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六记

 

2016-06-15 08:45:03   作者：冰之火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一

 

　　“武侠”这个词清末才由日本传入，但武侠小说的实质从唐代传奇就开始了。发展千百年而下，神怪、武术、军事、历史、冒险、民族文化、推理、言情、科幻无所不包。

 

　　成立的条件有二：一，以武力斗争为基础，包含斗智、斗法术；二，以“义”为核心价值。有些人加上：三，以“几百年前的古代”为背景；四，以“传统艺术形式”为表现。不过这么说是有问题的。自从古龙完成“以西方文学观为主体”的革命，第四项就可以再见了。至于第三项古代背景，民初平江不肖生写霍元甲、姚民哀写革命党会，年代和作者相去不远，谁敢说他们写的不是武侠？所以，古龙《绝不低头》深入都市底层，温瑞安写《今之侠者》，黄易《寻秦记》由未来回到过去，刻意打破“古代”迷思。

 

　　有些人高喊“侠重于武”，却又执着于表象，以为“武”传统而神秘，枪炮则是外来、科学的，军事和枪战小说不算武侠。这种观念太狭隘了，难道“武”只是“传统武术”？

 

　　侠又是什么呢？侠者，夹也，挟也。两个人一左一右，夹辅中间的人。侠，凭恃武力辅佐或者被辅佐。但这个解释过于空泛，我们再加上两个意涵：一，《韩非子?五蠹篇》说“侠以武犯禁”，私人武力冲撞公家秩序，社会力冲击政治力。反过来说，维护秩序、防堵溃堤、补公权力之不足，也可称为侠。乱世时国家机器衰微，私人武力大盛，是侠豋场的好时机。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和《墨子.兼爱下》，游侠和墨者有可靠、刚毅果决、解人之危、不怕死和潜敛的人格特质，并且坚持某种道德，这就是开头说的以“义”为核心价值。只不过对甲而言，“保民卫国”是义；对乙而言，“对得起朋友”是义；对丙而言，复仇至上，复仇才是义。然而，侠的武力本质多少抵触法令，妨碍了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侠是不合乎“正轨”、“正义”的。但无论哪个年代，没有一个政权是完美的，所以侠客也就永远不死。

 

　　依照“义”的取向，我们可以把侠分为五类：第一类，替天行道、扶弱倾危。春秋时代王权崩解，墨者组成了号令严明的武装集团，对抗吞并弱小的霸权。他们无条件的利他，并且超然自主。第二类，怀仁施恩，包括贵胄、黑社会老大，他们为人也为己，与政权有竞合关系。第三类，以刺客聂政、专诸，公人展昭为代表。你对我有恩情，我就报答你、追随你。第四类，纯粹挟持武力谋利，或者讨一口饭吃。第五类，独来独往、不受约束，自有一套孤傲或世外价值。

 

　　二

 

　　先秦已经有游侠集团，第一个武侠小说的辉煌时期却迟至唐代。诗仙李白本身就是剑侠，又是道士、浪子、醉客。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群魔乱舞；适逢其时，小说形式发展成熟，于是唐传奇融入了豪侠成分。又经过了数百年，元末明初的乱世中，《水浒传》开展了武侠小说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唐传奇是读书人的短篇、文言产物，《水浒传》则是长篇、白话，源于民间的话本（说书）、杂剧。一群强盗的故事挤身不朽经典，可见与其相对的朝廷，人民抱持什么样的心思。《西游记》、《封神演义》中也有相当的武侠、讽刺成份。至此而下，小说大盛的明清时期，文言和白话武侠屡有佳作，但不脱唐传奇和《水浒传》等影响。

 

　　因此，“长期战乱”是武侠大繁荣的养分。清末民初列强侵凌，内战不休，百哀齐至，党会（侠）在革命中起了作用，有助于武侠小说又一次的灿烂辉煌。但是梁启超鼓吹新小说革命，主张用以教育、开化民众，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学运动紧接着发动，小说阵营由是分为新、旧两造，新对旧大加挞伐。新小说影响知识分子、青年人，以写实主义、关怀家国为大宗；旧小说持守“休闲”传统，迎合大众，读者涵盖名门闺秀与市井小民。以今日看来，多数旧小说保留章回体和说书口吻，也有人写些风花雪月的事，然而不少作者通晓洋务，甚至参与反清革命，很难以“抱残守缺”形容。他们的“罪过”，也许是制造“堕落”的市民趣味。

 

　　这场对峙，由新小说拿下正统而缓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四九年政权轮替后，在破旧立新的挞伐下，“旧派”最大宗的武侠小说近乎歼灭。大宗师还珠楼主被说成“放毒者”，忧愤而卒。六○年代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把武侠列入鸳鸯蝴蝶派，逞其道德审判之能事。其实“鸳鸯蝴蝶”本指文言哀情，兼指情境和语言表现，和武侠风马牛不相及。这给掌权者很好的前车之鉴，就是在文艺这档事上不要泛道德化、放狗咬人，否则害死的不只是作者，更是潜藏的作品生命。因为道德究竟怎么回事，你根本不晓得；时过境迁，最不道德的可能是你。

 

　　三

 

　　民国以降的武侠创作，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功劳很大。前者影响深远，甚至被视为开山祖师。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作者，但由于精通武术、热血爱国，一手写《江湖奇侠传》，一手写《近代侠义英雄传》，浪漫与写实并进，引领风潮。后起的顾明道《荒江女侠》强调冒险、侠情，姚民哀则致力于近代帮会内幕，文公直在“历史武侠”中出类拔萃。林林总总百余位作家，九成以上属于南派，也就是上海派，但是作品的水平有待提升。

 

　　一如张恨水、刘云若拔高了社会言情小说，武侠的大跃进也是北派推动的。自二○年代后期，北派五大家陆续登场。还珠楼主是四川人，朱贞木是浙江人，但他们的声名成于京、津，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更是地道的北人。在日军气焰高涨、沦陷区垂头丧气之下，人心寄情于武侠；寥寥可数的北派作家，将创作水平推上高峰。因此武侠圣地在天津，而非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如果和后来的香港合观，天津、上海、香港，正好一北、一中、一南，而且都是通商口市、租界或殖民之地。把王度庐发迹的青岛加进来，属性同样如此。

 

　　还珠楼主和郑证因写法传统。然而，前者的剑仙故事傲视古今，数百万字的《蜀山剑侠传》热情奔放、如诗如画、包罗万有，人称“武侠百科书”。白羽《十二金钱镖》系列、王度庐《鹤－铁五部曲》刻画人性，融合西方笔法，竖立社会写实和爱情悲剧之大旗。郑证因《鹰爪王》从姚民哀发展出帮会技击路线，朱贞木《七杀碑》、《蛮窟二部曲》由顾明道、还珠楼主揉合出奇情推理路线。但我们强调：“奇情推理”不是新发明。程小青《霍桑探案》模仿《福尔摩斯》，孙了红《侠盗鲁平》模仿《亚森罗苹》，俞天愤、赵苕狂也是侦探小说名家。所以倪匡的《韦斯利》、古龙的《楚留香》、《陆小凤》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触角伸到武侠以外，我们将更清楚源流。

 

　　四

 

　　旧派小说被扫进畚箕后，武侠基地转到海外的港、台。尽管“侠以武犯禁”，流亡的国民党封锁了旧派和香港名家的作品，台湾仍出现数以百计的创作部队，正如在社会底层，帮会依然声势浩大。香港代表是金庸、梁羽生、蹄风和张梦还等人。台湾先是卧龙生、司马翎和诸葛青云扛鼎，古龙后来居上，伴霞楼主、孙玉鑫、慕容美、柳残阳、云中岳、东方玉、独孤红、上官鼎也是重量级作家，他们促成了武侠的又一次高峰。然而，在古龙如日中天的一九七○年代，大环境已然衰微，尽管有温瑞安、黄鹰拔剑而起。金庸成神、黄易热卖的二十一世纪，武侠更来到“死了没有”的弥留阶段。这几年武侠文学奖办了不少，每一部都标榜“某某之后最那个的那个”，牛皮越吹越大，连冥王星都听得到。

 

　　梁羽生被香港媒体封为“新派之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做的接近白羽、王度庐、朱贞木的改造工作，说书感强烈，回目还使用诗词、对句，没有超脱平江不肖生的神怪、爱国情调，在文化质感上离王度庐也有一段距离。因此，视为新的“才子佳人”或“名士风流”路线是可以的，说“新派”就过当了。香港自战前就有夹杂粤语的“广派”武侠，说的是黄飞鸿、南少林故事。相对于这些老掉牙，梁羽生可以算新品种，比之北派五大家却不然。简单地说，既然内地创作停摆，而梁羽生在香港打响第一枪（1954），理直气壮当上了新祖宗。可是台湾的郎红浣早了两年开笔，我们怎么看？很简单，郎红浣默默耕耘，没有带动本地创作，更别提跨海影响香港。反过来说，梁羽生是左翼青年，刊登的是左翼报纸，虽然掀起创作热潮，很快就被台湾封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港、台各自模仿旧派小说，梁羽生未如当年平江不肖生影响深远。 

 

　　约定俗成，我们可以同意梁羽生是新派之祖，但必须清楚那个“新派”是什么意思。那个新派，和胡正群提出的“古龙之前无新派”属不同层次。就像“青”字包含“绿”和“蓝”，“新”也有三种意涵：一是时代性的划分，“旧派”被终结，梁羽生重振武侠声威；二是香港当地的对比，梁羽生突破广派窠臼；三是就武侠本身流变、深入骨髓的质变，古龙是这一种的“新派之祖”。如果加入第四种意涵，流动的、现在进行式的“新”，即新即旧，即旧即新，区分失去意义。

 

　　五

 

　　武侠作家的籍贯分布是有趣的。有些地方没有出产名家，包括陕甘夏、新疆、内蒙古、东北、云贵、青藏、福建、海南。东北及福建挂零，令人错愕，因为在民国小说史上，这两地人才辈出。至于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倒不意外。令人惊艳的是，广西地荒人稀，却一口气出了梁羽生、云中岳两位名家；再想想白先勇，民国以降，西江果然地灵人杰－－现实的原因则是地方军阀保障，促成文艺的小繁荣。

 

　　如果把广东合起来观察，你就知道岭南多么重要。广派我们不提，金庸、梁羽生在香港我们也不提，连台湾的司马翎、古龙也和香港渊源颇深：前者是汕头人，在香港度过年少岁月，中年又从台湾回到香港；后者则在香港生长，并藉由香港期刊、影视光大作品，连力肖其风的黄鹰也在香港。温瑞安是马来西亚人，祖籍广东梅县，虽然成名于台湾，未几便因政治因素萍飘香港。香港，香港，它的自由使它成为避风港。近年称霸之黄易私淑司马翎，也在香港。

 

　　汉唐京都所在的关中，到了明清已经成了“边区”，清代官员吴庆坻《庚子赴行在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今日所经，荒象弥甚，民多穴山而居，土室鳞次。闻自遭兵燹，二三十年来久苦贫乏，今益十室九空，大都流亡，男妇存者面有饥色。弥望百里，不见寸碧，河流微弱，难资灌溉，急盼春雨，犹堪种荞。种麦已无及，此方向恃荞麦，尚可补栽。耳目所接，不忍听睹，回首蜀疆，殆别有天地矣。推究秦民致贫之故，非伊朝夕，水利不修，农力不勤，风气拙朴，益之惰游，官吏狃于故常，士民安于固陋。尤可痛者，贪种罂粟，夺榖食之利，男妇十人五瘾，幼稚亦且吸食，不知工作，不解树艺，愈惰愈拙，愈拙愈贫。一遇灾祲，束手待毙。”读来令人鼻酸。西北内地贫困，而东南沿海富庶，屡屡引发矛盾。一九四○年代“延安文学”反映的“内地反扑”，实为时势所趋。然而，武侠文学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不管在大陆或港、台，名家无一出自陕西，可见人才的养成不易。所幸文革结束后渐有成效，我们期待陜西名家的出场。　　

 

　　同样处于北方内陆，河南、山西名家也不多，但个个重要，群集台湾：卧龙生是镇平人（南阳附近），独孤红是开封人，诸葛青云是解人（安邑附近）。不过这几位和岭南名家一样，都是一九四九年后粉墨豋场的。战争是不幸的，但它带动的迁徙促成人才出头。

 

　　京津名家甚多，旧派有白羽（祖籍山东）、郑证因、王度庐、徐春羽等，河北也有赵焕亭（玉田人），几乎囊括顶级名家。这其中，赵、王还是旗人，如果加上台湾武坛的前辈郎红浣，以及严肃文学界的老舍，旗人的“京师经验”委实帮助良多。山东人也多，扣除白羽，还有孙玉鑫、柳残阳、萧逸、古如风（萧逸之弟）、雪雁、忆文等在台者，其中孙、柳出身青岛。

 

　　南方的四川、湖南人材济济，无论在雅、俗文学界都有巨星，前者如巴金、沈从文。四川武侠名家有旧派的还珠楼主（长寿人），在港的张梦还，还有在台的伴霞楼主、高庸。湖南有旧派的平江不肖生（平江人），还有在台的上官鼎三兄弟（衡阳人）、独抱楼主、武陵樵子、秋梦痕等。相对而言，一九四九年以前比较重要，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是前、后任武林盟主。 附近的湖北只有一个易容（卧龙生的影武者），大为失色。

 

　　自从清末铁路通车，江西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湖南压倒。旧派较出色者仅有文公直（萍乡人，贴近湖南）。但一九四九年后，众所皆知出了古龙（南昌人）。鄱阳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江苏、浙江自明清以降即为中国的人口、经济、文化重心，民国小说史上的关键性也是无庸置疑的。武侠方面，浙江更重要些，包括旧派的朱贞木、戴愚庵（皆绍兴人，成名于天津），以及一九四九年后的金庸（海宁人），东方玉（余姚人）等。只需再加上杭州人高阳（历史小说家），严肃文学界的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吁、穆时英，已足够说明一切。江苏声势较弱，知名者如旧派的顾明道（吴门人）、姚民哀（常熟人），在台的慕容美（无锡人）、曹若冰（泰兴人），在港的蹄风（上海人，纳入江苏计算）。千万别看不起江苏，自刘鹗、曾朴以降，数以百计，旧派（含社会言情等）名家绝大多数是江苏人。邻近的安徽受限于发展，仅出了司马紫烟。

 

　　最后谈谈台湾本地作家。陆鱼与古龙同为新派推手，秦红也屡见新意，另外还有“鬼派第二人”田歌、二十一世纪新兴的九把刀等。台湾和上海、天津、香港一样，真正的本地人不多，但海纳百川，同为近现代武侠文学史上的核心。这和张爱玲虽然是河北人，却成了上海文学的金字招牌，道理完全一样。

 

　　六

 

　　研究金庸武侠者形成了“金学”。近年研究古龙小说者日众，隐约有“古学”的态势。不过，相对于前者的量少质精，古龙廿五年中产量惊人，前后风格不一，表现大起大落，加以英年早逝，研究相对困难。如果对金学而言，“版本”是基础工程，古学就得加上“分期”一项。连古龙自己也做过归纳，提出三或四个创作阶段的说法。不过，作者生前未能综观全局，交由后人盖棺论定，可能更为合宜。摘录六家意见，提供参考：

 

　　一、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三阶段说

　　（一）起步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模仿他人，三流之作

　　（二）飞跃阶段：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起点为《大旗英雄传》，独创性明显

　　（三）高峰阶段：一九六九至一九八四年，风格成熟，《多情剑客无情剑》为代表

 

　　二、覃贤茂《古龙传》四阶段说

　　（一）试笔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

　　（二）成熟阶段：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

　　（三）辉煌阶段：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五年

　　（四）衰退阶段：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四年，由曹正文高峰阶段分出，以《白玉老虎》为转折点

 

　　三、陈墨《武侠五大家品赏》三阶段说

　　（一）起步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苍穹神剑》至《大旗英雄传》

　　（二）高峰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三年，《武林外史》至《天涯.明月.刀》

　　（三）衰退阶段：一九七三至一九八四年，《火拚萧十一郎》至《猎鹰》、《赌局》

 

　　四、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四阶段（期）说

　　（一）新派奠基阶段：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孤星泪》至《浣花洗剑录》

　　（二）新派发皇阶段：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武林外史》至《多情剑客无情剑》

　　（三）新派转折阶段：一九七零至一九七六年，《萧十一郎》至《白玉老虎》

　　（四）衰退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

 

　　五、陈康芬《古龙小说研究》四时期说（淡江大学论文）

　　（一）传统时期：一九六○至一九六三年

　　（二）奠基时期：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七年。《浣花洗剑录》至《绝代双骄》

　　（三）创新时期：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

　　（四）衰微时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

 

　　六、元人〈古龙创作五时期〉五时期说（空中花园部落格，无国界读书会）

　　（一）一九六○至一九六三年。草创，模仿

　　（二）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浣花洗剑录》至《武林外史》。自觉，成长

　　（三）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三年。《绝代双骄》至《萧十一郎》、《流星．蝴蝶．剑》。推陈出新，然未具自我风格

　　（四）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九月鹰飞》至《白玉老虎》。成熟，顶峰，但爬得高摔得重

　　（五）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已死而未死透

 

　　意见纷歧。一方面受客观数据影响：错误的年表流传、代笔、冒名和盗版泛滥、连载和出书时间不一。《大旗英雄传》动笔于一九六三年，一般径以杀青之一九六五年标注之。《边城浪子》成于一九七二年，普遍误为一九七六年。前三位大陆评论家隔岸兴叹，有如瞎子摸象。元人更离谱，竟以《萧十一郎》、《流星．蝴蝶．剑》为一九七三年，《陆小凤传奇》为一九七六年，不胜枚举，连考证工夫也不做。

　　主观方面，各家指标也不同。起飞点，《大旗》、《浣花》、《武林》各得两票。古龙创作后期出现衰象，曹正文未能划分，其它五家有四家以《白玉老虎》为转折点，陈墨则大笔一挥，把一九七三年以后通通划入衰退期，和曹正文的视而不见形成对比。元人之大架构独具慧眼，然错解“原创”和“特质”的关系，乃至判定第三时期尚无自我风格，夫复何言？

 

　　顾及多段式进步和后期的优劣杂出因素，笔者采取五期观点：

　　（一）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潜伏期。三年。

　　（二）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攀升期，《情人箭》、《大旗英雄传》至《绝代双骄》。四年。

　　（三）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二年高原期，《楚留香传奇》至《边城浪子》。六年。

　　（四）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震荡期，《陆小凤传奇》至《英雄无泪》。六年。

　　（五）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全衰期，《午夜兰花》至《猎鹰》、《赌局》。六年。

 

　　攀升期作品异于潜伏期之处：一，水平提升，篇幅扩充。扣除系列故事，古龙最庞大的六部作品都出现在攀升期。二，逐步建立诡变风格、推理路线。三，频繁运用“拟宫廷化”概念，淡化传统门派的权威。四，复仇者，潜伏期以“少年｜父仇”为主，攀升期主要与女性“因爱生恨”有关。五，与出版社稳定合作。潜伏期合作对象高达六家。攀升期主要由真善美、春秋出版。

 

　　高原者，高度大，起伏小。高原期有别于攀升期如下：一，文学史上的宗师地位。古龙以《铁血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奠定金庸接班人的地位，并举起“求新求变”的大纛。二，由长篇大论转为系列故事、分段式长篇等，节奏更为明快，分行更为频繁。三，故事的精炼、寓意化，如《桃花传奇》。四，电影概念的深化，如《萧十一郎》。五，复仇故事近乎消失，《边城浪子》颠覆了复仇类型。六，“拟宫廷化”退潮，“帮派书写”取而代之。七，“香港首载”。大部分作品先刊登在香港的《武侠春秋》和《武侠世界》，然后才交由台湾出书。

 

　　震荡期和高原期的分野：一，创作曲线。高原期创作质量稳定，笔力饱满。自《陆小凤传奇》第四部出现疲态，而《九月鹰飞》、《火拚萧十一郎》狗尾续貂以降，作品好的极好，差的极差，乃至自我重复、交付友人代笔。二，句短意长，分行更频繁，情境的诗化更明显，如《天涯?明月?刀》、《三少爷的剑》。三，传统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开始邀稿。

 

　　“全衰”的意义必需解释。并非暗示震荡期为“半衰”，或最后六年毫无可观之作，而是“再无第一流作品问世”。弟子代笔颇多，亦可反映一二。古龙酒色不禁，至此力不从心，欠缺活力。“楚留香”和“小李飞刀”结束在悬疑失控的《午夜兰花》（尽管创意十足）、近乎大纲的《飞刀，又见飞刀》，可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