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
2024-11-04 22:40:14 作者:浅田次郎 译者:周晓晴 来源:浅田次郎作品集 评论:0 点击:
哟呵,雨停了啊。虽然多少差了些分量,但比起傲慢不逊的满月,开始走下坡路时的十六夜或十七夜的月色更显风雅。电还没出现的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理所当然的事。什么风雅风流的,彻夜不息说到底都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可我是个天生的夜猫子。一到夜里别说犯困了,脑袋和身子反而更精神。被叫不良少年也不仅仅是因为性格和手脚快,归根到底因为是夜猫子。所以像连夜喝酒这样的事儿,我也并没你想的那么为难。不过早上就比较糟糕了。喝上一夜,只等到天开始泛白,我就跟着了道儿似的犯困。完全与常人相反。在京都的时候我就经常挨近藤的念叨。那人做事虽不太灵光,但莫名地有些一板一眼的地方。别说熬夜,就是大早上睡觉他都不能忍。我才不听。要是说几句就做得到的事,可不早就做了吗。新选组的剑术稽古是从早起的间稽古开始,吃完早饭后再继续,大抵都会持续到午饭的时间。我自然是不会出现的。就算有人和近藤勇交过手,也从没听说哪个队士跟斋藤一稽古过的。
永仓新八起得早。我是不明白他哪儿来的劲头,壬生寺六时的钟声还没响,就能听到他“起床!起床!”的嚷嚷声。我从前川的驻地搬到对面的南部大宅,就是因为受不了那家伙早上的待遇。
“阿一!偶尔也早点起来稽古一下能怎样!”那家伙老来扒我的被子。要是一两次还好,可他要是知道你不愿起来,就会每天早上跑来絮叨半天,说的做的还都是那一套。我是很讨厌早起,但我更讨厌缠人的家伙。
土方也起得早。不过他完全就是为了面子,不想自己睡得稀里糊涂的脸被别人看到罢了。虽然不至于挨个去把队士叫起来,但天刚亮,他就已经整理好发髻打理好胡须,一脸清爽了。
我虽然是个懒虫,但时不时还是能看见他那副尊容的。也就是说在我的酒瓶见底,跑去前川家厨房物色的时间,土方就已经起来了。对我的不良行径,他早就不抱期待,所以也不会多说一个字,只是会用一种看废物的眼神瞪我。
总而言之,在八木邸门前的道场进行朝稽古的,从来都是土方和永仓两个人。
倒是部下们遭了殃啊,我手下的三番队一直跟着我负责夜巡。也算是不良的物尽其用吧。
在京都的时候还好。后来长年的战场中,反正每天除了打仗就是睡觉,也没什么大问题。
可当了警察官后再这样就不成了。更糟糕的是,我入职不久前国家还把历法改了,在采用西历的同时还引入了二十四小时制。警署里也看不见和时钟,取而代之的是舶来的座钟。渗透生活的革新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和时钟基本都只有一根指针。也就是说不论做什么都只看个大概时间。采用西洋计时法后,时间就被精确到了几点几分。过去的一刻是现在的两小时,单这点就够让人喘不过气了。更何况原本对几分钟这样的时间长短就没概念。要是再被提起几秒几秒的,简直有种寿命都变短的感觉。
我刚入职时住在本厅的宿舍。说是宿舍其实也就是旧津山藩邸的门长屋。从前的江户屋敷实在是设计得巧妙,门续的海鼠壁内侧,一水儿的全是足轻和奉公人的居所。
起床时间是六点。咋办?
在新选组驻地的时候也就算了,区区一个底层公务员怎么可能让你睡懒觉。想当年我也是太高估自己了,满以为只要忍耐一阵子身体自己就能习惯,但不论过了多久除了难受还是难受。到底是天生的夜猫子体质,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因为午饭前都是一副丢了魂儿的样子,甚至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说藤田就是个昼行灯[1]。后来上司找到我,让我不要勉强,还是换成夜班吧。
换夜班就不算勉强了?心里虽然不太乐意,还是开始了晚八早八的夜班生活。世道虽不稳,却也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正因如此,比起太阳我倒是喜欢月亮多些。
散发脱刀令是在明治四年,而废刀令则是在左等右等西乡无果后,于明治九年颁布的。
在多数还不适应新时代的人眼里,先前的“散发脱刀凭自愿”尚可接受,但“刀必舍”这样的布告就着实可笑了。
我倒没什么意见。毕竟警察官都是断了发的,刀也早换成了三尺棒。警察官算是最接近平民的官员,自然是要率先废刀断发,也算是做个榜样。
然而对于众多的士族而言,不能带着代表武士灵魂的刀出行简直就是一种屈辱,而这种感情是后世的人所无法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士族们心中的不平不满,就是在废刀令的颁布后达到顶点的。
武士之魂,说着好听,原本外出时佩在腰间的大小两把突然就没了,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安情绪吧。跟木屐的鼻绪断了或者光脚走路的感觉差不多。就是那种心里没底、浑身不舒坦的感觉,甚至还有些丢脸。
刀是有分量的,都说脱刀后的武士走不了直路,总是会一个劲儿地朝右边偏。对挑着扁担的小贩们而言,他们简直就是会行走的危险。虽然这只是个笑话,但因为不习惯而在腰间插上木刀或是木棒一类的大有人在。
蝙蝠伞和拐杖也就是在那阵儿流行起来的。至于发髻倒是没掀起太大的波澜。刀毕竟是利器,我们这些警察官在监督取缔它的时候,可以说是相当棘手的。相对而言发髻只是个没有任何危险的习俗,布告一类的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再说了,当时几乎两人中就有一个人已经断了发。同属法令,废刀令算是上头的命令,而断发令更接近奖励。其实剃月代结发髻这样的习惯,本来就挺麻烦的。因此就算上面不说,断发或是剃平头后的便利也口口相传,到后来大家都自愿剃了发髻。发髻在市内不见踪迹,应该是在明治中期之后了吧。征兵令是在明治六年颁布的。我之所以不去军队而是选了当警察,是因为一想到要跟百姓混在一起我就受不了。士族是成为巡查的资格,而军队里的士族都是将校。兵卒们都是征兵令召集来的百姓或町人。
放在现在,提这种区别是会遭人笑话的吧。不过在当时,口头上说四民平等,但阶级分别依旧十分明显。武士和百姓町人不会在一张桌上吃饭,也不会一同出行并肩走,更别提通婚了。
对那些百姓町人而言,征兵令算不上是什么坏事儿。先前也说过了,单是一天能吃上六合白米饭这点,就算是足够奢侈的待遇了。一天四钱的薪水,搁现在可能实在不算多,但那毕竟是一升酒只要两钱的时代,可以说相当不错了。而且每周六就能领到一周份的二十四钱。这恐怕跟新历的采用有关系。毕竟一周的概念还未形成,这也是通过调整军人的薪饷规则来让其深入人心吧。
一周领一次薪饷,每天能吃上六合米饭,周六的下午和周日还可以外出。有这样的待遇摆在面前,哪会有世上常说的什么征兵忌避。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能向国军输送兵力是乡党的荣誉,什么地主呀慈善家的,还会给参军的家属一笔钱作为奖励。就我知道的,有的村子每年赠予给留守宅的钱就有一百日元之多。按新货条例来算,一两是一日元,放早几年那可就是一百两啊。你就这么想吧,我最引以为傲的那把助广,也只是花两百两大枚金买的。当时的征兵令,大致就是这么回事儿了。
照理说高收入应该意味着相应的艰苦,但这点从兵卒身上却怎么也看不太出来。毕竟是新生的洋式军队,各个联队都是从法国请来的教官,别说是打骂,连训练都是比较松懈的。
看看外出时那些悠悠哉哉地在大街上溜达的兵卒,就知道他们有多乐在其中了。就算其中一部分人升到了将校的位置,让我跟那些人一起同寝共食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啊……你想听的是西南之役。
那我这些话你可能听着跟没边没际的闲谈差不多,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可一点都没弄错顺序哦。
西乡下野后警察官的大幅增员,就是考虑到军队尚未成型时以防万一的。
士族的话,剑术总是会的。若是参加过戊辰之战的人,不论敌我都会用枪,还有长途行军的经验。再看征兵令召集来的兵卒们,即使是那个动乱的时代,他们手里拿过的依旧只有铁锹锄头。
最关键的一点,武士自小受的教育里,如何战斗如何死都是道德层面的东西。而百姓町人压根儿就没这方面的觉悟。
戊辰之战是武士对武士的战役,单看人数也能知一二。然而武士对百姓的话,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场面了,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谁也无法预测。
西乡军就是再强势,人数上肯定比不过官军。但这一场战斗,不到真开打的时候一切都很难说。
就比如……有这么一个例子。
田原坂激战你知道吧。士官学校里应该是把这场战斗的全程当作野战的实例详细分析过才对。
那场战斗中,官军一天就消耗了三十万发子弹。
你不信?但不会错的。要是按照枪手的人头来算,用掉的子弹也是日俄战争中旅顺攻击和奉天会战时的好几倍……不,应该是好几十倍。
真正的弹雨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反倒是从身后胡扫乱射飞来的同伴的枪子儿。而敌人也毫不示弱地进行了反击。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子弹和子弹间竟然能在空中撞击炸出火花来。
为什么会用掉那么多子弹?那其实正是当时官军的真实实力。在恐惧的驱使下,他们没有瞄准没有任何准备,只是一味地扣动着扳机。三十万发可一点都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毕竟其中大部分都是代表怯懦的无用弹。
把没有必死决心的人拖上战场,就会落得如此局面。不论平日里训练得多勤奋,一旦站在关乎生死的战场上,人的本性就会显露无遗。
乃木将军的军旗被夺,正是在那种战斗之中吧。在如今的军人眼里,那的确是不该有的失态,但对了解田原坂一战的人而言,那种情况也并非不能理解。
不论将校发出什么命令,手下的兵就是不动。他们躲在仅有的掩体后,低着头闭着眼,只是一个劲地扣动扳机。在那样的战场上,毕竟只有小部分武士在拼了命地战斗,即使最后痛失军旗,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西南之役中和西乡军正面交手的,就只有我们警视队和近卫步兵。当时的近卫兵是陆军中唯一一支全部由士族编制起来的部队。也就是说,派上用场的终究只有武士。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战争看的不是人数。比我体会更深的,应该是陆军的指挥官和将校们了吧。 话题又扯远了。要再往下走的话,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告诉你。有一阵儿没出场了吧,那个市村铁之助。白河之战时,我丢下了铁之助。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有关那家伙后来发生了什么,走上了怎样的道路的事。非说不可,不然话题没法继续。我真是一点都不想记起来啊。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你是第一个听到的人,恐怕也是最后一个。就是你那张脸啊。我一直没说出口 ——你长得是真像那个市村铁之助呀。
注释:
[1]昼行灯:暗指无用的摆设。
永仓新八起得早。我是不明白他哪儿来的劲头,壬生寺六时的钟声还没响,就能听到他“起床!起床!”的嚷嚷声。我从前川的驻地搬到对面的南部大宅,就是因为受不了那家伙早上的待遇。
“阿一!偶尔也早点起来稽古一下能怎样!”那家伙老来扒我的被子。要是一两次还好,可他要是知道你不愿起来,就会每天早上跑来絮叨半天,说的做的还都是那一套。我是很讨厌早起,但我更讨厌缠人的家伙。
土方也起得早。不过他完全就是为了面子,不想自己睡得稀里糊涂的脸被别人看到罢了。虽然不至于挨个去把队士叫起来,但天刚亮,他就已经整理好发髻打理好胡须,一脸清爽了。
我虽然是个懒虫,但时不时还是能看见他那副尊容的。也就是说在我的酒瓶见底,跑去前川家厨房物色的时间,土方就已经起来了。对我的不良行径,他早就不抱期待,所以也不会多说一个字,只是会用一种看废物的眼神瞪我。
总而言之,在八木邸门前的道场进行朝稽古的,从来都是土方和永仓两个人。
倒是部下们遭了殃啊,我手下的三番队一直跟着我负责夜巡。也算是不良的物尽其用吧。
在京都的时候还好。后来长年的战场中,反正每天除了打仗就是睡觉,也没什么大问题。
可当了警察官后再这样就不成了。更糟糕的是,我入职不久前国家还把历法改了,在采用西历的同时还引入了二十四小时制。警署里也看不见和时钟,取而代之的是舶来的座钟。渗透生活的革新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和时钟基本都只有一根指针。也就是说不论做什么都只看个大概时间。采用西洋计时法后,时间就被精确到了几点几分。过去的一刻是现在的两小时,单这点就够让人喘不过气了。更何况原本对几分钟这样的时间长短就没概念。要是再被提起几秒几秒的,简直有种寿命都变短的感觉。
我刚入职时住在本厅的宿舍。说是宿舍其实也就是旧津山藩邸的门长屋。从前的江户屋敷实在是设计得巧妙,门续的海鼠壁内侧,一水儿的全是足轻和奉公人的居所。
起床时间是六点。咋办?
在新选组驻地的时候也就算了,区区一个底层公务员怎么可能让你睡懒觉。想当年我也是太高估自己了,满以为只要忍耐一阵子身体自己就能习惯,但不论过了多久除了难受还是难受。到底是天生的夜猫子体质,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因为午饭前都是一副丢了魂儿的样子,甚至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说藤田就是个昼行灯[1]。后来上司找到我,让我不要勉强,还是换成夜班吧。
换夜班就不算勉强了?心里虽然不太乐意,还是开始了晚八早八的夜班生活。世道虽不稳,却也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正因如此,比起太阳我倒是喜欢月亮多些。
散发脱刀令是在明治四年,而废刀令则是在左等右等西乡无果后,于明治九年颁布的。
在多数还不适应新时代的人眼里,先前的“散发脱刀凭自愿”尚可接受,但“刀必舍”这样的布告就着实可笑了。
我倒没什么意见。毕竟警察官都是断了发的,刀也早换成了三尺棒。警察官算是最接近平民的官员,自然是要率先废刀断发,也算是做个榜样。
然而对于众多的士族而言,不能带着代表武士灵魂的刀出行简直就是一种屈辱,而这种感情是后世的人所无法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士族们心中的不平不满,就是在废刀令的颁布后达到顶点的。
武士之魂,说着好听,原本外出时佩在腰间的大小两把突然就没了,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安情绪吧。跟木屐的鼻绪断了或者光脚走路的感觉差不多。就是那种心里没底、浑身不舒坦的感觉,甚至还有些丢脸。
刀是有分量的,都说脱刀后的武士走不了直路,总是会一个劲儿地朝右边偏。对挑着扁担的小贩们而言,他们简直就是会行走的危险。虽然这只是个笑话,但因为不习惯而在腰间插上木刀或是木棒一类的大有人在。
蝙蝠伞和拐杖也就是在那阵儿流行起来的。至于发髻倒是没掀起太大的波澜。刀毕竟是利器,我们这些警察官在监督取缔它的时候,可以说是相当棘手的。相对而言发髻只是个没有任何危险的习俗,布告一类的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再说了,当时几乎两人中就有一个人已经断了发。同属法令,废刀令算是上头的命令,而断发令更接近奖励。其实剃月代结发髻这样的习惯,本来就挺麻烦的。因此就算上面不说,断发或是剃平头后的便利也口口相传,到后来大家都自愿剃了发髻。发髻在市内不见踪迹,应该是在明治中期之后了吧。征兵令是在明治六年颁布的。我之所以不去军队而是选了当警察,是因为一想到要跟百姓混在一起我就受不了。士族是成为巡查的资格,而军队里的士族都是将校。兵卒们都是征兵令召集来的百姓或町人。
放在现在,提这种区别是会遭人笑话的吧。不过在当时,口头上说四民平等,但阶级分别依旧十分明显。武士和百姓町人不会在一张桌上吃饭,也不会一同出行并肩走,更别提通婚了。
对那些百姓町人而言,征兵令算不上是什么坏事儿。先前也说过了,单是一天能吃上六合白米饭这点,就算是足够奢侈的待遇了。一天四钱的薪水,搁现在可能实在不算多,但那毕竟是一升酒只要两钱的时代,可以说相当不错了。而且每周六就能领到一周份的二十四钱。这恐怕跟新历的采用有关系。毕竟一周的概念还未形成,这也是通过调整军人的薪饷规则来让其深入人心吧。
一周领一次薪饷,每天能吃上六合米饭,周六的下午和周日还可以外出。有这样的待遇摆在面前,哪会有世上常说的什么征兵忌避。
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能向国军输送兵力是乡党的荣誉,什么地主呀慈善家的,还会给参军的家属一笔钱作为奖励。就我知道的,有的村子每年赠予给留守宅的钱就有一百日元之多。按新货条例来算,一两是一日元,放早几年那可就是一百两啊。你就这么想吧,我最引以为傲的那把助广,也只是花两百两大枚金买的。当时的征兵令,大致就是这么回事儿了。
照理说高收入应该意味着相应的艰苦,但这点从兵卒身上却怎么也看不太出来。毕竟是新生的洋式军队,各个联队都是从法国请来的教官,别说是打骂,连训练都是比较松懈的。
看看外出时那些悠悠哉哉地在大街上溜达的兵卒,就知道他们有多乐在其中了。就算其中一部分人升到了将校的位置,让我跟那些人一起同寝共食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啊……你想听的是西南之役。
那我这些话你可能听着跟没边没际的闲谈差不多,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可一点都没弄错顺序哦。
西乡下野后警察官的大幅增员,就是考虑到军队尚未成型时以防万一的。
士族的话,剑术总是会的。若是参加过戊辰之战的人,不论敌我都会用枪,还有长途行军的经验。再看征兵令召集来的兵卒们,即使是那个动乱的时代,他们手里拿过的依旧只有铁锹锄头。
最关键的一点,武士自小受的教育里,如何战斗如何死都是道德层面的东西。而百姓町人压根儿就没这方面的觉悟。
戊辰之战是武士对武士的战役,单看人数也能知一二。然而武士对百姓的话,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场面了,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谁也无法预测。
西乡军就是再强势,人数上肯定比不过官军。但这一场战斗,不到真开打的时候一切都很难说。
就比如……有这么一个例子。
田原坂激战你知道吧。士官学校里应该是把这场战斗的全程当作野战的实例详细分析过才对。
那场战斗中,官军一天就消耗了三十万发子弹。
你不信?但不会错的。要是按照枪手的人头来算,用掉的子弹也是日俄战争中旅顺攻击和奉天会战时的好几倍……不,应该是好几十倍。
真正的弹雨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反倒是从身后胡扫乱射飞来的同伴的枪子儿。而敌人也毫不示弱地进行了反击。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子弹和子弹间竟然能在空中撞击炸出火花来。
为什么会用掉那么多子弹?那其实正是当时官军的真实实力。在恐惧的驱使下,他们没有瞄准没有任何准备,只是一味地扣动着扳机。三十万发可一点都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毕竟其中大部分都是代表怯懦的无用弹。
把没有必死决心的人拖上战场,就会落得如此局面。不论平日里训练得多勤奋,一旦站在关乎生死的战场上,人的本性就会显露无遗。
乃木将军的军旗被夺,正是在那种战斗之中吧。在如今的军人眼里,那的确是不该有的失态,但对了解田原坂一战的人而言,那种情况也并非不能理解。
不论将校发出什么命令,手下的兵就是不动。他们躲在仅有的掩体后,低着头闭着眼,只是一个劲地扣动扳机。在那样的战场上,毕竟只有小部分武士在拼了命地战斗,即使最后痛失军旗,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西南之役中和西乡军正面交手的,就只有我们警视队和近卫步兵。当时的近卫兵是陆军中唯一一支全部由士族编制起来的部队。也就是说,派上用场的终究只有武士。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才知道战争看的不是人数。比我体会更深的,应该是陆军的指挥官和将校们了吧。 话题又扯远了。要再往下走的话,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告诉你。有一阵儿没出场了吧,那个市村铁之助。白河之战时,我丢下了铁之助。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有关那家伙后来发生了什么,走上了怎样的道路的事。非说不可,不然话题没法继续。我真是一点都不想记起来啊。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你是第一个听到的人,恐怕也是最后一个。就是你那张脸啊。我一直没说出口 ——你长得是真像那个市村铁之助呀。
注释:
[1]昼行灯:暗指无用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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