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

　　血亲复仇是正史传记所记载最最常见的类型，而在血亲复仇中，为父报仇最重要也最普遍。《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有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西晋皇甫谧也说：“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可见在传统伦理的折射下，让受害者亲生儿子承领复仇使命，被认为成是最佳人选。《史记·赵世家》写赵氏孤儿、干宝《搜神记》写赤比，至唐此类故事模式定型化，像吴承恩《西游记》中唐僧幼年为“江流儿”故事即本自温庭筠《乾撰子》等。从中可以看出，“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至少有两个特点。

　　首先是孝子长大后一旦知道真相，为亲复仇便升腾为之生存的最终使命，仇恨便占据个体的全部灵魂，复仇意志之坚决，纵仇家对其有恩亦不动摇。就好像明人《白罗衫》一剧中写继父把徐继祖（苏云之于）恩同己子一般抚养，徐继祖知情后仍没有放过夺母害父的仇凶（继父）。而在古龙武侠小说中，就出现了对这种执着复仇正义性的质疑。《楚留香传奇·血海飘香》中，日本武士天枫十四郎在与丐帮帮主任慈的比武对决中败北而死，惨死前他把自己的儿子南宫灵托付给任慈。任慈不但答应了，而且细心抚养。南宫灵后来恩将仇报，害死了任慈。在传统文学中，南宫灵的做法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为父报仇，但古龙却将南宫灵设计成为一个忘恩夺权的贼子形象。人物形象的本质改变说明作者审美心态和价值观念的改变，  《月异星邪》中作者对此有更进一步的思考。当女主人公温瑾以为把自己抚养长大且疼爱有加的温如玉就是自己杀父杀母仇人，要与卓长卿合力复仇时，作者借一女婢之口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生育之苦，固是为人子女者必报之恩，但养育之恩，难道就不是大恩么，难道就可以不报么？”卓长卿也不停地反思：“我既应该让她报父母之仇，却也应该让她报养育之恩呀！”“恩”与“仇”孰轻孰重？血缘对复仇主体意志的决定作用终于开始动摇，真情也可以与血缘相抗衡了。这可以说是传统文学中不曾有过的情况。

　　这一情节又很自然地促使我们联想起金庸《射雕英雄传》中杨康出手援救完颜鸿烈的一节（第十六回<九阴真经>），继父之于养子的多年恩同己出的情分真切而自然的表露：“两人十八年来父慈子孝，亲爱无比，这时同处斗室之中，忽然想到相互间确有血恨深仇……”杨康此时若要报仇，即刻便可得手，但恩养之情为他全面考虑后果留下了回旋余地：“……但怎么下得了手？那杨铁心虽是我的生父，但他给过我什么好处？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我若此时杀他，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喜欢。再说，难道我真的就此不做王子，和郭靖一般的流落草寇么？……”由此看来，古龙对“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的这一超越，未尝没有对金庸的借鉴，或是对金庸小说人性表现的有意承续，但这丝毫不影响古龙作品自身特色，正如金庸所说：“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3）并且，如果说杨康对恩养之恩的表现尚有因其功利目的而大打折扣的一面的话，古龙作品中的人物则不折不扣地表现为一种人性内在呼唤使然。

　　其次，在传统“儿子长大后复仇”这一模式中，母亲往往担负着点燃、培育儿子复仇之火的任务，如《后水浒传》中的许惠娘，《西游记》中的唐僧之母殷小姐，《清史稿·孝义传二》中的王恩荣之母等等，母亲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复仇过程的主导，她们或是亡夫遗命的转达者、确认者，或是儿子复仇行动的掩护者、支持者，好像母亲存在的价值只在于为夫报仇。传统汉语文学以几乎各种文体（除了赋与词）包括诗歌、史传、戏曲传奇、小说来歌颂节烈母亲的这种复仇精神，社会舆论的导向和传统行为的惯性已经不允许有任何特例出现，这无疑是男性中心话语世界的“意识形态形象”的系列文学产物。而古龙则与金庸一样敢做突破传统的先锋（4）。

　　小说《浪子风流》写傅红雪是一个被“母亲”白凤公主用仇恨浇铸起来的复仇机器，他为了仇恨而活在世上，因为仇恨他想爱却不能爱，他痛苦著；然而命运对他更无情的作弄是：实际上他既不是白凤公主的儿子，也不是要为之复仇的“父亲”的儿子，一切不过是场误会。傅红雪被无端赋予了仇恨这一可怕的情结，而且这一心理动机的不断强化，以至于吞噬了他整个身心，扭曲了人的本性，丧失了人最美好的欲望和感情。而造成这悲剧性的一切的“母亲”未免让人痛恨。作者从对个体儿子造成的伤害的角度，重新审视母亲在复仇过程所起到的作用，注意到对于这类作用要客观求实地评价，把母亲培育儿子复仇火种的神圣性与正义性消解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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