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韦小宝这小家伙

 

2024-11-03 21:30:43   作者：倪匡   来源：倪匡作品集   评论：0   点击：

　　1

　　人的性格很复杂。
　　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法。
　　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姊妹，秉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幼小之时，性格已有极大分别，这是许许多多人共同的经验。
　　我个人的看法，小说主要是在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转换，千变万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个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他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太大。然而罗密欧、梁山伯、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别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作者的风格，是作者个性的一部分。

　　2

　　小说反映作者的经验与想象，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象为主，但也总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诗人与音乐家有很多神童，他们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经历与观察。小说家与画家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然，像屈原、杜甫那些感情深厚、内容丰富的诗篇，神童是决计写不出的。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得熟了的传说──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到现在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市井小流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到过。
　　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的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3

　　中国的自然条件并不好，耕地缺乏而人口极多。然而中华民族是今日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古民族。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等古代伟大的民族早已消失了。中国人在极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下来，至今仍保持着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当然是有重大原因的。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大概主要是由于我们最善于适应环境。
　　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的竞争中往往是失败者。
　　中国历史上充满了高尚者被卑鄙者杀害的记载，这使人读来很不愉快。然而事实是这样，尽管，写历史的人通常早已将胜利者尽可能的写得不怎么卑鄙。历史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宋高宗与秦桧杀了岳飞，而不是岳飞杀了秦桧。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们取得胜利的手法却不怎么高尚，例如唐太宗杀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虽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中国历史中又充满了汉人屠杀少数民族的记载，使用的手段常常很不公道。我们有一种习惯，在和外族斗争中，只要是汉人做的事，都是应当受到赞扬的。班超偷袭匈奴使者，所用的方式在今日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等于中国驻印大使率领馆员，将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放火烧了，杀尽苏联人使馆人员，吓得印度和中国订立友好条约，于是中国大使成为百世传颂的民族英雄。
　　其他国家的历史其实也差不多。英国、俄国、法国等等不用说了。在美国，印第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国白人高出了多少。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崇高的事。但人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来说是在减少。大众传播媒介在发挥集体的道德制裁作用。从历史观点来看，今日的人类远比过去高尚，比较不这么残忍，不这么不择手段。

　　4

　　道德是文明的产物。野蛮人之间没有道德。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生长，妓院是最不注重道德的地方；后来进了皇宫，皇宫又是一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没有甚么是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甚么都干。做这些坏事的时候，他从来不觉得良心有甚么不安，他根本不以为这些是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蛮人，决不会以为吃人肉有甚么不应该。
　　韦小宝不识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他从来没听见过。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或者，孔子与孟子是归纳与提炼了中国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统的说了出来。韦小宝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宫中的野蛮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会接受中国社会中所公认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会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道德规范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
　　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普遍受重视的是情，人情的情。

　　5

　　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
　　统治者讲究“原则”。“忠”是服从和爱戴统治者的原则；“孝”是确定家长权威的原则；“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原则；“法”是执行统治者所定规律的原则。对于统治阶层，忠孝礼法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国家的化身，“忠君”与“爱国”之间可以划上等号。
　　“孝”是敬爱父母的天性，但统治者过分重视提倡，使之成为固定社会秩序的权威象征，在自然之爱上，附加了许多僵硬的规条。“孝道”与“礼法”结合，变成敬畏多于爱慕。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母爱的甚多而写父爱的极少。称自己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甚至正式称呼中，也确定父严母慈是应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写出“背影”，我们才有一篇描述父爱的动人作品。“忠孝”两字并称之后，“孝”的德行被统治者过分强调，被剥夺了其中若干可亲的成分。汉朝以“孝”与“廉”两种德行来选拔人才，直到清末，举人仍被称为“孝廉”。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容忍，甚至于，“无法无天”蔑视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
　　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
　　“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政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社会规律。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6

　　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
　　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对教条、最重视实际的。所谓“圣之时者也”，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不拘泥教条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
　　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国）中的和谐与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为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很容易，要旨在于不能对不起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西方社会、波斯、印度社会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古代无数勇武强悍、组织紧密、纪律森严、刻苦奋发的民族所以一个个在历史上消失，从此影踪不见，主要是他们的社会缺乏弹性，在社会教条或宗教教条下僵化了。没有弹性的社会，变成了殭尸式的社会。再凶猛剽悍的殭尸，毕竟是殭尸，终究会倒下去的。

　　7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
　　《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是“正统”。《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最精采部分是写哪咤反抗父亲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划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七侠五义》中最精采的人物是反朝廷时期的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承继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
　　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观念，是中国人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为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合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不过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物而已。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义气的象征而诸葛亮只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琐小吏，为甚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窃、抢劫、谋杀、通奸、残暴等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中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念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要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同样是描写帮会的小说，西洋小说中的《教父》、《天使的愤怒》（Rage of Angels）等等中，黑手党的领袖，可以毫无顾忌的残杀自己同党兄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决计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人讲义气，绝对不能接受。法国大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只重法律而不顾情义的警察，中国人也绝对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犹如今日的扑灭“四人帮”，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下以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8

　　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所以历久常存，基础建立在极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性的民族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首先是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
　　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甚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生存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作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决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小说的题材。（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直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的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扰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干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9

　　武侠小说的背景主要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自行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份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以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拥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说法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大概，现代的孩子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枝手枪，也不必这样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10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决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的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一般外国人没有这样显著。
　　善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争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道而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为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会选择规规矩矩的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

　　11

　　中国人的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在生活中平添不少温暖。在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如果大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下去。
　　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中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活得下去。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中国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联。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旧、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目前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甚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他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12

　　以上是我在想到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
　　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甚么性格也没有成型，他是慢慢、慢慢的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划韦小宝善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与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甚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与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这些意见，本来简单的写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但后来觉得作者不该多谈自己的作品，这徒然妨碍读者自行判断的乐趣，所以写好后又删掉了。何况作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总有偏爱。“癞痢头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较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因编者索稿，而写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抛弃，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谈助。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原载一九八一年十月号《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四日《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