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武与侠——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3-05-05 10:51:37 作者:梁羽生 来源:梁羽生家园 评论:0 点击:
我曾经写了三十年武侠小说,不敢说有什么写作心得,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
顾名思义,它是有武有侠的小说。就“武”这方面来讲,它包括了不同门派的技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hineseungfu),包括气功,包括各种兵器的使用。中国俗语“十八般武艺”,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侠的内容随着时代改变
中国一位学者周纬,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兵器史稿》,单是周代的剑已有十几种。暗器是侠士比较少用的,但单是清代的暗器就有三十四种。不过真正懂得武术的小说作家恐怕很少,像我就一窍不通。因此只能以意为之,比如用一句诗来表达那个意境。
侠的内容那就更丰富了,它的概念也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从古人对于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说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有的主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有的认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侠的行为”;有的认为只要是人类某些高贵品质的表现就是侠。
都可找到中华文化烙印
几乎每一位武侠小说作家,都有他对于侠的不同诠释。但不管怎样不同,在那些侠的身上,也总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烙印,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佛家的,或者是道家的。附带说一说,佛教虽然是从印度来的,但与中国文化结合,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了。有关“侠”的研究,有许多学者写了论文或专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根据一般中国文学史的说法,正式的武侠小说,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杜光庭生于公元八五零年,死于九三三年,距离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
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
武侠小说虽然有那么长远的历史,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却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一样,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严禁的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稍见松动。
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九八零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萍踪侠影录》(Thedventurefanderingwordmen);一九八四年广州《羊城晚报》(那是在中国一张销量很大的报纸)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Sevenwordenromt.ian)。
中国对武侠小说大开绿灯
到了八四年十一月,我的《萍踪侠影录》被改编成京剧在北京演出。武侠小说这个“禁区”的裂缝好像越来越大了。不过,一直到那个时候,武侠小说还是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
八四年底,中国第四届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应邀参加。大会分组讨论一些有关文艺的问题,“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也是讨论题目之一。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有骂《羊城晚报》不该登武侠小说的,有欢迎武侠小说回归本土的。
会议没有作出结论。不过从八五年开始,中国对武侠小说已是大开绿灯,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了。
把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
大陆近年兴起越来越旺的武侠热,不但有广大的读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从严禁到武侠热,这是很大的变化。大陆评论家大都认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港台武侠小说的冲击。
在谈到“港台冲击波”的时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字。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对接班人问题感到乐观
最后谈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演说发表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顾名思义,它是有武有侠的小说。就“武”这方面来讲,它包括了不同门派的技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hineseungfu),包括气功,包括各种兵器的使用。中国俗语“十八般武艺”,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侠的内容随着时代改变
中国一位学者周纬,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兵器史稿》,单是周代的剑已有十几种。暗器是侠士比较少用的,但单是清代的暗器就有三十四种。不过真正懂得武术的小说作家恐怕很少,像我就一窍不通。因此只能以意为之,比如用一句诗来表达那个意境。
侠的内容那就更丰富了,它的概念也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从古人对于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说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有的主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有的认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侠的行为”;有的认为只要是人类某些高贵品质的表现就是侠。
都可找到中华文化烙印
几乎每一位武侠小说作家,都有他对于侠的不同诠释。但不管怎样不同,在那些侠的身上,也总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烙印,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佛家的,或者是道家的。附带说一说,佛教虽然是从印度来的,但与中国文化结合,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了。有关“侠”的研究,有许多学者写了论文或专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根据一般中国文学史的说法,正式的武侠小说,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杜光庭生于公元八五零年,死于九三三年,距离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
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
武侠小说虽然有那么长远的历史,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却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一样,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严禁的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稍见松动。
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九八零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萍踪侠影录》(Thedventurefanderingwordmen);一九八四年广州《羊城晚报》(那是在中国一张销量很大的报纸)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Sevenwordenromt.ian)。
中国对武侠小说大开绿灯
到了八四年十一月,我的《萍踪侠影录》被改编成京剧在北京演出。武侠小说这个“禁区”的裂缝好像越来越大了。不过,一直到那个时候,武侠小说还是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
八四年底,中国第四届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应邀参加。大会分组讨论一些有关文艺的问题,“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也是讨论题目之一。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有骂《羊城晚报》不该登武侠小说的,有欢迎武侠小说回归本土的。
会议没有作出结论。不过从八五年开始,中国对武侠小说已是大开绿灯,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了。
把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
大陆近年兴起越来越旺的武侠热,不但有广大的读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从严禁到武侠热,这是很大的变化。大陆评论家大都认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港台武侠小说的冲击。
在谈到“港台冲击波”的时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字。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对接班人问题感到乐观
最后谈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演说发表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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