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流氓与民族主义的愤青──谈谈韦小宝与郭靖

2024-11-19 21:01:16   作者：大嘴狼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这两个人本不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有很多地方还是相同的，比如都曾有奇遇，都有女人缘，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个人都不由自主的被卷入了与异族的斗争中，并且都与入侵的异族有一定的依附关系。郭靖是蒙古的贵酋，差一点做了成吉思汗的女婿；韦小宝做了满清的大官，是康熙帝货真价实的妹夫，但是他们都与所依附的异族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矛盾的根源同是民族仇恨。当然，在这一点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韦小宝是个立场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属于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骑墙派；郭大侠则完完全全是苦大仇深的抗蒙精英，为了阻击蒙古兵南下不惜宰了拜把子的兄弟--这倒是令人糊涂的，从出身来看，郭大侠是蒙古人的羊肉马奶养大的，接受的是蒙古人的教育，耳濡目染的是血腥龌龊的阴谋仇杀，江南七怪连他的武功教练都没有做到家，焉能有时间对他讲民族大义这些，即使讲了怕他也会听不进去。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在美国长大，即使你从小就对他灌输反美仇美思想，怕是他也恨不起来，如果他能恨得起来，那么百分之百的可以肯定他就是一个愤青。韦小宝则不然，他虽说是在妓院长大，但终究是出身于下层，又是生长在反满排清情绪严重的扬州地区，在进入皇宫之前，没有受过满州人任何好处，他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向往大明强烈反对满清的，例如他爱听的评书《明英烈》。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接受了康熙的思想，认为谁来做皇帝不打紧，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行了。此时的韦小宝，已经彻头彻尾的沦为毫无民族立场的自由主义者。

　　郭靖背叛成吉思汗的理由是蒙古要攻宋，反抗蒙古人南下的重要理由是蒙古人所到之处屠戮极重，对于第二个理由尚可以理解，对于第一个理由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蒙古攻宋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说穿了就是铁木真家族与赵氏家族之间的事情，好比是郑州的A公司与北京的B公司在搞商战，两个城市的居民就要来凑热闹从中间插一杠子，又是凑的那一门子的热闹啊。不管谁获得了胜利，反正小小市民总不是既得利益者。这种心态，和当年的郑州人到外地去总爱骄傲的宣称"郑州有个亚细亚"没什么差别。亚细亚要赚你的钱，欧罗巴也会赚你的钱，在本质上都是那么一回事，你反对欧罗巴，赞成亚细亚，无非是因为亚细亚是郑州的企业而你恰恰是郑州人，所以你就要坚决支持郑州的亚细亚，强烈反对北京的欧罗巴。郭靖的思维与之差不多，赵氏集团虽然也盘剥百姓，但那是汉人盘剥汉人，铁木真集团来盘剥汉人，那就是不允许的，事实上，郭靖的思维就是文天祥、史可法的思维，只不过金庸把它扩大化了，扩大到关爱人权的高度，并由一个普通平民来代替官僚集团来完成。

　　他背叛成吉思汗的理由是很简单而没有说服力的：想我是大宋之人，岂能卖国求荣？成吉思汗让他西征，他干；让他打金国，他干；让他打西夏的话，估计也会照干不误。但是让他打南宋，他就反水了，因为他是宋国人，如果攻打大宋就是背叛了祖国。其实郭靖与南宋王朝并没有任何瓜葛，他出生在蒙古草原--蒙古当时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所以漠北也并不能肯定就是属于蒙古管辖，但是根据当地有蒙古部落经常交战的事实，可见不一定在金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之内，那么根据出生地主义的原则，郭大侠就具有了双重国籍，既是蒙古人又是宋国人，从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来看，蒙古与他的关系还是最密切的。所以郭靖对宋王朝有着强烈的感情令人十分费解，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大宋之人，更准确的说他是汉人。由此来看，郭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相当浓烈的，也是与生俱来的，否则在那样的环境中能保持得如此纯粹、完整、激进、亢奋，实在是很难得的事情。如果说是李萍的后天教育的话，那么拉登与李萍相比，简直就是幼儿园级别的水准。如果说从血缘关系上讲，郭靖的父母都是宋国人，那么他也具有宋国的国籍，不管是帮助谁打谁，都是不合适的，比如你的大大爷和二大爷生了气，你是帮二大爷还是帮大大爷，估计是挺犯难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难言之隐一躲了之。从这一点上来看，成吉思汗逼死李萍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否则郭靖对蒙宋之争肯定是置身事外互不相助的，李萍之死把郭靖逼到对立面上去了，虽然郭靖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从郭靖误会黄药师杀了他的几位师父后对黄蓉的态度来看（可怜的蓉儿属于被株连者），他能对杀害他母亲的人完全放下仇恨么？如果这种仇恨没有流露于表面的话，那恰恰证明了他政治上的成熟，郭大侠在襄阳不遗余力的阻击蒙古人时，也是怀着对成吉思汗的强烈仇恨的，这种仇恨甚至扩大到了所有蒙古人身上。

　　史可法守扬州，不知他是否征求过所有扬州人的意见，来决定扬州是守还是不守，但是史可法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应当守城。所以就要守--以长官意志代替了民众意志。至于守得住，守不住，那是无关紧要的，史可法估计也不会认为能守得住，更不会认为守扬州就能改变对清作战的大局。史可法未尝不会明白，他所做的努力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但是他仍然要那样做，是在真正的为国为民呢，还是在为彰显个人的忠义？史可法达到了目的获得了名声，但是扬州玉碎殉葬的百姓有没有在史大人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许，那些民众在史大人看来，如同蝼蚁一样的存在，他们也是因为史可法而被历史牢记，否则，他们将默无声息的消逝在历史的空间，不留一点点痕迹。

　　如果再这样质疑下去，估计会演变为汉奸言论，因为金国、宋国、蒙古当时都是相互独立的国家，清朝与明朝也是，他们之间的战争并不是内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在作战，虽然最后他们都融入了中华民族，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当时的战争性质。这也是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后记中所持的观点。

　　到了韦小宝，金庸的观点再一次改变了。

　　韦小宝是一个汉人妓女和不知其人的嫖客的儿子，和原始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类似，应当称之为杂种。但是这个杂种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忠于康熙，不仅仅因为康熙是皇帝，而是因为康熙还是他的朋友；他加入天地会，起初是为了活命，并不真正的打算反清复明，但是后来折服于陈近南的为人，为天地会做事，客观上做了一些反清复明的勾当；康熙要剿灭天地会，他暗中破坏，天地会要杀康熙，他暗中保护。当然，他同时还要保证自身的利益与安全──这厮不但要爱护自身，保护妻子儿女，还要讲义气爱惜朋友。

　　清朝灭亡了明朝，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因家吞并了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统治了另一个民族，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绝对应当反抗的。中国历史太长了，朝代更换太多了，但是很少能象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激起共鸣的，甚至到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时，人们还以为那是在反清复明。其实当时的人们在心底里并不一定赞成朱氏王朝的统治，但是朱氏王朝的明帝国是汉人的国家，而清国则是满人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清复明，并不一定是复的朱氏王朝的明帝国，而是汉人的明帝国。

　　但是朱氏的统治确实及不上满人的统治，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们对国家的治理，远远胜于无能的明朝皇帝，百姓在清帝国得到的利益，也远远胜于明帝国时代，至少被饿死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韦小宝用来反驳顾炎武等人的理由之一，便是康熙的圣明果敢与励精图治。小流氓的道理居然能驳得顾炎武等几个大知识分子哑口无言，应当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奇迹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因为康熙确确实实比明代的皇帝要做得漂亮。

　　金庸在鹿记中试图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不管是谁当皇帝，只要老百姓能生活得好，那么谁来做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在小说之余，于后记中继续猛烈的大拍康熙的马屁，把他说成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圣君，以证明自已观点的正确性。不过很不幸，这时他忘记了郭靖，也好象忘记了自已在射雕英雄中宣扬的国家与国家的理论。一手持矛一手持盾的金庸，不自觉的摇摆于自已不同的观点之间，从而坠入了茫茫然的不可知论。

　　依韦小宝的观点来看，史可法閰应元等人，包括天地会陈近南在内的行动，都是愚蠢不可及的，因为满洲人治理中国更好，那么就应当把中国交给满洲人。既然如此，如果蒙古人治理下的中国更为强大，那么也便应当把中国交给蒙古人来治理，由此来看，郭靖死守襄阳完完全全是破坏国家统一大业、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行为，他应当做的是劝说宋国放弃抵抗，主动归顺蒙古，同时利用自已的特殊身份劝说蒙古人永不加赋造福于民，这样的结果，岂不是皆大欢喜？说句更难听的，如果在日本人的治理下，中国会发展得更好中国人能得到更大利益的话，何不把中国交给日本人，何必去牺牲那么多人的性命去进行八年的抗战？金庸先生已经讲过，即使将来世界大同了国家的界限消失了，但是曾经的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进行的战争仍有其意义所在，但是在韦小宝这个小流氓的论调中，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