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青先生在《初见古龙》一文的开卷写道：“无论在世界上什么角落，凡是懂得说中国话的人，十有八九，都知道古龙的大名，别的作家知名度便没有他这么大……”
　　徐学先生在《台港澳小说名家总序》中写道：“古龙起步晚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这两段评价，似有溢美之嫌。但也可看作一家之言。对于武侠小说，古龙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作武侠小说的独创性虽不能说空前绝后，但已自成一家，标新立异，别具风格，成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家之一，也是港台文学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狂花》）、《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这三个阶段，对我们认识古龙武侠小说的起步、发展和创新，颇有启迪。

　　古龙早期的作品，我读过《失魂引》与《孤星传》。这两部小说给我的印象不深。平心而论，不仅与金庸、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相差甚远，而且在结构、情节与语言上，都没有跳出传统武侠小说的窠臼，没有多少新的审美价值。但仔细阅读，也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较丰富的想象力与较扎实的文学素养。古龙初期作品已开始追求离奇的情节，追求意想不到的结局。但由于这几部小说语言拖沓，文字不够流畅，写武打又流于形式，读来叫人腻味。

　　古龙中期的作品，以《武林外史》为突破口。他在《武林外史》中塑造了沈浪与朱七七两个很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在情节安排上也变换了手法，他开始不注重对刀光剑影的传统描写，而着意写人与人性。这与他早期的作品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失魂引》以情节来组合人物，而《武林外史》则以人性的发展来推动情节的起伏。这不能不说是古龙武侠小说的新起点。
　　不过，《武林外史》的语言技巧还欠老练，写人写物都还不到火候，可有可无的情节还大量存在，这些缺陷，在《大旗英雄传》（后改名为《铁血大旗》）中有所改观。《大旗英雄传》较成功地塑造了铁中棠这样一个忍辱负重、沉着机智的侠客形象，在七十六万字的长篇中，有起有伏，扣人心弦，并能注重环境的烘托。接下去他又写了《绝代双骄》，并在《铁血传奇》中让楚留香崭露头角。
　　江鱼儿与楚留香的出现，使他的武侠小说无论在情节安排上，还是在人物塑造上，都开创了一种新的局面。于是，古龙的武侠小说开始在广大读者中不胫而走，其声誉超过了与他同时崛起的武侠小说家诸葛青云、卧龙生等人，并紧随于金庸、梁羽生名字之后。

　　到了60年代中期，古龙的武侠小说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第三阶段， 他先后写出了《多情剑客无情剑》、《侠盗楚留香》、《陆小凤》、《流星·蝴蝶·剑》、《七种武器》、《天涯·明月·刀》、《欢乐英雄》等，成功地塑造了李寻欢、楚留香、陆小凤等脍炙人口的艺术典型。古龙这一段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可以概括为：求新、求变、求突破。他已经驾轻就熟地塑造人物形象，叙述故事从容不迫，处理情节游刃有余。他在创作上还时时想突破自己，使作品具有新的文体与新的思想深度。他的《陆小凤》等作品正因为有上述特点，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古龙的大名也与“小李飞刀”一样，成为读者崇拜的对象。

　　分析古龙的代表作，我们可以发现，古龙的武侠小说已在艺术上突窠破茧。
　　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中间呈现生命哲理。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还借鉴了日本推理小说的技法与西方戏剧中的大段精彩对话，并运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视点的衔接组合。
　　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使武侠小说为之一变，并终于使古龙在金庸之后又一次显示了新派武侠小说不断求变的开创性，并成为卓然称绝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家。
　　纵观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我们不难发现古龙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作家，他不满足别人，更不满足自己；他惨淡经营了二十多年，写出了八九十部武侠小说，但他不以量取胜，而在质的不断提高上作出了新的尝试。这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古龙不断的创新，其实正是为了让武侠小说更通俗化也更艺术化。他曾经好几次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有许多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看不懂武侠小说。读者的质疑，使古龙很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字的功能。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写得再高雅，但大多数读者看不懂，读不下去，这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失败。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武侠小说的传统写法。但他又深知“文学是人学”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他一方面在艺术上提高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又把“人性”这一主题贯穿到每一部小说之中。我以为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古龙的武侠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比金庸的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我认识的一些女性读者，居然也成了“古龙小说迷”。
　　古龙曾经多次强调“武侠小说实在已经到了应该变的时候”（见《大人物·序》）。他认为优秀的武侠小说应该“多写些光明，少写些黑暗；多写些人性，少写些流血”（见《欢乐英雄》序《说说武侠小说》）。他对“人性”的理解也极为深刻：“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和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同上）古龙正是抱着这种“变”的宗旨，在创作中不断体现他的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

　　因此，我认为古龙的求新、求变、求突破，首先体现在观念上与思想上，然后才带来艺术上的飞跃。不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未免低估了古龙的作品，也无法全面认识古龙小说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得变；若想提高读者的兴趣，也得变。”（见古龙：《说说武侠小说》）古龙这段话不是对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同样有深刻的启迪吗？
　　古龙又在《风铃中的刀声》序言中说：“作为一个作家，总是会觉得自己像一条茧中的蛹，总是想要求一种突破，可是这种突破是需要煎熬的，有时候经过了很久很久的煎熬之后，还是不能化为蝴蝶，化作蚕..创作是一件多么艰苦的事，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恐怕很少有人明白。”尽管如此，古龙在尝尽创作艰苦这杯苦酒之后，依旧认定：“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新的突破。”这种精神和他的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创作原则，将引起后人的回味，并启迪我们认识文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我们若要争取更多的读者，就要想法子要把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想法子要他们对武侠小说的观念改变。”（见《大人物·序》）古龙的作品至少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作品是写给读者大众的，他期望得到的是广大读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