据你们看，帕施科娃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恋人，究竟是谁呢？”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大学里的。我们领到文凭后，英娜说，她想去给个什么人看她的文凭。又说‘我还得上他那儿通过寄宿学业呢，得让他知道一下’。这不，当时我和瓦洛佳断定，她可能爱上了一个医生，这医生准是对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肯定在这一点上发生争执了。”
    “那么，帕施科娃的能力究竟怎样？”塔姬雅娜又问道。
    “一般吧，”女证人耸耸肩道，“英娜很努力，拼命学科学，不像我和瓦洛佳。我俩更关心的是对方，而英娜呢，则是医学。她没当实习医生这才怪呢。我俩就甭提了，我俩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傻乎乎地走上了父母走过的路，对医学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就逃课。我后来又上了会计班，现在在一家公司工作。瓦洛佳也很快就脱离了医学，尽管也没像我似的走得太远，他搞的是医学工业，是生产设备的。可英娜……她喜欢医学，本应成为一名医生的。”
    又过了一天，塔姬雅娜-奥布拉兹佐娃又得到情报，是关于英娜何时在哪儿上的寄宿学校，此外，还有当时诊所所有医务人员的名单。她一眼看到的第一个姓氏，就是医学博士B-M，戈托夫齐茨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