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随着侦查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发现了。由于此案归内务部和检察院监管，所以，按惯例，成立了一个专门侦查小组从事调查，这下戈尔杰耶夫上校总算多少松了口气。现在，在他的分局里，只有上校科罗特科夫和列斯尼科夫大尉正式经管尤丽娅-戈托夫齐茨案，而阿娜斯塔霞如无特殊必要，则可以不动。由于每天都得听取破案进展汇报，所以，谁都根本不可能偷懒。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材料收集得一天比一天多，文件卷宗眼看着膨胀起来，可正如人们常说的，越是深入林子越……这您自己也知道。每天都出现越来越多的嫌疑犯。
    首先，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内部，还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非常活跃、影响很大的小组，这个小组正竭尽全力从事某种院外斗争，后者所提出的税务法方案，得到了那些背后有大型财团、其中包括犯罪团伙支持的议会的支持。戈托夫齐茨坚决反对一系列税务优惠的特权政策出台，凭借她手中掌握的事实，她证实，迄今为止，这样的优惠被人专门用来达到个人发财和欺骗国家之目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后情形会根本改观。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国会方面的战友告诉科罗特科夫，说曾经有人几次想要收拾尤丽娅，并持续不断地对她进行恐吓，他们无法说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所有此类行动都是匿名和藏在幕后进行的。至于说这些人所实施的恐吓，则有十足的物证，多系暗中投放的信件，戈托夫齐茨曾把这类信件给她的同事看过，并且，曾当着众人的面，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以表明自己的无所畏惧和蔑视。
    第二，研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新闻工作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列了一张表，表上载有尤丽娅所写的二十六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戈托夫齐茨以极其辛辣的口吻，点了一些相当有势力的名人。而且，她不单单点了他们的名，还公开谴责他们玩弄花招，滥用职权。在报社工作的这十年当中，她为自己赢得了无所畏惧的真理探索者的牢固名望，实话说，恰好是这一点，使她被当选为议员成为可能。她的名字在人民当中家喻户晓，她作为一位勇敢的记者受到人民的尊重。
    死者家里的那些文件，经仔细研究，未能得出任何结果。由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当选为议员后，就离开了新闻工作，所以，在这堆文件里，未能找到任何有趣的写作新文章的素材。倒是发现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底稿和修改稿，无论是侦查员，还是侦查小组组长格梅里亚，都万分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草稿。
    “被戈托夫齐茨在报上当众痛骂过的人，肯定会报复的。”他说，“而另外一些人，即她刚刚打算就其写文章的那些人，肯定会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两件事完全不同，但我觉得，第二种动机远比第一种更重要。当然，据我所知，死者已经停止为报纸工作了，可要知道，她完全有可能把材料转给别的记者，而有关人士也完全有可能关心，如何才能使知情过多的人的范围能不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莫名其妙的撬窃案，也就顺理成章了。或许那帮家伙找的正是这类材料，而由于没找到，才把尤丽娅本人给杀死了。”
    “可他们在那里有什么可找的，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忍不住打断他说，“文件并没有藏在保险箱里，不过就在柜橱隔板里的一大堆东西里么。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走呢？”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的话，我不妨解释一下。女主人到了家，发现门已被撬，于是她明白，家里进了盗贼。她一一察看了自己的家，不用费事就可以察觉，究竟丢失了什么。于是，她当即向警察局报了案。接下来事情就太简单了，简直像幼儿园里的新年枞树。如果能确证真的有材料，但却留在原地未动，反而还是要从速解决过分好奇的戈托夫齐茨，那么警察局，也就是你，列斯尼科夫，和我们所代表的检察院，便会久久地绞尽脑汁去想，究竟是谁杀死了我们这位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你得仔细看看这都是些什么文件。文件里没有任何足以使我们立案的东西。你明白吗！没——有。文件里有老生常谈，有愤怒的谴责，有尖锐的言词，其中包含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的原话，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冲这些话，市民是会掏钱买报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相信印刷出来的话，正因为如此，文章的发表才会对有关人士构成危险，因为他不会容忍自己光荣的名字被丑闻玷污。他不愿弄出丑闻。至于说刑事案，那这里却没有它的气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况且，类似这样的案子，你我找到的还少吗？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现在，凡是这些文件提到的那些人，我们都同样应该怀疑。而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有多少了？”
    “四个。”列斯尼克夫叹口气。
    “问题就在这儿，”格梅里亚训斥道，“罪犯可不是傻瓜。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假若到最后才发现，窃贼进屋时把门撬坏是故意要引人注意的话，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我完全相信，窃贼本来可以用一套钥匙来开锁，可他打消了这种想法。知道这是为什么？”
    格梅里亚并没等侦查员回答，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话方式。他喜欢把修辞设问当做一种教育手段，广泛用来向自己的孩子讲解中学教学大纲。
    “或许只是为了让女主人能发现屋里有人来过。他们早在那时便已策划好了谋杀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行动，他们知道得很清楚，知道你和我会把盗窃案和谋杀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如果我们得不到有关企图盗窃的证明，我们便会首先把戈托夫齐茨谋杀案当做议员被害，其次当做记者被害。小偷进屋是事实，但实际上并未偷走任何东西，这样便能把我和你的脑袋搞晕了，我们便会以为作案动机是自私，便会把死者的丈夫列为怀疑对象，认为他企图偷盗她的宝物，也就是说，罪犯想预先把我们的调查引到企图窃取财产方面来。”
    “那他们又为什么没有拿走屋里任何东西呢？”伊戈尔困惑地问，“东西都在明处，你只需伸手拿就是了。假如戈托夫齐茨夫妇发现东西丢了的话，一切就可信得多了。”
    “你还嫩了点儿，”格梅利亚重重地叹了口气，“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
    “多大？”
    “小得很。才两岁半。”
    “得，等你的孩子长得稍大一点儿，学会如何骗她的爸爸妈妈时，你就该明白了。说什么孩子不会撒谎，这只是童话。只有特别聪明的孩子才不会撒谎，因为他们竭力想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思考问题。一般孩子都会撒谎，撒谎撒得你连想也想不到会不相信的地步。孩子的谎话里并没有你我这种成年人的逻辑，我们永远也弄不明白。至于溜进议员家里的那些小愉，他们所想的，与我们相比，比我们先进一步。实际窃案和随后对女主人的谋杀都太简单了。正当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丢时，随后却发生了议员被害案，初看上去，议员的皮包里什么也没丢，而你我便会像疯子一般，到国会和新闻界翻箱倒柜搜寻，只是到后来，过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总体思路，即破门撬锁和谋杀，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于是，这一猜测令我们如此骄傲、如此高兴，觉得自己聪明、富有洞察力，于是，一头扎进对抢劫者和强盗的调查中去，开始怀疑死者的丈夫觊觎某些对公众隐瞒起来的珍宝或金钱，而调查这种设想，那才叫名副其实的受罪。我们喜欢这种设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前途，觉得它能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它是如顿悟一般出现在我们脑中的，在找到它之前，我们已经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在别的方向上进行了毫无结果和意义的搜寻。我们坚定不移，不肯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后退一步。然而，时间在流逝……不，伊戈尔，策划这一阴谋的那个家伙鬼得很，对我们的心理摸得很透，弄不好，他本人就是个侦探或侦查员，虽然只是从前干过而已。他一切都预计到了。他甚至想到，即使是为了不再把谋杀案当做一次政治事件，而取消对它的严密监督起见，我们也会抓住抢劫的构想不放的。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相信，策划这阴谋的那个家伙是我们队伍里的某个人。”
    格梅里亚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思考他刚说的话，随后，又和着自己思考的节拍，得意地点了下头，说：
    “这么说，是这样，伊戈列克。对于戈托夫齐茨文件原件确认的那四个人要展开调查。不要把所有事都揽过来，小组里，谢天谢地，还有几个来自全俄政治管理局的小伙子，一般说，这种事归他们管。告诉科罗特科夫，叫他不要离开国家杜马，要他弄清楚，究竟是谁想要收买和恐吓戈托夫齐茨来着。不妨先让他嗅一嗅调查方向，确定以后该把突击力量投到哪里。至于行窃案，确切地说，是预谋行窃案，先把它忘掉吧，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似的。你明白吗？不要让罪犯操纵你的思维。他们这是想用偷窃把我们缠住，简直是硬往我们眼睛里塞。切不可上当哟。”
    “我不能，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要知道我去看了案发现场，我记得，屋主人当时十分惊恐。这事不那么简单，这事总有些蹊跷。”
    “我要告诉你的是：把它忘掉！”格梅里亚提高嗓门，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这场戏是专门演给白痴们看的。主人十分惊恐？当你回到家发现门锁被撬时，我倒要看看您有什么反应。看来，你在警校心理学教得不够好，总想从一切事上找出有逻辑根据的罪恶阴谋来。可人身上还有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它们是那么强烈，以致人根本就无法对付它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双手打颤，嘴唇哆嗦，目光游移不定，眼神疯狂，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可结果怎么样？原来，不过是因为他背后那部电话机发出了响亮的丁零声而已。喏，办公室有两部电话机，他看到了其中一部，而另一部他看不见，当响亮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哪个在响，于是，就吓了一大跳。此人，你明白吗，他的特点是，经受不了响亮尖锐的叫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我看见，被害者站在平地上还一个劲儿害怕，十分钟后仍定不下神来，于是我开始神经质地寻找能让他有所反应的关键话，从这个方面慢慢地接近他，我差不多连童年时代的回忆都跟他聊到了。因此，就是要本着科学的所有法则来刺激刺激他。要给他设计一个心理圈套。竭力从言谈话语中捕捉他。我在这件缺德的事上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查清，原来是电话的缘故。充其量就这么回事。可我居然会幻想，等这人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时，想必已经戴上了手铐，怎么戴，就这么着，我只要把手一挥，就能把他从一个普通证人，啪的一下变成主要怀疑对象。你算了吧。这全是因为你对心理学和生理学考虑得不够，所以，我要再次提醒你，伊戈尔，把盗窃案忘掉吧。把它从你那漂亮的脑壳里抓出来，丢给鬼妈妈好了，你得调查一下有实际理由对公布我们从戈托夫齐茨家里找到的那些材料有可能感到害怕的人。”
    天近傍晚时，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回到了彼得罗夫卡，在走廊里，他和娜斯佳撞了个满怀。娜斯佳刚从卫生间出来，一手端着盛满水的水瓶，另一只手拿着两只洗净的杯子，杯上还滴嗒着水珠。
    “阿霞，你和格梅里亚工作过吗？”他急遽地一转身，跟她并排走着，问。
    “工作过。”
    “一般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正常吗？”
    “太正常了。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很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早点下班，好跟孩子多呆一会儿。他是个好男人。你应该能喜欢他的。”
    “为什么？”列斯尼科夫疑惑地问，他可对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格梅里亚一点儿都不喜欢。
    “他是个警察，在调查科呆了十五年，前不久才调到侦查科。他很理解人心，对违反规定者从来不是抓住不放。他可不像你那位科斯佳-奥利尚斯基。科斯佳甚至能因为阿尔-卡波涅不交税而把他关进牢房，而在格梅里亚手下，这个暴徒休想长期混下去。这相似性还不算不可理解吧？”
    他俩一起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娜斯佳从柜子里取出一块毛巾，在擦干湿漉漉的杯子。伊戈尔倒换着脚，一声不吭站在屋子中央。
    “你怎么不说话？”她问，“有话倒是说呀，别闷在心里。”
    “你还记得我对戈尔托夫齐茨最初的印象吗？”
    “记得。你说他被吓坏了。”
    “你自己对他的印象你现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不知为什么事怕得要命。你我都看出来了，还根据这一迹象进行了一番猜测。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戈托夫齐茨发现有人跟踪自己，这把他给吓坏了。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患了迫害狂，因此才神经过敏。你怎么搞的，都忘了？”
    “那倒不是……”
    伊戈尔站在那儿又晃悠了一会儿，随后，把椅子拖到窗前，坐下了。娜斯佳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他不喜欢与别人的身体贴得太近，总是尽量或站或坐得离谈话人尽可能远一点，而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便会生气，甚至会失去自制力。至少，在这种场合下，他的思考力会明显下降。
    “格梅里亚认为必须把破门撬锁这件事从逻辑推理中撇开，”他终于说道，“这个环节只会害事。他说这件事是有人故意纳入逻辑链里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入迷途。”
    “格梅里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娜斯佳不知该如何回答列斯尼科夫的话好，便小心翼翼地说，“如果他有这种感觉，那值得听取，他阅历丰富。”
    “在发现戈托夫齐茨夫人的尸体以后，他可是并未审问过他。你记不记得，当我们初次去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时，还对此感到惊讶来着？”
    “记得，可那又有什么？”
    “既然他那么谨慎，有经验，怎么还会那么做呢？这可是太不合乎职业规范了：连死者的丈夫都不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会放戈托夫齐茨回家？”
    “我不知道。或许是急着办什么事吧。也可能没有根据怀疑他，所以，格梅里亚不过表现了一种人性，而不再折磨一个刚刚指认其妻子尸体的人罢了。我不明白你了，伊戈尔。你哪儿不好受？”
    “是的。”
    他猛地向娜斯佳转过身来。
    “是的。我不喜欢格梅里亚。我也不喜欢让他来领导侦查。他正想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讲述一些在赶集那天连一文钱也不值的童话，他不想让我们继续调查盗窃案。他想用一片树叶遮住我们的眼睛，说什么罪犯非常狡猾，他们能预先猜到我们的推理步骤，竭力想要操纵我们。我不信他的话。”
    娜斯佳打了个寒颤。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呀！她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吗，每逢那时，她就觉得身边都是些陌生人。她身边的人，只想碍事，想把你搞糊涂了，想坏你的事。但此刻，她感到自己比此时此地的伊戈尔更难，因为每次她碰到的都是自己人和熟人。此人就在同一个科里，你和他每天一起喝咖啡，一起议论各种琐事，你向他借几个小钱，你把最后一片头疼药、最后一支香烟同情地给了他。可格梅里亚……有什么，格梅里亚在检察院工作，无论是她还是伊戈尔，都和他没有私交。这事当然很讨厌。但还不至于为此而痛苦。上帝啊，千万不要让伊戈尔感受娜斯佳在这个冬天里所曾经历的那种痛苦啊。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普拉东诺夫案？”列斯尼科夫忽然问道。
    “怎么会不记得。这种事是忘不了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位朋友。有一次我探问过他。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心地善良，是一个出色的专家。可却原来是个告密者。而我这个傻瓜，居然还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既然我没有一下子就喜欢起格梅里亚来，那或许是我错了吧。”
    “伊戈尔，这类事一般人是不和别人商量的，你或是相信一个人，或是不相信，这就完了。这是你自己的直觉问题，无论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他的。只能听从你自己。如果证实你对，你是好样儿的；错了，过失在你，你还打算跟科洛布克说这件事吗？”
    “我。”
    列斯尼科夫脸上的惊奇表情使娜斯佳也不由得笑了。
    “你说什么呀你！我之所以对你说，不过是因为你也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我想，说不定，你能给我一点有用的提示。”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戈托夫齐茨在说谎。我还不敢肯定他说了什么谎，但他想把某种谎言塞给我们这却是真的。科洛布克要我调查这件事，但暂时还没结果。一旦想出个眉目来，我会跟你说的。”
    “那么有关破门撬锁的事儿呢？你也认为这件事与尤丽娅被杀案无关？”
    娜斯佳把胳膊时放在写字台上，抱着脑袋沉思起来。为什么对她来说，如此简单如此习惯的话，突然间竟如此之复杂了呢？说‘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或‘不，我不这么认为’吗？她此刻还没有任何看法和想法，她什么都还无法肯定，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整个世界都变得有点非现实、不真实不正常了。如今她常常怀疑，怀疑一切，甚至怀疑最简单的事情，她已彻底丧失了下判断的能力。她变成了没有意志力的阿米巴虫，迟钝地执行命令，没有自己的主见，只幻想着一件事：呆在孤独和寂静中。也许，她是生病了。她需要治病，而不是硬装一个伟大的侦探。我也像年轻时代的马普尔小姐①了。
    ①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作品中的女侦探。
    “我不知道，伊戈尔，”她慢腾腾地说，“我什么都无法肯定。或许格梅里亚对，而你错了，你怀疑他是徒劳的。或许你对，而格梅利亚是个告密者。一切都有可能。每种可能都无法排除。”
    “是啊，卡敏斯卡娅，”伊戈尔失望地拖长声音说，“我白对你寄予一片厚望了。你不适合在危机关头当人的参谋。”
    “是的，我是不大适合。请你原谅，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也请你原谅，耽误了你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他笑着说。
    她觉出他的声音里含有讥讽的意味，但却没精力也没愿望分辨一二。科洛布克不久前发现她蔫了，工作效率下降了，而今天，连列斯尼科夫也看出这一点了。可她一直在努力呀！她一直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可她却没弄出什么结果。热情消逝了，嗅觉迟钝了，兴趣不见了。她现在惟一残存下来的，就是对事业的绝对忠诚了，但仅靠忠诚是无法办成什么事的，如果没有火花，哪怕发动机马力再大，也无法启动。而她缺少的，恰好就是火花。
    她出了大门，正沿着彼得罗夫卡街向地铁站走，听见旁边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娜斯佳姑姑！”
    娜斯佳一转身，见是一个个头虽不很高，但长得很匀称的小伙子，穿一身普通警官制服。短上衣紧绷在饱满的肩头，显然小了整整一号。
    “你好，”她吃惊地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是特意来等您的。”
    “噢？什么事儿？”
    起初，她吓了一跳，莫不是小伙子的父亲，扎托齐尼将军出什么事了，可马克西姆高兴地笑了。
    “父亲要我找您。他白天打不通您的电话，而此刻他已经在飞机上了，深夜才能回来，所以，再给您打电话就不方便了。”
    “您父亲有什么事吗？”
    “和平常一样，约您明天一早在伊斯梅洛大公园见面。”
    “没说别的？”娜斯佳疑惑地问，“可明天不是礼拜天，而是星期四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耸耸肩说，“他要我怎么说，我也就怎么说。”
    “你可以往我家里打电话嘛，”她说，“你在这儿等我很不保险，万一我到别的地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警察的生活。”
    马克西姆不介意地挥了下手。
    “我没别的办法。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可我当时手头没带笔，心想能记住，等到后来想记下来时，才明白忘了。”
    对于扎托齐尼将军来说，如果他不出莫斯科的话，每逢星期天早晨，他是必定要去伊斯梅洛夫公园散步的。娜斯佳定期陪伴他进行这种近乎于仪式似的散步已经有两年了。任何其他人包括娜斯佳自己，都无法说清楚她与此人那种超乎于奇特之上的关系。这不是爱情（他们不谈这个），也不是友谊（在内务部总部部长、将军和一个来自彼得罗夫卡的普通侦查员、充其量不过是警察局的一个少校、而且还是个女人之间，怎么会有友谊呢），也不是什么公务上的协作（尽管有过这种协作，但那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那到底是种什么关系呢？无人知道答案。或许，就连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扎托齐尼本人也不知道。人们对于此事的看法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但没一种接近于真相。比方说将军的儿子马克西姆，以为爸爸是在追求娜斯佳姑姑，将来极有可能会娶她为妻的。至于说娜斯佳姑姑是有夫之妇这一事实，显然压根就不使他为难，而且根本不予以考虑。娜斯佳的丈夫阿列克赛认为，她的妻子不过又是在胡闹，可是，由于她的性格中即使别的不说，趋奇走怪的特征就已多得数不胜数，所以，再多一个少一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齐斯加科夫对妻子娜斯佳很了解，所以，她身上一旦有了恋爱的迹象，他当即就能觉察。可由于在与扎托齐尼的交往中，未曾发现有这样的征象，所以，他也就毫不担心，他认为阿娜斯塔霞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该懂得她这是在做什么。如果她想和一位将军在公园里散会儿步，那就让她散去好了，这对身体有益。在彼得罗夫卡和部里工作的同事中，颇有些热心人，断定扎托齐尼已经和卡敏斯卡娅睡过觉了，为此他会让她官运亨通的，但对所谓官运亨通将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问题，要想回答可就令人犯难了。卡敏斯卡娅少校还在她从前上班的地方工作，迄今在业务上没有得到任何提升，戴的还是少校的肩章，尽管按工龄她早已该当中校了。但她的职称还是少校，而且，她要想获得下一级“中校警官”职称，惟一的可能就是破格。可人们居然连破格也不肯给她！
    可将军到底有什么急事，使他尽管人在莫斯科市外，还要叫儿子特意找到娜斯佳，请她明天在工作日一早见面呢？这种事在他们相识的两年当中还从未有过，娜斯佳一路上就此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她是那么入迷，以至没有发觉自己是怎么到的家。只是在她打开门锁时，才突然想起，今天列沙该回家了。一星期过去了，国际研讨会已经结束了。难道说一切又将从头开始吗？每天每日折磨着他的那个问题——“我在美国时究竟出了什么事？”以及她每天每日都想要鼓足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他的意图，还有他们之间那日甚一日、逐渐加深的隔阂……
    她转动钥匙，推开房门，惊奇地呆立在门坎上。屋里又黑又静。在睡觉？娜斯佳蹑手蹑脚地走过穿堂，往屋里瞥了一眼。空空如也，可是，东西变了样儿，不是她早晨离开时的样子。这么说阿列克赛已经回来了。可他又去哪儿了呢？话说回来，她也没必要担心列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即使出门超过五分钟，也必定会留张字条的。她这就换衣服，找到字条，一切就清楚了。
    厨房餐桌上真有一张字条。读完字条，娜斯佳浑身无力地跌坐在板凳上，低声啜泣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她的神经游戏玩过头了。字条上，齐斯加科夫用很小的、很难辨认的字体写道：“我不能看着你在与我相处时那副痛苦的模样。或许你需要摆脱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在父母那儿。一旦想叫我回去——打电话就是。我以前从未给你定过什么规矩，因此，我只求你一件事：在你未下定决心跟我好好谈一谈之前，千万不要叫我回去。一旦我回去却仍听不到答案，我该不得不往坏处上想了。我想你也不愿有这样的结果吧。吻你。”
    她惹列什生气了，于是，列什便把她给抛弃了。噢，当然啦，他没有抛弃，没必要夸大其词，他只不过是退却了，退到了一边，等待时机好转，但对别人，无论对谁，她都尽可以这样解释，但对自己，她得实话实说。他无法忍受她的小把戏、她的守口如瓶、她的压抑情绪，尤其令他无法容忍的是，她居然不愿以多少比较理智的方式，对他的忧虑和担心做出回应。他说：“我不愿与现在这样的你一起生活。只有你改变，我才回来。”难道这还不算抛弃吗？当然，这就是抛弃。而且，他还提出了条件，而她要是不满足这一条件的话，就休想要他回来。
    她感到浑身发冷。她走到过道，从挂衣架上取下一件针织女上衣，飞快地披在身上，可这也无济干事。她感到越来越冷，过了一会儿，她已经浑身颤抖，连咖啡杯都端不住了。“我得喝一口。”她想道。于是，她打开橱柜门找酒精饮料。橱里有一瓶刚开了盖儿的白兰地和半瓶伊朗李子露酒。露酒是列沙在舍列梅季郁夫的免税商店买的，可白兰地是从哪儿来的，娜斯佳无论多么使劲想也想不起来了。或许是什么人送的吧，若不然，怎么会有瓶白兰地呢？娜斯佳和齐斯加科夫都不喜欢白兰地，也从不买白兰地。列沙是优质葡萄酒鉴赏家，而娜斯佳则更喜欢彼扬歌牌的马提尼酒和带核的杜松子酒。
    她从橱柜里取出那瓶白兰地，斟了几乎满满一杯，一连喝了三大口。嗓子眼里顿时感到热辣辣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娜斯佳本来喝不成这种饮料，她既品不出它的味道，也忍受不了它的气味，可此刻却像喝药似的灌将下去。它的味道当然不好受，可药本来就是苦的，药的作用是治病。
    但这药的作用的确很有限，毕竟……她不再感到冷了，手臂又热起来，而且，也不颤抖。可她觉得心里的刺痛非但不曾减弱，此刻反而更加强烈了。她这是做的什么事呀！她怎么能想到列什卡居然会迈出这一步！忠诚老实、了解她已经二十二年之久的列什卡，无论发生什么事，也无论她犯了多大过失，都是善于理解她的呀。如果说连他也忍受不住而出走的话，那就说明，她对他耐心和爱情的滥用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可老实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问自己道。“为什么、为什么我没勇气跟他谈呢？我究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骗人了？没有。杀人了？同样没有，我骗人了？出卖谁了？也没有……而这却是最难说清楚的事。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且，在我自己把这件事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对列什卡讲的。有意思，可这是为什么呢？曾经有过多少次，每当我搞不清什么事时，总会专门讲给他听，而他呢，也总是能帮我理清头绪。他对事物的看法和我完全不同，有时这会对我很有帮助。既然如此，为什么我竟不能把使我困惑的问题告诉他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知道我不能。”
    娜斯佳在厨房又坐了好长时间，无力挪动，站起来，回卧室，铺床，上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把阿列克赛惹恼了，他走了。所有过错都在于她，一般说，她根本就不该嫁人，不该嫁给列沙，也不该嫁给其他任何人，她不适合与他人共同生活。她是个独身女人，她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或许这也是一种心理缺陷。她是伦理上的畸形者。她惹恼了列沙，而列沙走了。
    直到夜里2点半左右，她才总算蹒跚走到沙发前，跌坐在沙发上，既没脱衣服，也没盖被子。她盖着一块厚厚的、带方格的毛毯，一头扎在枕头上，又啜泣起来。
    凌晨5点半，她费力地睁开眼皮，委靡不振地去洗淋浴。她本不愿去见扎托齐尼，可她不能不去。她无法拒绝他。她一连喝了两杯咖啡，可却品尝不出它的味道。她从冰箱里的塑料袋里倒了些橙汁，一口气喝了半杯，感到橙汁淡而无味，且有些温乎乎的，尽管这实际上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这袋橙汁在冰箱里搁了至少有三天了。
    7点整时，娜斯佳在“伊斯梅洛夫”车站走出车厢，内心充满疑惑地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她到这儿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昨天为什么没有告诉马克西姆，就说她无法来见扎托齐尼呢？要是能多睡一会儿就好了。她离老远就认出了将军，将军和往常一样，穿了一件薄薄的运动衣，身材颀长，细瘦高挑的个头，迈着轻快而又富于弹性的步伐，向她迎面走来。
    “早上好，”他热情地打招呼道，“请原谅在不适当的时候打扰了你，可星期日我就不在莫斯科了，今天晚上又得上飞机。”
    “没关系，”娜斯佳悒郁地说，“散散步有好处。至少，我丈夫也这么认为。”
    “可你的声音听上去怎么这么悲伤？出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不愉快的事。“他倒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娜斯佳沮丧地想，“是他叫我来的，可此刻却装作吃惊的样子。天呐，我该恨他才是，可他一吹哨，我就听话地跟他往公园跑。他全都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处境，但他却不吱声，要我自己一个人在噩梦中挣扎。事情过后，他又会对我说，他当时是故意不吱声的，因为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人只能靠理性、而不是靠人性来指导。理性要求我必须处于绝境、彻底绝望。而如今在骄傲的孤独中独尝这一行动之苦果的，却是我呀。可我不能把这告诉他，也不会向他诉苦的。从前有一次，我曾想向他诉诉苦，请他帮忙，可得到一番训斥。一个少校是不能向将军诉苦的。这不体面。可要知道，这事的全部可怕之处恰恰在于，不知何故，我不能生他的气。”
    于是，她说出口的话是：
    “还没睡醒。请您不要介意。”
    “好吧，那就让我们转入正题吧。您也许知道部里终于组建了自己的情报分析部。它所负责的工作，与参谋部的日常工作有所不同。”
    “我听说了，”娜斯佳点头道，“有点儿类似于战略侦查吧。”
    “正是这样。而且，甚至就连像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这样的专家，也将参与这种情报部门的工作。”
    “这个也听说过。不过，实话说，我以为这不过是开玩笑的。”
    “为什么呢？”将军挑起眉头问，“您不同意我们的工作吸收这一领域里的知识吗？”
    “我同意。可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同意这种观点。不知怎么搞的，在我的同事中，还没有另一个人与我观点相同一的确，我们这里已经确定了心理学家这一职位，我对此非常欣喜，可我也敢肯定，我们之所以用这类人，其目的决不是为了分析情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抢救人质时充当‘谈判者’；帮助描述罪犯的心理肖像；在侦查员分析案情时为他们提供咨询。可在战略方面……我甚至感到惊奇，您居然会这么做。”
    “如您所见，我们已经这么做了。目前，我们正在物色能为情报分析部门工作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我听说您与戈托夫齐茨议员谋杀案的调查有关？”
    “是的，”娜斯佳惊奇地说，“虽说关系不大，但关系是有的。可这和您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我们的候选人之一。”
    “真的？！不过，那倒也是！”
    “您想想看。我们当然会预先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审查的，可您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件事责任重大。一个在分析部门工作的人，有机会接触高度机密情报，所以，在干部问题上，我们不能出一丁点儿错。我们根本就无权犯任何错。此外，心理学家本人的职业技能问题也十分重要，许多严重的、规模巨大的行动，都将根据他的建议计划并实施，如果这位心理学家对本专业不十分精通，一切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总之，我对您有一个请求。请您仔细观察一下戈托夫齐茨，如有可能，对他的职业水准做个评价。”
    “包括是否奉公守法吗？”娜斯佳开玩笑道，“是不是还得考察他是否守法及法律意识的水准呢？”
    “阿娜斯塔霞，我们已经考察戈托夫齐茨三个月了。他不曾参与任何刑事犯罪，这一点我们可以绝对保证。您知道吗，他夫人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叫尤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您是否听说，他家的财政是她亲手掌握的？”
    “没听说。可这很重要吗？”
    “对于理解一个人的性格来说，是的，是很重要。尤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是一个大侵吞犯的女儿。她父亲的的确确是在逮捕他的前一刻自杀的。从那以后，她决心任何时候也不让自己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当然，我所指的是法律的惩罚之剑。因为在其他所有别的方面，她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不怕树敌。但她和政府永远是和谐和睦的。她根本无法容忍其丈夫卷入某桩刑事案中。当然啦，一旦您了解到什么的话，就请您尽快告诉我们，但在此刻，我最想知道的，是这是个什么人，他是否算一个优秀的专家。”
    “可要知道，他之所以能成为进部里工作的候选人，不就是因为他是个优秀的专家吗？您怀疑他，有什么根据吗？”
    “哎呀，阿娜斯塔霞，有时候您的天真简直令我好笑，”将军笑着说，“职位候选人是怎样找出来的呢？某人推荐了某人，某人认识某人，或从朋友那儿听说过某人，如此而已。具体地说，戈托夫齐茨这个姓氏，是总部一位首长点的名，因为他的侄女，在经历了一次极其严重的离婚诉讼后，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那儿上过精神复原班。那位侄女对治疗效果极为满意，就把这告诉了她叔叔，她叔叔也就把这话继续传了下去。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可以指望您的帮助吗？”
    “我不知道，”她耸耸肩，“我没信心，不知道能否帮您这个忙。我又不是专家，无法判断他的专业水准。”
    扎托齐尼停住脚步，转身面对着娜斯佳。他那双黄色的老虎眼就近逼视着她，使她感到很不自在。
    “不要说违心的话，”他低声说，“您到现在都不肯原谅我，是吗？您在生我的气。我活该，您生气是对的。我对所有这一切，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好呢？您此刻以如此隐藏的方式拒绝我，明天您的拒绝会更直截了当，后天干脆就会骂起我来，这样，就会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对您来说，也许叫关系更加适合一些吧。我非常非常喜欢您，我珍惜您和我这种良好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无法达到相互理解的话，我会很痛苦的。不错，我那次对您是很粗鲁，甚至说无情也可以，但这件事不同，这件事是为了事业。可是，这一切我已经都向您解释过了，再重复已经没有意义了。请您宽容大度一些，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和您可以完全互相信任，我们是可以无条件彼此信任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并不多呀。难道我们肯为了野心而失去朋友吗？”
    “他这是在把我当玩具耍呀，”娜斯佳漠然地想，就好像是在从旁观察着自己。“他说服人的才能真令人震惊。要知道从理性上我也知道，去年冬天，他把我摁倒，什么都不管不顾地、一句话不说，一个能减轻我痛感的动作也没有，他是错了。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生他的气。我愿意原谅他。而且，在他面前，我甚至感到自己错了，似乎我的怨气，不过是村妇无谓使小性子罢了。或许事情本该如此，我的全部痛苦本就一钱不值？”
    “您今天走吗？”她以问代答道。
    “是的，今天晚上。”
    “走多久？”
    “五天。”
    “等您回来，我给您在画布上画一个戈托夫齐茨。”
    扎托齐尼露出了灿烂温暖的笑容，两排白得耀眼、无可挑剔的牙齿闪闪发光。他的两只眼睛顿时宛若两块熔化了的金锭。面对这一著名的微笑，任何人都无力抵御。
    “可以让我吻您吗？”他低声问道。
    “不必了。”娜斯佳同样小声答道。
    “为什么？”
    “会让人误解的。”
    “谁？”
    “我。”
    “这不要紧，”扎托齐尼笑着说，“只要我本人能正确理解这就行了。而我是能正确理解的，所以，您不必担心。”
    他轻轻地用干燥的嘴唇先碰了碰她的一面脸颊，然后是另一面。
    “您能战胜自我我真高兴。五天后我给您打电话。”
    他猛地一转身，朝公园门口走去，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娜斯佳一直送到地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